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明

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申请书申请人：冯，男，汉族，工人，197年月1日出生，住所福建省楼11号，现暂住福建省0号，身份证号3505012，系闽538号二轮摩托车驾驶员，电话152。委托代理人：冯永明，福建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电话13850858268。迟挺健，福建万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电话13850895609.被申请人：巫，男，汉族，驾驶员，192月3日生，住所福建省宁化坑村1号，现暂住福01室，身份证号3504，系闽G298号轻型自卸货车驾驶员，电话108。复核请求依法撤销三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元大队元公交认字[2012]第0000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并重新认定被申请人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申请人冯在本起事故中无责任。事实与理由申请人于2012年2月16日收到三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元大队，元公交认字[2012]第0000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现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之规定，特提出复核申请。一、申请人的违法行为与本起事故的发生无直接的因果关系。申请人虽然无证驾驶机动车，但也驾驶二轮摩托车多年有良好的机动车驾驶技能。《事故认定书》没有任何证据就主观臆断申请人“对车辆行驶速度、两车之间的动态距离判断不力”，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申请人进入叉道口时，被申请人的车辆还远在数十米外，何需判断动态距离？且此种判断通常理性人无法作出，除非专业人员。申请人在事故发生时属正常行驶，即使申请人有驾驶证也一样被撞。因此，申请人虽然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驾驶机动车，该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之规定，但该行为和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并无必然、直接的因果关系。二、事故发生时申请人的车辆已进入直行20.90米。本案《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显示，碰撞发生瞬间，申请人驾驶的摩托车已经驶出荆西大桥边缘弧线且进入南北方向距离为20.90米。也就是说事故发生瞬间，申请人的摩托车已经进入直行，并且已经直行了20.90米。闽中司鉴字（2012）S0036号《车辆痕迹及碰撞形态鉴定》结论为：碰撞瞬时，两车纵向平面夹角较小。也进一步证明申请人的车辆是进入直行状态并没有突然转弯的情形。三、申请人并未违反直行先通过之规定。申请人在询问笔录中明确陈述：在从荆西大桥进入205国道前有慢下来左右观察，三明方向没车，被申请人的车在永安方向大概70-80米外。被申请人的询问笔录也明确承认：他发现申请人的车时大概在几十米。两个人的笔录是吻合的，从以上我们可以得出：申请人在进入205国道时，被申请人的车远在数十米外。在205国道的车流量，在车与车之间距离数十米的情形，这是常态。若在此种情况下还要求申请人让行远在数十米外的车，这是勉为其难，如此申请人将永远无法进入国道。事故认定申请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福建省实施办法》第三十四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是片面理解直行先通过原则之规定。四、被申请人驾驶制动性能不符合技术标准且严重超载是本起事故的直接原因。被申请人2012年2月4日《询问笔录》第2页“问：你第一眼看到摩托车时距离你的车有多远？答：几十米，具体多少我估计不来。第3页问：你什么时候感觉到危险？答：他一开进国道我就感觉到危险，就开始踩刹车并打方向避让，……”这些《询问笔录》证明了被申请人早在几十米外就采取了措施，但悲剧没有避免的原因正是以下两处：闽中司鉴字（2012）S0035号《车辆技术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本次事故即将发生时，鉴定对象行车制动系统性能不符合GB7258-2004《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之相关规定。《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说明：路面未检见货车轮胎印迹。这些均证明：被申请人驾驶的闽G29823号轻型自卸货车没有刹车。三明市列西地磅称重单显示被申请人车辆超载1183%，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质量与运动惯性成正比，如此严重超载，当发生险情时无论如何打方向，车辆还是沿着惯性向前冲，根本无法转弯避免事故的发生。如果被申请人的车辆有刹车或未超载方向可控，则本起事故完全可以避免。正是被申请人车辆驾驶制动性能不符合技术标准且严重超载才是本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应当承担全部责任。法理都是相通的，《四川省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定规则（试行）》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车辆严重超载、严重超速或者车辆机械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发生事故不论是否本人引起即有责任，如果与事故有因果关系，则定为主要或者全部责任。也正是基于以上法理作出的规定。五、本起事故是一起典型的追尾事故。申请人已经进入直行车道20.90米，是被申请人车辆没有刹车且因为严重超载无法改变方向，而直接撞击于申请人车辆后座，是一起典型的追尾事故。本事故认定不能客观、全面、科学地认定事实，不但不对被申请人多种违法行为对此次交通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来确定主要责任，却以申请人存在无证驾驶行为及已经进入直行车道20.90米的申请人让行他人。这不但没有无法理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本案中对道路交通事故形成原因的分析，证据明显不足，适用法律不当，说理不足牵强附会。六、《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作出违反程序规定。交通事故发生时间为2011年1月31日，鉴定结果确定之日为2012年2月9日，而《道路交事故认定书》在事隔7日后的2012年2月16日作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三条“对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应当在检验、鉴定结果确定之日起5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之规定，违反了法定程序。综上，三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元大队元公交认字[2012]第0000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未正确适用法律、责任划分不公、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不符合《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五条之规定。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申请复核，望支持申请人的请求。此致三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本人接受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及福建万天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担任陈故意伤害一案的辩护人。在发表辩护意见之前，首先对在这起案件中遭受不幸的被害人及其家属深表同情。在此，被告人陈及其法定代理人也委托本人向被害人家属转达深深的愧疚！痛心之余，作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也有责任依法就本案的事实以及适用的法律予以阐述，协助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作出公正的判决。庭前辩护人详细阅读了案卷材料，认真研究了公诉机关的起诉书，会见了被告人。通过刚才的庭审对本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现结合本案事实与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一、公诉机关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误。公诉机关起诉书认定“黄和陈纠集了曾和黄等人，经商量后决定当天晚上一起去殴打郑。”我作为陈的辩护人，查看了整个卷宗均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陈有纠集曾和黄等人的行为。在庭审中辩护人问黄：曾、黄是谁叫去的？答：曾是我叫去的，黄是我和陈叫去的。辩护人问杨：黄是谁叫去的？答：是黄叫去的。辩护人问黄：你是谁叫去打郑的？答：是黄叫我一起去的。公诉人问黄：你是谁叫你去打郑的？答：黄。问：是怎么叫的？答：打电话。审判员问黄：你是谁叫你去的？答：黄。问：陈有没有叫你去？答：没有。从以上询问可以看出：曾、黄都是黄叫去的。曾第2次讯问笔录第2页（总第293页）第18到23行“问：你们为何要去打郑？答：是因为4月26日傍晚的时候，陈、黄、吴他们被郑、唐等人的给打了。黄就说要去打郑报仇。27日下午上学的时候，我去陈班级看望陈，陈就说黄想去打郑报仇，并说黄叫我们放学时到三中停车场集中，去等郑，然后打郑。……”。黄第3次讯问笔录第2页（总第253页）第2、3、4行“因为2010年4月26日傍晚，郑、唐等几个人在沙县城一小学那儿打了陈、黄、吴他们，黄叫我们这些玩在一起的人去向郑报仇。”本案中黄、曾是公诉机关认定的被纠集者，但他们的供述均没有表明被告人陈是纠集者。刘第3次的询问笔录第7页（总第143页）第11、12行“问：打郑的人员都是谁叫去的？答：我们都是黄和杨叫去帮助打郑的。”。林第1次讯问笔录第6页（总第198页）第16行到20行“问：你们如何商量和聚集的？答：我是昨天上午在学校的时候，杨就和我商量要去打郑，我同意了，昨天下午在学校门口没有等到郑，黄和杨就叫我们晚上再去打郑。晚上的时候，其他人也是黄和杨他们两个人叫来的。”以上刘、林的供述均显示纠集者是黄和杨，而不是被告人陈。唯一一处是黄第2次讯问笔录第2页（总134页）倒数第6、7行“问：去商量的那些人是谁叫去的？答：曾是我叫去的，黄是陈叫去的，其他人是杨叫去的。”但黄是本案的第一号主犯，有推卸责任之嫌，且与杨供述相矛盾。杨第1次讯问笔录第3页（总第143页）第8到11行显示：“2010年4月27日晚19时30分许，我在我姑姑开的小吃店吃完饭，黄叫我一起去沙县城一小学背后动力杯奶茶店去找黄，我和黄到动力杯奶茶店时，我看见黄、陈、刘、林、张已经等在那里了。”如此可见黄是与杨一起去的，并不是纠集去的。陈第1次讯问笔录第4页（总第270页）第19到21行“第二天，也就是4月27日当我上到第二节课的时候，我同学蔡来告诉我说黄叫我和蔡、黄、吴傍晚到三中停车场集合，说是有事情，这时我就知道是要打郑报仇的事。”陈第1次讯问笔录第6页（总第272页）第5、6行“问：昨天你们准备打郑时是谁招集你们到三中停车场集合的？答：是黄打电话通知我们去集合的。”陈第2次讯问笔录第3页（总第281页）第8到11行“27日下午，我同学蔡来叫我，说黄叫我和他、黄、吴、曾、庄等人在下午放学的时候到停车场集中，说有事情，我当时就猜到一定是黄要叫我们一起去找郑报仇了。”被告人陈供述均显示纠集曾、黄的人是黄。公诉机关认定的“黄和陈纠集了曾和黄等人”的事实不能成立。二、依据罪刑责相适应原则被告人陈逸灿不必对全案负责。1、被告人陈只是参与了殴打受害人郑的犯罪准备行为，并没有参与殴打被害人郑的犯罪实行行为。纵观全案卷宗被告人陈参与的仅是商议殴打郑的行为，亦即其参与的只是犯罪准备行为，而不是犯罪的实行行为。且其在商议过程中仅是一名消极听众即没有提议与没有发言。被告人陈第一次讯问笔录第3页（总第259页）第5、6、7、8行显示“问：你是否有参与殴打郑？答：我没有参与殴打郑。问：郑被打的时候你是否在场？答：我没有在场。”证人庄的询问笔录第2页（总第395页）倒数第2、3行显示“晚上快21点时，曾、陈两个人到我家找我，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在我家里玩电脑、看电影，我们三个哪都没去。”其它地方也有类似的陈述。被告人讯问笔录“……我就决定不与他们一起去找郑报仇了。……”显示被告人案发当晚虽然因为受伤，但他本还是可以参与殴打郑的实行行为的，但其因为害怕法律的制裁或者其他原因，找了个理由不去参与犯罪实行行为。2、被告人不应承担致被害人死亡后果的责任。被告人参与的准备行为中，共同犯罪嫌疑人均没有说明要对被害人打成什么样的后果。如黄第一次讯问笔录第5页（总第122页）第10、11行“问：你们商量打郑时有讲要怎么打，要打到什么程度？答：没有，只是说要打郑。”第二次第2页（总第134页）第8、9行“问：当时有无提出具体要如何打郑的？答：没有。”3、依据罪刑责相适应的原则，被告人陈仅对其参与的行为承担责任。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责任相适应”意思就是一个人犯多大的罪就应该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当，罚当其罪”。被告人陈仅参与了商议的犯罪准备行为，其角色也就是相当于一个围观者。且大家在商议打郑时也没有说要致其于什么状态，仅是出出气的目的罢了，至于后来致死的后果是被告人陈无法预见的。因而被告人陈的刑事责任也应当与整个事件的参与者有所区别。这一点与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于2010年5月5日对被告人陈发出《不予刑事处罚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通知书》认同一致。三、被告人属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对于这点，公诉机关也予以确认，且侦查机关在最初时也是建议对被告人陈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告人陈既不是本案指控的组织者，也不是纠集者。侦查机关林第3次讯问笔录第2页（总第215页）第7、8行“问：谁最先提议要殴打郑的？答：是杨最先提议要去殴打郑的。”杨第一次讯问笔录第5页（总第145页）第18、19行“问：是谁提出要打郑的？答：主要是我和黄两人提出来的。”被告人陈在犯罪活动中起着次要的作用，应属于从犯。《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据此，对被告人陈应当依法免除处罚。四、被告人作案时未满18岁，是未成年人，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这点，公诉机关也予以确认。由于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特点，未成年人尚未具有健全的健康人格。其社会认知能力弱，对自身行为的辩认控制能力差，人格结构尚在形成中。对于未成年犯罪的矫正，其处理的方针是教育、感化、挽救的方式。《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式，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被告李华法犯案时仅14周岁，故具有法定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被告人之所以如此行为还与社会环境不无关系。经向陈询问了解，被告人所在的学校治安混乱，外面社会上的人会进去打架，高年级的同学也会打低年级的同学，还有大哥带小弟之类的现象。因此，被告人陈之所以意气用事，是社会环境的影响，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社会问题若要一个未成年人来承担，则是不公平的。五、被告人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被告人认罪态度好，如实供述所犯罪行。被告人到案后，第一时间便向公安机关如实供述，坦白交待自己所犯罪行。其有深切的悔罪心理，确有认罪服法和悔改的表现。被告人主观恶性不大，易于教育改造，可作为量刑处罚从轻因素。陈能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无翻供表现，认罪悔罪态度好，愿意接受处罚，改过自新。这一点无论是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以及今天的庭审都可以看到。我国刑法贯彻的原则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事件已经发生不可逆转，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参与犯罪的人能够有一颗悔改、从善的心。如果能够从教育、挽救的角度出发，将一个陷入犯罪深渊的人拉回社会，改头换面、从新开始，要比判处重刑的社会效果好的多。正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请求法院看在被告人陈能够悔改，具有重塑性的一面，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六、量刑建议根据《最新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10]36号)》如下规定：二、2、（6）宣告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可以依法宣告缓刑；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三、1、（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60％；三、3

民事答辩状答辩人：某县永宁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地址：某县林业总公司办公楼2楼代表人：王土根职务：副总指挥委托代理人：冯永明，公职律师。因原告某县胡镇柏村民委员会诉答辩人财产损害赔偿一案，提出答辩如下:1、2009年3月下旬，答辩人征迁科林业组在调查“李厝坑垅”山场时，瓦村前任林业员廖提出该山场系瓦村集体所有，瓦村与原告有《“李厝坑垅”山场权属确认意见》。为慎重起见，当时通知原告村主干带新版林权证来现场确认。该主干认定“李厝坑垅”山林权属是瓦村集体所有，并提交该山场的林权证，调查组据此登记在册。在场人员有严、李、肖、阮、陈等。2、新版林权证系2006年颁发的，2007年元月30日原告与瓦村签订的《“李厝坑垅”山场权属确认意见》中明确规定：①是瓦村座落在原告的“李厝坑垅”山场，面积约贰百肆拾亩；②原告确认属瓦村集体所有。根据我国林权处理政策规定：当事人之间就林权依法达成的协议，有数次的，以最后一次协议作为处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依据，这也符合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该《权属确定意见》是依法对原告的新版林权证确认的山林权属重新调整，答辩人据此将林地、林木补偿费拨给瓦口村是符合法规规定的。3、答辩人在征收林地外业调查结束后，于2009年4月2日至8日分别在原告与瓦村村部公示栏上张贴征收林地面积与权属，公示期后，原告提交盖了公章、法人代表签上“以上情况属实”的《公示情况的报告》，其报告上明确：林木、林地的权属村民没有提出异议。另瓦村的公示栏也是原告村民必经之路口，原告也应当知道以上事实。但遗憾的是此两处公示内容原告均未提出任何异议。再者林地、林木补偿费发放前，采伐征收林地的林木时，原告也没提出异议，即使补偿金错发其责任也不在答辩人。4、“坪下崩山”在“李厝坑垅”的西南方位，从调查的红线内区域可以体现“坪下崩山”山场不在答辩人征收林地的范围。在外业区划调查图上，有“李厝坑”房屋标记，其西南方的田垅是原告与瓦村民公认的“李厝坑垅”，这与原告与瓦口村签订的《“李厝坑垅”山场权属确认意见》是相一致的。此外在各村公示的林地林木补偿一览表上的记载的地名、宗地号、林权证号是不一定全部征收的，补偿费是依据有效凭证发放的。5、某县胡镇瓦村民委员会是原告所诉答辩人错发林地、林木征收补偿金之对象，其与本案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通知某县胡镇瓦村民委员会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综上所述，答辩人林地、林木征收补偿费发放凭据确凿、理由充分，且严格按规定的程序操作，不存在误发。原告提出的诉讼理由不成立，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此致某县人民法院答辩人（盖章）：二0一0年三月十五日

摘要：《民法典》居住权制度对于实现房屋利用的多元化、保障弱势群体的居住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由居住权的用益物权性质的特征、无偿性、不可转让性、有期限性出发，分析和解释居住权人与所有权人、抵押权人、住宅买受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应基于民法理论予以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应该以居住权设立的必要性、满足生活居住需要、防止滥用居住权逃避债权角度出发，辩证分析居住权与其他物权冲突时的倾向保护。关键字：居住权；利益冲突；辩证分析一、引言2021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标志着我国正式进行民法典时代，民法典中有许多新增内容作为其亮点，给社会生活和法律学习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居住权作为《民法典》的新增内容之一，经过了20多年的讨论，终于以6个条文的形式确立了下来。但随着居住权的实施和社会生活发展，6个原则性的条文如何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成为了居住权实施过程中的阻碍。为了更好促进居住权的实施和发展，并为下一步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做出一定的疏理，笔者具体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二、居住权的法律特性1、居住权的用益物权性质《民法典》366条明确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2、居住权为无偿性《民法典》368条明确规定，居住权以无偿的方式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该条款直接确定了居住权一般确定条件为无偿方式，该无偿方式表现为不具有出租、买卖担保等法律性质，如果附一定条件进行约定也是满足条件，但原则性为无偿。3、居住权为不可转让性《民法典》369条明确规定，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该条款确定居住权不同于一般所有权和财产权，是一种典型的人役权性质，添加上了一定的人身属性，设立的初衷主要保护房产所有人为具有一定居住困难的人提供居住的权利。4、居住权为有期限性《民法典》370条明确规定，居住权期限届满或者居住权人死亡的，居住权消灭。三、《民法典》居住权制度的利益冲突居住权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其权利与住宅所有权人、房产抵押权人以及房产执行人等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如何平衡居住权人、所有权人以及其他第三人之间的利益矛盾，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结合案例浅析如何解决。1、居住权人与房屋所有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居住权作为一个有期限的用益物权，在期限上具有较长的时间，甚至可以规定至居住权人死亡之时为止。较长的时间保护，体现出居住权设立的初衷为具有一定照顾弱者的立法思维。但在居住权保护的期限内，如何保护房屋所有权人自身所有权的利益呢？因此，笔者认为，设立居住权的所有权人在一定事由出现的情况下，可以行驶请求撤销居住权，或者居住权的设立不一定仅以期限作为居住权消灭的事由，可以设立附条件成就的居住权成立或者消灭事由，增加居住权与所有权之间的平衡关系，有利于维护居住权与所有权人的权利。2、居住权人与抵押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如果从设立时间的角度分析，并且以设立时间作为逻辑判断的依据，那么抵押权与居住权按照时间设立先后顺序就发生不一样的结果。具体来说，抵押权设立在先，居住权设立在后的，抵押权的实现后居住权消灭，抵押权的实现成为了居住权消灭的一个事由。反之，居住权在先，抵押权在后，抵押权在所有权转移的层面可以实现，但居住权不消灭，居住权享有居住权期限内继续占用、使用的权利。譬如吉林省高院（2019）吉民申284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再审申请人虽因抵押取得房屋的所有权，但被申请人取得居住权在先，再审申请人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未了解该房屋的占有、使用情况，因此不能对抗被申请人对房屋所享有的居住权。3、居住权人与执行人之间的矛盾执行人与抵押权人有一定类似，区别点在于执行人执行被执行人的财产属于非登记要件，且执行事项的往往在居住权之后发生。假设不从违规设立居住权的角度出发，执行人在执行该房产时候，是否需要考虑居住权人的问题。从债权执行可以执行被执行人唯一的房产角度出发，执行原则为在保留被执行人一定生活支出的情况下可以执行。因此，执行人在执行有居住权的房产的所有权情形下，可以保留居住权效力，居住权只影响拍卖变卖的价格，并不影响执行权的实现。江苏省无锡市昌荣纺织印染面料有限公司与牟平纯等承揽合同纠纷执行案中，昌荣公司在执行程序中作出承诺，其取得84号房屋后保证被执行人继续居住直至被执行人死亡或自愿交出房屋，不收取租金等，确保被执行人原有的居住条件不受影响。该案件虽发生在《民法典》颁布之前，但具有民间居住权与执行权矛盾情况下的有利借鉴。执行法院在保证被执行人原有居住条件下，执行法院对房屋作出有限制条件的处置，不违背法律规定的立法精神。4、居住权与住宅买受人的利益冲突有居住权的房屋在所有权转移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价值减损，并且设立的居住权不会因为所有权的转移而消灭，买受人往往在此种情况下是经过慎重思考下才会承受该房产的所有权。如果存在买受人的情况下，居住权人是否对房屋在同等情况下的优先购买权呢？答案是的。其二，在买卖不破租赁的规则中也出现了另外情形，由近亲属作为房产的买受人情况下，居住权人为非亲属关系，是否居住权人优先于近亲属买受人呢？笔者认为，因采用近亲属优于居住权人的的买卖关系的观点，从原房屋所有权人设立居住权的事由分析，房屋所有权人如果处于照顾弱者角度，那么可以直接将房屋以买卖形式转让被居住权人，但原房屋所有权人并未采用此种方式，因此从逻辑角度可以得出近亲属优于居住权人的的买卖关系的观点。5、居住权的房屋灭失后居住权保护的矛盾居住权为设定在他人房屋上的用益物权，以作为物权客体的房屋存在为前提条件。如设定居住权的房屋被拆除，该房屋灭失，设定在该房屋上的居住权亦因设立基础灭失而消灭。居住权人的地位类似于且高于长期公有房屋租赁的承租人，应当享受相同的政策福利。当设立居住权的房屋被国家征收拆迁时，如房屋所有权人被重新安置房屋，居住权人应当就新安置的房屋继续享有居住权；如房屋所有权人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居住权人所应获得的补偿，双方签订的居住合同中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无约定的，比照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征地补偿中享有的权利，居住权人亦应当享有获得房屋拆迁相应补偿的权利。6、以遗嘱方式设立的居住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遗嘱方式设立的居住权是在遗嘱成立时设立，还是在登记时设立，民法典亦未明确规定。从居住权为用益物权的角度分析，其属于不动产物权，按照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应当登记的原则而言，居住权应当以其登记于不动产登记簿上时设立。众所周知，遗嘱在继承未发生时通常处于隐密状态，外人无从得知。那么买受人若取得有一遗嘱设立居住权的房屋时，应当保护遗嘱居住权人还是买受人或抵押权人的利益？虽然民法典没有明确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人必须是所有权人，但根据物权对世排他的特性，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如此，遗嘱设立居住权人在遗嘱尚未发生继承前，又对物进行处分的，应当认定为其以行为撤销了此前遗嘱设立居住权，以保护该房屋买受人或抵押权人的利益。此外，随着老年社会的到来，雇请保姆来照顾老人是一种趋势。在这过程中，不能保证被照顾老人因为某种特别原因，而以遗嘱形式为保姆设立居住权。如果老人的继承人又不认可该遗嘱设立的居住权，以设立的居住权违背公序良俗为由要求撤销，则应如何处之？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予以探索完善。四、《民法典》居住权制度的辩证分析就居住权的功能而言，应当看到，我国居住权制度最基本的功能仍然是保障家庭领域内弱势群体的居住利益。要妥善处理居住权纠纷案件，可在正确理解居住权的物权性及其实际影响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立法，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辩证分析：1、居住权设立的必要性出发居住权设立主要在解决文化传统中住有所居的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弱者，并具有一定的公益性特征。这一制度解决了现存的住房紧张这一重大问题，满足了许多老人想要把自己房屋留给妻子、保姆和以房养老等需要，保障了弱势群体的生存居住权益，有利于婚姻家庭的和谐与社会的统一稳定。2、从满足生活居住需要角度出发“满足生活居住需要”是居住权设立的目的，如果在居住权的实际执行中，居住权人并非满足生活居住而是其他需要，例如生产需要，已有自有住宅非必要居住权，那不应当成为居住权的设立要求。应该来说，基于居住权的立法目的，居住权人的“生活需要”应当是一个动态的范围。如果居住权人进入老年或出现其他需要照护而无法独自生活的情况，其生活需要范围应当包括对其提供必要照护的人的需要，相应的人员应当也有在房屋居住的权利，而他人无权干涉。3、防止滥用居住权逃避债权的角度出发在处理居住权纠纷的时候应当警惕利用居住权规避法律，特别是法律义务的情况。作为在房屋上设定的用益物权，居住权人可对抗房屋所有人、受让人和其他享有债权利益的人，加之当前对于居住权的终止等情形并未通过立法明确确定，可能出现恶意债务人利用居住权的前述特性侵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进而可能给债务的履行以及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执行造成障碍，在司法实践中应当警惕和识别这种情况。总之，《民法典》中关于居住权的制度弥补了物权法当时想要加入居住权却没有成功实现的遗憾，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特定群体的居住问题，保障了他们的利益，并充分实现了房屋的利用价值，提供了更多样化的房产利用方式，为司法实践提供了依据。但现实情况往往较为复杂，存在各类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去化解和解决矛盾还需要不但探索与实践。从“满足生活居住需要”的定位使得并不能对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做出足够的确定出发，还需要司法实践者不断探索和发现，为居住权法律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提供辩证的依据。

2022年2月10日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调查组公布：近日，经部、省、市公安机关对杨某侠、光某英（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与普某玛（已去世，小花梅母亲）生前遗物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为普某玛与杨某侠、光某英符合母女关系，结合调查走访、组织辨认，认定杨某侠即是小花梅。经公安机关侦查，董某民（男，55岁，丰县人）涉嫌非法拘禁罪，桑某妞（女，48岁，云南省福贡县人）、时某忠（男，67岁，东海县人，桑某妞丈夫）涉嫌拐卖妇女罪，上述三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从徐州官方对“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的调查公布的过程可谓遮遮掩掩，极尽推托责任。也正是因为当地有权管理部门失职，甚至乱作为，而致拐卖妇女事件无法断绝。有关部门失职行为有司必会有后续处置，已搬好板凳静观。这里只对在这起事件中董某民涉嫌触犯的罪名简要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对拐卖妇女、儿童罪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共有八种情形。也就是说对拐卖妇女罪视案件事实而定最高可处死刑。《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强奸罪）的规定定罪处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并有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若仅是单纯的收买，犯罪嫌疑人至多只处三年有期徒刑。人不是物，不可能捡得到，本案中董某民至少有共同收买小花梅的行为，应当触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同时董某民又用铁链限制小花梅，应当触犯非法拘禁罪。更为关键的是，小花梅已生下八孩，从公布信息来看与其生下小孩的为董某民，而小花梅属于精神病人，缺乏正常的认识能力与意志能力，不能正常表达自己的意志，应推定违背其意志，应以强奸罪论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也是如此规定：奸淫因智力残疾或者精神残疾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残疾人，以强奸论，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因此，董某民涉嫌触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非法拘禁罪、强奸罪。再来看，董某民与小花梅的“结婚”是否可以阻却董某民的强奸行为。原来的婚姻法及现行民法典虽然规定无效婚姻的情形为：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未到法定婚龄。但结婚也属于民事行为，需要受到民法总则民事行为成立要件“意思表示真实”的规制。结婚需要当事人自愿，并亲自申请结婚登记。而本案中小花梅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因其无民事行为能力，不能作出合法有效的意思表示，亦无监护人代为表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婚姻效力是无效的。根据法律规定，无效婚姻自始无效。因此，董某民与小花梅的“结婚”无法阻却董某民的强奸行为，强奸罪名成立。

2009年下半年的一天，崔某无证驾驶二轮摩托车，由三明市三元区城关大桥往三明火车站方向行驶至大桥西侧路段时，未按规定在机动车道行驶，未注意观察路面情况，与同向行走的俞某相撞，致使俞某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三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元大队认定，崔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崔某为该二轮摩托车在平安财险三明支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事故发生时间，正好在有效保险期限内。由于崔某赔偿能力有限，被害人俞某亲属把平安财保三明支公司与崔某作为被告一起告上法庭。本案中赔偿数额原被告双方均无争议，分歧集中在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认为被告平安财险三明支公司，应当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其以被告崔某无证驾驶为由拒不理赔没有法律依据。保险公司辩称：根据《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交强险条款》第九条的规定，以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未取得驾驶资格”认定问题的复函》（保监厅函[2007]327号）、《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交强险有关问题的复函》（保监厅函[2007]77号）的精神，被告人崔某未取得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答辩人依法无需赔偿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保险金，无需承担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的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审理认为：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交强险有关问题的复函不是国家规范性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交强险条款》第九条仅是针对保险公司的“垫付与追偿”所作的规定，并非法律和法规赋予保险公司的免赔的权力。《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根据《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机动车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等。《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第二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本案交通事故不是被害人俞某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存在免赔情形；而被告崔某未取得驾驶资格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只是对被害人的财产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其仍应当在属于“人身伤害损失”的范畴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或者垫付责任。据此，被告平安财险三明支公司提出其不予赔偿的“财产损失”包括“人身损失”、其对本案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法院最后判决：被告平安财险三明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向原告垫付医疗费9968.92元，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110000元。被告崔某赔偿原告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共计208428元。笔者认为，法院对本案的判决是符合交强险的设计目的的。交强险的设计理念就是在契约自由和市场失灵的时候，借助国家的公权力来创建投保人和受益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而维护公众利益。交强险更多的倾向于受害人权利的保障，其实质是社会公众利益优先，具有极强的公益性。交强险赔偿确立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不论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是否有过错及过错程度有多大，除依法明确规定可以免赔的情形外（如受害人故意），保险人都必须赔偿予受害人。法律、法规均未规定本案情形保险人可以免责，相反为了更大限度地对受害人给予充分及时的保护，将保险人对受害人的赔偿义务设定为一项法定义务，并规定受害人对保险公司享有直接请求权。保险人不得援引其与被保险人的合同约定（保险条款）来对抗作为合同指向的第三方——交通事故受害人。此外，保险公司的追偿也只是对事故中的致害人而言，本案中保险人赔偿完受害的第三方——原告后，可以向致害人崔某另案提起追偿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