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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监督有什么意义

侦查监督有什么意义

发布时间 :2018-09-17 17:16浏览量 : 227
侦查监督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侦查监督有利于保证国家刑事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证办案质量。 (二)侦查监督有利于维护公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三)侦查监督有利于提高侦查人员的执法水平,督促其严格依法办事,更好地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性。
  •   核心内容在关于侦查监督的被动性与途径的受限性问题是如何进行把握的呢?这种结果是具有哪些条件的要求要素的呢?需要如何进行把握?

      实际工作中主要是通过查阅案卷材料来发现问题,这种监督只是“结果”的监督而不是过程的监督,是一种静态监督,缺乏侦查监督的有效性。

      第一,对于受理是否应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监督处于被动地位。

      表现在:一是对案卷证据材料审查中的被动。针对不同犯罪构成案件在取证时,对证据要求不同,由于侦查机关在收集相关证据材料不正确、不及时,会造成案源流失,不利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二是针对侦查机关采取的强制措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无法监督。97%的案件都是延长至4日、7日、30日。无论案件是否重大、嫌疑人是否属于流窜作案等,均采取延长手段来拖延办案时间,施导致监督效果被弱化。

      第二,缺乏对批捕后改变强制措施监督的“刚性”规定。

      表现为捕后监督力度不够,侦查机关将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环节当作是应付双方当事人的“挡箭”牌。

      第三,对退回补充查案件无法体现其监督的有效性。

      针对一些退回补充侦查不捕案件,需要补充的证据材料及继续侦查取证的方向编写的退查提纲,要求侦查机关及时、正确收集证据,但退查提纲作用不大,到最后不了了之。表现为监督方式的被动性。

      第四,对在逃、漏犯人员真实性无法掌握。

      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材料中涉及到与案件有关的人员的处理方式模糊,甚至和案件有重大关系的人员去向不明,监督的缺失性。

      第五,监督范围受限。

      在涉及公民财产权利、人身权利的强制性措施,如搜杳、扣押、冻结、查封、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等方面,均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和执行。尤其是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违法取证方面无法进行监督,虽然两院、三部颁发了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具体确立了刑事诉讼中应当予以排除的非法证据的范围以及排除的具体程序,并明确了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没有具体确立检察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检察机关缺乏有效的干预措施,使侦查监督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第六,是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活动不规范。[page]

      《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对于重大案件,侦查监督部门可以提前适时介入进行引导侦查。而实践中,对于哪些案件属于“重大案件”,如何开展提前介入等都缺乏明确的规定,致使检察机关介入具有被动性、不确定性,多数案件不能通过介入的方式监督。

      第七,缺乏明确的法律保障措施。

      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力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书面材料甚至口头方式提出,如在侦查监督方面,在对违法侦查活动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发《纠正违法通知书》后,因缺乏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对检察机关的建议置之不理,使监督的有效性只能是纸上谈兵。

     
  •   在于我国律师对侦查活动的参与范围极为有限,在侦查阶段只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一定的法律帮助而已, 那么对于律师的刑事侦查行为监督是如何的呢?

      我国刑事侦查行为的监督严重不足,只有对侦查行为加强监督,才能更有效的保障刑事侦查机关依法办案、保护被侦查人的合法权益。

      一、刑事侦查活动应纳入到法制的轨道中去,在立法中对刑事侦查行为尤其是秘密刑事侦查程序进行具体而细致规定。

      我国公安机关既是刑事诉讼侦查机关,又是公安行政管理机关;既具有刑事侦查职能,又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公安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实施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以及其他行政决定行为是行政行为,行使的是公安行政管理职能。行政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可诉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刑事侦查行为不可诉,公安刑事侦查机关往往故意混淆这种区别,以刑事侦查为由来躲避司法审查,从而导致滥用刑事侦查权、非法插手经济纠纷等问题的出现。因此,从立法上明确界定刑事侦查行为与行政侦查行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界线以及刑事侦查行为需要尊守的法定程序是非常必要的。

      二、在刑事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虽然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并未规定由此而取得的证据不具有可采性(司法实践中也是如此)。在目前刑讯逼供、刑讯逼证屡禁不止,威胁、引诱、骗取证据的现象经常发生,非法取得的证据往往被采信,违法刑事侦查行为很少被追究,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刑事侦查违法行为的发生。因此有必要建立起比较全面而完整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根本上遏制违法刑事侦查行为的发生。

      三、在立法上将刑事侦查行为列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接受司法监督。

      检察机关尽管名义上属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却事实上担负着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的职责,在诉讼目标和诉讼角色方面与刑事侦查机关总体是一致的。检察机关往往与案件侦查活动及其结果存在利害关系,因此检察机关的监督不足以发挥根本上的作用。由具有超然、中立地位的司法机构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才会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也就是说有必要将刑事侦查行为列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规定对于刑事侦查过程中国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的一切损害,均可以寻求司法救济,真正实现司法权的最后屏障功能。

      四、将看守所划归司法行政部门管理。

      现行体制中,看守所归公安机关管理,而我国主要的侦查权也在公安机关,看守所本应是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侦查机关分隔开的地方,以防止刑讯逼供和诱供行为的发生。然而,现实中由于看守所和公安侦查机关由同一单位主管,缺乏独立性,已不能很好地对侦查权进行有效的监督。实践中,有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是在看守所里被侦查机关刑讯逼供。更为甚者,还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羁押期间被提出所里,在看守所外被刑讯逼供。因此,为了更好地限制侦查权滥用,应将看守所划归独立的司法行政部门来管理。

      五、加强辩方在侦查程序中的权利,尽量从立法上平衡控辩关系,实现辩方对侦查行为的监督。

      我国控辩失衡现象在侦查阶段表现最为突出,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提前介入侦查阶段的职责,仅是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没有赋于律师取证权和阅卷权,代理申诉、控告成为一句空话,无法实现对侦查行为的监督。法律应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从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这样做更有利于及时纠正错案,监督违法侦查行为。因为我国的体制很容易使公、检、法形成“兄弟单位”并协调一致作战的局势,在这三个机关的关系问题上,互相维护、互相支持的因素较多,而互相监督和互相制约的因素较少。违法侦查行为如果涉案当事人被羁押的日期越长、经过的程序和经手的部门越多,纠正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是要涉及到错案责任追究问题,所以,“兄弟单位”之间将会互相包涵,坚决顶住,有错也不纠。因此,将律师调查取证权和阅卷权提前到侦查阶段对及时纠正违法侦查行为是有益的,这是因为侦查阶段是在刑事诉讼各阶段中的第一阶段,涉案当事人被羁押的时间也不长,给其造成的损害相对较小,社会影响也不大,还不到“骑虎难下”的地步,此时如果有一定的证据证明侦查行为违法而造成错到“骑虎难下”的地步,此时如果有一定的证据证明侦查行为违法而造成错误羁押的话,侦查机关还是愿意纠正错误的。

      总之,我国刑事侦查监督机制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立法以及实践方面都有待完善,人们长期呼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刑事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等都不失为有效遏制刑事侦查权滥用的好方法,有待于在立法中逐步确立。

     
  •   核心内容对于我们的一个侦查机关的内容系统监督问题,公安机关与及检察机关是如何进行一个监督的呢?相应的问题是如何进行的呢?

      (一)公安刑事侦查机关系统内部的监督

      立法对公安刑事侦查行为规定的内部监督机制,就是侦查人员在实施强制措施之前,必须取得侦查机构负责人的授权或者批准,并由后者签发有关的许可令状,同时,侦查机构采取的其他强制性措施,如搜查人身、住所,扣押文件、物品或邮件,进行电话或其他方式的查询和冻结,以及对公民进行通缉等,也须由侦查机构负责人经审查后予以授权并发布令状。

      (二)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刑事侦查行为的监督

      检察机关对自侦刑事案件的侦查监督和制约完全是靠检察机关内部不同分工来完成的,检察机关的整体设置又是行政化的,在这种行政化机制下,内部监督制约的作用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相对于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的监督,检察机关自侦刑事侦查行为监督力度更为薄弱,尤如隔靴搔痒。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侦查行为违法更为突出。

      刑事侦查机关的内部制约和监督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因为作为侦查机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往往是作为一个整体开展侦查活动的。侦查机构负责人无论是公安局长还是检察院检察长,都属于侦查活动的领导者和指挥者,与案件侦查活动及其结果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刑事侦查机关的内部制约和监督不足以发挥根本上的作用。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违法搜查、任意扣押等违法现象,很多都是在侦查机构负责人授权同意下出现的,侦查机构的内部制约是靠不住的。

     
  •   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负责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强调,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已进入实施阶段,侦查监督部门必须要牢固树立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监督与配合并重、对内监督和对外监督并重的理念,进一步强化监督意识,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法律适用关,依法适用逮捕强制措施。

      据了解,侦查监督厅作为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程序改革措施牵头制定部门,去年底,在初步调研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下称《规定》)初稿,并书面征求了北京等18个省级院和高检院反贪总局、渎检厅、铁检厅以及军事检察院刑事检察厅的意见。后期,侦查监督厅会同反贪总局组成两个调研组分赴北京、河北、贵州、广东、福建、甘肃六省(市)实地调研,形成《规定》征求意见稿后征求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有关部委及全国各省级检察院的意见。经过反复论证,《规定》于今年6月8日由高检院检察委员会审议通过。

      这位负责人说,职务犯罪案件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是为了加强内部监督,并不意味着减轻下级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的责任,下级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要切实履行审查把关职责,此外,还要提高报请逮捕案件质量,确保报请逮捕材料齐备、规范,要认真履行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职责。

      上一级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在审查逮捕工作中,要严格依照法定逮捕条件审查把关。要加强与侦查部门的沟通配合,在查办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时,及时应邀或主动介入;加强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意见,要注意职务犯罪案件言词证据过多且稳定性不强等特点,充分考虑侦查工作对逮捕措施的需要,依法及时作出决定,做到不错不漏、不枉不纵,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此外,上一级检察院发现下级检察院在侦查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要及时监督纠正。上一级检察院要健全完善捕后跟踪监督机制和不捕说理制度,加强捕后跟踪监督,确保案件质量。

      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后,报送案件材料、送达法律文书等大都需要异地间进行,法定最多14天的审查逮捕时限显得更加紧迫。特别是职务犯罪案件中需要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情况较多,且大多到异地讯问。这位负责人表示,为了依法及时作出逮捕决定,要采取提前介入、网络传输等办法,加快办案进度,确保这项改革顺利实施。

      记者采访了解到,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后,高检院将加强调查研究,针对这项改革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提出具体指导意见

     
  •   侦查方式的转变体现法律监督的强化

      日前在合肥召开的中国检察机关反贪侦查技能研讨会传出信息,全国检察机关根据当前新形势和新任务,将加大查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工作的力度。各级检察机关将由依赖举报和移送、等案上门,转变为增强职业敏感性,依法主动出击、摸排线索,从新闻媒体、街谈巷议中发现线索.

      尽管笔者并未参加这次会议,但由笔者执笔撰写的《反贪涉案信息的收集与运用》一文被提交会议作了主题发言。笔者为撰写文章而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对当前检察机关侦查方式的转变必要性有一定的认识。

      在我国,尽管检察机关也属于司法机关,但法律监督权与审判权仍存在很大的不同,审判权是消极、中立、不告不理,但是法律监督权却带有主动性。检察机关在行使法律监督职权时有必要主动去发现和纠正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检察机关行使的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更是要求检察机关不能等案上门,更需要主动出击。因此,从被动的等案上门到主动出击的侦查方式的转变,从本质上讲就是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在调研中,笔者还感觉到从侦查方式的转变也是检察机关侦查办案现实的需要。

      首先,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相当一部份是属于“无被害人”的案件。贿赂案件行、受贿双方各有所图、各有所获,一般都不会主动报案,很难案发;贪污、挪用公款等案件,单位也是碍于“家丑不可外扬”,自然也是很难被发现而案发。此外,一些群众对于职务犯罪尽管经常发牢骚表示强烈不满,但由于害怕报复或“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心态,并不主动举报。对于这些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务行为廉洁性的案件,侦查人员必须通过从新闻媒体、街谈巷议寻找线索等方式在主动出击中发现犯罪。

      其次,当今时代,科技日新月异,职务犯罪分子作案的手法也越来越狡猾,群众仅凭单枪匹马越来越难发现和揭露犯罪,举报材料的价值也有所下降。因此,仅仅依靠群众的举报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检察机关必须发挥自身的组织和科技优势,主动出击,深入发现和严厉打击犯罪。

      因此,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要实现侦查方式的转变,由等案上门转为主动出击确有必要,这一举措体现了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强化,必将对检察机关反贪侦查工作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由此,笔者想到前不久著名跨国企业朗讯科技中国的4名主管被集体解雇的事件,原因是他们涉嫌行贿,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当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相关负责人时,该负责人表示,朗讯中国的行贿对象尚未确定,根据检察机关的工作原则,北京市检察机关如果没有接到相关举报,不会主动介入调查。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妥当, 对于可能涉嫌重大职务犯罪的事件,检察机关有必要主动与有关单位联系,获取线索,而不是等举报上门。因为,检察机关行使的是具有主动性的法律监督权力。


     
  •   离婚财产分割即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是指离婚时依法将夫妻共同财产划分为各自的个人财产,离婚财产分割有一定的原则。

      根据《婚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简称《财产分割意见》)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财产分割时,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

      在我国,刑事(xingshi)侦查行为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其中“专门调查工作”是指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由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的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辨认、侦查实验等活动;所谓“有关的强制性措施”是指为保证专门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侦查机关所采取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注拘留和逮捕等强制性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此外,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经常采取的窃听、通讯监听、邮检等不由刑事诉讼规范的秘密侦查措施,也应属于强制性措施。

      我国刑事侦查机关不仅拥有上述广泛的调查手段和权力,而且在行使上述权力时拥有相当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刑事侦查机关不仅可以自行决定采取一般性的调查手段,而且对于限制或者剥夺公民人身自由、财产或者其他权利的强制性刑事侦查行为,除了公安刑事侦查机关的逮捕措施须由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余都由刑事侦查机关负责人自行决定或者批准实施。由于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法律对上述决定的采取没有规定严格的标准,有的甚至根本没有规定标准,刑事侦查机关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是否采取上述刑事侦查行为

      相对于如此广泛的刑事侦查权,我国对刑事侦查行为的监督和制约就显得非常薄弱。对侦查行为的监督在我国主要表现为检察机关的监督、来自刑事侦查机关系统内部的监督以及律师参与侦查活动进行监督这三种方式。

      一、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行为的监督。

      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是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的适用负有监督职责,公安刑事侦查活动当然亦属监督范围。我国检察机关对公安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主要是以事后审查的方式进行,即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时,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可以对其提出纠正意见或责令其补充侦查,公安机关应当执行。另外,检察机关还可以对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活动进行监督,即检察机关如果发现公安机关应立案而不立案时,有权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必须执行。同时,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以刑讯逼供、威胁、利诱、欺诈等非法手段获取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拒绝将其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也可以在提出纠正意见后,要求公安机关重新调查取证。检察机关对公安刑事侦查活动的制约力度明显太小,制约的手段也明显缺乏,检察监督的效果相当有限。首先,对公安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主要以事后审查的方式进行,无法对滥用刑事侦查权的行为及时地进行纠正和救济;其次,监督的范围太窄。除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须经过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他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强制措施如勘验、检查、搜查、扣押、鉴定、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乃至拘留等,公安机关均可以自行决定,自行执行。第三,缺乏有效的制裁措施。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或者不当行为,即使提出纠正意见,也因为缺乏法定的制裁手段而成效欠佳。

      二、刑事侦查机关系统内部的监督

      (一)公安刑事侦查机关系统内部的监督

      立法对公安刑事侦查行为规定的内部监督机制,就是侦查人员在实施强制措施之前,必须取得侦查机构负责人的授权或者批准,并由后者签发有关的许可令状,同时,侦查机构采取的其他强制性措施,如搜查人身、住所,扣押文件、物品或邮件,进行电话或其他方式的查询和冻结,以及对公民进行通缉等,也须由侦查机构负责人经审查后予以授权并发布令状。

      (二)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刑事侦查行为的监督。

      检察机关对自侦刑事案件的侦查监督和制约完全是靠检察机关内部不同分工来完成的,检察机关的整体设置又是行政化的,在这种行政化机制下,内部监督制约的作用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相对于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的监督,检察机关自侦刑事侦查行为监督力度更为薄弱,尤如隔靴搔痒。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侦查行为违法更为突出。

      刑事侦查机关的内部制约和监督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因为作为侦查机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往往是作为一个整体开展侦查活动的。侦查机构负责人无论是公安局长还是检察院检察长,都属于侦查活动的领导者和指挥者,与案件侦查活动及其结果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刑事侦查机关的内部制约和监督不足以发挥根本上的作用。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违法搜查、任意扣押等违法现象,很多都是在侦查机构负责人授权同意下出现的,侦查机构的内部制约是靠不住的。

      三、律师对刑事侦查行为的监督。

      我国律师对侦查活动的参与范围极为有限,在侦查阶段只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一定的法律帮助而已,其参与侦查活动的程度受到法律、司法解释以及各种不成文惯例的严格限制,故律师对侦查行为的监督更是极其微弱。

      综上所述,我国刑事侦查行为的监督严重不足,只有对侦查行为加强监督,才能更有效的保障刑事侦查机关依法办案、保护被侦查人的合法权益。下面笔者就刑事侦查权的监督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

      一、刑事侦查活动应纳入到法制的轨道中去,在立法中对刑事侦查行为尤其是秘密刑事侦查程序进行具体而细致规定。

      我国公安机关既是刑事诉讼侦查机关,又是公安行政管理机关;既具有刑事侦查职能,又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公安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实施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以及其他行政决定行为是行政行为,行使的是公安行政管理职能。行政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可诉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刑事侦查行为不可诉,公安刑事侦查机关往往故意混淆这种区别,以刑事侦查为由来躲避司法审查,从而导致滥用刑事侦查权、非法插手经济纠纷等问题的出现。因此,从立法上明确界定刑事侦查行为与行政侦查行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界线以及刑事侦查行为需要尊守的法定程序是非常必要的。

      二、在刑事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page]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虽然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并未规定由此而取得的证据不具有可采性(司法实践中也是如此)。在目前刑讯逼供、刑讯逼证屡禁不止,威胁、引诱、骗取证据的现象经常发生,非法取得的证据往往被采信,违法刑事侦查行为很少被追究,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刑事侦查违法行为的发生。因此有必要建立起比较全面而完整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根本上遏制违法刑事侦查行为的发生。

      三、在立法上将刑事侦查行为列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接受司法监督。

      检察机关尽管名义上属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却事实上担负着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的职责,在诉讼目标和诉讼角色方面与刑事侦查机关总体是一致的。检察机关往往与案件侦查活动及其结果存在利害关系,因此检察机关的监督不足以发挥根本上的作用。由具有超然、中立地位的司法机构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才会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也就是说有必要将刑事侦查行为列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规定对于刑事侦查过程中国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的一切损害,均可以寻求司法救济,真正实现司法权的最后屏障功能。

      四、将看守所划归司法行政部门管理

      现行体制中,看守所归公安机关管理,而我国主要的侦查权也在公安机关,看守所本应是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侦查机关分隔开的地方,以防止刑讯逼供和诱供行为的发生。然而,现实中由于看守所和公安侦查机关由同一单位主管,缺乏独立性,已不能很好地对侦查权进行有效的监督。实践中,有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是在看守所里被侦查机关刑讯逼供。更为甚者,还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羁押期间被提出所里,在看守所外被刑讯逼供。因此,为了更好地限制侦查权滥用,应将看守所划归独立的司法行政部门来管理。

      五、加强辩方在侦查程序中的权利,尽量从立法上平衡控辩关系,实现辩方对侦查行为的监督。

      我国控辩失衡现象在侦查阶段表现最为突出,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提前介入侦查阶段的职责,仅是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没有赋于律师取证权和阅卷权,代理申诉、控告成为一句空话,无法实现对侦查行为的监督。法律应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从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这样做更有利于及时纠正错案,监督违法侦查行为。因为我国的体制很容易使公、检、法形成“兄弟单位”并协调一致作战的局势,在这三个机关的关系问题上,互相维护、互相支持的因素较多,而互相监督和互相制约的因素较少。违法侦查行为如果涉案当事人被羁押的日期越长、经过的程序和经手的部门越多,纠正的可能性就越校因为是要涉及到错案责任追究问题,所以,“兄弟单位”之间将会互相包涵,坚决顶住,有错也不纠。因此,将律师调查取证权和阅卷权提前到侦查阶段对及时纠正违法侦查行为是有益的,这是因为侦查阶段是在刑事诉讼各阶段中的第一阶段,涉案当事人被羁押的时间也不长,给其造成的损害相对较小,社会影响也不大,还不到“骑虎难下”的地步,此时如果有一定的证据证明侦查行为违法而造成错到“骑虎难下”的地步,此时如果有一定的证据证明侦查行为违法而造成错误羁押的话,侦查机关还是愿意纠正错误的。

      总之,我国刑事侦查监督机制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立法以及实践方面都有待完善,人们长期呼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刑事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等都不失为有效遏制刑事侦查权滥用的好方法,有待于在立法中逐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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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刑事案件在立案后继续就进入侦查阶段,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可以刑事拘留。对于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24小时以内进行讯问。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

      1、讯问犯罪嫌疑人

      (1)讯问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2)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

      (3)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2、询问证人

      可以到证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处进行,但是必须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

      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

      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刑事辩护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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