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国军

一起装饰工程合同纠纷案案情介绍：2008年8月4日崔某与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贵阳某酒店室内装饰装修地毯施工协议》，合同约定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将某酒店的地毡工程以包工包料形式承包给崔某，双方对该工程的施工面积、施工单价、付款方式等进行了约定。同年10月9日崔某与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又签订了《协议书》，协议约定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2008年10月30日支付崔某12万元，同时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用一辆别克车作为付款担保等内容。后双方又于当日签订了《地毯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对原合同工程量增加量、单价、施工要求进行了明确约定。崔某依约完成全部工程后，2008年11月3日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方给崔某结算并出具《地毯安装结算表》，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合计总共应支付崔某工程款288680.22，后来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仅支付了149860元，尚有余款138820元未付。2008年12月9日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给崔某出具欠条承诺于2008年12月20日最低支付5万元整，在2009年元月15号前把全部尾款结算清楚。但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一直都没有履行协议和承诺付款。崔某遂委托贵州黔信律师事务所的蒋国军律师向贵阳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1、责令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立即支付原告工程款138820元及相应利息9471.76元（自2008年12月20日起截止至2010年4月20日止）至付清时止。2、判讼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担。律师意见：蒋国军律师受所里指派作为原告崔某的诉讼代理人，经过对案情缜密地分析和对证据细心地收集，认为此案原、被告双方的是加工承揽合同纠纷，且原告履行义务的事实清楚，被告未按约定支付工程尾款。在庭审中，被告辩称原告崔某诉讼依据不符合事实，从2009年元月17日开始所有班组的工程款全部由甲方(贵阳某酒店)直接支付,我公司已提供班组的结算单；由于地毯在验收时存在质量问题,我方多次通知原告进行维修,至今一直没有维修.截止2010年3月25日止,公司总共支付给贵阳市南明区某地毡经营部249860元。余款38820元于4月1日由公司负责人打了欠条给贵阳市南明区某地毡经营部。崔某于2010年3月25日向公司购买了一辆别克车，至今一直没有办理过户手续，我公司通知甲方在车辆未过户之前不准付给余款。我方已委托甲方给付原告款项，现我方不欠原告崔某段款。针对被告的观点发表以下代理意见：一、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主张用，崔某、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双方于2010年3月25日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中购车款抵扣10万元工程款于法无据。首先、该协议是车辆买卖协议，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其次，双方也未在该协议中约定可以用于抵扣工程款（若约定为抵扣工程款的话则会明确为将该车作价多少钱抵扣多少工程款，该协议书中并没这方面的意思表示。），在庭审中被告也自认是单方面的意思，并未征得崔某的同意。其单方面在《车辆买卖协议》中注明用于抵扣工程款10万元的语句是无效的，是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因此，购车款不能抵扣工程款。二、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主张工程质量有问题，是没有证据的，所出具的被扣款的证据不具有客观性，也是单方面作出的。该工程在08年11月3日前就已经经过验收并交付使用，被告也对崔某的工程量进行了结算，这期间被告从未主张过质量问题，而是陆续支付了工程款，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也承认尚欠崔某工程款138820元，由此可以看出被告所称的质量问题是子虚乌有的。庭审中，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也是不能证明工程是有质量问题的，事实上原告施工的工程是没有质量问题的，被告主张质量问题只不过是想达到赖账的目的而已。法院判决：1、被告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十日内支付崔某工程款人民币138820元及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从2008年12月20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1633元由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担。

关于租赁合同终止转让费如何返还的纠纷案情介绍：2007年9月贵阳市某局将其位于某路的房屋门面租赁给赵某，双方签订了《租赁合同书》，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五年，从2007年8月29日至2012年8月28日止，租金为每月13000.00元等内容。2008年12月27日赵某又将该门面转租给周某，双方签订了《转租协议》，该协议约定按原合同条款执行（即《租赁合同书》）。2009年1月1日周某再将该门面转租给黄某，双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两年，从2009年1月16日起至2011年1月15日止。年租金为306000.00元，每半年支付一次，另外，该双方还口头约定了黄某要一次性支付周某250000元的转让费。合同签订后，黄某按约定支付给周某转让费250000元及半年的房屋租金，共计支付了403000元给周某，周某给黄某共出具了两张收条（一张系转让费，一张系半年租金的收条）给黄某。合同履行至2009年11月27日黄某突然接到贵阳市某局通知称，按照市政府规划，市某局某大楼门面需全面拆除。2009年12月31日贵阳市某控股有限公司发出了筑建投通字[2009]63号《关于房屋拆迁的通知》，要求于2010年1月31日整体搬迁。黄某知道该信息及收到通知后多次找到周某协商，要求返还房屋未使用期间租金及退还一部门转让费，但都遭到了拒绝。黄某在失望之余，眼看高额的门面转让费、租金都将成为泡影，变得心灰意冷。案件分析:2010年1月4日黄某来我所咨询，经陈述事实和审查其提供的相关材料后本律师认为：黄某有权要求返还未使用期间的租金，且可以主张按实际使期限内退还未使用期间的转让费。后本律师接受了黄某委托，通过认真分析该案，就该案提出了两种代理思路：第一种为向法院请求撤销合同，若按该思路诉讼就得证明合同签订时对方存在欺诈、胁迫的行为或者黄某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形。第二种为请求法院解除合同，即合同约定的租赁物必将灭失，致使租赁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要求解除。从现有的证据看，本案若按第一种思路显然举证相对较难，若按第二种思路现有的证据就可以满足该诉讼请求的需要。对比两种思路获取的诉讼结果也会基本一致，于是选择了第二种思路。并根据诉讼策略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租金38250元及门面转让费250000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判决结果:二0一0年三月十六日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10）云民三初字第1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为：一、解除原告黄某与被告周某于2009年1月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二、被告周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黄某支付的房屋租金38250元及转让费130208.38元；三、驳回原告黄某其余诉讼请求。至此，该案一审诉讼程序结束，已经完全达到了预期的诉讼目标。结束语：转让费是指原有商家积累的客源、渠道、宣传基础、设备、商品等，大部分属于无形资产。作为商家要想开一间店首先就要考虑店辅的位置，而处于好地段的店辅更是让众商家不惜承担高额的转让费。在现今我国法律对转让费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而导致目前市场上出现的高额转让侵权的纠纷也越来越多。为了预防类似风险，请签约时慎重考虑。

2006年11月14日贵阳XX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门业公司）与朱某签订合同编号为232号《贵阳XX门业有限公司产品订货合同》，合同约定由门业公司为贵州XX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安装感应门。后双方又于2006年12月19日签订了284号《贵阳XX门业有限公司产品订货合同》，该合同约定由门业公司为贵州XX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安装卷闸门。门业公司依合同安装完工后，朱某仅付了部分价款，余款经多次催讨朱某均以种种理由拒绝支付，甚至朱某将手机停机，至此已无法联系，门业公司又无朱某的身份信息和居住信息，门业公司无法起诉朱某。所签订的两份合同中一份签章为贵州某集团第X建筑工程公司贵州XX东风日产4S店工程资料专用章，但该章并不是合同专用章，亦不是公章，不能证明是该公司与门业公司签订的合同，门业公司毫无办法。2008年6月本律师接受门业公司的委托，为该公司担任常年法律顾问。门业公司将两份合同移交给本律师处理，本律师接手案件后，经深入了解，得知贵州XX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东风日产4S店工程系朱某挂靠贵州某集团第X建筑工程公司承建。但无书面证据证明，若贸然起诉将会因证据不足败诉。本律师认为该工程若为贵州某集团第X建筑工程公司承建，必定会与发包方贵州XX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有合同。于是根据该思路到贵州XX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调查合同事宜，但该公司并不同意提供该合同文本，使调查无果。本律师并没有放弃该思路，认为该工程应该到相关部门备案过，于是又到贵阳建筑工程监理处调查，亦无结果。又后想该建筑工程应该与城市建设有一定的联系，该工程已经竣工，相关资料会不会存在入贵阳城市建设档案馆呢？于是又到该馆调查，终于找到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公司确系贵州某集团第X建筑工程公司承建，朱某在作为委托代理人签字。于是将贵州某集团第X建筑工程公司作为被告起诉到法院，要求该公司支付工程款。庭审中，本律师发表意见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证明贵州XX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东风日产4S店工程由贵州某集团第X建筑工程公司承建，朱某系被告该工程委托代理人，门业公司完成的感应门及卷闸门属于被告承包工程范围，且朱某与原告签订的合同都指向同一对象，由此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事实上朱某系代理被告签订合同，其责任应由被告承担，因此被告应支付相应剩余工程款。被告认为其中一份合同上加盖的资料专用章虽然真实，但不能作为对外签订合同使用，另一份合同上签名为朱某，虽系XX工程项目负责人，但无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两份合同需加盖公司公章才具效力。本律师辩称，被告承认朱某为该工程项目负责人，且承认与原告有合同关系，恰好证明朱某签订合同属于职务行为，其后果应由被告承担。经法庭审理，2009年2月17日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南民初字第1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贵州某集团第X建筑工程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工程款给原告。至此，该诉讼由先前的找不到人承担到完美胜诉结束。

浅析婚姻当事人未亲自到场登记结婚的婚姻效力—从袁某诉吕某离婚案谈起摘要：婚姻双方当事人未亲自到场登记结婚不能单纯地以《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认定为无效婚姻，应考查双方当事人当时真实意图，是否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等依法认定。关键词：离婚、婚姻效力、同居关系一、引言2006年2月袁某与吕某认识并于同年8月登记结婚，双方共同育有一子。2010年3月因夫妻双方感情不合同，为此夫妻经常吵架，双方均愿意离婚并就此达成离婚协议，但因婚姻登记地不在贵阳，双方均无时间回到登记地协议离婚，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双方在贵阳要达到离婚目的只能通过诉讼方式离婚。于是袁某便以夫妻感情不合为由起诉到法院。同年4月开庭，吕某称自己并未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结婚，因此是无效婚姻。法庭调查查明，双方结婚证上相片系真实的，婚后育有一子，并共同生活至今，登记结婚时吕某出具过授权委托书，由亲属代办。后法官认为因吕某未亲自到场登记结婚，因此系无效婚姻而休庭。法官以吕某办理结婚证未亲自到场为理由，认定婚姻无效，双方关系属同居关系。这种结论值得商榷。也即对结婚双方有一方未到场而通过熟人领取了结婚证的事实，以致当事人事后举行婚礼、共同生活，到因家庭生活琐事分居，袁某持结婚证起诉离婚的事实，单独或联系起来各应当如何定性？二、婚姻效力观点的分歧对上述婚姻是否有效，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其中有“应当”的词语，属于强制性规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应当无效。另一种意见认为，1、原告、被告系自愿结婚，又共同生活了四年，且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2、婚姻关系是特殊的人身关系，原、被告没有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只是程序上存在瑕疵，并不必然导致实体（婚姻）无效。3、对于类似本案的情形《人民司法》研究组认为：鉴于双方婚姻登记手续系由他人代为办理，违反《婚姻法》及《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关于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办理结婚登记的有关规定，故婚姻登记机关在办理此宗结婚登记过程中，审查不严，行为存在瑕疵。可告知当事人通过由负责办理婚姻登记的管理部门先行解决该登记行为的效力问题。笔者倾向第二种意见。三、用法律眼光看待婚姻效力问题从立法目的上看，要求婚姻双方当事人必须亲自到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是为了保证当事人双方缔结婚姻乃是出于自愿。也就是说当事人双方是否亲自到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证当事人的自愿。只要男女双方均自愿，哪怕结婚登记时一方或双方未亲自办理，婚姻也是有效的。但是因当事人是否自愿难以考证，所以《婚姻法》才将“必须”的字眼加以强调。只要亲自去办理登记的，就视为自愿。但一方或双方未亲自到场却不能一概视为不自愿。具体实践中应做如下区分：（1）双方当事人有结婚登记的共同意愿。即一方单独去办理结婚登记事先经过了另一方同意，则应认可其婚姻的效力。（2）婚姻登记为一方当事人利用关系取得，另一方在其登记时不知道或不愿意结婚的，根据民法上意思自治原则，应赋予该方当事人以撤消权，即此种婚姻为可撤消婚姻；其撤消权行使期间应该从其知道或应该知道已进行了婚姻登记时计算，而在其知道或应该知道之前，双方间无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即如何确定婚姻关系开始时间）；而撤消权之行使权完全交由享有撤消权的一方，其既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法院主张撤消婚姻登记，也可以抛弃撤消权而认可双方的婚姻效力。（3）双方当事人均非自愿的情形，如单方或双方父母瞒着子女为其办理的婚姻登记，其法律效果应当亦如上面第（2）种情形，赋予男女双方以撤消权。从诉讼举证责任角度而言，主张婚姻登记无效的一方应当证明婚姻登记时其并未到场（需注意的是婚姻登记到场一方原则上不能主张婚姻登记因另一方未到场而无效），而主张婚姻登记有效的一方应当举证证明另一方虽然在登记时没有到场，但登记系出于其真实意图或其已经知道登记事实并在撤消权行使期间未做否定表示或已放弃撤消权。从行政法角度而言，将行政行为的效力完全交由行政相对人决定似乎不能理解，在理论上也很难说的通。笔者认为，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瑕疵时虽可以撤消，但一来具体行政行为关乎行政相对人的重大利益，完全由行政机关决定其效力而不考虑行政相对人意思是拿行政机关的过错来惩罚行政相对人，对行政相对人很不公平；二来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瑕疵可以进行补正，而补正并不一定要通过撤消具体行政行为并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来实现，通过补充证据材料来补正具体行政行为的瑕疵更具合理性。因此，作为行政机关，发现存在男女一方或双方没有到场而进行了婚姻登记时，不能贸然主动撤消登记行为，而应该具体查明登记时和此时双方当事人的意图再做进一步处理。从法理上讲，凡是没有明文规定为无效婚姻和可撤消婚姻的，均应认定为有效，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通过学理解释将“当事人双方未亲自到场”纳入婚姻法地十条或第十一条规定的范围之内。因此，笔者认为单纯地以双方未到场就否定婚姻的效力是对婚姻法及相关规定的曲解。四、从社会角度方面看待效力问题《婚姻法》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但由于婚姻登记机关管理不严，当事人未亲自到场也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并不少见。对一方未到场究竟如何处理，并没有明文规定。要求双方亲自到场只能说是结婚登记的程序条件之一，对不符合结婚实质人件的当事人，即便双方亲自到场，也不能进行结婚登记。如果登记结婚时只有一方当事人到场，而当事人双方完全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且在一起实际共同生活，就不能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轻易否定婚姻的效力，否则将不利于婚姻家庭生活的稳定。作为一种既存的社会关系，“婚姻”已经形成事实，并以此为基础向社会辐射出各种关系，简单地否认这种身份关系的存在，必然会对家庭及社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当事人未亲自到场却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问题首先出在婚姻登记人员身上，加强登记人员的管理，强化登记人员的责任，尽量避免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比单纯的认定婚姻无效来惩罚当事人更为有益。因此，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应首先审查双方是否具有婚姻法所规定的无效婚姻的几种情形，如果没有法定的无效婚姻的情形，仅是婚姻登记时一方没有到场，实际上双方已在一起共同生活，法院不应当否定婚姻效力。从法律后果上讲，无效和可撤消婚姻的效力与有效婚姻相比在以下方面存在重大差别：在双方以后解除婚姻（或同居）关系时如何进行财产分割，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相互扶养的义务，一方死亡后的另一方是否享有继承权和一方或双方再行缔结婚姻时如何认定第二个婚姻性质和对其进行处理。从这一角度出发，婚姻的效力对双方都有重大影响，法院应权衡利弊，而不是简单以婚姻法第八条认定未到场的登记的婚姻均为无效婚姻。五、从现行婚姻法及相关规定分析婚姻效力问题按照1994年2月1日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办理结婚登记，必须双方亲自到场。但对有一方未到场的如何处理，该《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没有明文规定。该《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所规定的“婚姻关系无效”，是指“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情形。该《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所规定的“宣布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是指“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情形，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该《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所规定的“撤销婚姻登记，收回婚姻登记证书”，是指“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的规定予以登记”，在处理时“仍不符合婚姻登记条件”的情形（第十八条是关于离婚登记的不予受理的情形，与本案无关；第十二条是关于结婚登记不予受理的情形的规定，均为实质要件，未涉及形式要件）。以上述三条衡量，第二十四条实际上是关于对同居关系不承认为婚姻关系（包括事实婚姻）的规定，不属现行婚姻法所指的无效婚姻问题；同时，它不涉及对已领取结婚证的关系应如何认定，故对本案当事人已领结婚证的事实而言，不存在适用该条规定的事实，本案予以适用不当。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情形，应当是指在第十二条规定的实质条件上“弄虚作假”，从而骗取婚姻登记的情形。结婚当事人一方未到场，虽然影响登记机关对双方结婚是否属自愿的审查，但要求到场只能说是结婚登记的程序条件之一。因此，如果本案双方当事人结婚在登记时不违反实质要件，仅是一方未到场的话，是不能依该条规定认定或宣布原、被告的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其结婚证的。第二十八条规定对结婚登记而言，适用的条件应当是结婚登记时当事人双方或一方有不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之一的（即第十二条的情形之一），在处理时仍不符合该实质要件；如果处理时已满足了实质要件，即不能撤销其结婚登记并收回结婚证。此规定精神与现行婚姻法关于瑕疵婚姻不当然无效的精神是一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已被2003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婚姻登记条例》所取代，而新的条例中并无相似的规定，笔者之所以引用已废止的法规，是为解释有关无效婚姻和可撤消婚姻的范围规定。）修正后的现行婚姻法第十条规定了婚姻无效的四种情形，也只是结婚的实质条件。如果是受胁迫结婚的，按其第十一条的规定，受胁迫一方应提起撤销之诉，不提起的，不能以受胁迫为由宣布婚姻无效。其第八条主要是规定登记确立夫妻关系的原则，而且是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应予登记，不符合条件的，即使双方亲自到场，也不能登记。该法对双方或一方未亲自到场所作的登记如何处理也没有规定。依现行婚姻法的规定，对未领取结婚证的，以1994年2月1日为界作事实婚姻或同居关系处理；对已领取结婚证的，要么是按离婚处理，要么由当事人依其第十条的规定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消失的，不予支持），要么由当事人依其第十一条的规定请求撤销，而且申请宣告婚姻无效和请求撤销婚姻的，应依当事人的申请而定，对已领取结婚证的再无第四条路可走。从上述意义上看，本案当事人领取了结婚证，虽被告在领证时未到场，但其与原告在事后举行了结婚仪式，并共同生活。故而被告自认为是同居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对双方持有结婚证而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总结起来，结婚登记程序上的瑕疵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不能当然作为认定婚姻无效、可撤销的婚姻的必要条件，更不能据此而认定当事人之间为非法同居关系。同时，也不宜使用“无效结婚证”的概念。参考文献：[1]《人民司法》2006年第3期[2]《未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的婚姻效力的个人看法》任远律师的博客[3]《男女双方未到场办理的婚姻登记行为的效力》中国婚姻家庭律师网[4]《梁玲丽持一方未到场而领取的结婚证诉与刘波离婚，刘波以双方为同居关系同意解除案》天津婚姻家庭律师网（编写人：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院李宏伟、责任编辑：杨洪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