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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价格垄断法律规定

反价格垄断法律规定

发布时间 :2018-09-13 15:48浏览量 : 162
反价格垄断规定,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固定或者变更价格的八种价格垄断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价格垄断行为,适用本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价格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所称价格垄断行为包括:(一)经营者达成价格垄断协议;(二)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使用价格手段,排除、限制竞争。
  •  反价格垄断规定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制止价格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价格垄断行为,适用本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价格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价格垄断行为包括:
    (一)经营者达成价格垄断协议;
    (二)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使用价格手段,排除、限制竞争。
    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在价格方面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
    前款规定行业的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严格自律,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

    第五条
    本规定所称价格垄断协议,是指在价格方面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

    第六条
    认定其他协同行为,应当依据下列因素:
    (一)经营者的价格行为具有一致性;
    (二)经营者进行过意思联络;
    认定协同行为还应考虑市场结构和市场变化等情况。

    第七条
    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下列价格垄断协议:
    (一)固定或者变更商品和服务(以下统称商品)的价格水平;
    (二)固定或者变更价格变动幅度;
    (三)固定或者变更对价格有影响的手续费、折扣或者其他费用;
    (四)使用约定的价格作为与第三方交易的基础;
    (五)约定采用据以计算价格的标准公式;
    (六)约定未经参加协议的其他经营者同意不得变更价格;
    (七)通过其他方式变相固定或者变更价格;
    (八)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价格垄断协议。

    第八条
    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价格垄断协议:
    (一)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
    (二)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
    (三)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价格垄断协议。

    第九条
    禁止行业协会从事下列行为:
    (一)制定排除、限制价格竞争的规则、决定、通知等;
    (二)组织经营者达成本规定所禁止的价格垄断协议;
    (三)组织经营者达成或者实施价格垄断协议的其他行为。

    第十条
    经营者能够证明所达成的协议符合反垄断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不适用本规定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

    第十一条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
    认定"不公平的高价"和"不公平的低价",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一)销售价格或者购买价格是否明显高于或者低于其他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同种商品的价格;
    (二)在成本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是否超过正常幅度提高销售价格或者降低购买价格;
    (三)销售商品的提价幅度是否明显高于成本增长幅度,或者购买商品的降价幅度是否明显高于交易相对人成本降低幅度;
    (四)需要考虑的其他相关因素。

    第十二条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本条所称"正当理由"包括:
    (一)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商品、有效期限即将到期的商品和积压商品的;
    (二)因清偿债务、转产、歇业降价销售商品的;
    (三)为推广新产品进行促销的;
    (四)能够证明行为具有正当性的其他理由。

    第十三条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不得通过设定过高的销售价格或者过低的购买价格,变相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
    本条所称"正当理由"包括:
    (一)交易相对人有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者出现经营状况持续恶化等情况,可能会给交易安全造成较大风险的;
    (二)交易相对人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向其他经营者购买同种商品、替代商品,或者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向其他经营者出售商品的;
    (三)能够证明行为具有正当性的其他理由。

    第十四条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不得通过价格折扣等手段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
    本条所称"正当理由"包括:
    (一)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和安全的;
    (二)为了维护品牌形象或者提高服务水平的;
    (三)能够显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且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的;
    (四)能够证明行为具有正当性的其他理由。

    第十五条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在交易时在价格之外附加不合理的费用。

    第十六条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不得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上实行差别待遇。

    第十七条
    本规定所称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
    其他交易条件,是指除商品价格、数量之外能够对市场交易产生实质影响的其他因素,包括商品等级、付款条件、交付方式、售后服务、交易选择权和技术约束条件等。
    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是指排除、延缓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或者导致其他经营者虽能够进入该相关市场但进入成本大幅度提高,无法与现有经营者开展有效竞争等。

    第十八条
    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当在界定相关市场的基础上,依据下列因素:
    (一)该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
    (二)该经营者控制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
    (三)该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
    (四)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
    (五)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
    (六)与认定该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有关的其他因素。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一)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
    (二)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三分之二的;
    (三)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四分之三的。
    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其中有的经营者市场份额不足十分之一的,不应当推定该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被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有证据证明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应当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实施下列行为,妨碍商品的自由流通:
    (一)对外地商品设定歧视性收费项目;
    (二)对外地商品实行歧视性收费标准;
    (三)对外地商品规定歧视性价格;
    (四)妨碍商品自由流通的其他规定价格或者收费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强制经营者从事本规定禁止的各类价格垄断行为。

    第二十二条
    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价格竞争内容的规定。

    行业协会违反本规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价格垄断协议的,依照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和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四条
    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有本规定所列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依照反垄断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五条
    对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调查,拒绝提供有关材料、信息,或者提供虚假材料、信息,或者隐匿、销毁、转移证据,或者有其他拒绝、阻碍调查行为的,依照反垄断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六条
    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规定;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价格垄断行为,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七条
    农业生产者及农村经济组织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运输、储存等经营活动中实施的联合或者协同行为,不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2011年2月1日起施行。2003年6月1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制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       根据经济学原理,市场的运行是受价格规律所支配的。即当某一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同时,市场外的资本,为了追求高利润,会争相地涌入该市场。随着资金的涌入,商品的供求开始变化,由原先的供不应求向供求平衡乃至到供过于求方向运动。当某一商品处在供过于求时,其价格开始下降,此时,消费者就能享受到价廉物美的实惠,由于商品的价格低于商品的价值,逐利的资本又慢慢地从该市场中退出,市场逐步恢复至社会平均利润之水平。正是因为市场受到价格规律的制约,消费者才能买到物有所值的商品,不付冤枉钱的意愿才有了保障。因此,可以说市场竞争的最大受惠者是消费者。然而作为价格规律,它起作用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市场中的任何一个参与者都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在小农经济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原因,市场的参与者是不具有支配市场的能力的。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市场参与者具有了小农经济时代无法想象的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能力,有限公司,尤其是股份公司的兴起,这些公司不仅可以想象自己如何控制市场,而且他们也有能力去实现这种控制市场的计划。在这种情形下,价格规律便时刻面临着这些经济大亨们的威胁。因为当个别公司拥有市场支配地位时,即市场被垄断时,他就能够人为的让这个市场中的商品处在供不应求的状态,消费者不得不化高价购买该商品。所以,在市场被垄断的情况下,最大的牺牲者是消费者,这种情况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上曾屡屡出现过。

    我国的市场经济,虽然仍处在发展之中,真正的象西方国家那样的经济垄断尚未大范围的出现,但我国国人对应实质上的垄断之害,也并非闻所未闻。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上海市民所经历的购买燃油助力自行车的那段经历。80年代中期,上海的城市建设已开始向周边的市郊发展,作为上海市民主要出行工具的自行车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由于受道路条件的限制,原本现成的替代自行车的交通工具,——轻便摩托车却因道路条件的限制,而被拒绝在上海城外,此时,这类车辆的价格都在2至3千元左右,由于牌照(行驶证)的原因,消费者是可望而不可及。为了满足上海市民的对自行车升级产品的需求,上海的一些自行车生产公司,开始研究马力在24C以下的,燃油或电力助力车,当初的价格在1200元左右,虽然广受欢迎,但终究是新产品,存在诸多问题,被消费者戏称为“药罐头”。就在人们期待质量更优的产品时,90年代初,一辆被交警部门特批放行的,被称为“霸伏”助力自行车,进入了上海市场。这辆质量上与中国当时生产的嘉陵牌等轻便车,不相上下的燃油助力车,就是因为其独占上海市场,其价格竟然卖到9千余元,与一辆国产的四冲绳幸福牌两轮摩托的价格不差上下。但其等级却差了几个档次。由于“霸伏车”的高额利润,激发了车商的热情,他们竟不顾法律的禁止,即不能上牌,而从邻上海的太仓、昆山等城市,以“霸伏车”四分之一不到的价格买入嘉陵等老牌的轻便摩托车,加价卖给上海市民,由于这些无牌照的轻便摩托在路上行驶,引其了交警部门的注意,为了维护上海的交通秩序,最后强行地将这些车辆赶出了马路。由于“霸伏车”供不应求,因此,它的价格仍高高在上,普通的消费着只能望洋兴叹。就在人们一筹莫展之际,又一辆国产的燃油助力自行车,被特批进入市场,这辆由济南轻骑生产的,原形为木兰牌的轻便摩托,稍作改造后,将马力由原50C改为36C,另装了两个脚踏板后,竟以木兰车的翻倍价格,卖给了上海的消费者,(木兰轻便摩托在其他城市只卖3300元,其改造后的火鸟牌助力自行车,在上海却卖到6500元)竟管价格高的出奇,大大超过商品的价值,但由于它能给人们生活带来方便,消费者不得不忍痛割舍这些来之不易的人民币。于是一时间,上海马路似乎要被红色所掩盖(因这称为火鸟牌助力自行车是一律的红色)这一红色风波,不仅给生产厂家赚的盆满钵满,也造就了无数百万乃至千万的富翁车商,而惟有消费者则是四面楚歌,一片凄凉。由于火鸟助力自行车的暴利,引起了类似商品生产厂家的关注,对上海的这一做法纷纷表示不满。在一段时间之后,坚冰终于被打破,上海交警部门放开了对这类车进入上海市场的管制,于是,在各类车竞相进入上海市场之后,火鸟牌助力自行车也从高高在上的价位回落至其应有的价格,——3000元之下。

    上述列举,虽然不是西方国家那种典型的市场支配力量(垄断)滥用的案例,但不管什么原因造成的市场支配力量,都有能力达到破坏竞争的结果,都会严重地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种打击消费者购买力的行为,最终会导致一个国家内需的减弱,甚至直接影响这一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反对和制裁市场支配力量的滥用,就是维护价格规律不受人为的破坏,就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就是促进市场竞争的健康发展,从而实现全社会和谐和可持续的发展。实施反垄断法的意义重大而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   核心提示:日前,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正在对合生元、多美滋、美赞臣、惠氏、雅培、富仕兰等奶粉企业进行价格反垄断调查。反垄断局表示,有证据表明,这些企业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价格偏高,从2008年以来涨价幅度达30%左右,已涉嫌价格纵向垄断。

      国产奶粉企业不争气,拱手送给洋奶粉市场以垄断地位,这是一回事儿;洋奶粉凭借市场的垄断地位,以价格垄断坑害国内消费者,则是另外一回事儿。对价格垄断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法律都有明确规定,依法对涉嫌价格垄断的企业展开反垄断调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从目前的经济生活现实来看,涉嫌价格垄断应该被反垄断调查的企业,远不止洋奶粉。

      就以智能手机为例,国内高端手机市场已被苹果、三星等国外手机品牌垄断,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从价格来看,中国市场价格偏高明显,一款16GB版本的iPhone5手机,中国市场的价格就比美国高出23%;一款三星GalaxyNote8.0手机,也比三星在美国的售价高出30%多。虽然不同市场实行差别定价,有着复杂的背景因素,但这些企业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及联合运营商,实施了针对中国市场的不公平高价,确实应该调查一下。

      《反垄断法》颁布实施5年来,据不完全统计,共对50多起重大价格垄断案件开展了调查,其中既有三星、LG这样的国外企业,有奇美、友达等台湾企业,也有茅台、五粮液这样的国内企业,还有广西米粉行业、浙江富阳造纸行业、广东海砂开采行业等区域企业,总体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我国的反垄断价格,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其成效警示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近年来,舆论对很多现象呼吁进行反价格垄断调查,比如,农产品恶炒、焦炭业减产保价、旅游风景区“占山为王”涨价、日化巨头集体涨价、食用油集体涨价、成品油市场涨价、驾校联合涨价……但几乎都没有下文。这说明,我国的反价格垄断,还存在明显的“选择性”。

      实际上,目前价格垄断的重灾区,往往都有政府行为参与其中。比如,政府通过竞标拍卖引发的河道采砂、短途汽车客运的价格垄断,政府滥用职权指定服务的定点照相、机动车检测、车辆挂牌等价格垄断,以及水、电、气等公共产品提供企业的不断涨价问题,由于政府的干预,这些方面的反价格垄断调查根本无从谈起。

      反价格垄断,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为了保护经营者合法权益和消费者利益,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洋奶粉开展反垄断调查是应该的,而对更多各种各样的价格垄断行为,特别是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价格垄断现象,也应该及时进行调查,以引导经营者自觉守法经营。

     
  •   关键词: 价格歧视/支配地位滥用行为/反垄断法

      内容提要: 支配企业从事价格歧视如果产生了排斥竞争的效果,可能会构成反垄断法上所禁止的滥用行为。在进行反垄断审查时,首先须依据价格歧视的构成要件对行为进行定性,然后须进行复杂的经济分析来对该行为的竞争损害与其可能产生的效率进行权衡,从而判明是否应予禁止,并在这一原则指导下,针对各种具体歧视方式形成更具操作性的判断标准。这些研究是有效实施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6)所必需的理论基础。

      价格歧视是常见的支配地位滥用行为类型之一,传统反垄断法上往往持严厉的态度。在反垄断法中引入经济学分析后,人们发现这种行为在许多情况下能够产生重大的效率,需要对其积极效果与消极效果进行权衡。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规定:“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这一条文的适用同样要遵循上述考察方法。

      一、价格歧视行为的概念及基本分析步骤

      美国反托拉斯法与欧盟竞争法是各国借鉴的主要对象,它们对价格歧视的规定具有充分的代表性。美国的相关立法主要是《罗宾逊—帕特曼法》,按第1条(a)项第1款规定价格歧视行为如满足以下条件,则受到禁止:(1)行为人对不同交易对象采用“不同价格”;(2)“不同价格”针对的是“同一等级、同一质量的产品”;(3)对竞争造成的损害,包括对卖方所在市场上的竞争产生损害,也包括对买方所在市场上的竞争产生损害。

      《欧盟条约》第102条(c)规定:“一个或多个企业滥用其在共同市场上,或在其重大部分中的支配地位,如果有可能影响成员国间的贸易,则被视为与共同市场不相容而被禁止。这类滥用主要有:……(c)对同等交易的其他交易伙伴适用不同的条件,从而使其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这与美国法的规定大致相同,其中“不同条件”包括价格条件,“同等交易”则大致对应美国法上的“同一等级、同一质量的产品”。但欧盟法只反对“支配企业”的价格歧视行为,《罗宾逊—帕特曼法》则没有这一限定。

      从字面上看,价格歧视行为只要对竞争产生限制,就该受到禁止了。但欧盟与美国的判例法上均突破了条文的束缚,而增加了效率的考察。实际上,它们对支配地位滥用行为(包括价格歧视行为)的分析一般有三个步骤:第一,判明该行为属于哪一种滥用行为,作为分析的起点;第二,分析该行为对竞争所产生的损害如何;第三,考察该行为能否产生足够的效率,从而抵偿其所产生的损害。后两步即对该行为所产生的正负效果进行比较权衡。因而我们首先应当明确价格歧视行为的构成要件,然后再讨论对其正负效果进行权衡的方法。

      二、价格歧视行为的构成要件

      (一)不同价格

      对价格歧视行为的构成,传统反垄断法强调的是价格的差异,即对两笔同等交易采用“不同价格”。《罗宾逊—帕特曼法》的适用上尤其如此:如果两笔交易的价格不同,即受该法禁止,然后由被告证明其价格差异具有成本上的合理性,但“这种抗辩往往被解释得很狭窄”,因而“被告援引这一抗辩没有多少成功的。”[1]另一方面,如果两笔交易的价格相同,则不属该法管辖,哪怕二者的成本有很大差异。欧盟法上注意到了这种不合理性,在判例法上进行了扩展,“对不同交易适用同样的交易条件”也属于价格歧视。

      在反垄断法中引入经济学分析后,人们认识到应当把“价格歧视”与“价格差异”区别开来。[2]波斯纳指出:“经济学家采用价格歧视这一术语,指的是……各笔交易中,销售价格与边际成本的比率互不相同。”[3]关注的核心问题不再是价格之间的差异,而是价格与成本的关系:价格歧视是指卖方从不同买方那里所得到的回报率不同,也就是说,这两笔交易的价格之间的差异大于其成本之间的差异,因而卖方从这两笔交易中所获得的利润率不同。以现代眼光来看,《罗宾逊—帕特曼法》的基本理念存在偏差,它关注的是价格差异,而不是价格歧视,学者们普遍认为该法对竞争来说弊大于利,美国“司法部自1997年后就不再执行该法,而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基本上把它忽略不计了。”[4]

      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第6项注意到了上述问题,因而它所禁止的是“没有正当理由”的价格差异。如果两笔交易的成本不同,则可以构成价格差异的“正当理由”,因而不视为价格歧视。但“正当理由”比“成本不同”的含义更丰富,它还包括各种效率理由,这在下文还要讨论。

      (二)同等交易

      从前述讨论可以看出,价格歧视所针对的须是两笔具有相同成本的交易。《罗宾逊—帕特曼法》采用的措辞是“针对相同等级和质量的产品”,这种表达不足以突出成本的重要性。当然,同一卖方所生产的“相同等级和质量的产品”一般具有相同的生产成本,但这一措辞无法明确涵盖交易成本:即使两笔交易涉及的是相同等级和质量的产品,如果其销售成本(包括广告成本、运输成本等)不同,则价格也应当有差异,只要卖方从两个买方所得的回报相同,则不视为价格歧视。《欧盟条约》第102条(c)采用的“同等交易”一词则灵活得多。

      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采用的措辞是“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其中两处出现“条件”一词,这是应当避免的,至少应澄清其间的差异。“条件相同”一词显然应当是“同等交易”的意思,而“交易条件”则是指交易中的价格条件以及价格以外的其他条件,例如运输条件、交易地点、交货方式、付款方式等,这些条件上的差异通常最终会产生价格歧视的效果,比如卖方向一家买方提供运输服务,对另一家买方则不提供,则其效果等同于对前者降低价格;但如果前一买方需全额支付运输费用,则卖方从两笔交易所得的回报率并无不同,因而不是价格歧视。

      (三)行为人须是支配企业

      哪怕在竞争性的市场上,由于产品差异、信息不完全透明等原因,企业往往多少会有一点市场力量,能够对某些买方提高一点价格,对另一些买方降低一些价格。由于市场价格处于不断波动状态,这种零散的价格歧视十分常见,但其目的一般是增加利润,而不是排斥竞争者。真正损害竞争的是系统的、持久的价格歧视,其行为人必须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才能将受到不利待遇的买方束缚住,使其无法转向购买其他卖方的产品。因此,反垄断法只应禁止支配企业的价格歧视行为,《欧盟条约》第102条即如此规定,而《罗宾逊—帕特曼法》则并不要求行为人具有支配地位,这是其广受批评的原因之一。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与欧盟一样只禁止支配企业的价格歧视行为,可以避免美国法上的缺陷。

      关于支配地位的认定方法,我国《反垄断法》第3章有比较详细的规定,但在价格歧视案件中则往往不需要经过这么复杂的考察。一个卖方能够系统地、长期地从事价格歧视行为,这本身就说明它具有支配地位。

      三、价格歧视行为的反垄断分析方法

      以上要件分析属于传统的法律分析,旨在对所涉行为进行定性。但即使认定其构成价格歧视行为,仍无法判明其合法性状况,因为价格歧视既有损害竞争、损害消费者福利的消极效果,也可能产生增加产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效率”,因而需结合具体案情对这两方面的效果进行权衡。这一过程被称为反垄断经济分析,是我国的法学教育中所不熟悉,却又是反垄断分析的核心与难点所在。《反垄断法》第17条的实施也需进行这种分析。

      (一)竞争损害

      价格歧视行为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利后果:一是对竞争产生损害,主要是指对竞争者产生排斥效果;二是对消费者构成剥削,因为部分消费者必须支付较高的价格。从上述欧、美以及中国的立法可以看出,反垄断法并不直接关注消费者的利益,而是通过保护竞争来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罗宾逊—帕特曼法》的表述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这种价格歧视的结果有可能大大减弱竞争,或有可能在任何种类的商业中造成垄断”;第二,“或损害、毁灭、阻碍与那些给予这种歧视利益的人之间的竞争,或与那些故意接受这种歧视利益的人之间的竞争,或与这二者的客户之间的竞争……”。这两个部分以“或”相连结,但其实质含义并不是选择性的并列关系,后者只是前者的实现方式,即价格歧视对第二部分所说的各种主体间的竞争产生损害,从而“有可能大大减弱竞争,或有可能……造成垄断”。而从第二部分的措辞可以看出,价格歧视可能会在两个层面上对竞争产生负面影响:它会损害“与给予这种歧视利益的人之间的竞争”,也会损害“与那些故意接受这种歧视利益的人之间的竞争,或与他们的客户之间的竞争”。“给予这种歧视利益”的是卖方,而“故意接受这种利益”的则是得到其优惠价格的买方。也就是说,价格歧视有可能在上游市场损害卖方与其竞争者之间的竞争,也可能在下游市场损害买方相互间的竞争。前者往往被称为“第一类价格歧视”,所排斥的是卖方的竞争者;后者则称为“第二类价格歧视”,受排斥的是卖方的部分客户,受益的则是其另一部分客户。

      与此相比,《欧盟条约》第102条(c)所禁止的是支配企业“对同等交易的其他交易伙伴适用不同的条件,从而使其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即仅限于第二类价格歧视。不过其判例法上并没有受此限制,对第一类价格歧视案件也经常适用第102条(c),因而实质上与美国法的理解是一致的。

      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所禁止的价格歧视指支配企业“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这一规定对两类价格歧视均直接适用,不像欧盟那样需要司法活动做出背离。

      (二)效率

      “经济学家一般认为,价格歧视在能够增进产出时,是增进福利的。在固定成本或沉没成本高、边际成本低的产业,价格歧视可能会促进竞争……在新经济领域的高技术市场上尤其如此。但价格歧视也有可能反竞争,损害效率。竞争法则要将两者区分开来。”[5]区分的主要标准,是看该行为是否能增进社会总产出。

      市场上如果存在不同的客户群体,每个群体愿意为该产品付出的最高价格(称为保留价格)不同,则采用单一定价必定无法充分满足消费者的全部需求,因为这个单一定价必定会高于保留价格最低的客户所能支付的水平,因而他们只好放弃购买,社会总产出即无法实现最大化。此时如果允许行为人采用差别定价,则有可能增进社会总产出。经济学上往往将价格歧视分为三种类型来讨论:

      1.一级价格歧视是指卖方对每个消费者都按其保留价格进行销售,这可以使社会总产出达到最大值。但现实中卖方不可能了解到每个消费者的保留价格,因而一级价格歧视不会实际发生,只用作分析模型。

      2.二级价格歧视是指根据客户购买量的不同,确定不同的价格。采用数量返点方式就是如此,购买量大的买方可以得到返点,因而其支付的平均价格低于其他买方,这可以促进买方增加购买量,从而增加社会总产出。再如电信企业的收费由两部分构成(称为“二部定价”):所有的用户均要缴纳固定的月租,同时又按用户的实际使用时间收费(称为“从量费”),客户实际支付的价格即为“月租费+从量费”,使用的时间越长,每分钟分摊的月租费就越低,因而平均价格就越低。卖方根据客户的“购买量”进行了歧视,但这使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福利同时得到增进,如果禁止这种歧视,则对消费者反而是有害的。

      3.三级价格歧视是指对消费者进行分类,对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根据其需求弹性来确定不同的价格。在固定成本较高的产业,这种价格歧视往往是收回沉没投资的基本手段,因而其效率尤其突出。以软件产业为例,开发商有时会就同一种软件提供两种版本,分别按两类客户的保留价格来销售:家庭版按照边际成本定价,而企业版的价格则高得多。这在外观上符合价格歧视的要件,[6]但这对于维持软件企业的创新却是十分必要的:对企业客户定价较高,可以较快地回收沉没性的前期研发成本;对家庭用户按边际成本定价可以扩大销售量,从而降低平均固定成本。如果禁止价格歧视,则只能对两类客户采用相同的定价:这一价格必定会高于家庭版的价格,而一般又会低于企业版的价格。这会使一部分家庭用户放弃购买,从而导致产出减少,其他家庭用户则必须支付更高的价格;只有企业用户节约了购买成本,但这一节约对软件产业的发展并无意义,却使软件企业的研发能力受到削弱,最终仍然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三)价格歧视行为的合法性认定方法

      价格歧视产生的排斥效果如果是实现其效率所必需的,排斥性只是其“附随结果”,则是可以允许的;这时行为人的排斥能力来源于效率,而不是市场力量。这需要在个案中对行为的损害与效率进行权衡。两类价格歧视中遇到的情况不一,其权衡的要点也有所不同。

      1.第一类价格歧视

      支配企业采用第一类价格歧视行为指对自己原有的客户采用正常的价格,这一价格并不高于其他卖方的价格,因而这些客户不会流向后者;同时却对其他卖方的原有客户采用更优惠的价格,从而把这些客户吸引过来。经过一番价格战之后,前一价格会趋向于按边际成本定价,后一价格则只能低于边际成本,因而构成掠夺性定价,其他卖方无力降到同样的水平,最终将被排挤出市场。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以扩大自己损失的手段(而不是以效率)来排斥对手,其意图就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排斥竞争。对这种情况可以采用关于掠夺性定价行为的考察标准,这比采用关于价格歧视的考察标准更易于操作。

      如果卖方的行为尚不构成掠夺性定价,则按价格歧视的分析方法,首先考察各种价格歧视方式的排斥性强度如何。以返点为例。一般说来,客户的购买量增加会使卖方的平均成本降低,因而卖方可以给予相应的返点,以反映后者对卖方的成本降低所作的贡献。但“忠诚返点”与“目标返点”则一般受到禁止。忠诚返点是指卖方要求买方的需求中必须有一定的比例是从它这里购买,那么如果一家小企业80%的需求从它这里购买,而一家大企业的购买比例只有60%,则小企业可以获得更高比例的返点,尽管其实际购买量要小得多。这种只管比例而不管数量大小的返点方式会迫使大企业也要达到80%的购买比例,从而使其他卖方受到排斥。目标返点则是指要求买方必须达到一定的购买任务才能得到返点,而这一目标往往逐年提高,与忠诚返点有同样的束缚效果。

      上述这些情况下,行为人的意图都在于排斥竞争者,而不是产出最大化;而其排斥的能力并不是来源于效率,而是来源于行为人的市场力量,因而构成支配地位滥用行为。但不同情况下,对“意图”的证明方式不同。(1)如果较低的那个价格低于成本,因而构成掠夺性定价,则可推定其意图是排斥竞争者而予以禁止。竞争者受排挤会导致社会总产出减少;掠夺成功后行为人再将价格提高到垄断水平,将使产出进一步减少,因而这种行为基本上不可能产生效率,无须进行效率分析。[7](2)如果较低的那个价格等于或高于成本,则原告必须证明行为人具有排斥竞争者的意图,而各种行为方式的说明力有所不同——忠诚返点或目标返点具有的强烈排斥性,因而比单纯的数量返点更能说明行为人具有排斥意图。(3)即使是采用单纯的数量返点,卖方确定门槛的方式不同,排斥效果也不同。比如卖方规定,如果买方的年购买量达到1000万吨,全部购买量均返还20%的货款,达不到这一购买量则得不到任何返点,则买方就要力争达到门槛,特别是在其购买量已经接近门槛时更是如此,而这会其他卖方产生严重排斥;如果返点仅适用于超过1000万吨以上的部分,则排斥性较弱,因为可以得到返点的购买量基数要小得多。因此,按购买量给予返点并不必然是合法的,而需要进行个案分析。(4)采用返点以外的其他价格歧视方式(比如采用搭售、以优惠条件提供服务)时,其基本分析方法与此类似。

      2.第二类价格歧视

      第二类价格歧视涉及上下游两个市场:行为人在上游市场上拥有支配地位,并利用这种地位对下游市场的不同客户采用不同的价格,从而置某些客户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多数情况下,行为人与受其偏袒的客户存在着一体化关系,即受优惠的是支配企业的子公司,从而使其子公司享有价格优势。这对其他客户具有排斥性,但另一方面,母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又的确可以减少一些交易成本,因而价格低一些也的确可能具有成本上的理由,并不必然是出于排斥竞争者的目的。如果一概禁止其实行差别定价,则会阻碍企业进行纵向一体化的积极性,对效率是有害的。在个案中必须区分清楚,哪些差别定价是由于成本差异引起的,哪些是由于行为人运用了其在上游市场的支配力量,并将其传导到下游市场所导致的。只有后者才会损害竞争。

      如果支配企业没有进行一体化,并无子公司在下游市场从事经营,则大多没有进行价格歧视的动机,[8]除非是受到买方力量的压迫,即后者利用其在买方市场上的支配力量要求卖方对自己降低价格,而对其他买方采用较高的价格,从而对后者进行排斥。但这时是买方滥用了支配地位,而不是卖方。

      不过由于我国目前的行政垄断问题十分严重,因而很可能会频繁出现一种非典型性的价格歧视行为。从《反垄断法》的规定看,行政垄断的最典型形式之一是地方政府对外地企业采取歧视性措施。该法第33条其中第1项针对的是价格歧视行为,这类行为旨在提高外地企业的成本,从而使本地企业在竞争中居于有利地位;后四项则旨在限制外地企业进入本地市场,是在准入上的歧视,其中有些行为最终也会产生价格歧视的效果。这些“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与市场上的一般“卖方”有很大区别,但上述行为符合第二类价格歧视的构成要件,其目的是偏袒本地企业,对竞争者产生强烈排斥而又不可能产生效率,因而应受到禁止。[9]

      (四)对价格歧视行为的其他考察因素

      市场上的垄断行为有很多类型,这些类型间往往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一般说来,价格歧视对于垄断协议具有某种破坏作用:一方面,在价格相对透明的市场上比较容易达成垄断协议,而价格歧视则会降低价格透明度;另一方面,即便在垄断协议成立后,由于垄断协议的整体利益与其成员的利益并不一致,成员们大多希望能够在一般性地遵守协议价格的同时,对某些大客户秘密地降低价格,从而既能享受协议价格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又能从其他成员那里挖来一些客户。如果这种行为比较普遍,垄断协议将会崩溃。如果法律对价格歧视一律禁止,则会间接地强化垄断协议的稳定性。特别是在寡头垄断的市场上,价格歧视是摧毁寡头之间的协调默契的重要手段,因而“在寡头垄断市场上,任何禁止价格歧视的一般政策都会是对社会有害的。”[10]所以在对价格歧视行为进行评判时,有必要考察市场的综合情况,而不能仅仅专注于该行为本身。

     
  •   汽车业反垄断意见揭晓。3月23日,国家发改委官网发布了《关于汽车业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南》”),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此次发布的《指南》对汽车行业的垄断行为进行了全面厘清,并解释说明了汽车领域垄断行为的表现形式。业内普遍认为,《指南》的出台对打破汽车行业垄断,改善行业竞争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汽车经销商、汽车零配件供应商以及售后维修企业的经营环境都将得到改善。

      明确纵向价格垄断行为

      2014年以来,针对汽车垄断行为的处罚,多是因整车厂商涉及对经销商整车限价或零配件限价。也就是业内所说的纵向价格垄断。

      《指南》指出,《反垄断法》第十四条明确禁止限制竞争效果非常明显的固定转售价和限定最低转售价,并指出纵向价格限制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维持高价、促进横向与纵向共谋、削弱品牌间竞争和品牌内竞争、排斥竞争者等方面。

      《指南》表示,如果由于协议一方的压力或激励,建议价、指导价或最高价被多数或全部经销商所执行,在实质效果上等同于固定转售价或限定最低转售价时,根据个案具体情形,该等行为有可能被认定为固定转售价或限定最低转售价。业内认为,换言之就是这种行为被认定为纵向价格垄断。

      在业内人士看来,此次《指南》将有利于改善汽车经销商相对于整车厂商的弱势地位。

      地域及客户限制将被打破

      地域限制及客户限制也在此次《指南》中被提及,并被明确为纵向垄断行为。其中,地域限制是指供应商承诺在特定经销区域对一个或若干经销商供货,经销商承诺不向其他经销区域销售。客户限制是指供应商限定经销商只能将商品售予或不得售予特定客户。

      《指南》指出,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可能削弱品牌内竞争、分割市场、助长价格歧视。有效实施的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导致其他经销商难以获得供货,阻碍更有效率的新型经销模式的推广,使商品和服务价格维持在高位。但是,有时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也能够提高经销效率。

      据了解,此前不少整车厂商都会制定商务政策,严格禁止经销商跨区域售车,一旦查出,经销商会被厂家处以重罚。此次,《指南》将地域限制明确为垄断行为,整车厂商对经销商的限制行为有望扭转,消费者也将获得更多选择的权利和机会。

      零配件流通渠道将打通

      汽车极高的整车配件零整比以及维修垄断一直饱受诟病。由于零部件的流通渠道被某些汽车厂商长期垄断,消费者为了获得高质量的零部件只能在该品牌的4S店购买,这也让这些厂商在零部件价格的制定上可以随心所欲,制约了我国汽车维修业的健康发展。

      对于汽车售后市场的这些现象,此次《指南》也有了明确界定,称在其品牌汽车售后市场上具有支配地位的汽车制造商没有正当理由,不应限制为初装汽车配套的配件制造商生产“双标件”(即汽车制造商不应与向其提供初装零部件的配件制造商达成约定,禁止后者在汽车初装零部件上加贴自有商标、标识和零件代码);不应限制售后配件的供应与流通;不应限制维修技术信息、测试仪器和维修工具的可获得性。

      业内人士认为,对于汽车维修配件和维修技术等垄断问题的解决,将打通汽车零配件的流通渠道,促进维修信息的公开,利好售后维修领域的零配件销售服务商以及第三方独立维修。

      ■亮点

      1、二手车限迁被视为垄断

      值得关注的,在阻碍二手车发展的限迁问题上,《指南》也明确提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汽车流通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应违反《反垄断法》第五章规定实施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其中即包括二手车限迁行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出台二手车限制迁入政策。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已有95%的地级城市实行了二手车限迁政策。国五标准以上12个城市,国四标准以上261个城市,国三标准以上51个城市,国二标准以上3个城市。这导致车源丰富的一、二线城市二手车无法正常落户,严重制约了二手车的流通。

      业内普遍认为,此次《指南》对于二手车限迁行为的界定,将有望解除多年来制约二手车流通的地方性保护限迁政策,松绑二手车流通,提高市场活力,促进二手车行业快速发展。

      2、新能源车享部分豁免权

      《指南》在横向垄断协议中明确提出,新能源汽车研发与生产过程中的横向合作协议,可以使竞争者分担投资风险、提高效率、促进社会公共利益。

      同时,在《指南》纵向垄断协议个案豁免的常见情形中包括了“新能源汽车推广期的固定转售价和限定最低转售价”,并明确指出:为节约能源、保护环境、避免“服务搭便车”,在新能源汽车推广期,短期(如:9个月以内,从汽车供应商就具体车型发出第一张批售发票之日起算)的固定转售价和限定最低转售价对于激励经销商努力推广新能源产品,加大销售力度,扩大市场对新产品的需求是必要的,进而能够促进新产品成功上市,给予消费者更多选择。

      此前,发改委价监局副局长卢纯延曾明确表示,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一项重大产业政策,新能源车推广期可以获得纵向价格限制豁免,是符合国家战略需要的。

     
  •   企业集中反垄断审查程序怎么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经营者集中申报办法》、《经营者集中审查办法》和《金融业经营者集中申报营业额计算办法》的相关规定,申报人依照有关规定或通知将申报文件、资料经商务部行政事务服务中心(下称“行政服务中心”)转反垄断局,行政服务中心向申报人出具《商务部行政事务服务中心申办事项受理单》。反垄断局核查申报文件、资料是否完备,如不完备,由反垄断局书面通知申报人补充材料,通知经行政服务中心转交申报人。下

      一、申报文件、资料:

      1、申报书;

      2、集中对相关市场竞争状况影响的说明;

      3、集中协议及相关文件;

      4、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一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5、商务部(反垄断局)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资料。

      申报人应同时提交申报文件、资料的公开版本和保密版本各两套,并提交内容相同的电子光盘各两套。

      二、许可程序:

      1、申报人依照有关规定或通知将申报文件、资料经商务部行政事务服务中心(下称“行政服务中心”)转反垄断局,行政服务中心向申报人出具《商务部行政事务服务中心申办事项受理单》。反垄断局核查申报文件、资料是否完备,如不完备,由反垄断局书面通知申报人补充材料,通知经行政服务中心转交申报人。

      2、申报人提交的文件、资料不完备的,由反垄断局书面通知申报人在规定的期限内补交文件、资料,通知经行政服务中心转交申报人。申报人逾期未补交文件、资料的,视为未申报。

      3、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申报文件、资料完备的申报,由反垄断局书面通知申报人立案,通知经行政服务中心转交申报人。

      4、自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初步审查,做出是否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决定,由反垄断局书面通知申报人,通知经行政服务中心转交申报人。

      5、对需要实施进一步审查的,自决定之日起九十日内完成审查,做出是否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定,由反垄断局书面通知申报人,通知经行政服务中心转交申报人。

      6、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反垄断局书面通知申报人延长进一步审查的期限,时间最长不超过六十日,通知经行政服务中心转交申报人:

      (1)经营者同意延长审查期限的;

      (2)经营者提交的文件、资料不准确,需要进一步核实的;

      (3)经营者申报后有关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

      7、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工作结束,由反垄断局将审查决定书面通知申报人,通知经行政服务中心转交申报人。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定或者对经营者集中附加限制性条件的决定向社会公布。

     
  •   在我国对于垄断和不不正当竞争都是排斥的,都是通过立法的形式来规制这两者为对市场发展的阻碍,通过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促进市场的良好秩序,帮助市场健康运行!可你知道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吗?

      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区别

      1、法律性质不同

      反垄断法是经济行政法的一种,属于公法范畴;而反不正当竞争法,是知识产权法的一种,属于私法范畴。

      2、立法目的不同

      反垄断法调整的目的在于禁止限制竞争行为,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维护合法竞争的自由性,鼓促进经营者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目的在于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规范合法竞争的市场秩序,维护合法竞争的公平性,鼓励经营者积极参予市场的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的合法地位。

      3、执法机关的不同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它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另外,自1994年开始的几轮机构改革中,均把反不正当竞争行为明确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一项基本职能,国务院2008年7月新颁布的“三定”方案规定再次明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依法查处不正当竞争、商业贿赂等经济违法行为。

      《反垄断法》第九条 “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履行下列职责:…”;第十条 “国务院规定的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以下统称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反垄断执法工作。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相应的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有关反垄断执法工作。”

      4、规制对象不同

      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是关注市场上企业间的相互竞争行为,目的是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反垄断法关注的则是竞争者之间的协调行为,目的是防止市场上形成排除竞争或者严重限制竞争的局面。

      因此,一个违反了反垄断法的行为,例如竞争者之间商定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因为这个行为没有损害任何竞争者的利益,从而不会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

      另一方面,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如假冒商标或假冒专利,这些行为因为不会影响市场竞争结构,不会减少市场上竞争者的数目,反垄断法也不会把它们视为是违法行为。

      当然,反垄断法中也有一些关于企业市场行为的规范,特别是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例如禁止这种企业实施搭售行为或者价格歧视行为等。然而,反垄断法制止这些行为不是出于这些行为不公平或者不正当(当然这些行为是不公平或者不正当的),而是因为这些行为会加强行为人已经取得的市场支配地位,从而恶化市场上的竞争条件。因此,反垄断法关于企业市场行为的规则只是针对那些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大企业。

      5、所处地位不同

      在反垄断法的调整过程中,国家是以公权所有者的身份出现,行使公权(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严禁国家以公权所有者和国有财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参预市场竞争,在这里,国家处于主导地位,经营者处于服从地位。

      在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过程中,除了有关行政执法部门进行行政执法以外,国家只能以国有财产所有者的身份,以一个与其他市场参预者处于平等法律地位的普通经营者的身份,去参预市场竞争,在这里,国家与其他经营者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联系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都属于竞争法的范畴,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相互交叉,互为补充。 如果一个国家只是反对垄断,而不反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企业就可能会滥用它们的自由竞争权利,随意侵犯其他企业的正当权益,或者侵犯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反对限制竞争和反对不正当竞争是同等重要的任务。市场经济既然会同时出现限制竞争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就会成为一对双胞胎,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市场经济本能和内在的要求。 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不仅互为条件,很多情况下也是交叉存在。

      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1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第12条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这些行为之所以被视为不正当竞争,这是因为它们具有不合理性,即对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来说显得不公平。但另一方面,这些行为如果真正达到损害市场竞争的程度,行为人一般都占有市场支配地位。这些行为从而也可被视为限制竞争的行为或者垄断行为,受反垄断法的制约。我国台湾1999年修订后的《公平交易法》第18条(转售价格协议)和第19条(拒绝交易行为和歧视行为)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即这些行为在该法中虽然被视为不公平的竞争行为,但它们同时也应被视为垄断行为。

      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区别是很明确的,从立法目的就可看出很大区别,两者所规制的对象也不尽相同,尽管如此,二者还是有许多联系的,二者互为补充,促进市场的健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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