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刚

LHY涉嫌强迫交易罪一案一审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山东民桥律师事务所受本案被告人LHY近亲属委托，并经过被告人同意，指派本人担任其涉嫌强迫交易罪一案一审辩护人，经过庭前详细了解本案案情，查阅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现结合庭审情况发表辩护意见如下：一、被告人LHY不具备强迫交易罪的主观故意。强迫交易罪，在主观上，只有直接故意的情况下才能构成，间接故意或者过失都无法构成强迫交易罪。公诉方指控LHY与ZJH、XJW、CXC构成强迫交易的共同犯罪，而共同犯罪在主观上，必须要求各被告人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本案当中，LHY第一次去料场的时间是在2010年9月2日晚11时，在此之前，LHY与ZJH、XJW素不相识，彼此从未在一起预谋实施强迫交易这一共同犯罪行为，上述事实，庭审中，公诉人以及辩护人在对ZJH、XJW的发问程序中，ZJH与XJW均明确回答此前与LHY并不认识，更未曾一起预谋实施犯罪，既然如此，各被告人不存在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何来共同犯罪？辩护人希望法庭重视案件的一个细节之处，即：LHY第一次去料场的时间。根据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及庭审调查显示，LHY第一次到料场的时间是在2010年9月2日晚11时。LHY在2010年10月14日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显示：问：你最早是什么时候到的料场？答：我最早去料场是2010年9月2日晚11点多去的，我当时是去那里送饭…..；CXC在2010年10月14日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显示：问：SL（LHY）是什么时间去的？答：2010年9月2号晚上11点左右去的…..。庭审当中，被告人LHY和CXC对这一时间节点再次予以明确。上述事实，公诉方所举证的证人证言也予以了证明，如控方所举证的几位主要证人的证言如下：1、SDW2011年3月16日询问笔录显示：问：你把当天的情况说一下？答：当天我联系了并来到临清的有四辆车，是茌平的LCQ给我联系的车，2010年9月2日傍晚7点左右，LCQ给打电话说送料的车在料场门口被十拉个小黑社会人给截住了….;2、SDW2011年5月11日询问笔录显示：问：你给高临高速四合同段送过砂石料吧？答：…..到了第二天下午约七点左右，货车司机给我联系，说料场有人把门，不给他们结算就不让进料场卸料了，如果强行进料场，就砸车；3、GJS2011年3月16日询问笔录显示：问：你把当时的情况说一下？答：66188号车2010年9月2日白天就送了一趟，我给他结了一次账，到晚上六点左右，司机又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结账，我当时已经被YY、ZJH的人给吓唬走了…..；4、YXD2010年10月8日询问笔录显示：问：具体什么时间？答：应该是2010年9月2日左右的下午…；5、FSX2010年10月7日询问笔录显示：问：为什么他们后来不送了？答：因为以ZJH、YY等为首的社会闲杂人员在2010年9月2号天擦黑时把料场给强行垄断了，不让他们送了。从以上控方举证的主要证人的上述证言来看，时间的指向都是9月2日下午六、七点（虽有细微差距，但仍在正常记忆周期所允许的偏差范围之内），抛开上述证言中所述的“犯罪事实”是否存在不谈，单就时间来看，LHY是在9月2日晚上11点到的料场这一事实，庭审调查及证据是足以认定的，而在当天11点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LHY并不在现场，自然也就无从知晓，可以确认的一个事实是，在晚上11点之后，直至3号上午LHY离开料场，在这段时间内，并没有发生暴力、威胁等强迫交易行为，公诉方所举证的证据也没有将时间指向LHY在料场的这一段时间，对指控LHY2010年9月2日参与强迫交易这一所谓的犯罪事实，显然与LHY在料场的时间上是矛盾的，LHY根本未在现场，如何参与共同犯罪？二、LHY没有实施强迫交易罪所要求的“暴力、威胁行为”。强迫交易罪属于行为犯，对于这一犯罪形态首先应予以确认，对强迫交易罪而言，无行为则不为罪，只有实施了“暴力、威胁”行为才能构成此罪。对于本案，辩护人先后会见被告人LHY近十次，LHY也认可，其确实在料场从事“收单子”这一行为，但是绝没有参与过“暴力、威胁”他人的行为，庭审中，LHY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也是如此，刑事审判应当“重证据、轻口供”，分析LHY是否实施了“暴力、威胁”行为，归根结底，还是要看证据。对于控方指控的9月2日所发生的事件，辩护人已经在前面提到，LHY确实未在现场，对此不再赘述，针对控方指控的第二起“犯罪事实”（即10月2日卸车牌事件），控方同样未能通过举证来证明LHY构成强迫交易罪，案卷卷宗显示，被卸下车牌的车主名叫“LGY”，其作为“受害者”，在他所做的证人证言当中，却并未明确LHY对其有“暴力、威胁”行为。LGY在2010年10月2日侦查机关的询问笔录显示：问：他们是怎么质问你的？答：那个瘦子问我给谁拉的，我说给小郭和聊城一个叫HP的，他又质问我：“你这拉货的怎么随便挪主啊?为什么给被人拉？”我解释：“这些天你们没找我，小郭找我了，我就给他拉了。”他们问：“那你以后给我们拉，还是给别人拉？”我说：“你们要是愿意我就给你们拉。”….问：为什么拿走？答：见我这次没给他们拉料，那个瘦子就命令押车员LTL把我车牌子卸下来，那个胖子接过来放到自己车里，瘦子说：“如果不给我拉料，就别想拿回牌子了。”。对于这段LGY的证人证言，首先，同案被告人CXC在庭审中否认自己做过卸车牌的事情，控方对于这一所谓“犯罪事实”的指控，也仅有“受害者”LGY的陈述和其押车员LTL的证言，现有证据远不足以完成公诉方的指控，退一万步来讲，即使根据LGY的上述证言，也未能证实LHY实施了“暴力、威胁”行为，上述证言，至始至终显示的只是一个瘦子（而这个瘦子绝不是LHY）和LGY的对话过程，并没有所谓的胖子参与其中的对话，对于10月2日当天，LHY只是以一个“被动”的动作，接过了他人递过来的车牌，在此期间，LHY首先并未实施暴力行为，这是毫无疑问的，其次LGY的证言也显示LHY在此期间一言未发，LHY既无暴力动作，有无言语威胁，如何实施强迫交易罪所要求的“暴力、威胁”行为？换任何一个普通人来看上述的“瘦子”与LGY的对话，也很难让人觉得是在实施“威胁”，更何况强迫交易罪所要求的“暴力、威胁”必须要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所谓威胁，应当是行为人主动施加的心理强制力，使被威胁者不能反抗或者不敢反抗，而控方的证据只是在证明了“LHY接过了车牌”，这一“接车牌”的被动动作，却被控方拔高提升到属于“威胁”的高度，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不公正的，再者，上述证言可以看出，LGY不仅未受到言语威胁，反而仍然是希望与对方继续合作的（LGY说“你们要是愿意我就给你们拉。”），试想，一个真正“被威胁”而不得不交易的人会希望再次与对方继续合作吗？综上，控方的证据体系缺失严重，只有所谓的“受害者”LGY的陈述和与LGY有密切关系的押车员LTL的证言是不足以完成指控的，且上述证言也不足以证实“暴力、威胁”行为的存在并且达到“情节严重”之程度，而LHY在此过程中一言未发，更没有其他暴力行为，仅以一个被动“接车牌”的动作而被指控成强迫交易，显属不当。三、LHY不具备强迫交易罪的“非法牟利性”。强迫交易罪的显著特征就是主观上存在“非法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犯罪目的，而LHY之所以会到料场从事“收单子”这一工作，其主观上只是为了通过自己的合法劳动去换取合法的劳动报酬，既不是本案中收料交易的投资者，也非分红者，“收料”是否能够带来利润，能够带来多少利润，利润如何分配，这些事情与LHY并没有必然关系，可以说LHY既不享受交易可能带来的利润，也不承担交易风险。辩护人希望法庭能够注意区分通过“收单子”获取劳动报酬与通过交易获取利润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只有主观上希望通过交易本身去获取“非法利润”才能具备强迫交易罪所要求的“非法牟利性”。四、公诉机关的指控存在法律适用错误。《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强迫他人退出特定经营活动”，应当指出的是，“强迫他人退出特定经营活动”是《刑法修正案（八）》对强迫交易罪所新增的罪状，修改前刑法第226条对强迫交易罪的规定是：“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出或者单处罚金。”而《刑法修正案（八）》是在2011年5月1日才开始施行的，本案所指控的内容则是发生在2010年，根据刑事诉讼“从旧兼从轻”、“罪刑法定”的法律适用原则，《刑法修正案（八）》并不具备法律的溯及力，控方依据该修正案所增设的“强迫他人退出特定经营活动”提出公诉，适用法律错误。五、本案证据体系缺失严重，控方所举证据不足以完成指控。本案的审理，历时近两天时间，庭审当中，控方举证证据50余份，然而，控方所举证据虽多，但仔细分析，却不能发现，这些证据绝大多数都是“道听途说”，性质上属于传闻证据，证词当中大量存在“听说”“具体不清楚”等不确定的陈述，不符合刑事证据的“唯一性”“排他性”要求，并且在这些证人证言当中，很多都称自己并未见到被告人实施了“暴力、威胁”行为。如：1、ZYC2010年10月1日侦查机关询问笔录：问：为什么拦车？答：具体我不太清楚，看样子像不愿意那辆车再送料；2、XJL2011年3月25日询问笔录：问：你上面讲的情况是怎么知道的？答：是我的货车司机回来告诉我的。问：你的这个司机叫什么，是哪儿的？答：我车的司机经常换，多是别人介绍的，2010年9月2号到这时间也比较长了，我记不起是谁了；3、WSD2010年10月8日询问笔录：问：2010年9月2号以前的事你清楚吗？答：我只是听别人说过….问：后来你听说的情况是什么？答：后来我听说是2010年9月2日下午，我们料场供料环节被YY、CXC等人给强行垄断了….问：你见过CXC等人截货车司机、威胁司机吗？答：我基本上在办公室长期盯点过磅，外边发生什么事基本上见不到；4、LXE2010年10月8日询问笔录：问：你见过YY、CXC、SL等人拦截车辆，强行收取单据吗？答：….我们只能模糊的看到，具体情况看不清….；5、YXD2010年10月8日询问笔录：问：你见过YY他们吗？答：没有，我只是听说是YY等人给垄断了，具体情况不清楚。问：你联系的货车送料时被拦截时你在现场吗？答：我不在现场；6、ZHB2010年10月7日询问笔录：问：YY让谁拦车了？答：我只知道一个叫“XH”的，我听说过，我没见过人….问：YY的人怎么拦车？答：我听拉料的司机说只要不把料卖给他们，下次就别来了….；7、SQM2010年10月7日询问笔录：问：送“二灰”的是什么人？答：…我问收料的，他们说是一个叫YY的送来的料….；8、FSX2010年10月7日询问笔录：问：你知道都有谁被打、或车辆被砸？答：具体我不清楚…..9、GFY2010年10月11日询问笔录：问：都是哪些大车司机说过这些话？答：具体是谁我不清楚….问：你见没见过有人在料场附近拦截、威胁大车司机？答：我平时工作都在过磅房内，很少出去，所以没见过有人在附近拦截大车、威胁司机；LCQ2011年3月25日询问笔录：问：怎么闹事了？答：具体我不清楚，听说是只能送给一家….。这些证据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没有说明合法来源。根据刑事诉讼相关规定，传闻证据必须要说明合法来源，否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希望法庭能够本着严谨的办案要求，对不符合证据要求的证据予以甄别排除。综上所述，公诉方指控LHY犯强迫交易罪事实不清，刑事诉讼当中，作为控方，必须将涉嫌犯罪的每一起犯罪事实的时间、地点、嫌疑人、受害人、情节等案件细节予以详细描述，并通过证据加以证实，但是本案当中，通过起诉书便不难发现，控方的指控对于犯罪事实的描述过于笼统、模糊、粗糙，所举证据也不足以支持完成指控，远未达到定罪所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法庭依法宣告被告人LHY无罪。同时，根据刑法规定，强迫交易罪在《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之前，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本案被告人已被羁押九个月，希望法庭能够尽快审结此案，早日对本案作出公正裁决。谢谢！辩护人：山东民桥律师事务所王志刚律师二〇一一年七月六日

代理词审判长、审判员：山东民桥律师事务所接受CYY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与RJR、MJX返还拆迁补偿款纠纷一案一审诉讼代理人，根据本案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及本案证据情况，结合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现发表代理意见如下：一、涉案拆迁补偿款应属于原告所有。1、庭审中，原告方已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涉诉财产的所有权归属于原告，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原告方证据1）证实：原告租用被告火炬路GL新村路西院落一处时，属于被告享有的财产范围包括四间房屋、十二间猪圈、香椿树260棵、水槽一个，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财产。证人董纪忠的证人证言也证实：上述简易房系原告出资所建。同时，被告方当庭认可了简易房、简易棚等财产系原告所有这一基本事实。原告起诉中提及的简易房等财产均是原告在租赁期间善意添附。原告毋庸置疑的应是上述财产的所有权人，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各项财产权利。2、被告方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涉诉简易房等财产共获得补偿款62792.18元，该笔拆迁补偿款已由被告所领取，对此，原告方已举证《济宁北湖省级旅游度假区非住宅类房屋补偿明细表》、《火炬路景观改造地上附着物补偿领款单》进行证明，且对于领取了补偿款这一事实，被告方也予以认可，原告的财产被被告侵害，被告已经构成侵犯财产权的侵权行为，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返还并无不当。3、被告方辩称双方租赁合同第三条约定的如擅自乱搭乱建，到期无常拆除这一抗辩理由不应成立，首先，证人DJZ的证人证言证实：原告在添附上诉财产时，是取得了被告方同意后进行的；其次，是否属于乱搭乱建，并不是原被告双方通过民事合同所能约定的，认定违章建筑属于行政确认，需有政府规划部门进行确认，任何一个民事行为都没有权力认定建筑物是否违章，而且，原告诉状中提及的简易房、简易棚等财产在拆迁时所认定的性质是附属物（如果是建筑物，补偿不会如此之低），附属物时不存在违章认定的；再者，政府部门在拆迁上述附属物时，已经给予了补偿，这一基本事实是毫无疑问的，政府部门对上述附属物的合法性予以了认可（违法政府是不可能给予补偿的）。因此，被告抗辩理由不应成立。二、涉案简易房等被拆迁物的拆迁补偿款被被告占有，应予返还。原告作为涉案简易房等被拆迁物的所有权人，在拆迁补偿时补偿款理应支付给原告，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却私自领取了该笔补偿款，并将其据为己有，原告多次找被告索要均未成功，被告的行为已经侵害了原告的财产权利，其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同时，拆迁补偿之时，被告对于属于原告的上述财产，属于代为保管，如果被告始终拒绝返还，将涉嫌构成“侵占罪”。综上所述，本案简易房等财产的权利人属于原告，与之相应的拆迁补偿款自然也应归原告所有，本案原告CYY之妻，目前患乳腺癌刚刚做完手术，家中经济条件较为困难，无论于情于理于法，被告方将他人财产据为己有都是错误的，请求法庭依法公正裁决。代理人：山东民桥律师事务所王志刚律师2011年4月21日

代理词审判长、审判员：山东民桥律师事务所接受济宁HC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指派我作为其与WB拆迁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一审诉讼代理人，根据本案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及本案证据情况，结合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现发表代理意见如下：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所依据的所谓合同依据是双方于2007年4月25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九条，该条规定“乙方（即原告WB）于2007年4月29日下午5点之前，将原房屋交于拆迁公司拆除，甲方（即被告HC公司）将货币补偿款以支票形式一次结清。本协议自签订起，如有优惠政策，乙方同样享受”。庭审中，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即为如何理解该条所指的“优惠政策”。《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一、从词语文义角度看本案合同所指“优惠政策”代理人认为首先应当明确“货币补偿”与“优惠政策”绝非同一概念，拆迁法律法规规定了两种拆迁补偿方式，即“房屋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作为被拆迁人有权选择采用何种补偿方式，就本案而言，原告所选择的是货币补偿，而“优惠”按照这一词语的通常理解，其含义应当是指在一般的基础之上额外给予的好处或者利益，“货币补偿”是法定补偿，是作为拆迁人必须要支付的“拆迁对价”，而“优惠政策”则是在“货币补偿”的基础之上，由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双方自愿协商的额外利益，因此，对于“货币补偿”的数额，国家通过法律法规规定的形式予以强制干预，必须要通过市场评估的方式进行补偿价格确定，而对于除此以外的“优惠”，则完全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作为公平的主体协商而定。就本案而言，原告所诉请的是“拆迁补偿款差额122013.42元”，该诉请所主张的是“货币补偿”，而其所援引的合同依据的却是双方《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九条对于“优惠政策”的约定，原告显然是混淆或者故意曲解了这两者的概念。二、从本案证据角度看本案合同所指“优惠政策”庭审中，原告提交济宁JY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济金拆字（2007）01号《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作为证据使用，该拆迁方案同时也是被告HC公司的证据之一，作为被拆迁人，原告手中既然掌握着这份《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必然已经充分明白无误的理解了该拆迁方案。该《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在第二部分“货币补偿”中，对需要支付的各种法定补偿均一一作出了规定和解释（如货币补偿市场评估价、搬迁费、临时安置补助费等等），同时在第四部分“优惠政策”中则对可以获得的额外优惠利益作出了规定和解释，依据该方案，原告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包括“奖金1600元”和“市场评估价格10%的限时搬迁奖励”，该规定是非常清楚和明确的，之所以将“货币补偿”与“优惠政策”分两部分进行规定，充分证明了这二者并非同一性质。而且原告对上述两部分“优惠内容”已经在领取货币补偿款的同时予以领取，。三、从《合同法》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看本案“诚实信用”是订立合同的基本原则之一，双方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时间是在2007年4月25日，原告自愿选择货币补偿这一形式，被告方亦通过市场评估的方式确定了货币补偿的数额，并经原告认可，据此双方签订了补偿协议，原告将所属房屋交付被告，被告亦依约支付了全部补偿款，双方所付的合同义务均已履行完毕。众所周知，《拆迁许可证》的有效期是一年，与原告同期拆迁的其他被拆迁人并未获得高于原告的额外“优惠”，双方关于所能享受的“优惠内容”已在济金拆字（2007）01号《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明确无误的注明，且已履行完毕，原告诉称其所主张的122013.42元系其“损失”，代理人认为恰恰相反，拆迁补偿的内涵实质在于“等价交换”，双方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所规定的各项补偿，均是依法依约所支付，所支付给原告的“货币补偿款”完全合乎原告房屋所应有的价值，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完全是在市场评估的基础上所达成，原告诉请的122013.42元并非原告的“损失”，而是原告试图通过混淆“货币补偿”与“优惠政策”而谋取更多的额外利益，违背了基本的合同“诚实信用”原则。四、本案合同第九条并非“格式条款”庭审中，原告方辩称该条规定系“格式条款”，产生争议应作出对被告方不利的解释。代理人认为原告方的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该第九条并非“格式条款”，《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而本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九条之规定并非是“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否则该条款应与其他条款一样，采用打印的方式而非手写，同时，该条款载明“乙方于2007年4月29日下午5点之前，将原房屋交于拆迁公司拆除”，有着明确的时间指向，而这显然不符合格式条款“时间持久性”（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改变）这一特点。综上所述，代理人认为：济金拆字（2007）01号《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中对于“优惠政策”的范围、内容有着明确无误的规定，其与“货币补偿”分别规定在该方案的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原告已经享受了该方案中所规定的“优惠”，原告所诉请的是“货币补偿差额”，所援引的合同依据却是对“优惠政策”的规定，混淆或者故意曲解了二者之间的概念。纵观本案，对于“优惠政策”的理解，无论是从词语本身的文义、常人的通常理解、亦或是济金拆字（2007）01号《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中明确的规定，都无法将其“货币补偿款”等同。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代理人：山东民桥律师事务所王志刚律师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七日

王MK涉嫌故意伤害一案一审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山东民桥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王MK近亲属的委托，后征得王MK本人同意，指派我作为其涉嫌故意伤害一案的辩护人出庭为其辩护，履行律师职责。经过刚才的法庭调查，认真听取了公诉人发表的公诉词。在发表辩护意见之前，作为辩护律师首先对在这起事件中的死者家属表示深切的同情。现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供合议量刑时参考：一、本案系民间矛盾激化引起的没有预谋的突发性犯罪，其犯意是临时产生的。本案案发事出有因，被害人对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过错，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不强。从本案起因及发生过程看，是典型的民间矛盾激化引起伤害犯罪，案外人许CL通过死者邵JB及其他亲属到被告人家中索要同居期间的误工损失补偿，因邵JB与被告人父亲王HL言语不和发生撕打，继而导致被告人实施了伤害行为。应当指出的是，许CL所要求的误工损失补偿，并不是法律上的一种合法利益。王HL与许CL未办理结婚登记，双方属于同居关系，双方解除同居关系以及同居期间的财产争议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在法律上来讲，并不存在误工损失补偿这一概念，这也是导致本案发生的直接原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纪要的通知》要求，此类案件适用刑罚时要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法发〔2010〕9号)第22条规定：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因此，希望法庭在评判本案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时，应充分考虑这一案件起因，尽可能对被告人作出客观公正的处罚。二、本案被告人王MK主观上应属间接故意。首先，被告人与死者虽为同村村民，但并不认识，并无其他矛盾纠纷，被告人缺少希望并积极追求被害人故意伤害致死的内心起因，被告人没有故意伤害受害人的预谋，只是在受害人与被告人父亲撕打的情况下，丧失理智才一时冲动对受害人造成伤害。其次，被告人属于“低视力”残疾人，属于四级残疾，案发时现场人员较多，而且通过常识即可想象当时的场景必定极为混乱，被告人并非手持凶器直接实施的伤害行为，而是将匕首藏于后腰，如果被告人有着积极追求伤害的主观故意，那么符合常理的做法是直接手持凶器实施伤害，而完全不必多此一举将匕首藏起来。第三，死者的尸检鉴定显示创口呈“L”型，创道由左后上向右前下进入右胸腔。本案凶器是单刃匕首，如果被告人是有着积极追求的伤害意图，符合常理的行凶方式一般为直接捅刺，创口一般为三角形，而且创口与创道一般应是垂直的，而不是倾斜的创道，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作为成年人，对于手持匕首会造成他人伤害这一事实是应知的，而被告人放任了伤害这一后果的发生，而并非积极追求，其犯罪的主观方面应为间接故意。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相对于直接故意是要小些的，辩护人请求法庭对此予以考虑。三、被告人认罪态度诚恳，悔罪心诚，愿意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被告人被羁押后，在侦查、检察、审判过程中认罪态度好，能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并主动交待本案事实，口供的一致性和稳定性都较强，今天开庭又能够自愿认罪。这证明被告人愿意配合司法机关查清事实，对自己的行为有明显的悔罪表现。本案被告人虽然经济能力十分有限，但被告人愿意积极赔偿给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因为被告人自身经济收入低微，生活尚属拮据，确无全额赔偿能力，被告人的亲属愿意尽一切努力，积极地帮助被告人对被害人家属进行赔偿。四、被告人系初犯，偶然犯罪，以前无违法犯罪的不良记录。被告人属于四级低视力残疾，虽达不到“盲目”的标准，但是望法庭酌情予以考虑。被告人近几年连续遭遇父母分居、眼睛伤残等不幸变故，为治疗眼伤又多方举债，实施了数次手术也没能治愈，心理情绪可想而知，而许CL在这时候纠集其亲属到被告人家中索要钱财，使得原本就经济窘迫、心理极端压抑的被告人心理防线崩溃，进而做出了过激的举动，恳请合议庭对此予以充分考虑。在本案卷宗材料中，证人许CL的一番陈述让辩护人异常感动。她说“我也很同情王MK，我也不希望王MK受太大的伤害，他毕竟是个孩子”。作为本案与受害人一方有密切关系的证人，能够如此坦诚实属难得，望法庭在研判本案时也能从“人性化”的角度对此予以考虑五、被告人构成自首。被告人在案发后，听到有人拨打报警电话，并没有逃跑、藏匿或抗拒抓捕，而是在其家中等待警察的到来，到案后又能如实供述。证人王HL的笔录（2012年4月6日第4页），王HL说“俺爷俩就在家等着，知道派出所的得来，过了十来分钟，派出所的来了，我说：咱跟着上派出所吧，我们就跟着来的派出所”；2012年5月14日王HL询问笔录第3页中说到“在家里我给孩子说在家里等着呗，派出所的得来，小K说等着，等着派出所的过来”。可见，被告人对于警方会来抓捕是明知的，辩护人认为：自首的本质在于嫌疑人出于自己的意志将自己交付国家追诉。在被告人明知他人报案、确信警方会来抓捕的情况下，仍然留在原地等待抓捕，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究其实质，仍然体现了主动将自己交付司法机关的意思表示，符合自首的本质。六、关于本案量刑。三、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5．对于被害人有过错或者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被害人过错的具体情况（罪错、违法过错、违反公序良俗过错）以及促使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关联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19．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投案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轻重、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确定从宽的幅度。（5）有自首情节且犯罪较轻的，可以高于以上规定的从宽幅度减少基准刑或者依法免除处罚。22．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二)故意伤害罪【量刑指导意见】4．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1）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2）因被害人的过错引发犯罪或对矛盾激化引发犯罪负有责任的；综上，以上辩护意见望法庭予以采纳。谢谢法庭！辩护人：山东民桥律师事务所王志刚律师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孙Z诉张JD、金GL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审代理词审判长、审判员：山东民桥律师事务所接受张JD委托，指派我作为其与孙Z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一审诉讼代理人，根据本案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及本案证据情况，结合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现发表代理意见如下：一、张JD单独处分夫妻共同房产属于无权处分，本案房屋买卖协议应属无效合同。1、涉案房产是张JD与金GL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买，购买此处房产系张JD与金GL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所购得，《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由一方婚前承租、婚后用共同财产购买的房屋，房屋权属证书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2、众所周知，房改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房改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的，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这一事实，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山东省职工购买公有住房许可证》（鲁房改字第2*****号）已经证实，该证据载明：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鲁政发【1995】81号文件规定，经审查核实，本户职工符合按房改政策规定购买该套住房的条件，准予购买”。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山东省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决定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鲁政发【1995】81号）（二十四）规定：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处。同时，证人曹WC的庭审证言也足以证明涉案房产的房改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曹WC证实：兖矿集团进行房改，职工一方参加房改的，就需要到配偶一方的工作单位调查确定配偶未曾参加房改后才可以办理。因此，从上面的相关规定足以明确涉案房产是以张JD与金GL夫妻双方为一户进行的，毫无疑问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同时，江苏省法院民一庭的内部研讨对此问题有着明确的阐释，代理人将其附后，希望法庭予以参考适用。（附：《江苏省法院民一庭婚姻家庭案件疑难问题法律适用研讨会综述2005》之五、关于夫妻共同财产：房改房的出售和价格都受国家房改政策的调整，夫妻双方的工龄、职务、人口等因素均影响到房屋的价格，且一方购买房改房影响到另一方福利政策的再次享有，使得对方失去享受福利购房的可能性。因此，无论是从所有权取得时间上，还是从房屋的福利性质上，都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3、我国城镇居民住房在住房制度改革前，其居住的房屋基本是由国家或者单位提供的直管公房或者自管公房，房屋所有权属于国家或者单位。居民取得的房屋居住权则是基于与国家、单位之间的房屋租赁关系，其对承租的房屋只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的规定，职工以市场价购买的住房，产权归个人所有，可以依法进入市场，按规定交纳有关税费后，收入归个人所有。职工以成本价购买的住房，产权归个人所有，一般住用5年后可以依法进入市场。职工以标准价购买的住房，拥有部分产权，即占有权、使用权、有限的收益权和处分权，可以继承。第三人所提交的证据《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第六条明确约定：居住满一年可以进入市场，而张JD与孙Z签订《售房协议》的时间为2001年3月27日，张JD获准购买公有住房许可的时间为2000年10月30日，此时距离该处房产房改不足半年，根本未满足房改房上市交易的法定和约定时间要求，属于不可上市交易的房产，因此，张JD与孙Z签订《售房协议》转让房改房，违反了房改房上市交易的法定时间要求，协议应属无效。以上事实，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山东省职工购买公有住房许可证》（鲁房改字第2******号）足以证实。综上所述，涉案房产属于张JD与金GL的夫妻共同财产，张JD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单方处分夫妻共同房产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事前未征得金GL的同意，事后也没有金GL的追认，张JD与孙Z签订的《售房协议》属于无效合同。二、孙Z的购房行为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其无法取得涉案房屋的产权。《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就本案而言，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是孙Z在购买此处房改房时是否符合“善意”的要求，二是不动产的善意取得是否要以登记作为必要条件。针对第一个问题，代理人认为孙Z是不符合“善意”的要求的，理由如下：所谓“善意”，是指受让人取得财产时受让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该财产属于共有财产或其他共有人不同意处分该财产，并已尽到适当的注意义务。第一、张JD与孙Z签订的《售房协议》第一调便已明确说明了买卖的房产是房改房，那么作为买房，从交易常识的角度处发，首先应当知道房改是以家庭、以“户”为单位进行的，这是一种交易常识，而孙Z却没有尽到这一合理的注意义务，没有向本案第三人金GL核实征求共有人是否同意处分的意见，在一点上，孙Z作为买方显然未尽到自己适当的注意义务。第二、证人曹WC的证言证实：张JD与孙Z签订的《售房协议》是由孙Z父亲起草的，孙Z的父亲与张JD、证人曹WC同属一个单位职工。由此不难知道，整个的房产买卖过程，孙Z的父亲是参与其中的，作为同一单位的职工，孙Z的父亲理应知道涉案房产是房改给张JD与金GL夫妻两人的，因此，孙Z显然不符合“善意取得”所要求的善意且无过错的构成要件。针对第二个问题，代理人认为《物权法》第106条已经规定的非常明确，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必须要以登记为必要条件，虽然孙Z与张JD签订该《售房协议》的时间已经很长，但是时间的长短，并不能改变该协议无效的本质，并不能改变法定的构成要件，房屋属于不动产，房屋的善意取得就必须要以登记过户为必要条件，而涉案的房产却未登记过户，孙Z主张自己善意取得违反了《物权法》第106条之规定。综上所述，涉案《售房协议》的签订是无权处分行为，应属无效协议，同时，由于孙Z并不符合《物权法》要求的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其无法主张获取涉案房屋的产权，请求法庭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谢谢！代理人：山东民桥律师事务所王志刚律师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济宁ZS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诉张HT、济宁MZ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二审代理词审判长、审判员：山东民桥律师事务所接受济宁MZ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委托，指派我作为其与济宁ZS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张HT纠纷一案二审诉讼代理人，根据本案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及本案证据情况，结合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现发表代理意见如下：一、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作为合同纠纷，应以合同的签订主体为本案当事人，严格恪守合同的相对性原理。1、从合同的签订主体来看，本案中签订《购销合同》的主体为ZS公司与张HT，合同上面没有MZ公司的印章，审理合同纠纷应当以合同的当事人为主体。2、从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原告的供货情况，账款结算上诉人从未参与，ZS公司从未将起诉所称的砂石材料交付我公司，对于是否欠款以及欠款数额，上诉人也同样毫不知情，整个的合同的履行ZS公司从未向MZ公司有过任何直接接触，所诉空心砖的交付与货款结算，自始自终MZ公司均未参与。3、ZS公司应对其善意并且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其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张HT具有代理权。在这有必要对善意和无过失进行区分：善意是指行为人有诚实信用的心态，是从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主观心态来评价的，而无过失是指具有适当的谨慎注意义务，是从行为人对损害后果的主观状态来分析，因此两者的关注角度不同。作为一家常年从事建材生产销售的公司，ZS公司有义务对合同的交易方进行审查和向建筑公司询问，不能理所当然的认为张HT承包该工地，所购买的材料又是运往该工地既而推定其有权代理MZ公司，因为任何一个与建筑公司没有关系的人都可以向材料公司购买材料并运往建筑公司的工地。ZS公司在合同签订时没有征得MZ公司的意见，合同履行过程中没有与MZ公司发生往来货物的交付与结算，合同后期的结算也从未与MZ公司之间进行接触，整个合同的缔约及履约过程都是发生在ZS工地与张HT个人之间的，从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不难看出，对于张HT才是ZS公司买卖关系的交易相对方，ZS公司是明知的，ZS公司之所以在买卖交易发生近六年时间后又向MZ公司主张所谓的空心砖款债权，实属违背诚实守信原则、转嫁经营风险和自己过错之举。二、本案空心砖买卖合同行为不符合职务行为的构成要件，不属于职务行为。1、构成职务行为的前提和基础必须要求行为人与法人之间存在职务隶属关系。本案中，张HT并非我公司的项目经理，MZ公司与张HT之间是一种针对某个工程的合作承发包关系，对于这一点，庭审之初核对双当当事人身份时，MZ公司已对张HT自称MZ公司项目经理身份的意见提出了异议，张HT本人也未能提交诸如劳动合同、项目经理证书、工资单等证据来证明自己是MZ公司的职工，与MZ公司之间存在职务隶属关系。因此，不存在职务隶属关系，如何可能构成职务行为呢？一审判决未查明此基本事实，仅凭ZS公司与张HT的陈述便认可了张HT与MZ公司之间的职务关系显然是错误的，应予纠正。2、构成职务行为要求行为人必须是以法人的名义对外从事活动。这是构成职务行为的本质要求，从行为人的对外名义来看，如果行为人不是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活动，则不能认为是职务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本案中ZS公司与张HT之间签订的销售协议并非是以上诉人MZ建筑公司的名义所签订的，该协议上既没有MZ建筑公司的公章，也没有MZ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三、ZS公司与张HT签订的购销合同及对账单不能作为ZS公司主张MZ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依据。从诉的角度来分析。本案实际涉及两个诉，一是关于空心砖结算的确认之诉，以及关于请求支付砖款的给付之诉。并且，关于砖款结算的确认之诉是关于请求支付砖款的给付之诉的前提和基础。对于本案中欠款的数额，现有证据难以确认其真实性，仅凭被告张HT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结算单进而确定欠款数额对MZ公司来讲明显不公平，张HT作为本案被告，与本案的审理结果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难免会将责任推脱转嫁到上诉人，ZS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对账单》上并没有MZ公司的签字或者盖章，一审据此而认定MZ公司对数额巨大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错误。四、从诉讼时效角度来讲，本案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对于ZS公司起诉的该债务，近六年的时间其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对于这一点，庭审中被上诉人ZS公司已经明确予以认可（庭审中ZS公司明确表示2005年4月就应当偿还该砖款，那么ZS公司的诉讼时效就应该从此时开始计算，并且，ZS公司在庭审中也明确认可其从未正式向MZ公司主张过权利），一审判决认定对账单最后落款时间为2009年6月19号，但是，该对账单张HT签字处的时间明确显示为2006年10月28日，而2009年6月19号这一时间处并不存在任何签字，并且该对账单上也没有上诉人的签章，是何人填写一审也未查明，一审据此认定未超过诉讼时效明显不当，请求二审予以纠正。由于ZS公司明确承认自2005年4月起从未向MZ公司就砖款的结算主张过权利，因此本案显然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不难看出，ZS公司起诉MZ公司要求偿还砖款实属转嫁自身经营风险、违背诚实信用之举，本案不符合职务行为的构成要件，一审判决认定属于职务行为不当，应予纠正，同时，庭审中ZS公司的陈述已经足以证明本案超过了诉讼时效，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判决驳回ZS公司对MZ公司的诉讼请求。以上代理意见，望法庭予以采纳。谢谢！代理人：山东民桥律师事务所王志刚律师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