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义新

律师担任破产管理人的执业要点及风险防范田维桢、罗义新摘要：通过对破产法中有关管理人制度相关规定的解读，分析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律师担任破产管理人的执业要点以及可能出现的风险，并对如何防范风险提出初步意见。关键词：破产法管理人律师执业要点防范风险管理人制度是企业破产法的新设制度之一，也是企业破产法吸收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的重要举措。从破产程序启动直到终结，管理人在破产案件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角色。作为破产案件的管理人，如何执业，存在哪些风险以及如何防范，对于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来讲都是新的课题。探讨这一课题，对正确适用企业破产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不揣浅陋，旨在抛砖引玉。一、管理人的角色所谓管理人，是指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接管债务人财产并负责债务人财产管理和其他事务的专业人员。对于管理人的称谓，世界各国的破产法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总起来说，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称为“管理人”，英美法系国家一般称之为“受托人”或“托管人”，联合国《破产立法指南草案》称为“破产代表”，我国则称之为“管理人”。管理人是破产程序中的关键角色，在现代各国破产法当中，管理人基本上都处于破产程序中心的地位。因为破产案件的相关人，无论是债务人、债权人、法院，雇员，还是其他关系人如债务人的债务人、出资人等，都与管理人处于某种关系之中。在这些关系中，管理人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本文将不同的角色主要归纳为以下四种模式：1、“新掌门”。在管理人—债务人关系中，管理人扮演的是破产企业新掌门的角色。当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经其指定的管理人就要立即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并全面处理债务人的内部管理等事务。也就是说，从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即破产程序启动后，管理人开始替代债务人的管理层全面掌控破产企业。2、“守望者”。在管理人—债权人关系中，管理人扮演的是债权人权利守望者的角色。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的作用就是有效、高效、公平、公正地开展工作，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以保证债权人利益的重大化。3、“保护神”。在管理人—雇员关系中，管理人扮演的是雇员利益保护神的角色。管理人在管理债务人的破产财产期间，以及在其拟定的财产分配方案或者重整方案中，必须充分考虑雇员的利益。4、“法专员”。在管理人—法院关系中，管理人扮演的是法院委派的（司）法专员的角色。管理人不仅要接受债权人的监督，还要向法院报告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法院可以依职权迳行决定更换管理人。管理人与其他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都可以吸收到上述四种角色模式之中，例如管理人—债务人的债务人关系就可以吸收到新掌门模式，因为这种关系毕竟是发生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的过程中，并且管理人是代表债务人来处理事务的。需要强调的是，管理人的这些不同角色是一个有机整体，并不是截然分开，泾渭分明的。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所扮演的这些关键角色决定了管理人制度是破产法中的核心制度。管理人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在破产程序中所起的均衡利益相关者的关键性作用，使得各国破产法都对管理人寄予厚望，希望管理人能够以其专业知识、经验和素质，称职尽责、忠于职守，在清算程序、重整程序以及和解程序中，妥善处理有关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收集、处分、变更、分配等破产事务，最大化地保护债权人、债务人和其他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二、律师担任破产管理人的执业要点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十六条、十七条，一般情形应当是由律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担任管理人，特殊情形（事实清楚、债权债务关系简单、债务人财产相对集中）下指定个人担任管理人。但无论何种情形，律师担任破产管理人在本质上并无不同。概括地说，律师担任破产管理人的执业要点就是依善良管理人的标准，勤勉、忠实地执行职务。所谓的善良管理人的标准，在民法理论中，是指程度最高的注意义务。注意义务，从程度上分为三个层次，以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为最低，同一注意义务次之，善良管理人之注意最高。善良管理人标准源于罗马法中的善良家父的概念，它要求行为人在管理他人事务时，既不是处在一般普通人的位置，也不是处于处理自己事务的角度，而是要站在一个有相当知识经验人的立场上承担注意义务。因此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不仅高于同一注意义务，而且更高于普通人的注意义务。这种标准是客观标准，是不以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为标准，而以客观上应不应该做到为标准。律师担任破产管理人，必然要处理大量的法律事务和与法律有关的非法律事务，所以律师作为具备相当的法律专业知识和能力，专门从事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在执行管理人职务时，应当承担最高的注意义务即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这种注意义务要求律师在担任破产管理人的全部过程中间始终保持高度的职业敏感和适度的谨慎。缺乏职业敏感可能导致律师怠于行使管理人的职权，过度谨慎可能会丧失扩大债务人财产的机会，而不慎可能会使自己陷入争议和风险之中。只有保持高度的职业敏感和适度的谨慎，律师在担任破产管理人时才能真正履行勤勉、忠实的法定义务。具体而言，对照前述的四种角色模式，律师担任破产管理人的执业要点也各有不同。1.在新掌门模式中，律师担任破产管理人应当做到：1.1妥善管理（1）按预定方案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2）妥善管理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向管理人清偿的债务或者交付的财产；（3）按照财产状况报告的内容，妥善管理债务人的财产；（4）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1.2稳健经营（1)按不同破产程序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2)严格控制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3)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作出经营判断，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4)谨慎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5)作出经营判断，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6)必要时，聘用其他专业人员辅助破产管理人工作。2.在守望者模式中，律师担任破产管理人要做的是：2.1摸清家底（1）全面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制作财产状况报告；（2）全面审查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的交易行为。2.2做大蛋糕（1）通过行使撤销请求权、追回权等，追回相应的债务人财产；（2）要求债务人的未完全出资的出资人缴纳出资；（3）取回质物、留置物等。2.3依法抵消（1）认真审查主张抵消的债权；（2）严格按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条件予以抵消。2.4编制方案（1）制作重整计划草案；（2）及时拟订破产财产变价方案、破产财产分配方案。2.5监督执行（1）在重整程序中，向债务人移交财产和营业事务后，做好监督；（2）在清算程序中，按经认可的破产财产变价方案适时变价出售破产财产，按经认可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实施分配。3.在保护神模式中，律师担任破产管理人必须做好的是：3.1精心编制（1)全面、细致地调查，编制职工债权清单并予以公示；（2)编制重整计划草案、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时对职工债权予以充分考虑。3.2稳定大局（1）做好沟通、说明和说服工作，避免发生矛盾；（2）尽力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4.在法专员模式中，律师担任破产管理人应当：4.1接受监督（1）全面记录执行职务过程，以便于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查询、监督；（2）加强与债权人会议、主要是债权人委员会的沟通避免产生误解。4.2及时报告（1）对企业破产法规定的报告事项应当及时向法院报告；（2）对执行职务过程中出现的重大事项应当及时向法院报告。三、风险与防范破产管理事务是一项错综复杂、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业务，涉及众多不同的利益主体，融社会、经济、法律问题于一身，大量的法律事务与非法律事务相互交织，可能面临的破产清算、重整、和解等任务繁重，对管理人素质、能力的要求更高。担任破产管理人，对于律师来说，不仅仅是机遇，而且更是挑战，其中所蕴含的各种风险不容忽视。1.风险1.1道德风险。企业破产法赋予管理人非常大的权力，包括财产处分、经营管理等等。过于集中的权力容易导致腐败。尽管有法院约束、债权人、职工以及其他相关人的监督，但律师作为管理人仍然面临腐败、滥用权力的巨大风险。1.2法律风险。破产事务复杂，涉及企业管理、产权交易、职工安置等诸多问题，即使律师自己认为已经尽到了勤勉、忠实的义务，但仍有可能被法院、债权人、职工以及其他相关人认为未能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因而可能会面临被提起诉讼，要求承担赔偿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1.3社会风险。破产事务中职工安置问题非常复杂，稍有不慎，极易引发职工的不满、过激行为，甚至是上访。大批破产企业职工上访，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事件，律师作为管理人对此应当引起高度重视。1.4经济风险。当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管理人的报酬时，一般应当终结破产程序。这种情况下，担任破产管理人的律师就得不到相应的报酬。这就意味着，律师作为管理人所付出的劳动没有得到支付。2.防范对上述风险的防范是律师履行好破产管理人职责的保证和必然要求。律师事务所可以通过采取一系列相应措施，控制、降低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同时，担任管理人职务的律师也应当加强自身修养，抵御诱惑，尽职工作，防范风险的发生。2.1内部控制在律师担任管理人职务时，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对破产管理人工作的“事务所主任—执行合伙人—项目负责人—执行律师”四级管理责任制，层层把关，严格控制。同时，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破产管理人工作的质量控制体系。质量控制体系应包括：（1)制定管理人工作整体方案；（2）按工作方案划分项目组；（3）按照项目管理的要求，按工作方案开展工作；（4)按四级管理责任制的管理层级对管理人的工作进行管理；（5）制作完备的管理人工作的工作记录；（6）管理人工作结束后，及时总结，并做好归档。2.2外部控制律师在担任管理人职务时，应当自觉接受债权人会议、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应当及时向债权人委员会报告企业破产法规定的报告事项。必要时，律师对执行职务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项主动向债权人委员会通报，作出说明或者提供有关文件，并做好相关记录。律师在执行管理人职务时，应当及时向法院报告企业破产法规定的报告事项。同时，律师还应当做到与法院的及时沟通，使法院能够了解律师在执行管理人职务时都做了哪些工作，便于法院的监督。2.3责任保险律师在执行管理人职务时，律师事务所应当为破产管理人工作投保职业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是防范律师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和经济风险的有效手段。根据不同的需要，律师事务所可以单独为某一管理人项目投保，也可以采取为整体律师业务概括投保的方式。律师如何担任破产管理人，是一个需要实践来回答的问题。在目前实践近乎于空白的情形之下，做些初步的探讨无疑是有益的。上面所提到的这些执业要点，显然是不全面的，有待于实践中进一步地深化。这里只不过是强调一种思路，即律师在执行管理人职务时，应当时刻清醒地保持角色意识。严格说来，律师在执行管理人职务时，只有一个角色——善良管理人，只有一个要点——勤勉、忠实地执行职务。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中的问题探析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罗义新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假设的方法，在《公司法》第三章规定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并运用理性人假设和成本-效益分析的基本思想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浅析。笔者认为，在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未作规定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股权如何合理估价这一难题所造成的，而这一难题又是由有限责任公司的封闭性质所决定的。笔者还认为，由于无法为股权的合理估价提供一个统一的模式，所以确定股权的合理价格就是实务中股权转让的关键问题。一种更优的选择可能是，在公司章程中对股权转让做出富有预见性的规定，从而消除以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关键词：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成本效益合理估价“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霍姆斯的这句名言,给新修订的公司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脚注。这部被学术界和实务界普遍看好的、被称之为新公司法的重要法律，被认为是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有益经验，吸收了法律理论研究的成果，借鉴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是一部有重大突破和制度创新的新型法律。新公司法之“新”，不仅在于其制度、规则以及价值取向等诸多方面上的创新，而且，对于实务界来说，还在于它对公司法实务提出了新的课题，带来了新的挑战，同时也创造了新的机遇。因此，对新公司法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讨，不仅是正确理解和适用新公司法的主观需要，而且也是专业化地从事公司法实务的客观要求。笔者在此仅就新公司法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浅析，囿于经验和学识，难免挂一漏万，意在抛砖引玉。一、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浅析便于讨论，假设存在一个名为X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X公司，X公司有三个股东，分别为A、B和C。同时假设A与B和C作为相对方而存在，D则是A进行股权转让的受让人或者是A的债权人。A、B和C以及D均为自然人。X公司的公司章程未对股权转让作任何规定。限于篇幅，本文只探讨B和C同时同意或者不同意的情况。虽然A向D转让时，只要B和C中至少有一方同意即可。之所以如此假设，是因为这种转让情形，是有多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转让股权情形中的最为简单的一种，而不选择有两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理由是，此类公司的任何一个股东向另外一个股东转让股权或者任何一个股东向股东之外的转让股权而另外一个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时，都将导致此类公司演变成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形式。1、假设A向B和C转让其拥有的全部或部分股权。一般地讲，这不会产生太多的问题，因为，A、B和C之所以能设立X公司，是由于A、B和C之间存在某种私人关系，而在X公司中三人又处于类似于合伙人的关系。A、B和C一般均能参与X公司的决策和经营，都属于内部人，对彼此的股权都有合理的估价，因此，无论A是出于减少出资比例，还是出于想退出公司、以股权变现的考虑，A与B和C都有尽可能按可接受的转让价格进行转让交易的激励，更容易达成转让股权的协议。因为这样即可以使A避免在向D转让时所发生的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同时也使B和C避免在A向D转让时因为同意与否以及谈判购买A的股权而产生的交易成本，同时减少在行使优先购买权时不得不接受A开出的令人无法接受的高价的风险。当然如果转让中的A与B和C不能达成一致，那么，转让股权的交易就不得不终止。如果A还想转让股权的话，A就会把目光转向公司之外。2、假设由于A与B和C关系恶化，或者A想使股权变现，或者其他原因，A已经与D达成了买卖股权的附生效条件（即B和C放弃优先购买权时生效）的转让协议，并将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了B和C。为什么A与D应该已经达成了附生效条件的协议呢？因为如果A与D达成的转让协议没有附加生效条件，A就要受到该协议的约束。一旦B和C因不同意转让或行使优先购买权而购买A的股权，那么A就会对D构成违约，就必须承担违约责任，从而减少转让股权带来的收益；而如果A与D尚未达成协议，A就贸然向B和C发出书面通知（A这样做的动机是预先征求同意），一旦B和C同意转让，而A又无法转让时（因为A与D可能最终无法达成转让协议），A又可能对B和C构成缔约过失。B和C在接到书面通知后，必然面临两种选择：同意转让或者不同意转让。不同的选择带来不同的问题从法律后果上看，对于B和C来说，无论是在公司法规定的期限内直接答复同意而形成的积极同意转让，还是由于在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而被视为同意以及由于不同意转让同时也不购买A的股权而被视为同意而导致的消极同意转让，同意转让的法律后果都是，A可以以A与D之间达成了买卖A的股权的价格向D转让股权，除非B和C在该价格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第一个问题是，如果B和C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书面通知A同意转让，那么，B和C的这种积极同意是否可以附加条件呢？首先，法律并未禁止对同意附加条件。其次是，如果A在书面通知中并未提到转让价格而只是提到要向D转让以及转让的份额（这种情况在实践中非常可能发生），那么，B和C在表示同意的同时，提出同意是在某个价格条件下才能成立这样的一个附加条件，似乎并不过分。最后，即使A在书面通知中提到的转让事项已经充分，B和C也可以提出限制D的某些权利如参与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的附加条件。这样的条件对于看好X公司的获利能力而又不想参与管理的投资者D来说，并非是不可接受的，A完全可以以此附加条件变更与D已达成买卖股权的协议，从而实现转让。第二个问题是，如果B和C不同意A转让股权，同意购买A的股权但提出新的购买价格，B和C的行为到底应当如何评价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假设B和C在接到A的书面通知之日起二十日后书面答复A，明确表示不同意A向D转让股权，并表示愿意购买A的股权，但同时向A提出了购买A的股权的价格。这种情况由于A的三种不同的选择，即接受、谈判和拒绝，而出现不同的问题。（1）、如果A接受B和C的价格，那么，A向D转让股权问题就转换成了股东之间的转让。这不存在任何问题；（2）、如果A拒绝接受B和C的价格，那么，A是否有权开始履行其与D达成了买卖股权的协议，进而转让股权呢？也就是说，B和C提出新的购买价格是否应被视为不购买呢？答案并不显然。如前所述，虽然A与D达成买卖股权的附生效条件的转让协议，但该协议并未生效，其中的股权转让价格对A与D尚不具有约束力，更不用说对B和C了。因此，B和C完全可以与A进行一个不同A与D之间的股权转让的交易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B和C提出新的购买价格是与A进行股权转让交易的开始，是要约行为，而不是拒绝购买的行为。然而，法律或者是司法部门又会如何评价B和C的这种行为呢？新公司法似乎暗含了对A的价格提出权的尊重，因而暗示了B和C的这种行为就是不购买；而司法部门或许会根据诚实信用、公平交易等原则认为，如果A提出的股权转让价格是合理的，那么，B和C的这种行为就是不购买。可是在此之中又如何确定A提出的价格是否合理呢？合理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抛开这些问题不谈，如果A出于不良动机，提出一个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对B和C的这种行为，司法部门又将做出如何评价呢？也许这是一个只能在具体案件中加以解决的问题，无法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3）如果A与B和C谈判后拒绝向B和C转让股权（若谈判后接受或者达成另一个价格，那么情形就与（1）相同），这就意味着，A与B和C不能就转让股权达成一致，形成合同。一般地讲，A作为一个理性人，在谈判中应该调整自己的转让价格，以便于B和C可以购买其股权，从而快捷地转让自己的股权，增加自己的机会成本。但如果A执意坚持原来的价格，而B和C又加以拒绝，B和C的这种行为应该怎样评价呢？B和C的这种行为是不是放弃了优先购买权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既然B和C是在与A经过谈判后拒绝A的转让价格，这就意味着B和C已经表示在该价格条件下不购买A的股权，即放弃了优先购买权。而与此相反的观点是，B和C与A谈判后，B和C的拒绝行为充其量是一种不购买行为。B和C依法仍可以在该价格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哪一种观点更站得住脚呢？从减少交易成本的角度看，前者似乎更有道理。虽然两种观点之下，对B和C来说差别不大，但对A、尤其是D来说，后者增加了交易成本，将使D产生更多的期待，浪费更多的时间。3、假设D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A在X公司内的股权，该法院通知了X公司以及A、B和C。依据法律规定，B和C应当在接到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的二十日内行使优先购买权。第三个问题是，B和C在认为人民法院通知中的转让价格不合理时是否有权提出异议呢？人民法院强制执行A在X公司内的股权是出于对D的债权的保护。这实质上是一种强制转让。在此情形下，对于X公司以及A、B和C来说，这种股权转让是被动的。D的加入会改变X公司的股权结构以及影响X公司的经营模式，X公司以及A、B和C很可能不愿意D变成X公司的新股东。因此，如果B和C认为人民法院通知中的转让价格是合理的，B和C就会积极行使优先购买权来阻止D的加入。但如果人民法院通知中的转让价格被B和C认为是不合理的并且价格过高而无法接受（如果可以接受，即使过高，B和C也会购买），B和C就不可能行使优先购买权（因为成本太高）。除了不得不接受D的加入之外，B和C是否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就转让价格提出异议呢？法律没有给出直接的回答。笔者认为，应当允许B和C提出异议，这有利于确定合理的转让价格。因为，除非D是有预谋并有长期的计划来谋求获取X公司的股权（这非常困难），D应该对自己的债权而不是A的股权更感兴趣。对D来说，B和C行使优先购买权购买A的股权更有利于自己的债权的实现。这一点，对人民法院的顺利执行来说更是如此。人民法院有必要像一个交易者与B和C交易那样，与B和C一起确定一个合理的转让价格。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A是否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就转让价格提出异议呢？答案似乎是不可以。但如果人民法院通知中的转让价格过低，B和C行使优先购买权购买了A的股权，而这些股权又是A在自愿的情况下所不愿转让的（以防止改变控股比例）。出于公平以及尊重公司自治的考虑，应当允许A提出异议。4、假设A依据《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向X公司提出请求，请求X公司以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第四个问题是，A如何确定自己股权的合理价格呢？假设A是一个占20%股权的小股东，B和C控制着X公司，并且X公司已经五年连续盈利但从未分配过利润。B和C通过股东会决议，决定（1）不分配利润；（2）与Y公司合并，或者分立成X和Z公司；（3）修改章程，使X公司存续（（1）、（2）、（3）三种情形分别单独存在）。A对股东会决议投了反对票。在此情况下，A可以选择留在X公司，或者离开。如果A选择后者，A就可以依据《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请求X公司以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既然是A向X公司提出了清购要求，A自己就必须对什么是合理的价格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而A如何计算才能形成这样的认识呢？这涉及到了股权的估价问题。关于合理价格的确定，笔者认为，在第（1）种情形中，A可以按20%乘以A提出请求之日上月的X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与损益表的净利润两者之和的公式来计算；在第（3）种情形中，A可以假设X公司已经解散清算，然后按20%的比例乘以清算之后的可分配权益来计算；至于第（2）种情形，显然过于复杂，限于篇幅，难以讨论。二、可能的原因和解决通过替换，上述问题都可以转化为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场景，只不过会由于股东人数的增加、股东关系的多种多样以及不同公司的不同特点等原因，而变得更加复杂。理论上的简化是进行讨论的便宜之计，这并不改变问题本身的性质。这些问题显然是不全面的，而且有些问题的提法可能有欠考虑。这些问题不过是假设的前提下的一种思辨的结果。然而，积极的思考往往可以和实践产生良好的互动。既然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是一种买卖交易，那么这种转让就应当符合诚实信用、公平、等价有偿的基本原则。上述这些问题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很大程度上，是由股权如何合理估价这一难题所造成的，而这一难题又是由有限责任公司的封闭性质所决定的。不像股份责任公司的股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无法自由流动，因为不存在一个可以进行股权买卖交易的市场（或者柜台），无法通过供求关系来确定股权的合理价格。因此，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只能通过交易双方通过谈判的方式进行交易，而谈判的过程和结果的千差万别导致了难以形成股权合理估价的统一模式。笔者认为，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交易中，如果股权能够得到合理的估价的话，那么许多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或许一种更优的解决方式，新公司法已经提供给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或者为这些股东提供服务的律师。《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这条充分体现公司自治的规定，给公司法实务创造了巨大的空间，也使公司章程的制定过程充满了高度的技术性。公司章程可以规定禁止股东向股东之外的人转让股权，从而消除股东向股东之外的人转让股权时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公司章程可以规定股东向股东之外的人转让股权时，同意转让的股东有对出让股东所提出的转让价格的否决权，甚至可以规定出让股东对同意转让的股东所提出的新的转让价格的接受义务；公司章程还可以规定股东股权的估价方法，以减少事后在股权转让、公司清购甚至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时出现的令人烦恼的纷争。社会实践的丰富多彩，给人类带来层出不穷的问题。新公司法可能带来的问题，也许并不比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更少。理论的探讨虽然有助于深化认识，但是现实中的问题只能通过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才能得以解决。最后，不要忘记歌德所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