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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产科医疗纠纷案例

最新产科医疗纠纷案例

发布时间 :2018-06-14 18:34浏览量 : 720
案例很重要,律师可以根据以前的案例,有针对性地研究案例。那么最新产科医疗纠纷案例有哪些?医疗纠纷是指发生在医疗卫生、预防保健、医学美容等具有合法资质的医疗企事业法人或机构的纠纷。产科医疗纠纷发生频率较高,比较不好处理。若发生产科医疗纠纷,双方当事人可以就医疗纠纷进行协商,也可以进行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还可就医疗纠纷起诉,起诉前注意收集证据。
  •    案情介绍:2003年1月6日,肖某被某医院初步诊断为:胃内基底肌瘤,无其他病症。医院于3月后对肖某实施胃底肌瘤切除手术。术后,医生告知肖某家属:患者脾脏已被切除。家属询问原因,主刀医生告知:是因胃底肌瘤与脾脏紧密粘连在一起,分离手术十分困难,强行分离可能损伤脾门处的动脉静脉血管;切除脾脏比可能发生的大出血,危及患者生命的后果要轻得多。为了达到手术目的而不得已采取了切除措施。肖某家属人为,医院在没有告知和征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摘除了脾脏,导致肖某失去部分胃体和脾脏,并且手术后肖某身体免疫力明显降低,频发感染、头痛、丧失了劳动能力,遂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
    法院认为,被告为避免患者的生命危险而不得已切除无病变的脾脏,但未履行告知义务和对患者知情权的充分尊重,从而剥夺了患者的手术方案选择权,存在过错。医院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点评:
    本案涉及患者的知情权、医方的告知义务。
    在医患纠纷案件中,患者的知情权是指患者有知悉自己的病情、治疗措施、医疗风险、医疗费用、医方基本情况、技术水平及其他医疗信息的权利。而患者的知情权及其选择权,必须依赖于医方的告知。
    从本案医方的医疗行为特征来看,患者被确认为胃内基底肌瘤且无其他病症。医院在没有履行向肖某及其家属告知义务的前提下,擅自切除了未发现病变的脾脏,显然属于治疗行为的过错,故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首先,医方没有向患者及其家属履行告知义务是违法行为。根据国务院、卫生部门等行政法规,告知义务有两种形式:1、直接告知(患者);2、迂回告知(不宜向患者说明,告知患者家属)。因医方违反上述法定告知义务,故是违法的。
    其次,医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不具法定免责条件。由于医疗是一种特殊行业,为了挽救患者生命采取紧急治疗措施,属于民法上的紧急避险。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的事先未履行告知义务,才能免责。但这种例外必须严格限制在客观上无法征求患者及其家属意见的紧急情况下,才能成立。本案中,属于非紧急情况下的未经告知而擅自切除患者脾脏的行为,属医疗行为上的法定过错。
    再次,确定医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以医疗事故的成立为前提。
    医方是否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应以是否符合一般侵权行为构成要件来决定。——即具备医疗行为确实存在过错、对患者生命健康造成了损害后果、行为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使不构成医疗事故也应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本案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由于医方手术中存在过错,造成对患者健康损害的后果,故医方应依民法承担侵权损害的赔偿责任。
     
  •       案例介绍:患者因上腹部疼痛到被告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急性胆囊炎,胆囊结石,并在全麻下行胆囊切除术,胆总管切开取石,T管引流术。由于T管植入及胆管修补不严密,造成胆汁流入腹腔内。术后第三天B超复查,发现胆囊窝内有积液,腹腔积液。术后第七天CT及B超检查仍发现有腹腔积液。血生化化验发现血液淀粉酶,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羟丁酸脱氢酶的值远远高于正常值,胆汁性腹膜炎诱发急性胰腺炎。血常规化验白细胞远远高于正常值,提示患者严重感染。此时患者已经出现衰竭症状,被告医院缺乏救治该病症的医疗经验,治疗措施缺乏针对性,救治不及时,延误了最佳抢救机会。由于被告医院救治不利,患者家属只好将患者转往湖北省人民医院。但是此时患者病情已经十分危重,入院后医院当即下达病危通知书并转入外科重症监护室(ICU),经抢救无效患者于2006年2月11日死亡。

    本代理人受原告的委托,受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根据事实、证据、法律和医学常识发表以下代理意见,请合议庭高度重视:

    一、 关于医疗过错行为
    (一)、手术前违反告知义务的要求,剥夺了患者及其家属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我国《执业医师法》规定:执业医师对就医者实施治疗前,必须向就医者本人或亲属书面告知治疗的适应症、禁忌症、医疗风险和注意事项等,并取得就医者本人或监护人的签字同意。
    被告虽然在手术前与原告签署了《外科手术知情同意书》,但是,被告并没有告知患者家属治疗的适应症、禁忌症,对手术风险也没有如 实,充分的告知,遗漏了手术可能造成急性胰腺炎等重大风险。
    被告违反告知义务,未充分告知手术风险,使原告在不知情,不能充分权衡利弊的情况下接受手术,被告的行为实际上剥夺了原告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另外,我们需要说明的是,胆囊手术引发急性胰腺炎并不是不可预见的,也并非“极其偶然”。医学教材《外科学》就明确指出,胆道手术的刺激,本身就可以引起急性胰腺炎,胆道手术刺激就是急性胰腺炎的发病原因之一。由此看来,被告医院在手术前的谈话,本身就存在疏漏,没有充分的履行告知义务。

    (二)、被告违反医疗技术规范与常规,进行胆总管切开取石,T管引流术。T管植入及胆管修补不严密,造成胆汁流入腹腔内。
    患者因上腹部疼痛到被告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急性胆囊炎,胆囊结石,并在全麻下行胆囊切除术,胆总管切开取石,T管引流术。被告医院《手术记录》中也记载了置入T管后“仔细缝合胆总管”并做“通水实验”。然而,患者术后第三天B超复查,发现胆囊窝内有积液,腹腔积液。术后第七天CT及B超检查仍发现有腹腔积液。这表明T管置入及胆管修补不严密,造成胆汁流入腹腔内。
    通常情况下,手术后都会有创面的渗血,渗液,一般情况下24-48小时可以被人体吸收,液体量不再增加并持续减少。但在该案患者实施胆囊切除手术后,出血漏液量大,出现的时间早,持续的时间长,对腹腔的污染严重,手术后第三天(2006-1-21)被告医院B复查显示胆囊窝可见4.4×1.9cm液体,腹腔液性暗区,深3.6cm,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手术后可以被人体吸收的渗血,渗液量,绝非报告中记录的“少量”,证明了被告医院在缝合修补胆总管时,存在疏漏,胆总管未完全闭合,胆汁流入腹腔,造成严重的后果。
    医学教材《外科学》也认为,胆囊切除术后,胆总管

    修补不严,胆管瘘,胆汁流入腹腔,胆汁性腹膜炎是造成手术失败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会造成严重的术后并发症。
    《外科手术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一书也指出:胆囊管结扎不牢,结扎线滑脱 ,贯穿缝扎时损伤胆囊管壁,都可以引起术后胆汁渗漏。
    (三)、胆汁对胰腺的侵蚀,诱发急性胰腺炎,并导致患者死亡。
    胆汁作为一种消化液,不需要其他消化酶的激活,可直接消化侵蚀周围的脏器。胰腺头部正处在胆囊的后下方,靠近小网膜囊的开口处,是上腹部比较低浅的部位,容易积聚液体。造成胆汁在此聚积,消化和侵蚀胰腺,引发胰腺炎。另外,胆汁对脂类具有专一,高效的消化作用,而胰腺的表面正是被一层磷脂膜所覆盖。当磷脂膜被侵蚀后,裸露的胰腺腺体被胆汁消化,出血,水肿,坏死。被告医院的病程记录中都有相应的记载。CT,B超等辅助检查也证明了这一点。

    (三)、手术过程中操作不符合无菌要求。
    医院《手术记录》记载:“自胆总管壁细针穿(刺),有胆汁流出,确认为胆总管”。“生理盐水冲洗胆道近端、远端,近端冲洗出泥沙样结石。将24号T管放置于胆总管内,仔细缝合胆总管。自T管内注入盐水后未见明显溢出”。“将胆囊床处止血,胆囊床处放置安可胶一支冲洗腹腔”。被告医院的手术过程操作不符合无菌要求,造成腹腔内严重感染:
    1.本案患者是慢性胆囊炎患者,胆道长期受慢性炎症侵蚀,其胆汁和泥沙样结石内,含有大量致病菌,术后的胆汁细菌培养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直接在腹腔内进行胆道穿刺和胆道冲洗,必然把大量致病菌播散到腹腔内,引起患者严重的感染性腹膜炎。
    2.作为医疗技术规范与常规,被告医院在放置T管前,应当对置管口进行灭菌处理,而《手术记录》中没有相应的记载,即在没有对置管口进行彻底灭菌的情况下就开始缝合胆道,这样操作无异于人为的播散致病菌,为后期的严重感染制造了条件。
    3.在开腹手术,特别是有可能污染腹腔的手术,作为医疗技术规范与常规,通常要用含有抗生素的药液反复冲洗腹腔,再缝合腹膜。然而被告医院《手术记录》中没有相关的记载,关腹前只是用为胆囊床止血的安可胶冲洗了腹腔。而该药仅仅对止血有作用,没有杀菌消炎的作用。所以被告医院不进行预防感染的腹腔冲洗是欠妥当的。[page]

    (三)、被告违反手术技术规范与常规,引发腹腔内感染。
    由于被告医院手术中没有很好的进行无菌操作和处理,手术后第二天,患者出现腹痛腹胀,血液白细胞:24×109/L,中性粒细胞93.6%,患者第三天体温高达39.5℃,虽然被告医院给予抗生素治疗,但是由于选取的抗生素对致病菌不敏感,手术后白细胞数一直持续升高,高热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术后感染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患者腹腔内感染不断加重,出现败血症的症状。最终导致患者死亡。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开腹手术后,都会有白细胞升高,发热等症状。这是自体吸收出血,血液成分诱发中枢性发热的正常情况。而该案患者,高热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手术后为持续性发热,白细胞数一直持续升高,说明引发腹腔内感染,进行性加重,出现败血症的症状。并非医院所说的体温得到有效的控制,感染得到有效的治疗。

    (四)、术前电解质补充不足,术后电解质监测不及时,手术前准备不充分。

    作为医疗技术常规和规范,对于患者手术前应当检测电解质水平,补充相对较低的电解质,提高患者的手术耐受能力,防止术后出现并发症。本案患者,术前电解质水平相对较低,被告医院没有充分补充。化验表明,患者的血钾,钠,氯都低于正常值,血糖和谷氨酰转肽酶都高于正常值。由于术后诱发急性胰腺炎,大量消耗电解质和体液,造成代谢性酸中毒,电解质严重失衡,患者手术后电解质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加速了患者的死亡。

    (五)、胆囊床处理欠妥当,安可胶止血不充分,造成术后出血。
    由于胆道周围血管丰富,手术切面较大,术中止血不充分,容易造成术后出血。按照医疗技术规范与常规,应当用电刀对胆囊床表面进行“烧灼处理”,以充分止血。而被告医院仅仅应用安可胶止血,而该药只适用于腹腔内少量渗血,对大量出血和渗液没有很好的凝血作用,势必造成术后继发出血,引发感染,产生其他病症。

    (六)、急性胰腺炎发生后,被告对患者的病因诊断不清楚,不及时,处理不得当,放任胰腺炎的存在与发展,延误了疾病控制和治疗的最佳时机,使患者丧失了被救治的机会。
    由于被告医院的治疗过错,患者从做完手术后,身体状况一直很差,病症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反而进一步加重,至1月22日血淀粉酶,尿淀粉酶,血脂肪酶的检测值远远高于正常值,被告医院才做出诊断,其救治措施也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致使患者血酶水平在较长的时间内处于较高的水平,造成患者大量消耗电解质和体液流失,对患者身体造成伤害,1月23日,患者出现低钙,低磷,低镁血症,肌酐和尿素氮持续升高。1月24日,CT检查:胰头水肿,周围渗出多,侧腹壁及肾周积液。1月25日,患者躁动不安,26日晚出现危重征象。纵观被告医院的整个救治过程,其辅助检查不及时,诊断延误,治疗不及时,在22日已经明确诊断的情况下,直到27日会诊才拿出一个系统的治疗方案。(证据7)
    医学教材《外科学》认为:尿淀粉酶升高比血淀粉酶较晚,在发病后12-14小时开始升高。患者1月22日尿淀粉酶的测定值为:10796.7u/l,远远高于正常值水平(尿淀粉酶:正常值为64(Winslow法),超过128U即有意义,急性胰腺炎时常在256U以上,最高可达4096U。),这表明在此之前的3-4天,尿淀粉酶的值已经开始大幅提高,并且足以明确诊断,被告医院早就应当做出明确的诊断,遗憾的是,被告医院没有及时检测血,尿淀粉酶,根本没有考虑到患者出现急性胰腺炎的可能,因此贻误了疾病的诊断。(起病后血清淀粉酶首先升高,较尿淀粉酶为早。一般8小时开始上升,24小时左右达高峰,Somogyi方法测定。正常值在100%以下,急性胰腺炎时常超过250%,一般如超过500%即可确诊)
    二、关于损害后果。
    患者虽然存在原发病症,但入院时除血压稍高外(入院血压为120

     
  •       福建省南平市下岗工人余战胜的儿子出生后落下脑瘫,经司法部技术鉴定中心鉴定,70页病历竟有68处被涂改,从而导致权威部门无法对该案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经过3年多等待,余战胜近日一审获赔20万元。深受病历涂改切肤之痛的余战胜呼吁:医疗部门应改用“两联”病历,让患者了解治疗真相。
    12月8日,余战胜在南平中级人民法院拿到了一审判决:被告福建邵武铁路医院赔偿余战胜的儿子和妻子医疗费等15万元,精神抚慰金5万元。为了这个结果,余战胜已经苦苦等待了3年零3个月。

    7年前,余战胜把怀有双胞胎的妻子李凤莺送进福建邵武铁路医院待产。第一胎顺利出生,可第二胎却没有了动静。据李凤莺回忆:医生将手伸入其产道对胎儿进行翻转,1小时后,第二名男婴分娩出生,比正常娩出时间迟了近半小时。第二名男婴一出生便有窒息、抽搐现象,医院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缺血缺氧,并伴有阴囊水肿、脑水肿。这些症状导致孩子落下脑瘫。

    2001年6月,余战胜将福建邵武铁路医院告上南平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部技术鉴定中心认定余战胜的妻子及儿子两份70页的病历共有68处被涂改。

    随后法院又先后委托司法部技术鉴定中心、北京市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鉴定“医院在诊疗护理过程中有无过错”,但两部门都认为原始病历有68处涂改,真实性已受到质疑,继续鉴定无实际意义,因此均不予受理。法院又委托中华医学会对该案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同样被退回。

    有关法学专家认为,医院篡改病历,致使医疗事故鉴定无法进行,并进一步导致法院无法认定责任,从而使得此类案件长期搁置,无法结案,这对患者权利的保护极为不利。对于这种情况,只有从制度建设入手,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事件发生。既然医院篡改了病历,就说明医院企图掩盖真相,如果医院不能举证,证明自己没有出现医疗事故,那么鉴定机构则无须再进行医疗鉴定,应直接推定为医院出现医疗事故,一切后果都应由医院承担。法院也应该本着这样的原则从速判决,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维护患者的权利,遏制篡改病历的歪风。

    对病历被涂改有切肤之痛的余战胜认为,医院应该采用“两联”病历,医生在记载病人病情、治疗情况时利用复写式病历,一式两份,一份由医院保管,另一份由病人家属保管。如果发生医患纠纷,鉴定机构在核对两份病历后就可以清楚判断双方是否存在篡改病历的情况,然后再依此做出事故责任认定。这种方式虽然给医生增添了些许麻烦,却为发生医疗纠纷后对病历进行鉴定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       案情介绍:患者姚某,男,35岁,系辽西某县的农民。2004年6 月23 日18:40许,患者姚某因急性恶心、呕吐并虚脱等症状急诊前往辽西某医院就诊,接受诊断和治疗。住院后,接诊的值班医生在匆忙之中并没有认真地向其家人询问病史,也没有对患者进行细致的体检,在没有足够诊断依据的情况下将患者大汗、虚脱乃至晕厥的症状初步诊断为有机磷农药中毒。并开始为患者实施针对有机磷中毒的卓怪瘟疲?谧≡汉?5分钟内先后三次经静脉给予阿托品,用总药量达205mg。2004年6月24日11:20患者死亡。患者死亡诊断为有机磷农药中毒。死者家属怀疑患者发生有机磷中毒的原因是否存在有人投毒和谋杀,在患者死后立即报了警。警方介入后,于2004年6月30日委托该地区的一家中心医院进行了尸体解剖。解剖发现,患者的各重要脏器没有特异性病理改变,“死亡原因为急性呼吸衰竭”。鉴于经治的医院出具的死亡诊断为“有机磷农药中毒”,警方为查明死因,又于2004年7月19日委托辽宁省公安厅进行了刑事技术检验,最终查明,死者姚某体内并无有机磷农药成分。显然医院对患者生前所做的有机磷农药中毒的诊断是错误的,并且由于这一诊断错误,导致患者的静脉里短时间内被注入了超过致死剂量2倍以上的阿托品。患者在注射了阿托品10多个小时之后,不是死于“有机磷中毒”,而是死于阿托品中毒。
      案例2、患儿李某,男性,接受治疗时为9岁儿童。1999年8 月8 日,患儿李某因右下肢外伤在辽南某市骨科医院住院治疗。患儿经该骨科医院入院诊查,诊断为“右胫腓骨中1/3骨折、右小腿皮肤外伤”。住院期间在该院接受了牵引复位保守治疗。3个月后患儿出院。出院时患儿的右踝部肿胀、疼痛,经治医生解释为软组织挫伤造成的,时间长了就可以吸收、消肿。此后的3年多时间里,患儿的右踝部始终肿胀疼痛,并没有逐渐地自动消肿,患儿家长曾经多次带着患儿到该医院拍片复查,均告知同样的诊断。过了3年以后,家长发现患儿的右腿比左腿短了一截。2003年8月25日患儿家长领着患儿进行最后一次复查时,选择了另一家医院,拍片后诊断为右踝部骨骺骨折、部分骨骺坏死。也就是说经过了3年多的时间一个被误诊和被遗漏的诊断才“浮出水面”。由于3年前该市骨科医院的误诊,导致被误诊处的骨骺骨折、骨骺分离没有及时得到治疗,因而出现骨骺坏死、甚至肢体短缩的损害后果。
      案例3、艾某,女性,68岁。2005年6月13日凌晨3时左右患者艾某突发上腹部疼痛,恶心未吐,家属立即将患者送至医方河北某市医院急诊救治。接诊的医生是一位内科医生,在进行了心电图检查之后,发现心电图存在ST段下移、心肌缺血表现,便先入为主将患者诊断为“变异性心绞痛、急性心梗?”收入内科病房。病房医生对该患者同样也没有详细问病史、细致体检,也没有围绕右上腹疼痛实施必要的辅助检查,误将急性胆囊炎误诊为急性心肌梗死。并施以完全错误的治疗,如杜冷丁、吗啡止痛、解痉治疗,既延误了有效的抢救时机,而且掩盖了病情。患者的急性胆囊炎在住院期间急剧恶化,在入院的十余个小时后,疼痛症状减轻、但却出现了严重的休克症状,实际上患者此时已经发生胆囊坏死、穿孔,形成胆汁性腹膜炎和感染性腹膜炎,并进展为感染性休克。尽管在次日凌晨(6月13日2时)实施了剖腹探查术,切除了坏死穿孔的胆囊,但由于抢救时间过晚,病情笃危,已经丧失了有效的时机,始终无法控制和纠正严重的感染和休克,患者最终于入院后的次日晨5:50死亡。

    【律师意见】
      上述案例存在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在医疗行为的诊断环节存在行为上的过错,要么临床诊断完全错误、要么遗漏重要的诊断。进而由于诊断的错误,导致依据诊断展开的治疗行为的错误,最终引发医疗争议。
    案例1之中医疗行为的过错主要是当事的医生疏于履行医师法定的注意义务,疏于详细询问病史,排除有机磷中毒的可能,此外体检过程流于形式,没有针对有机磷中毒的特异性体征如瞳孔针孔样改变、呼出的气体可闻及农药的气味等等,进行细致观察,也没有等到胆碱酯酶检验结果回报,或者根本没有进行胆碱酯酶的检测,就向患者的静脉内注入了大剂量的阿托品,而且一错再错,没有在发生错误用药阿托品中毒之后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挽救患者的生命,导致患者迅速死亡,引起医疗争议。该案后经当地医学会鉴定为医疗事故,双方经法院调解后结案,争议得以平息。
      案例2之中医疗行为的过错,则主要是当事的医生没有对患儿进行细致的体格检查,更没有认真阅读骨折的X片。同样存在疏于履行医师法定的注意义务的情形。患儿伤后在该医院住院之前和住院期间,曾经拍摄了10余张右小腿正侧位平片,其中有7张平片拍摄到了右踝部,该部位的骨骺骨折清晰可见,但是由于当事医生的疏忽大意一再被遗漏。伤后3年在外院发现骨骺骨折、骨骺坏死的诊断,为时已晚,患儿除右下肢短缩之外,右踝关节的功能也明显受限。从医学角度讲患儿发生骨骺骨折、骨骺分离后只要诊断及时,治疗并不困难,预后也很乐观。但是一旦漏诊了这一部位的骨折,后果往往很难弥补。本案的医疗争议,正是由经治医生的疏忽大意开始的,本案经省医学会鉴定为医疗事故,后经法院判决结案。
      案例3之中医疗行为的过错,同样是当事医生的疏忽大意、疏于履行注意义务所致。接诊医生由于所从事专业对思维的限制,仅仅进行了一项心电图检查就草草诊断为心血管疾病并收入心内科,病房的医生先入为主,继续急诊医生的错误,没有进行认真的体检,也没有细致观察病人,进行必要的辅助检查,实际上即使按照其心绞痛、急性心梗的诊断,也是同样没有进行认真的鉴别诊断。否则就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误诊了。长时间的误诊乃至误治导致病情恶化,患者最终预后不良和医疗争议的引发,也再所难免。此案经河北省医学会鉴定为医疗事故,双方的争议经当地法院调解解决。
      上述3个案例之中提示我们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知道,法律意义上的全部医疗行为可划分为诊断行为和治疗行为,也就是临床医学中的诊断环节与治疗环节,其中,诊断环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诊断行为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以下的治疗行为是否正确。从医学上讲,如果做到诊断环节正确无误,除了坚实的医学理论与实践功底之外,还需要医生必须拥有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从法律上讲,医师在其执业活动中,对患者应当履行必要的预见义务、注意义务和施以最佳治疗方式的义务。其中重要的义务之一就是注意义务。这一义务不仅需要贯穿医疗行为的全部过程,是临床医学对于一名医生的基本要求,而且也是法律上的一种强制性的约束、即法定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二条、二十三条、二十四条等条款从法律上规定了这一注意义务。法律既是升华于社会的习惯与道德,同时也是医学科学原则的概括与体现。

     
  •   案例介绍:西城法院审结一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判决被告某医院给付原告小桑医疗、误工、丧葬等各项损失125万余元。

      2003年10月17日,余某在被告某医院处进行试管婴儿移植术,此后一直由被告负责孕期的围产检查。2004年6月24日至28日,被告5次为余某注射催产素。6月27日9时,被告为余某实施人工破膜加催产素引产,在长达近15个小时后,余某才于当晚23时许在产钳帮助下分娩出一女婴,即原告小桑。患者余某被转至普通病房后不久突然出现不适,心肺突然停止并丧失意识。在被告为深度昏迷的患者实施子宫全切除术后,患者于9月18日死亡。原告小桑脱离母体时即有窒息、头部中度异形、颅内出血等症状,被转至市儿童医院救治,目前仍在继续治疗观察中。

      法院认为,余某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被告应承担主要责任。因被告在诊疗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被告应退还患者余某和小桑住院治疗期间发生的医疗费。余某住院治疗期间的误工费,桑先生陪护余某及小桑住院期间误工费,桑先生、余某父母往返医院的交通费、被扶养人的生活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余某和小桑住院伙食补助费、病历复印费、卫生用品及营养品费用、精神损失费等应由被告予以赔偿。赔偿的具体数额,由法院确定。

      原告认为,被告在明知患者所怀的是极其珍贵的试管婴儿,且血小板严重低下不适宜正常分娩的情况下,拒绝实施剖宫产分娩,已严重违反医学常规。患者产生前和生产过程中,被告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和全面、及时的告知义务。患者昏迷后,被告急救措施不力,监护措施不当。被告存在严重的医疗过错,是导致患者死亡以及原告小桑出生异常的直接原因,给患者余某和小桑造成严重的人身损害,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无法弥补的精神伤害。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医疗费等各项损失152万余元。

     
  •   案例介绍: 李某在两次怀孕待产入住医院期间,由于两所医院在实施剖宫手术过程中,误扎左右输尿管造成肾功能损伤。因双方就赔偿问题协商未果,于是,李某一纸诉状将弋阳县甲医院和弋阳县乙医院告上法庭,要求接生的两所医院赔偿损失17余万元。4月26日,江西省弋阳县人民法院调解了此起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由被告弋阳县甲医院赔偿原告李某各项经济损失计13.8万元;原告李某与两被告同意后期治疗费用依据有关治疗凭据另行支付或起诉。
      2001年,原告李某临产,住入弋阳县甲医院处妇产科,1月14日经过各项检查后,对原告实行剖宫手术,生一男孩。时隔4年,原告再次临产,住入弋阳县乙医院处妇产科,2005年1月25日,又对原告实施了剖宫产术,生一女孩。手术完毕,发现原告无尿并全身水肿,经检查,为双侧输尿管被缝扎。

      经江西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定,原告2005年1月25日在弋阳县乙医院进行剖宫产术时,医生误扎右侧输尿管造成四级医疗事故,应负完全责任。同时认定原告左侧输尿管下段的梗阻,左肾无功能以及重度积水,反映病理时间较长不是短期内左侧输尿管下段梗阻所能导致的。于是,原告在2006年9月20日就左侧输尿管梗阻申请医疗事故鉴定。上饶市医学会上饶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定,本病例属于三级甲等医疗事故,弋阳县甲医院承担主要责任,并建议进一步积极治疗。

    治疗期内弋阳县乙医院支付原告医疗费用13698.1元,因双方对其他费用协商未成,原告遂诉至法院,要求医院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17余万元,并承担后续治疗的相关费用。

    案件在审理过程中,经法官多次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由弋阳县甲医院赔偿13.8万元的赔偿协议。

     
  •       妇产科医疗意外及并发症医疗纠纷 妇产科本身工作特点是十分繁忙的快节奏。病情变化快,床位周转快,意外情况多。要求妇产科的医生护士工作熟练,迅速而冷静地判断,果断而沉着地处理。妇产科的医疗工作意是在夜以继日高度紧张之中进行着。在紧张的工作中,无论是在判断上还是在治疗上,稍有疏忽就会出现差错事故。

    而另一方面是对新生命的诞生充满希望的家庭,特别是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家家都希望独生儿女是健康的。他们把母婴的安全和对新生活的美好希望都交给了医护人员,缺少意外情况的思想准备。而产科的问题总是来势迅猛,危害严重,这时病员及家属的心理承受如落深谷,与医务人员认识分歧迅速反映出来形成纠纷。如果医务人员解释不当或不被理解,则矛盾冲突尖锐并扩大。

    这就要求妇产科医护人员责任心很强,认真观察产程,分析动态变化,做好各种意外情况应急的求治准备。同时严格交接斑和二线值班等制度,加强巡视,弥补低年医生的经验不足。

    例如:因子宫Ⅲ度脱垂入院,在硬膜外麻醉下行阴道式全子宫切除术,术前未行清洁灌肠准备。术中找天腹膜时患者排大便3次,当即清洁消毒,并静脉滴注庆大霉素16万u。术后继续用庆大霉素、青、链霉素,但一直有低热。术后5天拆线,6天行1、2、3灌肠后,距阴道口1cm处全国各地口裂开1.5cm,流血流多,用明胶海棉压迫止血。改用四环素、庆大霉素、氨苄青霉素、输血、中药扶正、纠正水电解质失衡等,体温仍不降。2次血培养阴性,阴道分泌物培养为金黄色葡萄球菌。术后27天突发腹痛,继而解稀便1次,下腥部压痛与肌卫明显,肠呜音减弱,X线检查见小肠胀气,无液平,抢救无效3天的死亡。

    1.确因病情危重或有其它合并症,需要紧急抢救的病人,虽经认真治疗,精心手术,仍在手术中发生死亡或遗留其它并发症等不良后果者,应属医疗意外或并发症。

    2.在助产中,观察产程认真、仔细,但由于产妇配合不好,或因难产,如巨大胎儿、臀位产等,发生会阴Ⅱ度撕裂伤需常规修补,或发生耻骨联合分离等,属医疗病发症。

    3.感染性流产、滞留流产、有手术痛疤痕的子宫、恶性葡萄胎、绒毛膜上皮癌、子宫体腺癌等患者,其子宫原有病灶均可增可穿孔的机会,故按正确的技术操作规程进行刮宫者,发生了宫穿孔属医疗并发症。

    4.先天性畸形患乾,解剖关系异常,手术中造成脏器损伤后,及时处理,无不良后果者属医疗并发症。

    5.产妇病情已很危重,为抢救母婴生命,必须迅速结束分娩而施行剖腹产手术、臀位牵引手术、器械助娩等,发生新生儿产伤或新生儿死亡,属医疗意外或并发症。

    6.产妇极不合作,如妊娠合并精神分裂症,由于病人意识不清楚,兴趣动狂躁,行为不能控制,引起了子宫破裂或胎盘早期剥离,经抢救无效造成死亡者,属医疗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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