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昌

辩护词（杨某故意伤害案重审阶段）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山西泽晋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杨某的委托，指派律师王国昌担任其发回重审阶段的辩护人。辩护人通过阅卷、会见被告人，对这一已逾九年之久的案件有了清楚的认识，刚才又参加了法庭调查。辩护人认为，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的证据严重不足，应判决被告人无罪、不承担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与公诉人商榷，供法庭评议时斟酌采纳。一、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害人的伤情是否由被告人殴打所致，但在案证据不仅不能证实殴打致伤事实，反而能证实被告人没有殴打受害人头部，被害人头部伤情是否由被告人造成证据严重不足。被告人杨某从案发至今的多次供述基本一致，均客观反映了与被害人的争执经过，且与现场目击证人证言相吻合。1、据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高某用拳头击打了被告人面部，这一事实也得到现场目击人员李某、连某、韩某的证实。被告人没有击打被害人的头部，而且一次都没有，现场三名关键目击证人都能一致证实，杨某没有击打高某的头部。2、被告人供述，他没有用安全帽打被害人，相反是被害人将自己的安全帽用力掷向被告人，企图用安全帽伤害被告人，但因被告人用手接住被害人掷过来的安全帽从而使被害人的伤害企图未能得逞。此后被害人又甩开头灯意图击打被告人，未果。这些客观事实，在场见证人看的一清二楚，都如实提供了证言。尽管侦查人员曾多次向有关证人询问“杨某是否用安全帽打被害人”，但是多名证人的回答都是一致的，“没有”。3、庭审中，受害人以“被告人在其受伤后去看了他，因此推出是被告人打了他”，试图拿被告人曾看望他作为被告人“击打其头部”的证据。但这是明显荒谬的！众所周知，在调解阶段，受单位领导、相好同事的说劝，互让互谅地主动和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化解矛盾做出让步，反映了杨某的高尚品德，能将这种为社会广为提倡的美德当作“犯罪证据”，是对我们民族文化的亵渎！4、公诉人在庭审中向被告人发问时，强调被害人在争执中致被告人的伤害程度大于被害人被被告人伤害的程度，意欲推断被告人由于激愤报复被害人、击打被害人头部的可能性大、被告人所说的供述有瑕疵，辩护人对此不能苟同。因为每个人的度量和处事态度都是不同的，有的人也许因为别人曾瞪过其一眼就产生伺机报复之心，这种人即“心胸狭窄之人”；相反有的人面对凌辱都可能坦然释之，此乃“大度大量的涵养之人”。所以凭谁的受伤害程度大就推断其有报复心理、会报复伤人，这种推断是不符合逻辑规律的，也是违背我国刑法“以事实为依据”原则的。由此可见，起诉书所述的“杨某供述在案”、“证人证言”都不能证实“二人相互对打，出罐时，杨某又用安全帽将高某后枕部打伤”的事实，起诉书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认定被告人击打被害人头部的证据严重缺乏、明显不足，仅凭这一点，对杨某故意伤害的指控就无法成立。二、证明被告人击打被害人头部的证据只有“被害人陈述”，属单一证据，且被害人的陈述与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互相矛盾，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定案证据。被害人于1997年8月18日即案发一年以后，才向侦查机关作陈述材料，但仍互相矛盾，该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缺乏相关证据佐证，且与本案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存在矛盾，不能作为本案定案证据使用，不能仅凭这样的证据来认定被告人击打了被害人的头部。1、侦查卷0003页被害人陈述“杨某就用拳头在我头后枕部打了一拳，将我的安全帽打在了地下，我弯腰捡安全帽，杨某从我身后拿安全帽在我头部后面打了几下，我用手一挡，安全帽打在我手上，将我右手三指打破……李某把我扶起……”。今天的再次庭审中被害人仍然作了以上陈述。但这一陈述有以下矛盾。（1）、被害人在挨打一拳后本能应该是回打一拳而不可能弯腰捡安全帽。此前被害人因为被告人握手握疼了他就打了杨某一拳，从此点看也能说明这一道理。（2）、被害人的弯腰过程必将影响周围工人的正常站立或出入，如此明显的行为，必然有众多目击证人，但本案中即使是离被害人最近的李某、连某、韩某都无法见到该事实，更没有其他目击证人。（3）、杨某在被害人弯腰时“从其身后拿安全帽在其头部后面打了几下”，按照出罐时两人面向同一方向，其弯腰，身后就是自己的臀部，杨某想打击其后脑，有相当的距离，联系其臂长和当时的站位情况，决不可能伤及后脑；退一步将，如果出罐时，被害人倒着出，与被告人面对面，那么，被告人就不可能用拳击打到被害人的头后枕部。因此，被害人陈述的“先用拳打了后枕部……又用安全帽打了头部”，是矛盾的、经不起推敲的谎言！（4）、被害人在弯腰捡安全帽时，用右手挡杨某的打击，被害人不是左撇子，捡安全帽应该用右手，右手能一边捡帽子一边伸起手来挡吗？既是阻挡安全帽打击，一般常理应是“右臂阻挡”，何以用手呢？是为了阻挡，还是为了被打破？显然是虚假陈述！（5）、被害人所陈述扬某用安全帽击打自己时，没有陈述任何反击措施，严重违反正常逻辑规律，似乎自己是“被动挨打”，这与捏疼手就主动打人判若两人，显然不可能；被害人陈述自己被打跪在地上，李某将其扶起。而李某却否认这一事实，也没有他人再证明这一事实，被害人的这些陈述如何让人信服呢？2、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证人连某能够客观证实被害人的手是打在罐链上打破的，这一证言揭穿了被害人陈述的虚假面目，无利害关系人连某的证言效力明显高于被害人陈述效力。退一万步讲，仍足以推翻被害人的供述！3、证人证言及被告人供述均证实被告人是在罐运行期间打了原告胸肩部一拳，而原告人却讲是在罐停止后被告人追其致伤，这是继“手指被伤事实”之后又一突出矛盾，众口之词对一言之谈，确凿证据证实被害人供述是虚假的！4、被害人在治疗过程中二次虚拟其受伤原因，在天坛医院治疗期间被害人同时使用两个病历本轮番看病，一个记录为38岁，另一个记录为35岁，并且病历记载也不相同，被害人对此极力回避；被害人无法清楚说明自己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被诊断为“颅底骨折”的……这些都足以说明被害人陈述缺乏可信度！以上这些关键的事实问题，被害人出于什么动机在事隔半年之后还要做虚假陈述？被害人的陈述与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为什么如此矛盾？事实胜于雄辩，被害人陈述是虚假的、夸张的，不可采信的！请合议庭慎重考虑辩护人对被害人陈述的分析意见，依法对其陈述不作为定案证据使用。三、被害人上井后的情况经过，虽有部分证人证实，但上井过程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没有旁证，上井后的表现与扬某的争执没有直接关系；被害人案发前就有“头疼”数月的病史，其伤情与杨某的行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本案不排除诬告陷害的可能。1、被害人在双方发生争执后，并未立即发生伤害后果，其擅自请假上了矿井，从事发地到坑上的这个过程，只有被害人一人，在此期间发生什么事情，本案无法查清，但期间的事件与被害人伤害后果有因果关系。2、从被害人在二矿医院门诊看病的记录（审判卷00002页“二矿医院门诊病历首页”）可以看出，被害人自述曾于1996年2月15日7时许井下工作时不慎被矸石砸伤后枕部。1996年7月8日被害人在矿务局医院住院时叙述是“因铁棍撞伤后枕”（见矿务局医院病历）。这些陈述出自被害人之口，完全可能在事发当天二人发生争执后，被害人被矸石或被铁棍致伤。被害人对此陈述的辩解，不但不能推翻这一事实，反而更进一步佐证了其随时都可能做虚假陈述的事实。如果说矿务局医院“见打架不收治说成工伤就收治”的话，是违背医务道德，如果违背医务道德成立，虚假记载病历、照顾受害人出具诊断证明便顺理成章……不过，辩护人坚信，我市颇具影响力的“矿务局医院”，不会违背自己“救死扶伤”的宗旨，被害人对医院病历的辩解只能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只能再次反证自己陈述的虚假性！4、需特别指出的是，被害人当庭极力否认自己身体早已有病的事实，竟直言不讳地向庄严的法庭陈述“在杨某争执之前，自己的身体非常健康”；辩护人问及“在杨某与其争执前被害人最近去医院看病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被害人经过“认真”思索，回答到：“记不清了”。卷宗材料辩护人清楚地注意到，被害人在与被告人发生争执的前一天曾第三次到医院看病“病症为咳嗽一月等”，这么有影响的两件事相继发生在前后两天，“记不清了”的回答能说明什么？陈述的虚假、甚至背后有诬告的隐情！早在与被告人发生争执前两月，被害人就于1995年12月20日因“胃脘胀痛‘头疼一月伴纳呆’”到医院就诊，直至1996年1月15日二次就诊这种症状仍未消失。1996年2月14日也就是在案发的前一天被害人“因咳嗽一月仍到医院就诊，其症状也仍是头痛”，这与案发后其病症是同一的。所以被害人在争执后多次进行CT扫描，在“脑CT无任何异常”的情况下，到北京“天坛医院”继续“诊断”，在天坛医院做MRI国内当时最先进的脑核磁共振仍然没有异常的情况下，仅凭个别医生的印象诊断“颅底骨折”而进行伤情鉴定……以上事情经过结合被害人至今不同意“重新鉴定”的事实，其中的隐情应该不言自明！因此，请求法庭在合议时特别注意并充分考虑这一情节。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证据要确实、充分，被害人病情早已存在，无论他如何隐瞒，无论被害人上井后的伤害结果证据如何充分，它与被告人伤害行为之间无法形成严密的链条关系，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被告人没有打击被害人头部，绝不可能对其头部伤情承担责任。四、本案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尽管本案打人事实不清指控已经明显不能成立，辩护人仍然强烈请求合议庭对本案的“被害人伤情”予以重新鉴定，以客观地从行为结果方面再次推翻本案指控。1、本案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认定重伤的主要依据是“颅底骨折”，但是“颅底骨折”是否是事实呢？又是通过什么做出的结论呢？据案卷材料说明认定重伤依据“颅底骨折”是靠诊断医生印象而非仪器检测做出的判断，被害人在北京天坛医院治疗期间有两个诊断本，一个是“颅底骨折”，另一个则在“颅底骨折”后面打了一个“？”。而本案科学技术鉴定书引用了“9月23日诊断为颅底骨折”的病历记载，但如前所述，9月23日两个“颅底骨折”的诊断并不确实，特别是天坛医院的诊断证明书依据是当地诊断为“颅底骨折”，而且结论并没有确定为“颅底骨折”，因此鉴定书上的认定是不合理的。查阅相关医学知识我们得知，颅底骨折通过CT、MRI是可以查出来的。但是被害人于1996年2月17日、1996年5月22日、1996年7月9日三次在我市矿务局医院进行头颅CT检查，都没有发现异常，1996年8月17日在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天坛医院做MRI，即现今最先进的“脑核磁共振”检查，仍未发现异常。因此“重伤鉴定”的鉴定书是不科学的、有疑点的。2、需要指出的是，（97）公字74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做出重伤的结论是因为“颅底骨折”。但是单纯的颅底骨折并不能构成重伤，它必须要伴有相应的条件。根据《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第四十一条颅底骨折伴面、听神经损伤或者脑脊液鼻漏不愈者构成重伤；第四十七条指颅脑损伤除嗅神经之外引起其他脑神经不易恢复的损伤。本案中受害人和部分目击证人均证实被害人受伤后从鼻子里流黄水，鉴定书中认定为脑脊液鼻漏。但查阅相关医学资料发现，脑脊液鼻漏时有血性液体自鼻孔流出，中心是红色而周边清澈，漏夜化验葡萄糖含量超过1.7mmol/（30mg%）。被害人鼻中流出的液体到底什么医院并没有确诊。被害人在1996年8月7日于北京天坛医院的病历单发现被害人在脑MRI影像检查中并未发现异常，只是有左上颌窦炎症，这种结果与矿务局医院第二次CT结果一致，这种炎症的症状正是鼻流粘液、头痛，这些病症与被害人的病症一致。但这种炎症却与所遭受的外伤是没有关系的。因此鉴定书关于“脑脊液鼻漏”的引用也是不科学、不真实的。3、重伤鉴定疑点重重，但被害人不配合司法机关进行“重新鉴定”致使本案历时九年悬而难决。事实上，被害人高某在事发后并没有重伤表现，连续上班半个月之久；休息治疗期间，单位督促其向司法机关报案，本人拒不报案；是单位领导不得已代为报案；即使已经报案被害人仍上访告状要求单位申报工伤……。这一系列的反常行为说明，被害人“不鉴定”有自己的私情杂念，不排除该鉴定程序上有违法行为，再次反映该鉴定结论的不可信度。4、高某住院资料记载，1996年当年他时而35岁，时而37岁，时而38岁，部分记录还有涂改痕迹。（比如案件卷0002页“二矿医院辨认病历首页”的姓名，初诊日期均有涂改痕迹，1996年8月7日年龄为35岁）这些情况也能说明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依据的事实材料不真实，可能影响结论的科学性。综合以上几点，说明市公安局（97）公字第74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目前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本案中受害人伤情的鉴定的结果关系到“对被告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定”，必须客观公正、严格依法办事。因此辩护人再次强调重新鉴定的必要性，如果伤情不存在，本案一切争议都是毫无意义的！审判长、审判员：本案是一个上访案件、发还重审案件，客观地讲，由于被害人的原因，导致本案历时九年。涉及本案的司法人员特别是审判人员都忍受着“公正司法与无序上访”这对矛盾的煎熬。被告人杨某受本案阴影的笼罩，无法正常生活、生产，特别是由于思想压力大、精力疲惫在1998年坑下工作时不慎发生工伤事故，险些丧命。由于事故伤害不得不提前退休……本案能够公正处理是众望所归，包括受害人在内。但是辩护人不希望离开“事实依据和法律准绳”去探讨公正，更不希望“无序上访”成为本案公正处理的障碍。在我国法制化进程取得突出进展的今天，辩护人相信：无罪的人绝不会受到进一步冤枉！相信合议庭能给被告人杨某做出无罪判决，再次维护法律的尊严！谢谢！辩护人：山西泽晋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国昌二零零五年三月九日

辩护词（张某绑架案件发回重审阶段）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山西真安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张某亲属的委托，指派律师王国昌担任其涉嫌绑架案件发回重审阶段的辩护人。辩护人曾参与本案原一审及二审诉讼全过程。多次详细查阅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刚才再次参见了法庭调查。辩护人认为，本案基本事实清楚，但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构成绑架罪的定性不准，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抢劫罪构成要件，且应当以抢劫未遂进行量刑。现依法发表以下辩护意见，与公诉人商榷，供法庭评议案件时斟酌采纳。一、对起诉书指控事实的异议：1、起诉书指控“六被告人便用砍刀朝刘海亮胳膊、腿乱砍”与事实不符。在案证据只能证明被告人王某曾用刀背对刘某进行过乱砍行为，被告人张某从来没有使用过刀具，更没有砍人。因此，不存在六被告人用刀乱砍的事实。2、起诉书指控“逼张受害人打40万元的欠条未果”缺乏充分证据支持，关于打欠条的证据，曾有被告人张某的第一次供述中提及，但张某在此后的所有供述中都否认这一事实，据被告人张某供述，第一次自己曾指出这些笔录中的不实之处，但侦查人员以“签了字也没有事，以后还要做笔录”为由没有更正，打欠条的事实与其他被告人供述无法印证；欠条证据的主要来源还是受害人张受害人的陈述，但其陈述无法与受害人刘某证据佐证——刘某在陈述中称“在回来的路上张受害人告我说那伙人让打7万元欠条他没有打”，其指证“瘸子”曾打他让他打40万元欠条，与被告人刘某等人供述也无法印证。因此起诉书的该项指控事实不能成立。3、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指使张某逼张受害人让家人拿1万元”证据不充分，不能成立。被告人王某庭审中供述不存在指使张某向张受害人家里要钱事实，被告人张某多次供述中否认向受害人家人要钱事实，也无法与其他笔录和其他被告人供述印证，受害人的陈述也能侧面证实被告人是向其本人索要钱财的——受害人张陈述“剩下的大个子跟我说明天早上你给家里打电话准备1万……我当时求他们，给他们2000元算了，再多我就没有了，大个子不答应，坚持要1万……”从这种陈述可以看出，要钱的对象显然是针对张受害人个人而非他人。证人张女在公安机关的第一次讯问笔录中也证实：“那个人（指张受害人）说‘大爷们你们说啥就是啥，明天12点前我给你们送钱来’，后又说‘明天我给你们送1万元’……”，也能说明是针对本人而非家人。联系全案证据，包括对刘受害人都没有存在向家人要钱事实，取钱还是自己回去取，何况张受害人曾自己答应给1万元，因此，指使让家人拿1万元证据不充分，更没有形成事实，不能成立。以上事实恳请法庭严格审查确认。二、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绑架罪的构成要件，应该以抢劫罪定罪量刑。1、绑架罪（刑法第239条），是指利用被绑架人的近亲或者其他人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虑，以勒索财物或满足其他不法要求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或以实力控制他人的行为。绑架罪在主观方面现为直接故意，且以勒索他人财物为目的或者以他人作为人质为目的，所谓以勒索财物为目的，是指行为人绑架被害人的目的在于以加害被害人相威胁，迫使被害人的近亲属交给其财物，这里的财物包括货币、有价证券、金银财宝等具有经济价值的对象。绑架罪在客观上表现为绑架他人藉以勒索财物，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以索取其他利益的行为。其中为勒索财物而绑架他人的客观表现是，绑架他人之后，以被绑架人作为人质，要求其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交付一定数额的财物，赎回被绑架人，否则将对被绑架人加以杀害、伤害或者实施其他侵害行为。联系以上法律理论，我们不难发现：本案的客观情况是，被告人王某以向受害人索债为借口当场殴打受害人，在现场出现保安人员制止并建议“要打出去打”的情况下，突发把受害人带离殴打现场的想法，到第二现场、甚至带第二被害人到第三现场继续殴打并向受害人本人索要钱财。被告人主观上没有绑架他人向第三人勒索财物的故意，更没有实施向第三人勒索财物的行为。跟随受害人“刘”由刘自己取钱给被告人的事实足以说明——被告人索要钱财的对象就是受害人本人！即使张某第一次笔录虽然存在办案人员诱供嫌疑，但内容也仅仅是“让我跟那人单独谈谈，意思是让他跟家里要些钱”，退一万步讲，揪住这句话不放过，正常理解该话语也仅仅是让他（张受害人）要，逼迫的对象仍然是受害人本人而非绑架罪中受害人家属。联系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诉陈祥国绑架案”——被告人让香港外商向朋友已经打电话要钱（同时报警）最终改判抢劫罪的判例，辩护人的以上观点是可以成立的。显然，本案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刑法关于绑架罪的构成要件，按照刑法理论犯罪构成要件四要件说，显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构成绑架罪定性不准，该指控不能成立。2、本案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抢劫罪构成要件，应当以抢劫罪定罪量刑。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的行为。抢劫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护者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对人身实施强制的方法，立即抢走财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财物的行为。抢劫罪与绑架罪的主要区别是：抢劫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对财物的所有人、经管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迫使其当场交出财物或者当场将其财物劫走；绑架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对财物的所有人、经管人的亲属使用暴力、胁迫或麻醉手段，将其劫持，利用被绑架人的亲属或者其他有关人员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虑，迫使被绑架人的亲属或者其他人交出一定的财物，换取被绑架人的人身安全，因此财物不是当场取得，而是在以后的特定的时间、地点取得；不是由被绑架人直接交出财物，而是由被绑架人的亲属或者其他有关人交出。本案比较争议的是“当场”的理解，辩护人认为，本案中“被告人对受害人的暴力、威胁以及要求交付财物”在时空上具有连续性，关联性，不间断性，时间上是不间断的，空间上是连续的，应该认定为当场。正如实践中有的抢劫犯罪几秒钟完成，有的几十分钟甚至长达几小时殴打最终取得财物，这在时间上是连续的与本案时间上有类似性、对定性不存在影响；另外，实践中有的抢劫犯罪原地不动就会劫得财物（比如有的受害人，在被告人威胁“站住给钱，再动就打你”，受害人就会给钱），有的抢劫犯罪犯罪分子追逐受害人、耽误时间、也转移几个地点，最终劫得财物（比如在偏远的农村或者荒郊野外）就存在这种情况，虽然作案现场范围几经扩大，但存在连续性，受害人的暴力或者威胁一直处于连续状态，无论几个场所基于同样的恐吓同样的目的。因此本案符合刑法意义上的的当场行为。通过以上分析，辩护人认为，对被告人以抢劫罪定罪量刑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三、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应当客观认定为抢劫未遂，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现有证据可以证实，本案被告人没有劫得任何财物。根据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著名刑法学专家高铭暄、马克昌主编、中国法学会刑法研究会会长赵秉志执行主编的“现代法学教材”《刑法学》第595页叙述：刑法第263条基本情节规定的一般抢劫罪，应以是否劫得财物为既遂与未遂的界限。加重情节规定的情节加重犯和结果加重犯，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不存在未遂问题，情节加重犯则仍然以是否劫得财物作为区分即遂与未遂界限的标准。按照此理论，本案属于抢劫未遂。即使按照目前理论通说已经基本形成的一致认识：虽然抢劫犯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但是实践中没有劫得财物的抢劫犯罪，如果对受害人的暴力行为没有导致受害人轻伤以上后果，仍应该按照未遂犯量刑。显然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受害人构成轻伤以上后果。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应当客观认定为犯罪未遂，对被告人在量刑时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四、被告人张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本案共同犯罪中，临时起意决定殴打受害人进行索要钱财的是其他被告人；被告人张某就不认识受害人，是其他被告人向受害人索要欠款殴打受害人后，被告人张某在不知内情的情况下受人误导参与到犯罪中来的；如何殴打威胁，如何要钱都是其他被告人决定指挥的；被告人张某完全是辅助于其他被告人，按照其他被告人的安排实施行为；犯罪地点的选择、犯罪工具的选择都与被告人张某没有关系，其在共同犯罪中没有主动性，甚至存在乞求同案让张受害人回家的具体情节。《刑法》第27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需要向法庭说明的是，本案参与犯罪的人员达6人，一起共同犯罪这么所的参与人员，他们彼此的作用差别是明显的，应该区分主从，才符合我国刑诉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就本案而言，区分主从才能依法对被告人作出“罪责刑相适应”的判决。对被告人张某应当根据其参与的犯罪情节，依法认定为从犯，在量刑时对其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五、被告人有以下酌定从轻减轻情节，在量刑时应当酌情考虑。1、被告人认罪态度好。被告人在归案后基本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一直到今天的庭审中都能一致供述，属于坦白行为，可以从轻处罚。2、被告人愿依法赔偿受害人损失，虽然受害人伤情并非自己直接导致，其仍愿意赔偿，表现出积极的悔罪意愿，可以酌情从轻处罚。3、被告人文化水平低，仅仅上学到初中一年级，连我国规定的基本义务教育都没有完成，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在本次犯罪中又受到他人欠债理由的误导，错误走上犯罪道路，与那些目无国法，任意践踏法律的犯罪分子相比，主观恶性相对较轻，可以酌情考虑从轻处罚。综上所述，对被告人张某应当以抢劫罪定罪量刑，即应当在3到10年的量刑幅度内，考虑被告人从犯、未遂等其他法定酌定从轻情节，对其作出罪刑相适应的公正判决。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充分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