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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权有哪几种类型

处分权有哪几种类型

发布时间 :2018-08-13 17:15浏览量 : 274
处分权的分类:从企业资产角度来看,处分权可分为整体资产处分权与部分资产处分权。整体资产处分权是指某一企业整体资产的处分权。部分资产处分权主要指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占有、使用资产的处置和变动的权利。
  •   核心内容:处分权有哪些分类?整体资产处分权,部分资产处分权,法定处分权人中的所有权人和非所有权人的处分权人,行政处分权,这些处分权各自的内容如何。

      一、处分权的分类

      1、体资产处分权

      整体资产处分权是指某一企业整体资产的处分权。处分权包括:

      (1)决定资产整体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不同管理主体之间转让的权利;

      (2)企业资产的经营形式和企业组织制度的变更方面的权利,如企业实行兼并、分立、联营、股份经营等;

      (3)决定企业资产产权命运的重大变动。如企业的破产、清算、歇业、关、停、并、转等。

      2、分资产处分权

      部分资产处分权主要指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占有、使用资产的处置和处分权统计表变动的权利。包括:

      (1)企业的厂房、设备、生产工具、原材料、燃料及成品、半成品等有形资产的处分权;

      (2)企业的技术、工艺、专利权、商标权等无形资产的处分权;

      (3)企业的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的处分权利;

      (4)其他归企业拥有的部分资产的处分权利。

      二、法定处分权人

      1、有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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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明确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所谓“属于出卖人所有权”,显然意指买卖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可以作为出卖人。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即对标的物享有所有权之人,根据《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财产所有权人(注:此处《民法通则》使用的是“财产所有权”的表述方式,而不是“物的所有权”的表述方式,但这似乎不妨碍根据该规定确定物的所有权人,至少物是财产的一种。)显然可以处分自己的所有权,通过处分自己的所有权可以使作为所有权标的的物归属于他人,从而实现物与人的结合关系的变动,适应市场经济对市场资源的配置。

      2、所有权人的处分权人

      (1)概说。《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除了明确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之外,还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对标的物有权处分之人,应指依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可以处分标的物之人。《合同法》第132条的条文中既然是用“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显然是将这一类人与所有权人并列,因此是指所有权人以外的对标的物有处分权的人。所谓对标的物有处分权,显然是强调对该标的物上的权利进行处分能发生相关处分效力。

      (2)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人。根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29条的规定:“企业有权依照国务院规定出租或者有偿转让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固定资产,所得收益必须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根据该规定,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中属于国家所有财产有权进行处分,享有处分权。根据《公司法》第4条第3款规定:“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但是,公司显然可以出卖、处分国有资产,因此,公司可以作为国有资产的出卖人。

      (3)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3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或者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根据该规定,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的特定财产有权进行处分,可以作为该特定财产的出卖人。

      (4)清算组。《企业破产法(试行)》第24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宣告企业破产之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接管破产企业。清算组负责破产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清算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根据该规定,清算组对破产企业的财产有权处分,可作为该特定财产的出卖人。

      (5)担保物权人。根据《担保法》和《海商法》的规定,担保物权人在其债权未获清偿的情况下,可以将属于他人的担保物拍卖、变卖,并就变价优先受偿。

      三、行政处分权

      除了民法上的处分权外,处分权还包括行政处分权。行政处分权是行政监察机关的职权之一,指监察机关根据案件调查和监察检查的结果,对监察对象违法违纪应给予行政处分的,直接作出行政处分决定的权力。《行政监察法》第24条规定,违反行政纪律依法应当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行政处分的可以向主管机关提出建议,也可以直接给予行政处分。但应当按照国家有关人事管理权限和处理程序的规定办理。

     

     
  •   核心内容:夫妻共有房屋处分权的情形有哪些?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房屋所有权证书登记的权利人,夫妻、夫或妻一人,未办理或已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能否取得房屋所有权。

      近年来,由于房产价格的不断上涨,房屋买卖案件中,因悔约引发的纠纷居多,特别是夫妻单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出售共有房屋,夫妻另一方以不知道、不同意等理由拒不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的纠纷又占悔约纠纷的绝大多数。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其中第十一条规定“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共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损失,离婚时另一方请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文试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出发,结合日常生活以及民法理论,对夫妻共有房屋处分权的正当性进行分析。

      夫妻一方处分共有房屋的实务观点

      (一)日常生活中的几种情形

      情形一:该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房屋所有权证书上登记的权利人为夫妻人,夫妻一方与第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情形二:该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房屋所有权证书上登记的权利人仅为夫或妻一人,登记权利人与第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但未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

      情形三:该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房屋所有权证书上登记的权利人仅为夫或妻一方,登记权利人与第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且已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

      情形四:该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房屋所有权证书上登记的权利人仅为夫或妻一人,非登记权利人与第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情形五:该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共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损失,离婚时另一方请求赔偿损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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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析上述五种情形

      1、第一种情形中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应为效力待定合同。

      在此种情形下,对该房屋的处分行为必须取得夫妻双方的一致同意,任何一方无权单方处分房屋,夫妻一方如果与第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可认定为系无权处分,无权处分行为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但权利人不予追认而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如果第三人可以举证证明其符合善意取得的情形,则可依善意取得制度而取得房屋所有权。

      2、第二种情形依买受人是否为善意来认定合同的效力。

      未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的房屋买卖合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依买受人是否为善意来认定合同的效力。此处应当理解为是经有关部门依法登记为共有的房地产,买受人才完全有理由相信该登记权利人对该房屋具有完全处分权,如果包括未经登记为共有的房地产,则严重影响交易安全,且交易成本巨增。即此种情况下第三人亦完全有理由相信登记权利人对该房屋有完全处分权。当然,此时并不是所有的处分行为都有效,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区分买受人是否为善意。至于第三人是否为善意,在举证责任分配上,一般首先应推定该房屋出售行为是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如果夫妻一方有相反意见的,应举证证明,比如夫妻关系名存实亡、双方分居或其他夫妻关系不和睦等足以认定该房屋出卖行为非为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且买受人知晓此情况。首先,夫妻关系是基于婚姻而建立的一种特殊且具有很大人身信赖性的关系,如果夫妻关系正常,一方不可能隐瞒另一方非因日常生活需要来出售该房屋;其次,很多在现实生活中,原来是夫妻两个人一致同意出卖该房屋,然后一方签订合同后,发现房价上涨迅速,基于投资心理和欲望的驱使,另一方往往会以自己不知情或不同意为由来主张合同无效,从而达到再以更高价格将房屋另行出售从而获得更多利益的目的。故如果不区分情况就认定合同无效,对于善意买受人来说无疑是十分不公平的,而且也是一种交易成本的浪费。

      3、第三种情形也是依买受人是否为善意来认定。

      不同的是此种情形下买卖双方已办理完毕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故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与第二种情形相同,应依买受人是否为善意来认定。至于买受人可否取得房屋所有权,依据《物权法》第六条确定的公示公信原则,结合《物权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故依据公示方法所表现出来的物权即便不存在或内容有误,对于信赖此项公示方法所表现出来的物权,并与之交易的善意当事人,法律承认有和真实物权相同的法律效果,否则将严重影响交易安全,并导致交易成本巨增。因此,为维护物权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不能让信赖登记公信力的买受人来承担登记机关因登记错误而导致的不利后果,但此时买受人须为善意第三人。如果夫妻一方确实有证据证明第三人与另一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明知该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并且未获得其同意,而与另一方串通签订该合同,则可依据《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主张合同无效。如果被判定无效,第三人当然不能取得该房屋所有权,给不知情一方造成的损害应当予以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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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第四种情形应以买受人是否尽到了合理的谨慎审查义务来认定。

      该房屋虽系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但房屋的所有权证书中登记权利人仅为夫妻一人,依据《物权法》第六条确定的公示公信原则,结合《物权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故非登记权利人与买受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买受人在交易中的谨慎审查义务应大于一般情况,应视买受人有无尽到合理的谨慎审查义务而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如买受人通过事实判断和审查出卖人的陈述客观与否,可认为其尽到了合理的谨慎审查义务,则应认定合同有效。我国是以房屋产权登记作为认定房屋所有权的唯一标准,买受人可主张要求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只有在变更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情况下,房屋的所有权才被认定为完全转移,房屋买卖合同才算真正履行完成。当然,此时的举证责任应分配给买受人。

      5、第五种情形是合同生效后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补救。

      夫妻双方离婚已成为必然,夫妻关系不可避免地被解除时,因身份关系所产生的财产关系也随之消失,此时共同财产需要分割,夫妻双方有平等地分割共同财产的权利,就此款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擅自处分共有的房屋侵犯了另一方的财产所有权,离婚时另一方有权请求赔偿损失,这种离婚损害赔偿是夫妻一方因法定的严重过错行为而导致离婚的,并对无过错方造成精神或物质损失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赔偿的目的是要就已造成的财产损失予以补救,让受害方的利益得到救济,通过赔偿能够减少离婚后无过错方的生活困难,有利于提高单亲家庭的生活水平,赔偿的主要功能在于填补损害,预防制裁违法行为。

      

     
  •   核心内容:离婚处分权包括哪些内容?夫妻进行离婚诉讼时候,他们有权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和财产,还可以带走判决归其所有的财产。对离婚财产处分后悔,不存在法定的无效情形,当事人不能反悔。

      一、离婚处分权包括

      处分原则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原则。

      处分民事权利有两个涵义:

      1、在非诉讼阶段,可以自由地处理自己的民事权利,比如处分自己的财产,将所有权转让于他人,或者转让自己取得某些资产的权利。

      2、在诉讼阶段,如原告人可以自动放弃自己的请求,被告可以承认原告的请求,使双方达成协议,及时结案,终结诉讼程序。当事人有权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则是当事人依据自己的意思,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的诉讼权利。如原告可以在法院作出判决前撤诉,原、被告人可以在一审法院判决后放弃上诉权等。

      基于上述规定,在离婚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有权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和财产,对方无权对此加以干涉。如果在离婚后,一方再婚,并未丧失财产所有权,调解或判决归其所有的财产,自己可以有权带走。

      二、对离婚财产处分后悔怎么办

      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在离婚时对双方的财产状况是清楚、明知的,在签订离婚协议时也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故要想重新分割离婚时的财产的主张是不能得到法院支持的。作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公民在民事行为中有权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法院对这种行为加以保护。同时,法律要维护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对于出于双方意思自治签订的协议,如果不存在法定的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当事人是不能反悔的。作为债权人以通过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 1.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的纠正权。行政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与行政相对人或行政利害关系人合意达成和解以终结诉讼程序,根据依法行政的相关理论,这并不是对公权力的放弃,而是公权力正当行使的基本要求。

      2.行政自由裁量的再次选择权。行政行为分为羁束性行政行为和自由裁量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在进行自由裁量行政行为过程中,无疑享有自由裁量权,而自由裁量权就是一种公权力的处分权。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基于行政的目的、行政的效率和变化了的主客观条件,经过合理判断、自由斟酌,可以对行政事项再次选择行使自由裁量权。

      3.程序权利的自由处分权。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享有程序权利,如上诉权、申诉权、申请执行权等,也可以放弃程序权利以满足相对人的实体权利或诉讼权利。

      基于上述三种处分权,行政机关可以与行政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通过协商解决行政争议,行政诉讼也因而具有了可以调解或者协调的余地。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 仇慎齐

     
  •   无处分权的合同效力怎么判定?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对象指向的是“无权处分合同”,而非“无权处分行为”。在权利人未追认或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未取得处分权之前,该处分合同效力属效力待定状态。

      (一)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对象指向的是“无权处分合同”,而非“无权处分行为”。

      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在物权行为模式下与非物权行为模式下所指向的对象是不同的。在物权行为模式下,法律行为被区分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非直接处分标的物,唯就该标的物作成负有让与义务的法律行为,称之为负担行为。直接让与标的物(物或权利)之法律行为,称之为处分行为。

      在物权行为模式下,负担行为的效力不受处分权的影响,处分行为是相对于负担行为而独立化、无因化。在权利人未追认的情形,仅“处分行为”无效,而“处分合同”的效力不受影响。在非物权行为模式下,采纳统一法律行为,对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一体把握,将处分行为纳入债权行为之中,视标的物所有权变动为债权合同直接发生的法律效果,因此,只存在债权合同(这里即处分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而不另外存在处分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

      依据《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它所指的是“合同有效”,而不称“处分行为有效”,显然合同法立法思想是不采纳物权行为模式,因此,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直接指向“处分合同”,而非“处分行为”。

      (二)在权利人未追认或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未取得处分权之前,该处分合同效力属效力待定状态。

      所谓效力待定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不完全符合有关生效要件的规定,其效力能否发生,尚未确定,一般须经有权人表示承认才能生效。在无权处分合同中,无处分权人缺乏处分能力本应使订立的合同无效,但考虑到经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虽然属于无权处分,如果权利人追认或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没有理由强使其无效,这即符合追认权人利益,有利于促成更多的交易,也有利于维护善意相对人的利益。

      因此,在权利人追认前或无处分权人取得处分权前,将合同规定为效力待定合同,而不是简单地宣告该合同无效,是符合各方的利益的,权利人对效力待定合同追认后,或无处分权人取得处分权后,该合同就生效。

      综上可知,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对象指向的是“无权处分合同”,而非“无权处分行为”。并且在权利人未追认或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未取得处分权之前,该处分合同效力属效力待定状态。


     
  •    房地产市场分成保障型和市场型两种层次:市场型完全放开;保障型由政府引导市场力量介入,同样进行市场化运作。这是上海市房产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房地产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印堃华教授希望看到的房地产市场格局。他设想,以“顶”费模式,买断一定时限的房屋处分权,以此可以盘活整个房屋租赁市场。

      经过长久酝酿,上海已经开始启动用于保障的租赁房源建设,可能的一种运作模式是由地产集团或者其他机构购买房产股权的80%,也就是政府收购80%,其余20%用折算租金的形式收取。而在印堃华教授的设想中,对于住房租赁还有更完善和更系统的构架,比如将政府收购的份额下降到50%,也可以允许社会其他资金,如基金或者一些机构、企业参与投资,普通老百姓也可以通过一种特殊的“顶费”形式,参与分享房地产增值的收益。

      “这只是我个人的设想,具体政策正在研究。”虽然印教授一再强调只是设想,但记者认为不妨从专家的角度来探讨一二,毕竟上海的住房租赁建设刚刚开始。记者同时获悉,市房地局已经开始对“顶”费模式的调研。

      出“顶”费买“处分权”

      动迁补偿费虽然为数不少,但对于困难家庭来说,可能仍然不足以支付购买一套新房的房价。如果要买房,仍然还要自行筹措一笔不菲的费用,否则就无法改善居住条件。这是相当一部分动迁居民正面临的难题。对于他们来说,即将试行的租赁配套商品房给了一个购房之外的选择,可谓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尤其是对一些特殊群体,比如一对老夫妻,买一套产权房已经意义不大。印教授告诉记者,“对于这样的群体,交一个‘顶’费,这样就可以很低的租金,在相当的一个年限内使用该房产,余下的一部分动迁补偿费用,就可以用来改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

      “顶费”一词,最早出现在解放前的上海租界里。当时,不少洋行成片建造房子后,由个人出资“顶”下房屋的使用权永租权,其后可自用、转租,并可继承。印教授进一步解释说,“顶”费即为买断使用权。而根据其解释,记者将之理解为买断约定期限内的房屋“处分权”。

      具体而言,居民出“顶费”买下一段时间内房子的“使用权”后,入住后每月仍然要交租金,而租金的数额则为市场租金减去一定比例(该比例即为起初买下“使用权”的钱所占总价的比例)。在这段时限内,出了“顶”费的居民如果经济条件宽裕,也可以出资购买产权而无需再支付租金,“顶”费可以折算成房价的一部分,对大房东来说,“顶”费则分散承担了部分的投资风险,所以也愿意这样操作。

      构建各有所得的“三赢”局面

      实行“顶费”模式,会形成一个参与者均有所得的“多赢局面”。印教授分析,对于发展商来说,可以迅速获得现金流,分散投资风险,也可以这部分现金流作担保,向银行借贷,用于滚动开发。所收“顶”费也基本可抵消建造成本;对于“顶”费的支付者来说,虽然拿到的是使用权房,但一般来说,地段相对较好,今后每月缴纳租金相对便宜,低于市场租金,而且这种处分权可以转让,可以继承,甚至可以溢价买卖,有可能成为一个投资产品;对于政府来说,今后不可能继续由国家投资建造“公房”再低价出租,“顶”费模式可以6%-8%的投资回报率吸引一批民营企业、投资机构和自然人等社会力量参与作“大房东”、“二房东”,盘活了市场。

      印教授最希望倡导的一种模式是,发展商开发后,由投资机构将租赁权买下,以稳定的现金流作为收入,还可以通过封闭式基金模式打包出售给个人,使投资者有了长期稳定的租金收益,以及有机会分享房地产增值带来的收益。

      这种模式其实相当于商业地产中比较常见的经营权出让。印教授强调,这并非完全创新,而是将老模式进行改造,使之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这种模式也能够解决目前动拆迁过程中房源少的瓶颈。

      市场化解决保障难题

      印堃华认为,成熟的房地产市场应该呈现出以下格局:市场以二手房的租赁为主,租赁交易量大大超过购买交易量;存量房交易为辅,处于第二位;而新建商品房的交易量位于最后。这样格局才算相对合理,而上海目前以新建房源交易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只能是说明市场处在发育初期,尚不成熟。

      他指出,目前市场对于新建商品房有旺盛的需求,很可能10年后就不复存在。上海作为经济和金融中心,今后会有很多初次创业者和就业者涌入,大力发展租赁市场是大方向。但是,上海的售后公房和农民租赁房越来越少,充分发展租赁用房会有强大的市场前景。

      租赁房市场应该多发展小户型。商品房不仅要控制单价,更要控制总价。比如杨浦区的新房8000元/平方米。可是它旁边的46平方米老公房,在市场上出售可能单价更贵。因为小户型的总价低,造成客观上的供不应求。目前市场上开发商建造的小户型往往走高端路线,吸引社会资金,开发建造小户型的保障用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房地产市场结构矛盾。将来不妨由专业机构代理负责租赁方面的经营。国外的租赁房投资回报一般在9%-10%,如果是专业机构经营可以达到20%。以澳大利亚的房产租赁为例,个人可将其房产特别是位于风景名胜的房产拿出来,每年1个月为度假时间,余下的时间交给专门的机构经营,规模大者也可以自行经营。这种概念类似于分时度假。他指出,我国目前各地开发农村旅游房产、农家乐项目中的家庭旅馆,就是这种形式的萌芽。老百姓或者社会资金参与“顶”费模式,也可以通过此种途径获利。

      “引导保障用房市场化”一直是印教授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保障用房的比例过大很容易在社会上产生相当的依赖心理。香港政府已经有过经验,大量持续建设廉租房,不仅使政府财力负担过重,而且对市场的打击过大。如果政府一味对于保障用房大包大揽,将来很可能会出现问题。而导入市场化,政府就可以扩大对于低收入的覆盖面。

      政府应扶持租赁市场发展

      对于实现设想中的“顶”费模式,当前最主要的困难就是机构出租住宅的税费负担过重。相对个人租房只需要承担约5%的税费,机构介入住房租赁在税费方面的负担要沉重得多,共计有5.56%的营业税、12%的房产税,两者合计已经占到收入的18%左右,此外还有要缴纳利润33%的所得税,算下来仅税费的成本就在30%,再考虑20%的管理费,余下的空间仅在50%,企业还要承担经营风险、资金成本等等,实在是无法构成足够的吸引力。


      印堃华认为,对于面向特定租房人群,起到一定保障作用的租赁房产,政府应该提供优惠政策,启动租赁市场。他主张对土地进行明补,配套进行减免,税费实行优惠。当然政府也要相应地对房价控制提出要求。

      何为土地明补?就是假设市场价格是800万元/亩,那么用作这种建设项目的地价可以优惠为500万元/亩。这300万元/亩的差价就是政府提供的明补,同时可以要求实行限价。政府不可能长期建造大量的新房来用于住房保障。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地价进行明贴。设想是,在中、外环线之间,由政府拿出一些土地作为定向出让,开发商提出方案竞争,综合造价完全可以控制在4000元/平方米以内,开发商已经有合理的利润空间了。这样,一套面积75平方米的两房总价30万元。低收入者只需要以15万元“顶”下该房产在较长期限内的使用权,按照6%-8%的折现率计算,每月需付租金800元-1000元,租金低于市场价。如果经济条件宽裕,动迁户可自行支付另一半房款,以此获得该住房的产权。

      再比如说动迁拆除的面积是30平方米,而户主需要100平方米的新房。按照现行的做法只能是除了动迁补偿,还要自行去凑很大一笔钱支付房款。而按照“顶”费模式,可以用少得多的资金“顶”下使用权。然后,他可以自住,也可以交给一家专业公司用于投资经营,月租金水平为千分之五,一年的回报率就是6%,16年收回投资。此外还有资产增值的部分,“顶”家可以分享。6%的收益,扣除管理费,还有4%以上,这已经是非常好的投资产品了。再拿这种4%-5%的年回报率收益的产品上市,在市场上会有足够的吸引力。印教授认为,这样,完全可以通过社会投资的方式来解决住房租赁问题。

      同时,印教授认为,土地也可以进行租赁制的尝试,比如对于此类带有保障功能的定向用地,可以考虑出租土地使用权,今后再补地价。而总的原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化的住房保障应当是“自食其力,量力而行,租售并举,逐步改善。”

     
  •   廖某与刘某系两夫妻,夫妻俩以丈夫廖某的名义与其他诸人合伙投资经营一客运班线。2007年年初,廖某背着其妻子刘某将其在合伙投资的客运班线中所占的股份私下转让一半给詹某,并签订协议书,约定股份转让款为34900元,詹某不参与经营管理,詹某的红利由廖某每次从合伙经营中分红后再支付。直到2009年6月初,刘某才知道这件事,就要求丈夫廖某和詹某解除股份转让协议。

      这是笔者在实践中碰到的一个案例,是群众来访咨询的,后来这件事当事人之间私下和解处理了,未经司法程序。本案实际上就是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行为,实践中类似这样的情况也特别多。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恶意串通故意转移财产的,有一方擅自赠予的,有受胁迫的,有乘人之危的,但主要的还是当事人的法律意识淡薄,不懂法,认为有权自主处分,尤其是在某些丈夫具有“大男人”主义的家庭中更是常见。笔者认为,不管是基于什么原因,总的一点就是侵犯了另一方的财产处理平等权,侵犯了另一方的财产权利,故此,拟在这里论述下夫妻共同财产平等处理有关法律问题,夫妻之间正当性行使共同财产处分权,以抛砖引玉。

      一、什么是夫妻共同财产处分权

      所谓夫妻共同财产处分权,简单地说,就是夫妻之间对婚后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项,包括管理、转让、赠予、销毁等。这里所谓的平等处理权,就是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时,夫妻双方应相互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每人各占50%的处理决定权,当然夫妻生活期间因日常生活需要处理细小开支消费事项的除外。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同时,《婚姻法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

      二、正确区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

      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三)遗嘱或赠予合同明确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现实生活中,夫妻之间共同财产的成分比个人财产的成分要多的多,因此,笔者着重阐述下属夫妻一方的财产,除此之外,一般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一方所有的婚前财产。包括婚前个人所有的存款以及婚前购置的用于个人使用的生活用品、普通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比如车辆、房屋等,总之,只要是结婚以前已经存在的可计算的有形、无形财产都属于一方财产。

      2、因一方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是致害人因其侵害行为而向受害人个人支付的费用,用于保障受害人的就医和生活,属于专供一方个人使用的财产,应归一方个人所有。

      3、遗嘱或赠予合同明确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继承或赠予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但是,如果立遗嘱或赠予人,在遗嘱或赠予合同中指明遗产或赠予的财产归夫妻一方所有的除外。

      4、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如夫妻一方因身体、生活、工作、职业等特殊需要由个人使用的物品,但价值特别贵重的物品除外。

      5、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如根据婚姻当事人的财产约定,归夫妻一方所有的那部分财产为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夫妻之间约定归一方的财产应当有书面协议书。

      6、另外,夫妻一方是军人的涉及发放到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等一次性费用扣除夫妻共同财产有剩的部分应属一方财产。《婚姻法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发放到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等一次性费用的,以夫妻婚姻关系存续年限乘以年平均值,所得数额为夫妻共同财产。前款所称年平均值,是指将发放到军人名下的上述费用总额按具体年限均分得出的数额。其具体年限为人均寿命七十岁与军人入伍时实际年龄的差额。”这里发放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等一次性费用,在扣除规定所得的数额后有剩的部分应属于该军人一方的个人财产。

      三、夫妻共同财产处分权的正当性行使

      第一,夫妻共同财产处分权与夫妻相互代理权。

      所谓夫妻相互代理权,一般是指夫妻之间在处理家庭日常事务中互为代理人,可由一方自行做出决定代理另一方行为的权利,代理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对夫妻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夫妻相互代理权在大陆法系是一项普遍的亲属法制度,其中也包括夫妻相互代表权,是基于夫妻身份关系和共同共有理论而形成的,也有学者称作为家事代理权。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虽未明确确立夫妻相互代理权或称家事代理权,但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已有所体现。但夫妻相互代理权并不是完全的代理权,它实际上是一种具有特殊身份关系的限制性代理权,与合同法中的代理权是有所区别的,即首先,在处理日常生活中需要的细小事务,夫妻任何一方行使夫妻相互代理权处分共同财产,处分行为均为有效,另一方不得以未经其同意为由而主张处分行为无效,效力及于夫妻另一方;其次,在处理非因日常生活需要的重大事务时,夫妻一方在行使夫妻相互代理权处分共同财产,应该与另一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否则代理行为无效,效力不及于夫妻另一方,但相对方为善意第三人除外。《婚姻法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这里,考察是否为善意第三人,就看该人在夫妻一方处分共同财产行为中是否支付了合理对价。因此,夫妻共同财产处分权的正当性行使要求夫妻之间应当正当性地行使夫妻相互代理权,否则,在遇到合同相对人为善意第三人的情况下,处分行为即为有效,则必然出现侵犯到另一方的财产处理平等权,进而侵犯到另一方的财产权利。


      第二,夫妻共同财产处分权与追认权。

      夫妻共同财产处分权的正当性行使要求夫或妻正当性地行使夫妻相互代理权,然则,实践中也是存在夫妻一方在处理非因家庭生活需要的重大事务而处分共同财产的情况,以致夫妻一方的共同财产处分权出现非正当性。此时,夫或妻的非正当性共同财产处分行为处于一种效力待定的状态,需要夫妻另一方的追认,以矫正使夫妻一方行使的共同财产权处分权归于正当性。《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婚姻法的规定虽是带有身份属性的,有关财产处理的规定不能完全地依据合同法原理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但在规定的民事权利权限上是相通的,即夫妻相互代理权也还是属于代理权中的一种,只不过,夫妻相互代理权比较特殊,它带有夫妻特殊身份关系和共同共有的相关理论属性,以致它无需代理权限的证明文件,如代理合同等,只要他人知道是夫妻关系就可以。因此,在有些情况下,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不正当行使夫妻共同财产处分权,如单方赠予行为,不存在受赠予方的支付合理对价,使得该行为的效力处于待定状态,而根据赠予原理,赠予是不要式的,且是诺成性合同,以致出现合同法与婚姻法的冲突,但从身份关系角度分析,我们却不得不考虑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而在有些赠予行为是合法、合理、正当的,那么,就需要夫妻另一方行使追认权,以使夫妻一方原非正当性行使的夫妻共同财产处分行为矫正为正当性行使。

      第三,夫妻共同财产处分权与撤销权。

      夫妻一方滥用夫妻相互代理权,且相对方为非善意第三人下,侵犯了另一方的财产处理平等权,进而侵犯其财产权利,此时,使得另一方需行使权利以救济该滥用行为所造成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夫妻相互代理权的理论依据之一就是共同共有理论,此规定必然适用婚姻法中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那么,针对夫妻一方滥用夫妻相互代理权而致夫妻共同财产处分行为无效,而夫妻另一方的救济行为所行使的权利到底是什么一种权利?这实践中也是模拟两可的,是争议性问题。笔者认为,另一方的救济行为行使的是一种撤销权。撤销权是一种形成权,一般认为,撤销权针对的是合同的相对方与自己的合同关系,但婚姻法中的夫妻另一方的撤销权却针对夫妻一方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似与合同法中的撤销权不同,但应该说夫妻另一方所行使的该撤销权是一种具有特殊身份关系的撤销权,是基于“夫妻”这一特殊身份关系而将夫妻另一方与第三人牵连起来,因为夫妻一方滥用夫妻相互代理权而非正当性行使夫妻共同财产处分权以致另一方的财产权利受到侵害,因此,是可属于准当事人的(这也是有待研究的)。那么,在此之下,夫妻一方滥用夫妻相互代理权,且相对方为非善意第三人,则对夫妻共同财产处分权的这一非正当性行使需要司法上的救济,即通过行使撤销权来救济,请求撤销夫妻一方与相对人的合同关系,确认合同无效,以恢复夫妻共同财产处分权行使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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