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阿婆夫妇婚后一直未生育子女。2012年6月，杜阿婆夫妇与外甥女阿萍达成附义务赠与协议，杜阿婆夫妇将房屋赠与阿萍，阿萍对杜阿婆夫妇履行赡养义务，负责杜阿婆夫妇生养病老。2012年11月，杜阿婆夫妇将原自住的本市赤峰路房屋出售，并用房款购买了本市巴林路的房屋，产权登记在杜阿婆与阿萍名下，二人按份共有，其中杜阿婆占1%，阿萍占99%。此后杜阿婆夫妇即迁至巴林路房屋居住，养老金账户卡交由阿萍保管，由其负责老人的赡养。2014年7月，杜阿婆又将巴林路房屋1%的产权份额转让给阿萍。杜阿婆的丈夫于2015年1月去世，后事由阿萍操办。杜阿婆已近九十岁，系肢体一级残疾的残疾人，生活需要保姆照顾护理，每月养老金收入仅3500余元。阿萍每月取出养老金后交给杜阿婆，并额外补贴3500元。

2017年下半年开始，阿萍对杜阿婆照顾较少，双方关系恶化。2017年底，杜阿婆收回了养老金账户卡，阿萍每月支付杜阿婆3500元至2018年1月。2018年2月至2019年7月，阿萍未支付杜阿婆赡养费。

杜阿婆认为，其已履行了赠与合同义务，阿萍应履行赡养义务。附条件赠与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应当平衡，其有权利享有更好的生活，阿萍应当在接受赠与的范围内履行赡养义务，而不应以自己的收入水平作为衡量赡养费的条件，故起诉来院，要求阿萍支付每月赡养费8000元。

阿萍认为，杜阿婆主张的赡养费标准过高，杜阿婆有退休工资，还有街道、残联的补助，加上其支付的赡养费3500元，足以维持原告每月的生活必要开销，其拿出家庭收入的30%对杜阿婆进行赡养，已尽其力。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杜阿婆与阿萍均认可双方之间系附义务的赠与合同关系，现杜阿婆已履行了房屋赠与义务，阿萍应当对杜阿婆尽赡养义务。阿萍系基于附义务的赠与合同关系对杜阿婆形成的赡养义务，并非基于直系血缘关系而产生的法定赡养义务，不能仅以双方的收入作为基数计算阿萍应承担的赡养费金额，还应结合阿萍已接受赠与的房屋价值等综合考虑。在不超过赠与房屋价值的基础上，杜阿婆完全有理由要求较为舒适的赡养条件。阿萍已支付的赡养费金额，远低于接受赠与房屋的价值。鉴于杜阿婆是高龄老人，且系残疾人，日常生活需要保姆护理，结合杜阿婆的养老金收入、本市生活消费水平、杜阿婆的实际生活需求，酌定阿萍每月支付杜阿婆赡养费7000元。

本案与常规的赡养费纠纷不同，双方当事人虽是亲戚，但并非直系血亲，赡养义务的产生系基于双方之间的附义务赠与合同关系，在一方履行合同约定的赠与义务后，另一方理应在接受赠与的范围内尽到赡养义务。首先，阿萍在接受赠与后，有较长一段时间未支付赡养费，违反了合同的约定义务，在老人年迈，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不履行赡养义务，将会使老人的生活陷入困苦，有悖于双方之间达成的附义务赠与合同的初衷，于法不当、于情不容；其次，相较于阿萍接受赠与的房屋价值来说，其已支付的赡养费远远低于受赠房屋的市场价值，如采纳阿萍的意见将造成利益失衡，若赡养费金额过低，也无法有效地赡养、扶助老人。老人生活所需的、合理的费用，阿萍理应在受赠的范围内尽量予以满足；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阿萍作为赡养义务人，应当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能够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