陈月霞律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一、自首的成立条件

自首可以分为一般自首与准自首。

（一）一般自首的成立条件

一般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行为。根据刑法的规定及

相关司法解释，一般自首的成立条件如下：

1、犯罪以后自动投案。自动投案，一般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公安、检察、审判等办案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办案机关的调查谈话、讯问，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未被群众扭送时，主动将自己置于办案机关的合法控制下，接受审查与裁判的行为。

“自动投案”，一般应是犯罪人向公安、检察、审判机关等办案机关投案；对于犯罪人向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也应视为投案。投案的实质是将自己置于或最终置于公安、检察、审判机关的合法控制下，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与裁判。

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1）犯罪后主动报案，虽未表明自己是作案人，但没有逃离现场，在司法机关询问时交待自己罪的；

（2）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

（3）在司法机关未确定犯罪嫌疑人，尚在一般性排查询问时主动交待自己罪行的；

（4）因特定违法行为被采取劳动教养、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强制隔离戒毒等行政、司法强制措施期间，主动向执行机关交待尚未被掌握的犯罪行为的（如后所述，这种情形属于一般自首还是准自首，还值得研究）；

（5）其他符合自首的立法宗旨，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此外，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向公安机关报告的，以及交通肇事逃逸后又自动投案的，均应认定为自动投案。

犯罪人先投案交待罪行，后又潜逃的，不能认为是自动投案；以不署名或化名将非法所得寄给司法机关或报刊、杂志社的，也不是自动投案。“自动投案”，一般应是犯罪人直接向上述有关机关投案，但犯罪人因病、因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电信投案的，也应视为投案。

“自动投案”，应是在犯罪人尚未归案之前投案。如在犯罪事实未被发觉时投案；在犯罪事实虽被发觉，但没查清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投案；犯罪事实和犯罪嫌疑人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未被群众扭送时投案；犯罪后逃跑，在通缉、追捕的过程中投案；经查实犯罪人确已准备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司法机关捕获的，也应视为投案。被采取强制措施后逃跑然后再“投案”的，相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而言，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但对新犯之罪仍能成立自动投案。例如，甲犯抢劫罪后被逮捕，脱逃后又投案的，只成立脱逃罪的自动投案，不成立抢劫罪的自动投案。再如，乙犯盗窃罪被取保候审，逃往外地时又犯抢劫罪，然后向司法机关投案，如实供述抢劫事实的，只成立抢劫罪的自动投案，不成立盗窃罪的自动投案。

“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人基于自己的意志积极主动地投案。但是，在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待自己的罪行的，也应认为是自动投案（如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在其身上、随身携带的物品、驾乘的交通工具等处发现与犯罪有关的物品，导致行为人的交待对确定犯罪嫌疑人不具有实际意义的，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应视为自动投案；公安、检察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同样视为自动投案。但是，犯罪嫌疑人被亲友采用捆绑等手段送到司法机关，或者在亲友带领侦查人员前来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并如实供认犯罪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

“自动投案”不要求出于特定动机与目的。出于真心悔悟，为了争取宽大处理，因为亲友劝说，由于潜逃后生活所迫等，都可能成为自动投案的动机与目的，而不会影响自首的成立。自动投案意味着犯罪人自己主动投案，但任何投案都必然基于一定的原因；不要将引起犯罪人投案的原因，作为否定自动性的根据；不要因为出于争取宽大处理或生活所迫的动机，而否认投案的自动性。

2、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即犯罪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待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如实”的实质是既不缩小也不扩大自己的罪行。所供述的“自己的罪行”，是否已被司法机关掌握，原则上不影响自首的成立。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时虽然没有交待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但在司法机关掌握其主要犯罪事实之前主动交待的，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根据司法解释，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除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外，还应包括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前科等情况。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身份等情况与真实情况虽有差别，但不影响定罪量刑的，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等情况，影响对其定罪量刑的，不能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数罪中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的部分犯罪认定为自首。其中，犯有不同种数罪时，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部分犯罪的，就如实供述的犯罪成立自首，未交待的犯罪不成立自首。

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否则，不能认定为自首。特别要注意的是，犯罪人出于掩护其他共犯人的目的，有预谋地投案包揽共同犯罪的全部责任的，不能视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犯罪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为自己进行辩护，提出上诉，或者更正、补充某些事实的，应当允许，不能将这些行为视为没有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犯罪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但不退还赃物的，原则上也不影响自首的成立。

（二）准自首的成立条件

准自首（特殊自首），是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行为。其成立条件如下：

1、主体必须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正在服刑的罪犯。一般认为，被“采取强制措施”是指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采取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与逮捕。

2、必须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首先，行为人必须如实供述本人罪行；其次，所供述的罪行必须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根据司法解释，对于司法机关已掌握与还未掌握的判断，应区分不同情形：如果该罪行已被通缉，一般应以该司法机关是否在通缉令发布范围内做出判断，不在通缉令发布范围内的，应认定为还未掌握，在通缉令发布范围内的，应视为已掌握；如果该罪行已录入全国公安信息网络在逃人员信息数据库，应视为已掌握。如果该罪行未被通缉、也未录入全国公安信息网络在逃人员信息数据库，应以该司法机关是否已实际掌握该罪行为标准。

二、自首的法律后果

刑法第67条第1款后段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据此，对于自首的犯罪人应分清不同情况区别处理：

（一）犯罪以后自首的，无论罪行轻重，均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以后自首，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这是因为自首反映出犯罪人的再犯罪可能性有所减小，也使得司法机关能够尽快审查与裁判。

据此，在对有自首情节的犯罪分子量刑时，首先要根据不法与责任程度区分罪行轻重。如果犯罪较重，则应根据犯罪分子交待犯罪事实的完整性、稳定性以及悔罪表现等具体情节，决定从轻处罚还是减轻处罚。

（二）犯罪以后自首的，只是“可以”从宽处罚，不是“应当”从宽处罚。因为有些犯罪的情节特别恶劣，罪行特别严重，如果在结局上从宽处罚，必然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自首不以悔过自新为必要前提，因此，规定只是“可以”从宽处罚，能够防止犯罪人恶意利用自首制度达到其不当目的。但是，“可以”是一种倾向性的立法规定，所以，只要没有特殊原因，对自首就要从宽处罚。

（三）一人犯数罪时，犯罪人仅对其中部分犯罪自首的，自首的上述法律效果只是适用于其中自首的犯罪，对于没有自首的犯罪，不得以自首为由从宽处罚。

（四）二人以上共同犯罪时，自首的法律效果只适用于自首的共犯人，不能适用于没有自首的其他共犯人。

三、法院裁判观点及典型案例

1、自动投案后没有如实供述同案犯是否构成自首（杜某某、周某某抢劫案，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255号）？

裁判理由：在共同犯罪案件中，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和参与犯罪的程度不同，成立自首所要求的“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范围也是不同的。如就实行犯而言，有单独实行犯和共同实行犯之分。其中，单独实行犯是指行为人一人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个行为。因此，其所知道的同案犯主要是教唆犯或者帮助犯，在其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直接实施的犯罪行为，并交代其所知道的教唆犯或者帮助犯的犯罪行为，就应当认定为自首。但对于共同实行刑法分则规定的某个犯罪行为的共同实行犯而言，在其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时，必然要涉及到与其一起实施犯罪的同案犯的犯罪行为。因此，共同实行犯成立自首，不仅要求其在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直接实施的犯罪行为，还应如实供述与其共同实施犯罪的其他实行犯。否则，这种供述就是不彻底的、不如实的，因而不构成自首。具体到本案，被告人杜某某、周某某共同策划并共同实施了抢劫犯罪。如果被告人某某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必然要交代与其一起策划、实施抢劫犯罪的同案人周某某。但被告人杜某某在自动投案后，在供述主要犯罪事实过程中，包庇周某某，谎称同案犯是一东北青年，故意给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制造障碍，转移公安机关的视线。因此，这种行为不属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杜某某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自首。

2、如何理解“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411号，何某某强奸、盗窃案）？

裁判理由：如何理解“尚未掌握”，司法实践中不无争议，需要具体分析。我们认为，这里的“尚未掌握”，一般是指司法机关还未有一定的客观线索、证据合理怀疑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还犯有其他罪行。同时，这里的尚未掌握的“司法机关”也不能简单理解，即不仅仅是指正在侦查、起诉、审判的司法机关，也包括其他的司法机关。具体而言，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所犯余罪尚未被查明、通缉，或者虽已被通缉，但通缉资料不全面，内容不明确，现行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司法机关并不掌握或者很难、几乎不可能通过比对查证等方式在当时掌握该犯罪嫌疑人的所犯余罪的，则此时的“司法机关”仅指直接办案机关；如果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犯前罪已被通缉，对现行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司法机关可以通过通缉资料掌握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犯前罪的情况下，此时的“司法机关”应当包括通缉令覆盖范围内的所有司法机关。比如，一个犯罪分子杀人以后逃跑，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通缉期间该犯罪分子因盗窃被抓获，抓获后交代了杀人的事情，这种情况就不能认定是余罪自首。因为这种情况下的犯罪事实一般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都能够得到查实，所以这里指的“尚未掌握”的司法机关不能理解为其交代事实的那个司法机关没有掌握，也包括其他司法机关尚未掌握。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先行实施的犯罪行为虽已被其他司法机关掌握，但因地处偏僻、路途遥远或通讯不便等原因，客观上使现行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司法机关在对现行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难以了解到或发现该先行发生的犯罪事实的，可以将该先行实施的犯罪视为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这时的司法机关其实是指直接办案的司法机关。因此，这里“司法机关”的外延应当根据具体案情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化作一致界定。

3、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如何认定“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928号,喻某等故意杀人案）

裁判理由：基于上述所供事实和相关证据，我们认为 ,喻某是否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

(1)从所交代事实对定罪量刑的影响认定被告人是否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既包括定罪事实，也包括量刑事实。对于犯罪事实是否属于主要犯罪事实的认定 ,除了要看该犯罪事实是否属于犯罪构成事实 ,还要看该犯罪事实是否对量刑产生重要影响 。我们认为 ，一般应当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供述的犯罪事实对定罪量刑的影响程度，区分出主要犯罪事实和次要犯罪事实。如果无法区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交代的犯罪事实与未交代的犯罪事实的主次，或者未交代的犯罪事实对定罪量刑的影响明显大于已交代的犯罪事实，则不应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本案中，在确认被害人桑某的刀伤并非被告人余某某所砍的前提下，意味着被告人喻某、喻某某必定有一人砍到过被害人。而砍到过被害人的犯罪事实对量刑的影响明显大于准备砍击或者实施砍击但未砍到的犯罪事实。因此 ,喻某仅交代其拽住被害人的脖子让余某某砍，虽持刀准备砍击但未砍到的行为，不能认定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

(2)从交代同案犯关联事实的程度分析被告人是否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认定共同犯罪人的自首，关键在于准确地把握共同犯罪人“自己的罪行”范围。共同犯罪人自首时，除了交代自己所犯的罪行外，还需交代其所知的同案犯实施的共同犯罪事实。各种共同犯罪人自首时所供述的罪行范围，与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具体分工是相适应的，这是由共同犯罪的特性与自首的性质决定的。

4、如何认定“确已准备去投案”和“正在投案途中”（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811号,赵新正故意杀人案）?

裁判理由:“准备去投案” 表明主动、直接的投案行为尚未开始，只是在为投案做准备工作，而“正在投案途中”则表明投案的行为已经开始 ，即已经启程前往特定机关投案，只是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差距而尚未完成投案即被抓获。“准备去投案”需要一定的行为予以体现。在该情形中，行为人虽然尚未实施直接的、实际的投案行为，但并不意味着行为人不实施任何行为。“准备去投案”不仅是一种心理活动，还必须为投案进行了“安排或筹划”。而“安排或筹划”必须通过行为人实施一定的行为得以体现，因为抽象的心理活动不仅没有法律意义，在客观上也无法查实。只有具体的、现实的行为才能够成为“准备去投案” 的证据，如正在实施了解投案对象或者场所路线、为投案准备交通工具等行为时被抓获，这些情况一经查实，即可认定为“准备去投案”。

5、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能否认定为自首（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354号，王某某盗窃案）？

裁判理由：犯罪嫌疑人经公安机关口头传唤到案的情况，符合上述《解释》的规定，应视为自动投案。

首先，传唤不属于强制措施。被传唤后归案符合《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的“在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的时间范围。传唤和拘传不同，传唤是使用传票通知犯罪嫌疑人在指定的时间自行到指定的地点接受讯问的诉讼行为，它强调被传唤人到案的自觉性，且传唤不得使用械具。而拘传则是强制犯罪嫌疑人依法到案接受讯问的一种强制措施。通常情况下，拘传适用于经过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见，传唤与拘传有着本质的不同，法律并未将传唤包括在强制措施之内。

其次，经传唤归案的犯罪嫌疑人具有归案的自动性和主动性。犯罪嫌疑人经传唤后，自主选择的余地还是很大的，其可以选择归案，也可拒不到案甚至逃离，而其能主动归案，就表明其有认罪悔改、接受惩罚的主观目的，即具有归案的自动性和主动性。《解释》中尚有“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以及“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视为自动投案的规定，而仅仅受到传唤便直接归案的，反而不视为自动投案，于法于理都不通，也不符合立法本意。

6、行政拘留期间交代犯罪行为的能否认定自首（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468号，沈某某抢劫案）？

裁判理由：如果行政拘留仅仅是针对特定的行政违法行为，行为人在被行政拘留期间，主动交代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或者交代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非同种犯罪事实，符合自首条件的，应当认定为自首。而本案中，侦查机关对沈某某进行行政拘留，是由于侦查机关通知沈某某到派出所接受询问，其拒不交代才依据其赌博违法行为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措施，实际上是一种侦查的策略和方式，是基于将其确定为犯罪嫌疑人后而采取的一种变通侦查措施，其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问，开展进一步的侦查活动，防止犯罪嫌疑人脱逃，以收集更有力的证据。侦查机关未对其进行刑事强制措施，仅说明掌握的证据还不够充分，不足以完全认定其犯罪事实，并不是说没有证据证明其可能实施犯罪行为。该措施的启动使沈某某丧失了主动向侦查机关投案的空间条件。

7、如何理解内幕交易犯罪案件中的“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主要罪行”（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1019号，杨某某内幕交易案）？

裁判理由：在内幕交易案件中，由于系先由证券监管部门调查，故行为人一般均是先向证券监管部门投案，如果行为人预留联系方式，并在预留地址自愿等候有关部门处理的，比照“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的规定，应当认定行为人系主动投案。行为人在自愿等候有关部门处理过程中，被公安抓获到案不影响自动投案的认定。质言之，如果因行为人在等候处理过程中，因未能及时向公安机关投案而否认行为人自动投案，则可能导致内幕交易案件中的行为人自动投案不能。原因在于内幕交易犯罪往往由证券监管部门先行调查，监管部门依照调查结论作出行政处罚或者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行为人在等候处理过程中一般也无法确知调查进展情况．更无从知晓案件是否移送到公安机关。在行为人无法准确了解何时需要向公安机关投案的情况下，不能因部门之间的协调程序影响对行为人自动投案的认定。当然，如果行为人向证券监管部门主动投案并预留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后逃跑的，则因其不具有等候处理的自愿性，依法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