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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立案标准

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立案标准

发布时间 :2018-06-25 17:08浏览量 : 5915
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立案标准是为使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向犯罪分子及其亲属泄漏有关部门查禁犯罪活动的部署、人员、措施、时间、地点等情况的;为使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向犯罪分子及其亲属提供交通工具、通讯设备、隐藏处所等便利条件的;为使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向犯罪分子及其亲属泄漏案情,帮助、指示其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及串供、翻供的;其他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行为。
  •   [案情]孔某,原系某市公安局看守所民警。犯罪嫌疑人张某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后不久,张某的叔叔找到孔某请其帮忙取保候审,孔某答应帮忙,后孔某打电话将张某的妻子陈某叫到家中,询问张某的基本案情。孔某在押解张某回监室的途中,张某请孔某帮助串供。孔某打电话将陈某叫到家中,告知串供信息。此后,孔某帮助传递写有串供内容的字条,陈某在收到孔某传递的口信和纸条后,多次与张某案件的关系人和证人万某联系,要求证人改变证言。证人万某在已经向检察机关如实作证的情况下,应张某妻子的要求翻证。

      [争议]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以被告人孔某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关于主体问题引起较大的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是特殊主体,即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看守所民警不具有直接查禁犯罪活动职责,不能成为该罪的主体,本案应构成徇私枉法罪。另一种意见认为,看守所民警可以成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主体。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根据刑法第四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主体为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8月6日公布的《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将本罪的主体解释为“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司法及公安、国家安全、海关、税务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正确界定本罪主体的范围,关键在于两点,一看其是否具有依法或受委托从事查禁犯罪活动的职责,二看其是否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何为“查禁犯罪活动”,到目前为止,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此概念尚无明确规定。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查禁”指“检查禁止”,结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包括从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或犯罪事实开始,到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判决的执行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监狱中罪犯的监管等整个过程的活动。这整个过程的活动,虽然是由不同机关的不同行为组成,但它们分工负责、互相配合,都是“查禁犯罪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构成统一的“查禁犯罪活动”整体。看守所作为羁押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的人犯的机关,其任务是保障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其监管职能系“查禁犯罪活动”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我国是实行侦押合一的国家,区别于西方国家的侦押分立,羁押属于查禁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侦查和关押虽然由侦查机关内部不同的部门负责,但是二者紧密配合,以共同实现打击犯罪的任务。

     
  •   根据刑法第417条之规定,帮助分子逃避处罚罪是指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认定有以下几个问题不易把握,尚需进行研究探讨。

      一、单位保卫人员、社区保安人员是否属于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本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即“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将之详细规定为: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司法及公安、国家安全、海关、税务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据此,对本罪主体的认定,不仅要看其是否具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而且要看其是否负有查禁犯罪活动的职责。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查禁犯罪活动的职责,是指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而行使的特定职责,或者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而行使的特定职责,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代表国家机关而行使的特定职责。对于既不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又不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的,显然不能认定为本罪主体;虽然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但不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也不能认定为本罪主体。非国家工作人员接受委托代表国家机关从事查禁犯罪活动的,因其接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而使其具有了查禁犯罪活动的职责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可以成为本罪主体。这仍然体现了职责与身份的统一。

      实践中发生的单位保卫人员、社区保安人员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行为,能否以本罪论处,需要具体分析。如果单位保卫人员、社区保安人员接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或者协助国家机关从事查禁犯罪活动,则可以成为本罪主体。如果向其职责范围内应当查禁的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应以本罪论处。如被告人王某、金某原系受国家机关委托辅助治安巡逻的上海某社区保安大队副大队长、中队长,2006年12月某日凌晨,被告人王某在社区内查获涉嫌盗窃上海某公司的物品共计价值人民币5000余元的李某及涉嫌收赃的范某的过程中,接受范某丈夫杨某的请托,私放了李某和范某,并将盗窃所得赃物交给范某处理。2007年1月某日凌晨,被告人王某、金某在社区内查获涉嫌盗窃前述公司之物品共计价值人民币1万余元的李某、葛某及准备收赃的杨某的过程中,接受杨某的请托,当场私放了李某、葛某及杨某,并将盗窃所得赃物交给杨某处理。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金某作为受国家机关委托负责辅助治安巡逻的社区保安大队副大队长、中队长,明知自己负有协助公安机关查禁犯罪活动的工作职责,却为犯罪分子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其行为均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遂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判处金某有期徒刑年一年,缓刑一年。笔者认为,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当然,代表或者协助国家机关从事查禁犯罪活动的单位保卫人员和社区保安人员,只有在其职责范围内才符合本罪主体条件。超出了职责范围,则不再属于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工作人员。如果对不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犯罪分子(比如,住在社区的贪污受贿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不以本罪论处,但可能构成窝藏罪或者包庇罪。事前有通谋的,应以共同犯罪论处。

      二、如何认定对犯罪分子的明知

      本罪的犯罪对象为“犯罪分子”,不包括违法分子。如果只是帮助违法分子逃避处罚的,不构成本罪。在我国法律中,“犯罪分子”这一概念的使用是否完全科学我们姑且不论,仅就刑法总则和分则中使用的“犯罪分子”概念来说,应指罪犯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本罪中的“犯罪分子”作为“帮助逃避处罚”的对象,应指触犯刑法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已经判处刑罚的罪犯又犯罪或者被发现有遗漏罪行的,作为新罪或遗漏罪行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也可以成为本罪行为人帮助逃避处罚的对象。

      本罪系直接故意犯罪,只有明知犯罪对象是犯罪分子的情况下方可构成本罪。否则,就是客观归罪。如果犯罪分子是被告人,在明知的认定上比较容易。但是,如果犯罪分子是犯罪嫌疑人,特别是尚未被抓捕但已经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如何认定明知?笔者认为,在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且帮助者亦对此明知的情况下,可以认定本罪行为人对犯罪分子是明知的,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情形:第一,明知已有证据证实所帮助的对象已涉嫌犯罪或亲眼目睹其实施犯罪;第二,明知所帮助的对象涉及的案件已被决定移送司法机关查处;第三,明知所帮助的对象是被司法机关正在或准备抓捕的人;第四,明知所帮助的对象是被采取强制措施包括羁押、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

      当然,在明知的认定上,对不同的行为人有不同的明知要求,应根据行为人职责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对直接参与案件办理的人员,其职责是审查发现犯罪、收集证据证实犯罪,那么对其明知的把握,要从案件查办已获取的证据来看,如侦查人员已知或应当知道案件中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涉嫌犯罪,即可认定其明知。而对于监管看守人员来说,只要其明知该对象是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人,就可以认定其主观上的明知,至于被监管人涉嫌犯罪是否有证据或证据是否充分不影响对其明知的认定。[1]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明知被羁押、被追捕的对象确属受陷害或被冤枉的无辜者而对其提供帮助并经查证属实的,不应以本罪论处。

      三、通风报信、提供便利是否需要利用查禁犯罪活动的职务或工作之便

      本罪的行为方法为“通风报信、提供便利”。所谓通风报信,是指向犯罪分子泄露、提供有关查禁犯罪活动的情况、信息,既可以当面口述,也可以通过电话、电报、传真、书信等方式告知,还可以通过第三人转告。所谓提供便利,是指向犯罪分子提供钱物、隐藏处所、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便利条件。通风报信和提供便利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2006年)指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1)向犯罪分子泄露有关部门查禁犯罪活动的部署、人员、措施、时间、地点等情况的;(2)向犯罪分子提供钱物、交通工具、通讯设备、隐藏处所等便利条件的;(3)向犯罪分子泄露案情的;(4)帮助、示意犯罪分子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翻供的;(5)其他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行为人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是否需要利用其查禁犯罪活动的职责便利(包括职务之便和工作之便)?笔者认为,本罪系渎职犯罪,而“渎职犯罪是发生在履行职责或行使职权过程中危害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的行为,履行职责或行使职权的过程,就是行为人利用职务或工作之便有所作为或不作为的过程,因此利用职务或工作之便是渎职犯罪的基本特征”[2]。本罪作为渎职犯罪的一种,理应具备这类犯罪的基本特征。当然,这里的利用职务或工作之便,一方面,并不是针对一般地、抽象地查禁犯罪活动职责而言,而是对具体犯罪所具有的查禁犯罪活动职责而言的。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及惩治犯罪活动的实际情况,国家对查禁犯罪的职权与管辖范围作了较为明确的分工和划分,各级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只在其分别管辖的范围内依法履行对犯罪的查禁职责,人民法院则对所有的刑事案件行使审判职责,行政执法机关只对与其行政职权有关的犯罪活动履行查禁并移交司法机关的职责,如海关只对走私犯罪有查禁并移交的职责,税务机关只对偷税、抗税、骗税等与税务有关的犯罪活动有查禁并移交的职责,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只对与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活动等有关的犯罪活动有查禁并移交的职责,等等。如果犯罪分子的犯罪活动不是行为人所在的国家机关或者受国家机关委托的单位职权范围内所管辖的,则行为人不负有查禁该犯罪分子的职责,即使向其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其逃避处罚的,因为不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而无所谓利用职务或工作之便,不能以本罪论处,但可能构成窝藏罪或包庇罪。另一方面,利用职务或工作之便并不完全是针对具体案件承办人而言的。也就是说,只要某种犯罪活动系行为人所在的国家机关或者受国家机关委托的单位职权范围内所管辖的,无论行为人是否该案的承办人,都负有查禁该犯罪活动的职责。虽然在共同查禁犯罪的活动中,由于具体分工的不同,承办人产生了职务便利,其他人产生了工作便利,各行为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时利用的便利条件可能有别,但无论是利用职务之便还是工作之便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其逃避处罚的,均违背了自身查禁犯罪活动的职责,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应以本罪论处。

      当然,如果行为人既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也没有利用工作之便,而仅仅是利用亲友、同学等关系在获悉查禁某犯罪分子的信息后,为该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由于其不负有查禁该犯罪活动的职责,也就不存在因帮助该犯罪分子逃避处罚而亵渎其职责的问题,因而不能以本罪论处,但可能构成窝藏罪或包庇罪。

      四、逃避处罚是否包括违法的减轻处罚

      一般认为,本罪中的“处罚”是指刑事处罚,不包括行政处罚。但是,“逃避处罚”是仅指违法的免受刑事处罚,还是也包括避重就轻,违法的减轻刑事处罚呢?

      笔者认为,所谓逃避处罚,是指逃避应有的刑事处罚,既包括应予刑事处罚而不给刑事处罚,也包括应予重刑罚而给予轻刑罚。例如,刘某有受贿多笔款物的嫌疑,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其家人为了减轻刘某的罪责,多次请求看管刘某(符合本罪主体条件,但又不具有刑事追诉权)的王某帮忙,并给予王某钱财。王某在接受刘某家人的请托后,为使刘某不对其中的50余万元贿赂款承担刑事责任,遂利用其职务便利为刘某与行贿人张某串通、伪造证据提供便利条件,结果案发。毫无疑问,本案中王某没有帮助刘某免受刑事处罚的目的,而是利用职务之便帮助刘某逃避部分刑事责任即违法的避重就轻,那么王某的行为能否构成本罪?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一方面,如前所述,所谓逃避处罚,是指逃避应有的处罚。那末,应判刑而不判刑,应重判而轻判,无疑都是逃避应有的处罚。另一方面,对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言,不管是帮助犯罪分子免受刑事处罚,还是帮助犯罪分子违法的减轻处罚,都是与其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相违背的。因此,对于帮助犯罪分子违法的减轻处罚这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渎职行为,也应以本罪论处。

      五、本罪既遂的成立是否需要致使犯罪分子逃避了处罚

      刑法第417条明确规定,“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即可构成本罪。从本罪罪状的表述来看,并未要求必须造成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结果,因此,本罪应是行为犯。但关于本罪的既遂标准,存在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出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目的,实施了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行为即成立既遂,至于犯罪分子是否实际上逃避了处罚,在所不问,但可以作为一个量刑情节考虑。[3]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行为,即构成本罪,是否事实上致使犯罪分子逃避了处罚,是区分本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4]

      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第一,所谓行为犯是指以实行法定的犯罪行为作为犯罪构成必要条件的犯罪,而结果犯是指实施的行为必须造成实际的损失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既然本罪是行为犯,则只要实施了法定的犯罪行为——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就成立本罪的既遂,如果还要求“致使犯罪分子逃避了处罚”这一结果,实际上是将本罪视为结果犯,与本罪法条的规定存在明显冲突。第二,所谓“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只不过是“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行为的主观目的所在,而非该行为的实然结果。我国刑法条文对结果犯的表述是较为明确的,比如,刑法第284条规定,“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即构成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据此,如果“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是表示结果,一般应将其表述为“致使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所以,本罪不可能是结果犯。那末,行为人出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目的,是否实施了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行为,应当是区分本罪既、未遂的标准,犯罪分子是否逃避了处罚,并不影响本罪既遂的成立。

      此外,根据刑法第417条之规定,本罪系情节加重犯,即情节严重的,法定量刑幅度升格。何谓“情节严重”,一般认为是指对犯罪行为具有比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综合评价。就本罪而言,并不是致使犯罪分子逃避了处罚就一定是情节严重,也并不是犯罪分子没有逃避处罚就一定不是情节严重。只有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才能准确把握本罪中的“情节严重”。如既要考虑行为人的犯罪动机、目的,又要考虑行为人的犯罪手段、后果;既要考虑行为人所帮助的“犯罪分子”罪行的轻重,又要考虑犯罪分子是否逃避了处罚等。司法实践中,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下列情形可视为“情节严重”:第一,向性质严重的犯罪分子或者犯罪集团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第二,多次向犯罪分子或者向多名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第三,犯罪动机、手段恶劣的;第四,因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造成严重后果的;第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六、本罪与受贿罪牵连时是从一重处还是数罪并罚

      在司法实践中,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行为大多与受贿行为并存,有的是先受贿再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有的则是在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后再索取或收受他人贿赂。在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行为与受贿行为的关系上,如果是先索取或收受他人贿赂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则受贿行为属于目的行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行为属于手段行为;如果是先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后索取或收受他人贿赂的,则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行为属于原因行为,受贿行为属于结果行为。无论行为人是先受贿还是先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两行为之间都具有牵连关系。在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行为与受贿行为分别构成本罪与受贿罪的情况下,两罪成立牵连犯。那么,对行为人是从一重处还是数罪并罚?学界对此见仁见智。笔者赞同数罪并罚说。本罪属于渎职犯罪,曾有学者论及渎职行为牵连受贿行为时指出:“除法律有特殊规定以外,对牵连犯一般应当数罪并罚,而不能单纯从一重处,渎职行为牵连受贿行为时也不例外,主要基于四点理由:首先,牵连犯中行为人实施了符合数个独立的构成要件行为,无论是手段行为牵连目的行为,还是原因行为牵连结果行为,这几个行为之间虽然具有手段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的关系,但实质上为数个危害行为,而非一个单独的危害行为;其次,对牵连犯从一重处有违我国刑法所坚持的客观主义的基本立场,可能导致量刑上的不平衡;第三,对牵连犯从一重处可能导致处罚不公和司法实践操作不便;第四,从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来看,择一重处只是个别规定,数罪并罚才是绝大多数。”[5]


      笔者认为,上述理由是中肯的。就本罪而言,侧重于行为人是否利用职务或工作之便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主要侵犯的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且本罪的成立并不要求谋取私利;而就受贿罪而言,侧重于行为人是否收受了他人贿赂,并不必然要求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索贿型受贿),也不以为行贿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为必要条件,其主要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因此,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而通风报信、提供便利,是本罪的基本行为特征,而收受他人贿赂则是受贿罪的基本行为特征,当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行为与受贿行为牵连时,行为人在事实上具备了数罪的基本行为特征,对社会造成了数种危害,那末,对行为人实行数罪并罚,不仅能够做到罪刑相适应,达到从严治吏的目的,而且能够避免因从一重处而导致顾此失彼,导致刑法评价的不全面。如被告人殷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受贿案:殷某原系上海某派出所副所长,当开设赌场聚众赌博的李某等人向其借用警用无线电台时,被告人殷某明知李某借电台将用于赌场以逃避公安机关查处的情况下,仍授意民警施某将其使用的警用无线电台出借给李某使用,李某则安排赌场人员负责监听该电台,掌握群众向“110”举报及公安机关查处该赌场的相关信息,从而多次逃避了公安机关的查处。被告人殷某在出借警用无线电台期间,先后四次收受李某给予的好处费人民币7万元,结果案发。在审判中,被告人殷某的辩护人认为,殷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行为与受贿行为成立牵连关系,应从一重论处。法院则认为,被告人殷某身为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公安民警,违反规定出借警用电台,为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提供了便利,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同时,被告人殷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受贿罪,应数罪并罚。法院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判处被告人殷某有期徒刑二年,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受贿赃款予以没收。笔者认为,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七、如何把握本罪与近似犯罪的界限

      第一,关于本罪与相关犯罪之共犯的界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不是共同犯罪中的帮助行为,而是为了使犯罪分子逃避处罚而实施的实行行为,包括单独实施和与犯罪分子共同实施。[6]一般情况下,行为人与犯罪分子事前通谋,在其实施犯罪后,为其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构成犯罪分子所实施犯罪的共犯,不以本罪论处。但是,因为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行为又构成犯罪分子所实施的犯罪与本罪的想象竞合,应从一重处。也就是说,如果犯罪分子所实施犯罪的共犯可能判处的刑罚轻于本罪可能判处的刑罚时,就不再以犯罪分子所实施犯罪的共犯论处,而应以重罪即本罪论处。

      第二,关于本罪与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界限。行为人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内容,如涉及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又触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属于法条竞合犯,应从一重处,即以本罪论处。

      第三,关于本罪与徇私枉法罪的界限。两罪均可由司法工作人员构成,都是职务犯罪,有时容易混淆。徇私枉法罪的主体为具有刑事追诉权的特定司法工作人员,即侦查、检察、审判人员,而不是一般的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司法工作人员与行政执法人员。具有刑事追诉权限的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采取伪造、隐匿、毁弃证据的方法掩盖犯罪事实,故意包庇使其不受追诉或者违法减轻其罪责的,构成徇私枉法罪与本罪的法条竞合,应从一重处,即以徇私枉法罪论处。但是,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追诉过程之外以及没有刑事追诉职权但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查禁犯罪活动职责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其逃避处罚的,符合本罪的构成特征,应以本罪论处。

      第四,关于本罪与窝藏、包庇罪的界限。窝藏、包庇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而本罪主体为特殊主体。一般主体实施为犯罪分子提供财物、隐藏处所,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行为的,以窝藏、包庇罪论处。而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上述行为的,则以本罪论处。

      第五,关于本罪与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界限。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使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逃避查禁,而通风报信,隐匿、毁灭、伪造证据,阻止他人作证、检举揭发,指使他人作伪证,帮助逃匿,或者阻挠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查禁的行为,既构成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也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属于法条竞合犯,应从一重处,即以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论处。第六,关于本罪与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界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客观方面表现为在诉讼中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主观方面系直接故意。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诉讼中帮助犯罪分子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既构成本罪,也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属于法条竞合犯,应从一重处,即以本罪论处。

     
  •   第三百四十九条 【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的,为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或者犯罪所得的财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缉毒人员或者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掩护、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犯前两款罪,事先通谋的,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论处。

      条文注释

      “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是指采取窝藏犯罪分子或者作假证明等方法,帮助犯罪分子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窝藏”毒品或者犯罪所得的财物,是指将犯罪分子的毒品或者进行毒品犯罪得到的财物隐藏在自己的住所或者其他隐蔽的场所,以逃避司法机关追查的行为。“转移”毒品或者犯罪所得的财物,是指将犯罪分子的毒品或者进行毒品犯罪所得的财物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以抗拒司法机关对毒品或者进行毒品犯罪所得财物追缴的行为。“隐瞒毒品或者犯罪所得的财物”是指当司法机关追查毒品和赃物,向其询问时,故意不讲毒品、犯罪所得财物隐藏处的行为。第三款中的“事先通谋”是指在犯罪分子进行毒品犯罪活动之前,与犯罪分子共同策划、商议并事后包庇犯罪分子或为其窝藏、转移、隐瞒毒品及犯罪所得的财物的行为。

      关联法规《禁毒法》第60条

     
  •   刑法第417条规定的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是指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行为。〔1〕此罪的立法渊源来自1991年9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惩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规定。该《决定》第9条规定:“有查禁卖淫、嫖娼活动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为使违法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向其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处罚。犯前款罪,事前与犯罪分子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当时这一规定仅仅是为打击那些帮助卖淫、嫖娼的违法犯罪分子逃避处罚而负有查禁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提供了法律依据。而在司法实践中,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其逃避处罚的情况,并非只存在于卖淫、嫖娼的犯罪活动中,向其他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其逃避处罚的现象并不少见。因此,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就规定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这一规定为惩处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犯罪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由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是一个新的罪名,在实践中,如何准确认定本罪,在本罪的犯罪主体、犯罪对象、犯罪行为、此罪与彼罪的划分等方面存在诸多争议的问题。笔者在本文中谈点粗浅认识。

     
  •   我国刑法第四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是指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行为。其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即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查禁犯罪活动”是指发现犯罪人、查清犯罪事实而依法进行的司法活动:“职责”从字面上解释是指职权和责任,是法律所赋予的特定权力和义务。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机关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

      实践中,对能否成为本罪主体有争议的几类人员有:一是行政执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二是依法或者规定有协助查处犯罪义务的人员;三是受委托从事查禁犯罪的工作人员;四是法院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笔者认为上述几类人员均不能成为本罪主体,理由是:

      一、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对此也有明确规定。我国行政监察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监察机关在办理监察事项中,发现所调查的事项不属于监察机关职责范围的,应当移送有处理权的单位处理;涉嫌犯罪的,应当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从上述规定看,行政执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发现犯罪的,只有且必须移送司法机关的义务,而没有查禁犯罪的职责。如果不移送,则有可能构成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如刑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的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

      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据此可以看出,协助公安、司法机关调查取证是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法定义务,且从道义上讲,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同犯罪作斗争的义务。公安、司法等机关在查禁犯罪过程中,往往需要其他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配合,这种配合虽有法定或者道义义务的性质,但不是一种履行职责的行为,仅能理解为一种协助行为。

      三、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是三个包容与被包容的概念,其外延是不相同的。刑法第四百一十七条规定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受委托从事查禁犯罪的工作人员仅是在查禁活动中起协助作用的人员,并不是依法负有查禁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本身不具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在侦查过程中享有的署名资格,当然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有论者提出,最高法院2000年9月通过的《关于未被公安机关正式录用的人员、狱医能否构成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主体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对于未被公安机关正式录用,受委托履行监管职责的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在押人员脱逃,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照刑法第四百条第二款的规定定罪处罚。”最高检察院2000年10月在《关于合同制民警能否成为玩忽职守罪主体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合同制民警在依法从事公务期间,应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这两个批复都明确了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的两种情况,因此,其他受委托从事查禁犯罪的人也应当是本罪主体。笔者认为此观点值得探讨:一是在渎职犯罪立法中,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渎职犯罪主体的例外只有刑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第二款的明确规定,对个罪中主体范围扩大的司法解释只能针对个罪而不能推定为全部;二是“两高”批复的两种情况都是属于玩忽职守的过失犯罪,大多表现为不作为形式,而本罪是故意犯罪,是行为犯,二者在构成犯罪的主、客观方面是不相同的。

     
  •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长富,男,1948年6月26日出生于上海市,汉族,大专文化,上海市杨浦区国家税务局暨上海市地方税务局杨浦区分局工作人员,户籍在上海市杨浦区长海一村36号201室;因涉嫌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于2001年9月2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被逮捕, 2002年9月23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陈玉霞、陈晓璐,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黄长富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一案,于2002年8月15日作出(2002) 杨刑初字第346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黄长富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02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先后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刘俊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黄长富及其辩护人陈玉霞、陈晓璐律师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被告人黄长富原系上海市税务局杨浦区分局(后更名为上海市杨浦区国家税务局暨上海市地方税务局杨浦区分局,以下简称“杨浦税务局”)工作人员。1997年,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以下简称“杨浦分局”)成立了税务案件侦查办公室(以下简称“税侦室”)。被告人黄长富由杨浦税务局安排至杨浦分局税侦室,帮助公安机关工作,并直接参与对危害税收征管案件的侦查工作。
      2001年4月,因万庆任法定代表人的上海港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勇公司”)受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调查,万庆的姑夫谢存荣至杨浦分局税侦室找到被告人黄长富,请求黄帮助探听有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调查情况。黄长富了解到杨浦分局税侦室已接到关于港勇公司涉税犯罪举报的情况后,通过电话透露给谢。尔后,谢于某晚到黄长富家,黄再次将其掌握的港勇公司被举报的情况向谢透露。谢随后又将探知的情况告知万庆。同月某日,万庆与谢存荣等人在本市某饭店宴请黄长富,席间,万庆直接向黄探听举报情况,黄即将港勇公司被举报的情况透露给万庆。
      随后的同月某日,被告人黄长富得知港勇公司员工王某被公安机关询问,且公安机关查处的是港勇公司与施文彪(系福建省晋江市人)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事实的情况后,即主动打电话给万庆,告知王某已被公安机关询问的情况。当晚,万庆再度约请黄长富吃饭,席间,黄将掌握的上述情况透露给万庆。万庆获悉后,即将港勇公司的财务帐册予以销毁。
      同年5月下旬某日,杨浦分局因万庆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准备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并派员至港勇公司办公地点找万庆未果。当日,万庆、谢存荣得悉此情况后,即由谢出面约请黄长富当晚在本市某饭店见面。被告人黄长富在明知公安机关寻找万庆未果的情况下,不但应约与之见面,而且还指使万庆先避一避,并答应次日到单位打听情况。分手后,万庆回到家中,被公安人员抓获。2002年3月,万庆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原审法院经法庭质证后予以确认并据以作出上述认定的证据有:
      1.证明被告人黄长富系国家税务机关干部、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的黄长富任职情况、简历和干部履历表等书证;
      2.证明被告人黄长富在杨浦分局税侦室工作、并直接参与税侦工作等情况的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关于建立税侦室的通知》,《上海市机关工作人员,国家公务员年度考核登记表》,被告人黄长富参与其他案件侦查工作所制作的讯问和询问笔录及黄长富签名的扣押物品清单,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对黄长富制作的笔录所作的字迹鉴定以及杨浦分局税侦室工作人员陈启生的证言。
      3.证人谢存荣、万庆证明被告人黄长富向谢存荣透露港勇公司被举报有涉税问题、向万庆透露港勇公司被举报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公安机关所查处的是港勇公司与施文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之事,以及2001年5月下旬某日,黄在公安机关寻找万庆未果的情况下,仍让万庆先避一避等情况的证言。
      4.证人郑蕾证明被告人黄长富曾在某饭店与谢存荣、万庆见面的证言。
      5.证人陈启生证明侦查万庆及港勇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的有关情况及被告人黄长富有条件了解到侦查情况的证言。
      6.证人万裕全证明万庆在到案前几周曾有在家撕毁“像是帐本”的本子的可疑举动的证言。
      7.证人王鹰证明其曾被公安机关询问等情况的证言。
      8.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有关万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侦破情况的“情况汇报”。
      9.证明万庆被定罪处罚情况的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02)杨刑初字第133号刑事判决书。
      10.被告人黄长富在侦查阶段就其主体身份及本案有关事实所作的供述。
      原审法院认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是指有查禁犯罪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行为。该罪的构成并不需要被告人在其直接职责范围内实施行为。被告人黄长富系国家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又在公安机关税侦室工作,在案证据已表明黄长富实际参与了税侦工作,具有查禁犯罪的职责,对办案纪律应有深刻的了解。尽管黄长富不是万庆一案的直接承办人,但在万庆所在公司被举报,公安机关已在侦查的情况下,仍几次向万庆等人泄露举报情况,其行为符合通风报信的条件。黄长富在完全知晓公安机关寻找万庆未果的情况下,指使万庆先避一避,具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故意。综上,被告人黄长富身为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其行为已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依法应予惩处。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百一十七条之规定,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判处被告人黄长富有期徒刑一年。
      被告人黄长富上诉提出,他把举报的事情告诉万庆和谢存荣是错误的,但是,他不知道举报的具体内容。他也没有叫万庆“避一避”,原判证据不足,定性不当。要求二审改判,宣告无罪。
      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黄长富的主体身份不具备查禁税收犯罪活动的职责,更不是万庆涉税案件的侦查人员,他在与万庆等人的交往中并不知道万庆是涉案的犯罪嫌疑人,也没有提示让万庆“避一避”,因此黄长富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黄长富无罪。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认为,本案诉讼程序合法有效,原审认定被告人黄长富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法院根据证据材料认定被告人具有查禁犯罪职责的主体身份并无不当,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被告人黄长富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能成立。原审法院定罪量刑并无不当,建议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根据经法庭质证确认的被告人黄长富的身份、履历和任职情况证明,公安机关的有关通知、情况汇报,黄长富制作的讯问和询问笔录及黄长富签名的扣押物品清单,检察机关对黄长富制作的笔录所作的字迹鉴定以及公安人员陈启生的证言,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以及谢存荣等多名证人的证言、被告人黄长富本人的供述等证据,认定黄长富系杨浦税务局工作人员,经杨浦税务局安排,在杨浦分局税侦室帮助工作,直接参与对危害税收征管案件的侦查工作。其间,黄长富先后两次将因工作上的便利获悉的港勇公司被举报涉税犯罪和涉嫌与施文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信息通报给当事人万庆,万庆在获悉被举报后销毁公司帐册,黄长富在明知公安人员找万庆的情况下,答应帮助万庆打听消息以及万庆被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等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被告人黄长富2001年9月25日和同年10月15日的供述反映,其第二次向万庆通报港勇公司被举报涉嫌与施文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时,万庆否认与施文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承认有偷逃增值税的行为。对此,他“不希望港勇公司有问题”,但内心确认“万庆肯定有犯罪嫌疑”。当万庆表示欲注销港勇公司,重新注册新公司时,他提示歇业要查帐,港勇公司要赶快歇业,不该留的帐不要留。万庆到案后的多次供述印证了被告人黄长富的上述供述。
      根据上述公安机关的“情况汇报”、上海海书工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及证人谢存荣的证言和万庆的供述,在税侦室决定直接调查港勇公司的时候,港勇公司已经歇业,几天后,新公司即上海海书工贸有限公司宣告成立,万庆仍旧在从事经营活动。2001年5月29日,万庆和谢存荣北京出差后一起回上海,回沪途中,万庆的父亲万裕全按税侦人员的要求,电话通知万庆回沪后直接回公司,公安人员找他了解情况。万庆接到电话后没有直接回公司,而是避开公安人员,私下约黄长富探听情况。因黄长富不了解情况,答应第二天打听一下再告诉万庆,万庆当晚回家后被公安人员抓住。
      谢存荣2001年9月21日的书面陈述,2001年5月29日他和万庆开完会从北京回沪的当天晚上约了黄长富,目的想问问黄长富有没有办法,黄长富表示,发票上的事情没有办法,就是叫他去查也得要查。只有暂时避一避。谢存荣也跟着讲还是先避一下再说。
      万庆在2001年9月11日和同年10月14日两次供述,黄长富让他“避一避”,并表示该“避一避”的意思是先不要与公安人员接触,等黄长富打听消息后再说。谢存荣在同年9月11日、12日和21日的三次陈述中,均提到黄长富让万庆先“避一避”,等打听到消息后再说。
      经侦支队2001年11月21日讯问万庆的笔录反映,万庆承认,1998年上海申集印刷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钱国强,要求万庆开两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申集公司,表明日后再开还给万庆,万庆就开了两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申集公司,价税合计17万余元。经侦支队2002年 3月31日对港勇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的“情况说明”反映,税侦室根据举报港勇公司万庆与申集公司钱国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线索,查实钱国强收受港勇公司万庆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万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16万元,造成国家税收流失2.8万余元。因尚不够对申集公司追究刑事责任,经侦支队令钱交纳税款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后,将该案移送杨浦税务局处理。“情况说明”还反映,万庆到案后除交待了公安机关掌握的其与申集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外,还坦白交待了经施文彪介绍,从其他单位大量虚进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02)杨刑初字第133号刑事判决书确认,万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价税人民币5,549,542.80元,并用于抵扣税款人民币806,343.94元。该判决书采信了上述公安机关关于万庆被传讯后主动交待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上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全部事实,认定万庆有自首情节。
      根据以上证据,被告人黄长富及其辩护人认为黄长富没有提示万庆“避一避”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案应当认定被告人黄长富内心确认万庆有犯罪嫌疑,主观上具有帮助犯罪嫌疑人万庆逃避处罚的故意。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刑法第四百一十七条规定,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犯罪是行为犯,如果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实施了向犯罪分子和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等帮助逃避处罚的行为,就构成了犯罪。被告人黄长富作为参与查处涉税犯罪活动的国家税务机关工作人员,负有查禁犯罪活动的职责和保守侦查秘密的义务,包括其本人参与和未参与的侦查工作的秘密。虽然黄长富没有参与查处万庆涉税犯罪案件,不掌握具体的侦查秘密和对案件进行侦查的部署和计划,但是,被告人黄长富与侦查万庆涉税案件的承办人员同室办公,具有获悉万庆案件进展情况的便利,具备一定的“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能力和条件,客观上黄长富也故意实施了向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的行为。因而,被告人黄长富具备“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主客观要件,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黄长富的行为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定罪正确。对被告人黄长富及其辩护人认为黄长富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要求二审法院宣告被告人黄长富无罪的意见不予采纳。
      由于万庆被举报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申集公司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万庆也没有逃跑,而且最终因自首而被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黄长富向犯罪嫌疑人万庆通报港勇公司被举报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等信息,提示万庆不要留帐册和“避一避”,以及万庆受提示后销毁帐册的行为,客观上没有起到帮助万庆逃避处罚的作用,没有发生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后果,其行为的社会危害尚不严重,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原审法院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不当,依法应予纠正,对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意见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百一十七条、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02)杨刑初字第346号刑事判决。
      二、被告人黄长富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免予刑事处罚。
     
  •   一、案情
      被告人杨有才,男,河南省新郑市人,原系郑州市公安局某分局借用人员,因涉嫌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于2000年6月27日被逮捕。
      郑州矿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杨有才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向郑州矿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郑州矿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被告人杨有才原系某企业保卫科工作人员,1997年5月起借调到郑州市公安局某分局治安科工作。1998年10月,杨有才与民警杨文罡等人查办铁东海等人奸淫幼女一案。铁东海归案后交代,其伙同王凯、郭俊锋、杨宝荣以及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共同奸淫了幼女。杨有才根据有关线索得知铁东海所称不知姓名的人就是付松召,即对付松召进行了传唤。1998年11月间,杨有才在接受请托人周朝尘(受付松召亲属委托)等的宴请和转送来的2700元钱后,即放弃了对犯罪嫌疑人付松召的进一步侦查、抓捕,也未向治安科负责人汇报付松召的情况。
      1999年12月9日,转人该分局刑侦大队工作的被告人杨有才到检察机关拿取对犯罪嫌疑人王凯、郭俊锋的批准逮捕决定书,因害怕王凯、郭俊锋归案后供出付松召,从而导致自己收受周朝尘财物的事情败露,于12月10日让他人通知王凯、郭俊锋二人“注意躲躲”。
      2000年1月4日,犯罪嫌疑人王凯被逮捕归案后,被告人杨有才参与押送其到拘留所,趁无人之际,杨有才交代王凯“不要乱说”。1月7日,杨有才同刑侦大队其他两名干警去北京将郭俊锋抓获后,当晚趁无人之机又交代郭俊锋“现在就你们四个,别再多说”。1月8日在看守郭俊锋去厕所时,又告诉郭“王凯也被抓起来了,说多了没啥好处”。2月29日,杨有才同赵建忠一同提审郭俊锋时,又趁看守郭俊锋去厕所之机告诉郭俊锋“别乱说话,您四个就您四个”。由于杨有才的上述行为,致使王凯、郭俊锋在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均未供述付松召参与共同犯罪的事实,付松召在该案的侦查及审查起诉中一直成为“不知名的人”,直至 2000年8月17日付松召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杨有才的上述行为才予败露。
      二、判决
      郑州矿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有才在郑州市公安局某分局借用期间,受指派办理铁东海等奸淫幼女一案,参与传唤、抓捕、审讯等工作,具有侦查职责,是司法工作人员。杨有才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对付松召进行传唤后,明知付松召为犯罪嫌疑人,在接受他人宴请及财物后,放弃了对付的抓捕,亦未向治安科领导汇报,致使付松召一年零十个月不能归案;后杨有才为使自己收受财物之事不暴露,又向该案两名犯罪嫌疑人通报被批准逮捕的消息,并在二人归案后指使二人做虚伪供述,致使二人在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一直不供述付松召参与共同犯罪的事实,付松召在该案侦查及审查起诉中一直成为“不知姓名的人”,未受到追诉。被告人杨有才为个人私利、贪赃枉法而包庇犯罪嫌疑人付松召,不使其受到追诉,其行为已构成徇私枉法罪,依法应予惩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00年12月 4日判决如下:
          被告人杨有才犯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一审宣判后,杨有才不服,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其上诉辩称,其本人在郑州市公安局某分局工作期间,是一名未被正式录用的借用人员,不是司法工作人员;其本人并没有告诉郭俊锋、王凯二人不要供出付松召,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不准。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杨有才在郑州市公安局郑州矿区分局借用期间,受指派办理铁东海等奸淫幼女一案,参与了传唤、抓捕、审讯等工作,依照有关法律及立法精神,应视为司法工作人员,其为个人私利而包庇犯罪嫌疑人,不使其受到追诉,有相关证据在案为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原审被告人杨有才上诉称其不是司法工作人员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称其没有指使王凯、郭俊锋做虚伪供述,亦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于2001年3月8日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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