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懿邈

关于人身伤害案误工损失日平均收入认定的案例分析公民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否则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民事赔偿是侵权人承担的法律责任之一，也是侵权人对受害人损失的赔偿和精神慰藉的表现。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侵权人向受害人承担民事赔偿的项目有多类，误工费是其中之一。误工费是指侵权人向受害人支付受害之日起至完全治愈期间（误工时间）内，因无法正常上班而实际减少的收入。但法律对“收入”如何计算没有确定详细的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认定不一致，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以受害人实际收入或同行业平均工资除以30天计算日平均收入；一类是以实际收入或同行业平均工资除以21.75天/月（计薪天数）计算日平均收入；一类是以受害人实际收入或同行业平均工资除以21.75天/月（计薪天数）计算日平均收入，但应扣除休息日。本文试通过三个真实案例对误工收入的认定作一定的剖析。案例一：误工费日平均工资一审法院按照收入除以30天/月计算，二审法院认定一审认定错误，应除以21.75天/月，故而改判。2008年2月12日，朱某驾驶渝Cxxxx汽车将张某撞伤，住院29天。交警认定张某不承担责任，朱某全责。司法鉴定意见为张某玖级伤残，误工时间180日。张某随后向重庆市武隆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各项费用108770.49元，其中误工费23098元（要求按照重庆市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标准23098元/年计算一年误工费）。一审法院认为张某受伤前系街道办清洁工，工作时间长达8年，其受伤前每月工资为850元，故误工费为5100元（850元/月*6个月）。2008年11月10日作出（2008）武法民初字第868号民事判决。张某不服提起上诉，上诉事项之一为：误工费一审计算有误。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误工费认为，由于张某系街道清洁工，每月有固定收入850元，故依法应按其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误工费，经鉴定明确张某误工时间为180天，故其误工费确认为7034.48元（850元/月÷月计薪天数21.75*180天），一审对张某日工资的折算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应予纠正。2008年11月10日作出（2008）渝三中法民终字第950号民事判决。二审宣判后，王某某、朱某不服（其中也对误工费认定不服）申请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再审合议庭认为本案误工费的认定与原二审确认的费用一致，应予以确认，以及其他事项也予以确认，故该院于2012年4月20日作出维持原二审判决。案例二、误工费日平均工资一审法院按照收入除以21.75天/月计算，二审法院认为一审认定无法律依据，应除以30天/月计算，故而改判。2009年11月14日，龙某驾驶湘F8XXX桥车将驾驶摩托车的李某撞伤，李某住院31天。司法鉴定为玖级伤残，休息六个月。交警认定双方为同等责任。李某向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各项费用98585.45元，其中误工费15843.71元【（31天+128天）*（2167.3元÷21.75）】。一审法院认为其误工费计算正确，予以全部支持。宣判后，保险公司一审判决上诉至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不服事项之一为误工时间、误工费标准及误工费计算公式有误。二审法院对误工费认为，李某在事故发生前从事装修工作并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原判据此按职工月平均工资2167.3元/月计算李某误工费至定残前一天并无不当，但将2167.3元/月除以21.75天/月没有法律依据，应除以30天/月，故该院对李某的误工费认定为11486.69元（2167.3元/月÷30天*159天）。2011年8月26日作出（2011）岳中民三终字第204号判决。案例三、误工费日平均工资按照收入除以21.75天/月计算，但是应扣除误工期间的双休日。2010年7月10日黄某驾驶闽AWxxx号桥车将骑人力车的林某撞伤，住院24天。交警认定黄某全责。鉴定为十级伤残。林某向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94719.63元，其中误工费为7650元（19462元/年÷12月÷21.75天/月*102天）。该法院对误工费认为，林某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之日，但应扣除双休日，双休日29天，林某实际误工天数为102-29=73天，则误工费为19462元/年÷12月/年÷21.75天/月*73天=5443元（19462元/年为上年度农林牧渔业工资标准）。2011年4月7日作出（2011）霞民初字第147号判决。以上案例均来自中国法院网公布的判决文书，从上述案例不难发现，人民法院在审理人身伤害案件中，关于受害人误工费的日平均工资认定是不一致的，矛盾的，同案不同判。争议焦点：月收入是30天的工资，还是21.75天（计薪天数）的工资以及在误工期间受害人是否有休息权利。评析：《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对误工费的表述为“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对误工费的解释为“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本文均视为受害人有固定收入且受伤后没有其他收入）。故此，实际减少的“收入”是如何计算，并没有明确规定。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当公民具有劳动能力时，其有权利和义务向社会提供劳动并获取相应收入，不仅是个人及家庭物质的需要，也是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需要。进一步讲，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受害人在退休前，作为一名社会劳动者，受劳动法规之保护和约束，即使其受伤后没有实际工作，也不能理解为“无收入”、“非劳动者”和“无休息权”。故受害人“收入”、“休息”的认定应以劳动法规为据。依据《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第三条规定，职工每日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即每周休息2日。依据《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8]3号）第一条规定年工作日为365天-104天（休息日）-11天（法定节假日）＝250天，据此月工作日为250天÷12月＝20.83天/月。又根据该《通知》第二条规定以及《劳动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法定节假日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据此，劳动者全年计薪天数共计261天（250天+11天）。因而日工资折算为月工资收入÷月计薪天数；月计薪天数＝（365天-104天）÷12月＝21.75天。换言之，提供正常劳动的劳动者的每月上班20.83天，用人单位要按照21.75天计算工资，其余时间为休息日。国家规定劳动者休息和休假制度，其目的之一是为了让劳动者通过一定的休息让其神经及身体的各个部位得到放松，保持精力，达到劳逸结合，让生活生命延续，同时，休息时间是劳动者自行安排的，不受用人单位或雇主的管理和约束。受害人误工期间特别是住院期间，其不能工作或没有工作，从表面看处在休息状态，实质上，这种休息并非是伤者自愿的，也不是可以自行安排的，是为了达到康复而“被迫”从事的就医行为，因此该治疗时间（误工时间）并非是实质的休息，也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休息，也类似于一种工作，是从事恢复身体机能和精神的“工作”，是按照医生的安排和吩咐“工作”。正如有些岗位的劳动者（如巡警），表面上其没有实际的工作内容，在岗位上可能几天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其没有进行工作，也不能据此不支付劳动报酬和不给予其休息时间。如本文案例一中受害人误工时间为180天，该期间内正常劳动者上班的天数约为124.98天（20.83天/月*6个月），其余55.02天为休息日和法定假日，而受害人受伤后的治住院29天和出院后全休151天，都是在医嘱下完成医疗行为，没有享受到55.02天的休息，则该55.02天应视为“工作日”而计算收入。笔者认为，本文案例一重庆市武隆县人民法院、案例二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例三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对误工收入认定是不准确的，赞同案例一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一审）对误工收入的认定。事实上，受害人因受伤造成的收入减少分有形减少部分、无形减少部分。法院认定的误工损失仅为有形减少部分，无形收入损失往往更大，甚至是无法弥补的。如因受伤而可能失去创业机会、工作机会，甚至爱情友情等。故无论从保护弱者的法律精神看，还是从现实分析，人民法院对受害人误工损失正确认定是必要的。误工收入的不同认定必然导致赔偿费用的不同，一不利于受害人权益的保护，二也不利于司法裁判统一性。同样来源于中国法院网案例，却处理结果截然相反，让各级法院和法律工作者无法准确适用。故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作出相关解释，受害人日平均工资应以月实际收入或同行业平均工资除以21.75天/月（计薪天数），不应按照每月30天平均计算日工资，也不应当扣除误工期间的休息日和法定假日。作者：张懿邈，系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2013年春

律师为华西都市报关于《租房“跳单”开业1个月遭泼墨10次》法制新闻点评及类似案例分析意见租房“跳单”开业1个月遭泼墨10次因“损毁他人财物”，房产中介公司的3名员工被警方行政拘留5日成都抚琴西路一家内衣连锁店刚开业1个月，却“霉运”不断：从10月4日到11月1日，每隔几天，店员早上上班时，总会发现店铺的玻璃大门和橱窗外，涂满了大片的污迹，有油漆、沥青、涂鸦喷墨，甚至还有粪便，而这样的“恶作剧”共发生了10次。店员每次都要花很大力气清洗这些污渍，不堪其扰后报警。录像显示两男一女凌晨泼墨9月25日，李先生从深圳来到成都，想租一间店面开连锁内衣店成都分店。成都某房产中介工作人员孟昶（化名）和两名同事，带着李先生看了位于抚琴西路的一家铺面。双方还签下“带看合约”，合约规定李先生如果租下该商铺，就要向中介支付1个月的房租作为佣金，价格为2.8万元。然而，李先生在铺面的广告上发现了房东留下的电话号码。随后，他直接联系该商铺的房东，跳过中介租下该商铺。李先生省了2.8万元佣金，没想到却引来了一连串烦恼。根据店铺外安装的摄像头拍下的录像显示，这些泼墨恶作剧，几乎都是两男一女所为，作案时间通常为凌晨1点-4点。远在深圳的总店老板李先生分析，这可能与那家房产中介的纠纷有关。接到报警后，成都金牛公安分局西安路派出所民警对监控录像中的作案人员进行反复辨认，确认3人正是某房产中介的工作人员。因“损毁他人财物”，前日上午，3人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5日。3个月没开张开张就遇“跳单”房产中介工作人员孟昶说，他和两名同事已有整整3个月没有开张，3人本以为借此可以扭转一下萧条的营业状况，没想到又遇到了业内人士最痛恨的“跳单”行为。店铺被租下后，孟昶多次联系李先生，向其索要佣金，然而李先生早就回了深圳，不愿接电话，也不再露面。内衣店店员则表示对此完全不知情。“我们找李先生商量他不露面，实在没办法，只好采用这样的方式（指泼油漆）了。”孟昶说，虽然他们采用的方式不恰当，但也是想“维权”，也想过走法律程序，但那样时间太长。快过年了，想早点要到钱回家。孟昶表示之后还会继续“维权”，向李先生索要佣金，但会采取正当的手段。“跳单”频发房产中介“很受伤”“干中介这行最怕‘跳单’。为租出一套房子，要花时间收集房源，带客户看房，辛苦了好几天，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一分提成都拿不到，实在恼火。”成都武城大街某房产中介机构工作人员郑先生说，自己从业1年多，就遇到了3次“跳单”。“本来生意就不好做，遇上这种不讲诚信的客户，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成都富房不动产主要负责商铺出租的中介人员游旭说，虽然他还没遇到过“跳单”的情况，但一旦摊上，打官司程序太复杂，划不来，自己也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只好认栽。成都满城房产的中介黄某说，自己上个月刚遇到一起“跳单”，损失了2万多元提成。黄某说，为了防止“跳单”，自己在带客户看房前，一般会要求查看对方的身份证和其他证件，再签“带看协议”，协议上注明第三方信息保密，不能私自联络。□律师说法“跳单”是缺乏诚信的表现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懿邈说，中介市场上的这种“跳单”行为，是部分买主或租户缺乏诚信的表现，侵害了中介公司的合法权益和工作人员的劳动成果。对待这种行为，中介公司可以诉诸法律，但可能存在取证难，起诉周期长、诉讼成本高等问题。这也导致部分中介人员采取不恰当方式索取佣金。但采用泼墨或者威胁的极端方法，触犯了法律，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华西都市报记者孙某某针对以上法制新闻点评：张懿邈律师一直从事民商诉讼案件代理，其中代理几起类似案件，其中之一案情为（败诉案例）：某房屋中介公司在某网站上看到某业主有意卖房且该房屋正好是该中介公司长期工作区域，于是致电话该房东，双方在电话中协商：中介公司代为推广该出让信息让其更快变卖，若转让成功则需要向中介支付佣金（总房价的2%）。中介公司很快联系到一家客户，该客户看房前签订了《看房协议》，协议约定看某地房屋，若成交则支付佣金等内容。其带该客户看房，满意并愿意购买。因该客户不想支付佣金用小技巧避开了中介公司（客户从小区保安处问到房东信息后，私下办理转让手续）。该中介公司聘请张懿邈律师代理，经调查，一是客户已经购买了该房屋；二是签《看房协议》的名字与实际看房人名字不一致，系化名；三是该房屋是看房人以其儿子名字购买。基于上述证据律师认为，一是证据不充分需要补充证据，二是应尽可能协商解决。律师补充了一定的证据后向该客户发律师函，函告其支付佣金。客户收到律师函后没有回复，承办律师通过多种渠道查到该客户持有某证书并在某会计师公司上班并找到她，进行了多次友好协商，该客户同意支付佣金，但要求是仅支付一半。中介公司否定律师和解的建议而提起诉讼。双方在法庭上据理力争，均阐述了各自的观点，该客户代理律师观点为：不认识中介公司，没有接受过中介公司的任何服务，其房屋信息是在其他途径知晓的。审理法官认为中介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直接证明为该客户提供了居中服务，故而驳回其诉讼请求（中介公司不愿意司法鉴定）。案件总结：中介公司败诉最为重要的是证据不充分，主要为：1、看房协议书上的签字与其本人名字不符，律师补充该证据的途径是要对客户的进行笔迹鉴定，但风险有：一是司法鉴定费用贵，若鉴定不了则自行承担；二是若签字时其刻意不用常用的字迹，则无法鉴定的可能性很大。2、购买人与看房人名字不一致，需要补充证据予以证实是很难的，若是夫妻之间稍好点，若没有任何联系的两个自然人，要证明其之间有这种意思共识是需要充足的证据才能证实，一般都很困难。建议：造成该现象的发生是社会公民自身诚信度不够，此乃主要原因，作为律师无法去过多予以评价。但是作为风险防范则可以提及，一是中介公司在客户看房前应要求其出示身份证，确定是真实身份，并让其签字和纳印，二是协议内容注明若其以亲属名义购买等情形，也应支付佣金，三是与房东签署《代为服务协议》，约定房东瞒着中介公司直接变卖，则应支付超过佣金以上的违约金，并约定产生的损失和公证费、律师费、诉讼费均由其承担，如此房东较有压力而促使中介合同的履行，可保中介公司佣金的安全性。

（以下为采摘于报社）昨日，青羊法院就市民蒋女士状告成都某干洗店一案进行了公开宣判。终于，通过法律途径，蒋女士拿回了储值卡里的700余元剩余款及对方赔偿的100元工商信息查询费，但其提出的因维权而造成的损失8000元赔偿法院并未支持。得知判决结果后，蒋女士表示不满意，她将上诉。“法院支持了我们所提出退款的诉请，代表着对方在庭审时说我们‘无理取闹，滥用司法权力’的说法完全不成立，也意味着该干洗店拒绝退还储值卡余款的这一做法侵犯了消费者权利的事实属实。”蒋女士的代理律师张懿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法院以他们“没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因维权受到了损失”为由未支持8000元赔偿款的请求，但他们已经取得了最初希望的诉讼效果。“不管是在洗衣店，还是其他商店，商家所称的储值款存进卡里就无法取出是行业‘潜规则’这一说法，是不会得到法律认同。因此，这个案例提醒广大消费者，自己的权利受到商家侵害时，一定要敢于到工商部门及法院主张权利。”张律师说。然而，作为当事人，蒋女士却对最终的判决结果有些不满意。昨日15时，记者联系上了当时尚未知晓结果的蒋女士。从记者处得知情况后，蒋女士立即说道：“我不满意这样的判决，就像之前我说的那样，如果拿到8000元赔偿款，我会全额捐献给需要帮助的人，但现在这个结果没能真正对商家起到‘警示’作用。”与此同时，蒋女士表示，她将就此出上诉。事件回顾2008年7月，蒋女士到位于**西路的某干洗店洗衣服，听从工作人员的建议后，蒋女士预存1000元办理了该店以后洗衣打6.5折的储值优惠卡。消费200多元后，她发现干洗店竟未征求消费者同意，单方面擅自涨价。不满干洗店这一做法的蒋女士提出退还卡里余款，但遭到对方强硬的拒绝。事后，蒋女士便将干洗店起诉到了青羊法院，请求判决干洗店退还预存款余额700余元；赔偿因维权而产生的工商信息查询费100元及其他损失8000元。

关于人身伤害案误工损失日平均收入认定的案例分析公民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否则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民事赔偿是侵权人承担的法律责任之一，也是侵权人对受害人损失的赔偿和精神慰藉的表现。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侵权人向受害人承担民事赔偿的项目有多类，误工费是其中之一。误工费是指侵权人向受害人支付受害之日起至完全治愈期间（误工时间）内，因无法正常上班而实际减少的收入。但法律对“收入”如何计算没有确定详细的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认定不一致，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以受害人实际收入或同行业平均工资除以30天计算日平均收入；一类是以实际收入或同行业平均工资除以21.75天/月（计薪天数）计算日平均收入；一类是以受害人实际收入或同行业平均工资除以21.75天/月（计薪天数）计算日平均收入，但应扣除休息日。本文试通过三个真实案例对误工收入的认定作一定的剖析。案例一：误工费日平均工资一审法院按照收入除以30天/月计算，二审法院认定一审认定错误，应除以21.75天/月，故而改判。2008年2月12日，朱某驾驶渝Cxxxx汽车将张某撞伤，住院29天。交警认定张某不承担责任，朱某全责。司法鉴定意见为张某玖级伤残，误工时间180日。张某随后向重庆市武隆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各项费用108770.49元，其中误工费23098元（要求按照重庆市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标准23098元/年计算一年误工费）。一审法院认为张某受伤前系街道办清洁工，工作时间长达8年，其受伤前每月工资为850元，故误工费为5100元（850元/月*6个月）。2008年11月10日作出（2008）武法民初字第868号民事判决。张某不服提起上诉，上诉事项之一为：误工费一审计算有误。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误工费认为，由于张某系街道清洁工，每月有固定收入850元，故依法应按其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误工费，经鉴定明确张某误工时间为180天，故其误工费确认为7034.48元（850元/月÷月计薪天数21.75*180天），一审对张某日工资的折算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应予纠正。2008年11月10日作出（2008）渝三中法民终字第950号民事判决。二审宣判后，王某某、朱某不服（其中也对误工费认定不服）申请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再审合议庭认为本案误工费的认定与原二审确认的费用一致，应予以确认，以及其他事项也予以确认，故该院于2012年4月20日作出维持原二审判决。案例二、误工费日平均工资一审法院按照收入除以21.75天/月计算，二审法院认为一审认定无法律依据，应除以30天/月计算，故而改判。2009年11月14日，龙某驾驶湘F8XXX桥车将驾驶摩托车的李某撞伤，李某住院31天。司法鉴定为玖级伤残，休息六个月。交警认定双方为同等责任。李某向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各项费用98585.45元，其中误工费15843.71元【（31天+128天）*（2167.3元÷21.75）】。一审法院认为其误工费计算正确，予以全部支持。宣判后，保险公司一审判决上诉至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不服事项之一为误工时间、误工费标准及误工费计算公式有误。二审法院对误工费认为，李某在事故发生前从事装修工作并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原判据此按职工月平均工资2167.3元/月计算李某误工费至定残前一天并无不当，但将2167.3元/月除以21.75天/月没有法律依据，应除以30天/月，故该院对李某的误工费认定为11486.69元（2167.3元/月÷30天*159天）。2011年8月26日作出（2011）岳中民三终字第204号判决。案例三、误工费日平均工资按照收入除以21.75天/月计算，但是应扣除误工期间的双休日。2010年7月10日黄某驾驶闽AWxxx号桥车将骑人力车的林某撞伤，住院24天。交警认定黄某全责。鉴定为十级伤残。林某向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94719.63元，其中误工费为7650元（19462元/年÷12月÷21.75天/月*102天）。该法院对误工费认为，林某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之日，但应扣除双休日，双休日29天，林某实际误工天数为102-29=73天，则误工费为19462元/年÷12月/年÷21.75天/月*73天=5443元（19462元/年为上年度农林牧渔业工资标准）。2011年4月7日作出（2011）霞民初字第147号判决。以上案例均来自中国法院网公布的判决文书，从上述案例不难发现，人民法院在审理人身伤害案件中，关于受害人误工费的日平均工资认定是不一致的，矛盾的，同案不同判。争议焦点：月收入是30天的工资，还是21.75天（计薪天数）的工资以及在误工期间受害人是否有休息权利。评析：《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对误工费的表述为“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对误工费的解释为“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本文均视为受害人有固定收入且受伤后没有其他收入）。故此，实际减少的“收入”是如何计算，并没有明确规定。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当公民具有劳动能力时，其有权利和义务向社会提供劳动并获取相应收入，不仅是个人及家庭物质的需要，也是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需要。进一步讲，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受害人在退休前，作为一名社会劳动者，受劳动法规之保护和约束，即使其受伤后没有实际工作，也不能理解为“无收入”、“非劳动者”和“无休息权”。故受害人“收入”、“休息”的认定应以劳动法规为据。依据《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第三条规定，职工每日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即每周休息2日。依据《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8]3号）第一条规定年工作日为365天-104天（休息日）-11天（法定节假日）＝250天，据此月工作日为250天÷12月＝20.83天/月。又根据该《通知》第二条规定以及《劳动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法定节假日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据此，劳动者全年计薪天数共计261天（250天+11天）。因而日工资折算为月工资收入÷月计薪天数；月计薪天数＝（365天-104天）÷12月＝21.75天。换言之，提供正常劳动的劳动者的每月上班20.83天，用人单位要按照21.75天计算工资，其余时间为休息日。国家规定劳动者休息和休假制度，其目的之一是为了让劳动者通过一定的休息让其神经及身体的各个部位得到放松，保持精力，达到劳逸结合，让生活生命延续，同时，休息时间是劳动者自行安排的，不受用人单位或雇主的管理和约束。受害人误工期间特别是住院期间，其不能工作或没有工作，从表面看处在休息状态，实质上，这种休息并非是伤者自愿的，也不是可以自行安排的，是为了达到康复而“被迫”从事的就医行为，因此该治疗时间（误工时间）并非是实质的休息，也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休息，也类似于一种工作，是从事恢复身体机能和精神的“工作”，是按照医生的安排和吩咐“工作”。正如有些岗位的劳动者（如巡警），表面上其没有实际的工作内容，在岗位上可能几天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其没有进行工作，也不能据此不支付劳动报酬和不给予其休息时间。如本文案例一中受害人误工时间为180天，该期间内正常劳动者上班的天数约为124.98天（20.83天/月*6个月），其余55.02天为休息日和法定假日，而受害人受伤后的治住院29天和出院后全休151天，都是在医嘱下完成医疗行为，没有享受到55.02天的休息，则该55.02天应视为“工作日”而计算收入。笔者认为，本文案例一重庆市武隆县人民法院、案例二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例三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对误工收入认定是不准确的，赞同案例一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一审）对误工收入的认定。事实上，受害人因受伤造成的收入减少分有形减少部分、无形减少部分。法院认定的误工损失仅为有形减少部分，无形收入损失往往更大，甚至是无法弥补的。如因受伤而可能失去创业机会、工作机会，甚至爱情友情等。故无论从保护弱者的法律精神看，还是从现实分析，人民法院对受害人误工损失正确认定是必要的。误工收入的不同认定必然导致赔偿费用的不同，一不利于受害人权益的保护，二也不利于司法裁判统一性。同样来源于中国法院网案例，却处理结果截然相反，让各级法院和法律工作者无法准确适用。故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作出相关解释，受害人日平均工资应以月实际收入或同行业平均工资除以21.75天/月（计薪天数），不应按照每月30天平均计算日工资，也不应当扣除误工期间的休息日和法定假日。

律师提醒书写借条、欠条、收条应注意什么？近年来，随着由于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民众之间的相互借款越来越普遍，借贷的数额也越来越高，由此引发的纠纷也日渐增多。在这类纠纷中债主提供法院的证据往往只有一份“借条”，在法律上称之为“孤证”，即没有其他证据相互佐证。因此，民间借款中如何写好借条，需要注意一些法律技巧。本律师在多年的办案中遇到过各式各样的借条，现就民间借款如何正确写好借条给广大债主提个醒：一、借款时宜写“借条”，不宜写“欠条”借条和欠条均是一种债权债务的凭证，但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借条是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的借款书面凭证，它证明双方建立了一种借款合同关系；而欠收是双方基于以前的经济往来而进行结算的一种结算依据，它实际上是双方对过往经济往来的结算，仅是代表一种纯粹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代表借款合同关系。因此借款时宜写“借条”，而不宜写“欠条”，以省去诉讼中解释“欠”款原因、用途的举证责任。二、借款时双方约定的利率宜写入借条中实践中有不少债主误解民间借款不能收取利息，所以利息只在口头约定，而没有写进借条中。事实上，法律规定民间借款双方可在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范围内约定利息。法律依据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部分不予保护。《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的规定。如果没有将利率写入借条中，出借人一起诉，借款人不承认双方约定，出借人的利息请求将得不到法院的支持。三、借款时宜将还款期限写入借条中借款在诉讼时效内受法律保护，实践中却有很多出借人往往不知道“诉讼时效”的概念。理论界对借款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诉讼时效问题理解不一，有人主张适用2年诉讼时效，也有人主张适用20年诉讼时效。各地法院对此问题的把握也不尽相同。因此，从债权安全回收的角度考虑，借款时宜将还款期限写入借条中，如借款人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出借人应当在借款到期后2年内向其主张权利（包括向人民法院起诉或由借款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确认）。四、借款时借条宜写清出借人借款人全名实践上，出借人与借款人往往关系较密切，也不泛亲戚关系，借款时将日常习惯称谓写入借条，如将出借人写成“张叔”“张兄”；将借款人写成“阿三”“四妹”之类等等，万一借款人逾期还款，出借人想到法院起诉借款人，往往会因债权、债务人不明确而被法院拒之门外。五、借款时借条应表述清楚明确，没有歧义较典型的案例是张三向李四借款10万元，同时出具借条写明借款10万元，几个月后，张三归还李1万元，遂将原借条撕毁，张三重新为李四出具借条一份：“张三原向李四借款10万元，现还欠款1万元”。这里的“还”字既可以理解为“归还(huang)”，又可以解释为“还（hai）欠”“尚欠”。由此产生争议，对出借人非常不利。欠条，借条，收条的法律效力一、欠条、借条、收条的法律含义、证明的事实及映射的法律关系欠条、借条、收条是生活工作中常见的条据，这三种条据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法律含义却相差甚远。欠条，是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的表示尚欠某物或者某款项的凭证，一般用来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借条是出借人向借用人或者借款人出具的表示出借某物或者某款项的凭证，一般用来证明借用或者借款关系；收条是收领人向送给人出具的表示收到某物或者某款项的凭证，用来反映或者证明“收到”的事实。二、借条和欠条的区别很多人对什么时候该打借条，什么时候该打欠条总是不能准确把握，其实区分两者并不难。欠条和借条至少有两点是不同的：其一，借条背后一般存在着资金或者实物的流动，但欠条则没有。在打借条的时候，出借人“刚刚”、“正在”或者“即将”把物品或者款项交付给借用人，为了确认这个“流动”的事实才用借条加以固定；欠条一般是结算或者证明财产所有与占有的相反状态，也就是所有权人的东西被占有人占有、使用，这种状态在打欠条时早已存在，打欠条的目的就是确认这种状态的存在。其二，借条一般都有借期和利息，借条的借期和利息计算的起始点一般是出借日，而欠条虽然也可以约定还期以及在逾期未还的法律后果，但这个日期一般是欠条出具后的某一个时间点。实践中把借条写成欠条或者反过来把欠条写成借欠的情况很多，造成文不对题，结果往往给事实的印证，法律关系的认定以及权利人利益的实现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A跟B关系非常好，B向A借了3万元应急，B打了一个欠条给A，没有约定还期，那么过了两年之后，如果没有诉讼时效中断、中止、延长的情形，A再向法院起诉要求B还款，就很容易被法院认定为超过了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其根本原因在于，欠条自债务人出具时起，债权人即享有向其主张还款的权利，诉讼时效就开始计算，而一般诉讼时效期间是两年，两年以后再去主张，当然就丧失了时效期间。如果当初B给A打的是借条，同样没有约定借期，根据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出借人A过了两年再向借款人B主张还款，自其主张之时诉讼时效才开始起算，此时A起诉B，法院当然可以依法支持。所以虽一字之差，却差异重大，结果截然相反。三、出具欠条、借条、收条的注意事项1、内容要相对完善。欠条要写清欠款的数额币种、或者物品的数量以及名称、品质、规格或者型号等基本自然属性，拖欠的原因，返还的日期，逾期未还的法律后果，还要写清债权人、债务人的准确名称或者姓名，最后要由债务人署名或者签章并写清出具的日期。借条除了要写清上述事项外，还要写清借期、利息(或者租金)及逾期不还的罚息(或者违约金)等事项。收条除了要写清上述相关事项外，要特别写明法律后果是什么，比如“至此，双方债务结清”，“至此，双方委托代理合同终止”等。2、用语要准确。杜绝使用模糊用语，如“大概”、“估计”、“可能”、“差不多”、“算是”、“或许”等等；含义要清晰明确。笔者碰到很多人这么写借条：“A借B壹万元”，从字面上分析让人糊涂，到底是A借了B的钱还是B借了A的钱呢？其实写清楚并不难，比如可以写“A借给B壹万元”或者“A向B借壹万元”就不会产生歧义。3、条据最好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作为一种快速、便捷的确认方式，一般情况下条据都是手写的，出具者具有特定性，即由欠者、借者、收者撰写并签章，但现实中也不乏由债权人、出借人、送给人撰写再由欠者、借者、收者签字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欠者、借者、收者手里边没有一张同样的条据，撰写者对仅存的一张条据上作了手脚，比如加了借款的数额，那么签字的人如何去抗辩呢？相反，如果存在两张完全一样的(一式两份)条据，双方作手脚不但是徒劳的，而且还会因此伤了感情。4、主体身份要确认。如果是公司，查一查公司是否已经注销，公司名称是否准确(公司名称差一个字就是另一个公司了，比如“北京XX科技公司”和“北京市XX科技公司”就是两个不同的公司)，自然人是否成年(判断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自然人的姓名是否与身份证相符合(特别注意：同音异字也会留下麻烦)。此外，主体的基本身份信息也要留下，比如自然人的年龄、住址、工作单位等。

诈骗金额四川省调高，分别是5000元、50000元、50万元。自2011年10月1日起执行。2011-9-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1年2月2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2次会议、2010年11月24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4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4月8日起施行。二○一一年三月一日法释〔2011〕7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1年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2次会议、2010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49次会议通过）为依法惩治诈骗犯罪活动，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的需要，现就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第一条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第二条诈骗公私财物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酌情从严惩处：（一）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二）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的；（三）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四）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五）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诈骗数额接近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并具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属于诈骗集团首要分子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第三条诈骗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较大”的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行为人认罪、悔罪的，可以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一）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二）一审宣判前全部退赃、退赔的；（三）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的；（四）被害人谅解的；（五）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第四条诈骗近亲属的财物，近亲属谅解的，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诈骗近亲属的财物，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具体处理也应酌情从宽。第五条诈骗未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定罪处罚。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一）发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的；（二）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的；（三）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的。实施前款规定行为，数量达到前款第（一）、（二）项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或者诈骗手段特别恶劣、危害特别严重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第六条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第七条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其提供信用卡、手机卡、通讯工具、通讯传输通道、网络技术支持、费用结算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第八条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诈骗，同时构成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九条案发后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诈骗财物及其孳息，权属明确的，应当发还被害人；权属不明确的，可按被骗款物占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孳息总额的比例发还被害人，但已获退赔的应予扣除。第十条行为人已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一）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的；（二）对方无偿取得诈骗财物的；（三）对方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诈骗财物的；（四）对方取得诈骗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第十一条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主题词：刑事审判诈骗案件司法解释（共印400份）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秘书一处2011年3月21日印发入罪门槛：诈骗金额达到5000元数额巨大：诈骗金额达到5万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诈骗金额达到50万元以上10月1日后，诈骗5000元以下的公私财物将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省高院获悉，为我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省高院与省检察院下发了《关于我省诈骗罪具体数额执行标准的通知》，对原来的标准作出了调整，该通知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执行。诈骗罪2000元起刑执行15年已不适应司法需要我国《刑法》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据了解，我省关于诈骗罪具体数额执行标准，参照1996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标准执行，在该解释中，明确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时，入刑标准为2000元，数额巨大标准为3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为20万元。在此基础上，1998年由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下发的《关于我省诈骗、抢夺罪数额执行标准的通知》中，将“数额巨大”的标准确定为4万元，其余两项没有变化。1996年到如今的15年里，我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制定的数额标准已经不能适应司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今年4月8日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诈骗罪的数额标准做了重大修改：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由“二千元以上”修改为“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数额巨大”的标准由“三万元以上”修改为“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由“20万元以上”修改为“50万元以上”。结合经济发展水平我省诈骗入罪门槛为5000元4月8日正式施行了司法解释后，省高院相关部门为制定我省诈骗罪的具体数额标准进行了调研。省高院的调研数据显示，2010年我省城乡居民年均收入在全国排名第22位，比全国平均水平将近低20%，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下位置。“据此排名和比例情况，我省诈骗罪“数额较大”起点标准为“五千元”较为合适。”省高院相关负责人介绍。省高院在对诈骗数额巨大的具体数额标准制定中，认为我省“数额巨大”的标准“四万元”在解释确定的“3万元至10万元”数额幅度内，但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十几年前的经济状况和现在的差距甚大，且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提高了诈骗罪数额执行标准，适当提高“数额巨大”起点标准具有合理性。“数额巨大”起点标准由“4万元”上调至“5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数额标准，则适用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50万元。8月16日，省高院、省检察院下发了《关于我省诈骗罪具体数额执行标准的通知》，统一了我省诈骗罪具体数额执行标准：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五千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诈骗公私财物价值5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诈骗公私财物价值5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该通知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提高数额标准后不影响打击诈骗犯罪标准上调后，是否会对诈骗罪的办案工作产生较大影响？省高院相关负责人介绍，省高院通过对全省五个基层法院近三年诈骗案件情况的抽样分析，发现我省不满五千元的诈骗案件数约占诈骗案件结案总数的30%，我省将诈骗罪“数额较大”具体执行标准提高到“五千元”后，诈骗罪案件数量实际减少不到17%。我省二千元以上不满五千元的诈骗案件数约占“数额较大”区间诈骗案件结案数的49.2%。判处非监禁刑的诈骗案件，通常都是诈骗数额相对较小的案件，可见我省通常对诈骗数额不满五千元的诈骗案件判处非监禁刑。“由于这部分诈骗案件对社会危害性不大，将其判处非监禁刑也并未对我省社会治安秩序产生较大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