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尚江

质问三甲医院“有多少骨头可以被打穿？”云南医疗事故纠纷律师金尚江摘要：一位68岁的老人在云南省第X医院行人工关节植入手术时，手术医生操作失误将假体穿入患者股骨，医院以“并发症”回应患方质疑。经医疗事故鉴定，该病历构成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患方多次奔走于医院希望与医院协商解决此事无果。最终，专业律师强势介入，医方一败涂地。案情回放患者廖某68岁，退休前在铁路系统工作，2010年11月29日，因“右侧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6年，跌倒后右髋部疼痛伴活动障碍10月余”，入住云南省第X人民医院骨科治疗。该院于2010年12月13日为患者行“右侧人工髋关节翻修术、人工骨植入术”，术后X线复查显示：股骨假体柄位置不佳，假体柄穿入股骨。该院于又于2010年12月15日为原告行“右侧股骨假体柄翻修术”。术后经相关治疗，患者于2010年12月30日出院。出院时，患方找该院理论此事，该院以“并发症”回应患方。为什么真骨头会被假骨头打穿？骨头打穿真属于并发症吗？带着疑问与无奈患方申请了医疗事故鉴定，经昆明市、云南省医学会两级鉴定，云南省医学会于2011年8月19日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为原告病例属于四级医疗事故，被告承担主要责任。此后，患方多次与医方协商赔偿事宜，医方对协商一事拖而不决，患方曾提出5万元的协商请求，医方不同意并告知患方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此事。律师论案患者家属在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极为有利的情况下，面对医疗机构的强横，一度怀疑案件是否能胜诉，打官司会不会赢了官司输了钱，四处寻访专业律师，本律师介入本案后，面对三甲医院的蛮横，选择了强势介入，在未与医方协商解决本案的情况下，直接将本案起诉至法院。开庭审理本案诉至法院后，法官征求原被告双方意见，原被告双方均未提出新的鉴定申请，人民法院便直接开庭审理了本案，患方律师坚持以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作为主张损失的依据，医方却以并发症作为抗辩理由，并质疑患方医药费已报医保，不予认可患方的医药费主张。医患双方争锋相对，在法庭辩论结束后，医方仍表示不愿接受调解法院判决经庭审及合议后，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如下：一、被告按主要责任赔偿原告医疗损害责任费用近6万元。二、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法院判决后，医患双方均未上诉，医方在一月后将赔偿款全额支付给患方。金律师感言医生是人不是神，也有犯错的时候，作为全省较为权威的公立三甲医院在此事发生后应当积极处理本案，以将减少本案对其声誉的影响，但不料该院却反其道而行之，蛮横之下鼓励患方打官司，还真有些让患方惊慌失措，一度怀疑本案是否会败诉。患方律师的强势介入给了患方信心和希望，不禁感叹本案“医院蛮横打错如意算盘，律师强势让它一败涂地，奉劝医院莫要让蛮横成了你的并发症”2013年9月

唐氏宝宝“不当出生”维权获赔，律师呼吁建立缺陷儿救济基金云南典卫律师事务所金尚江律师导语：医院在为孕妇做唐氏综合征产前筛查时，检查报告单显示21-三体筛查指标异常风险参考值为临界风险，产检医生未告知患方复查，并在病历中写明“筛查不等于诊断”，孩子出生后被发现是唐氏宝宝，孩子父母逐将医院告上法院。案情回放十月怀胎，细心检查，孕妇产下唐氏宝宝。2010年5月12日，何x经云南省第A人民医院B超检查确定怀孕，何x怀孕期间在云南省第A人民医院处多次进行B超、临床体液、血液、红外乳腺、餐前餐后血糖等检查，并在该院做了中期唐氏综合征筛查。检查报告单显示何x的甲胎蛋白中位数倍数明显低于正常参考值，21-三体风险参考值为“1：300临界风险”，而标准参考值为

医疗损害串联故意伤害罪，患方如何维权？导语：被害人胡明在2009年12月2日被杀害，经昆明市中院做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确认被告旷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判决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三万余元。但是，胡明家属认为云南省第X医院在为胡明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存在过错，找律师维权。刑事判决已经确认旷某伤害胡明身体并致其死亡，胡明的死亡与医疗行为有关吗？胡明的医疗纠纷案能获得胜诉吗？胡明的家属是否能从旷某与医疗机构两处获得双倍赔偿呢？一、案情回放2009年12月2日晚家住昆明市寻甸县凤仪乡牛街村委会小箐村19号的胡明被人打伤，当晚23点被送至寻甸县人民医院接受诊断治疗，后于2009年12月3日凌晨1点左右转送至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接受治疗。诊断：复合伤：1、失血性休克；2、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右额叶脑挫裂伤，右枕硬膜外血肿，颅骨多发、粉碎、凹陷性骨折；3、左眼球破裂，右眼挫伤；4、右颧部皮肤、左枕部头皮裂伤；云南省第X人民医院对其进行清创缝合、代血浆、快速补液、抗休克、输血、止血、抗炎、对症治疗，但病情无明显好转，考虑病情稳定后行相关检查明确是否合并其它损伤，留观病情变化。12月3日7：08时患者胡明突然呼吸、心跳停止，即行静脉注射“新三联”，胸外心脏按压，持续抢救30分钟，患者心跳仍未恢复，抢救无效，于同时7：30时宣布临床死亡。死亡诊断与入院诊断一致。2009年12月4日寻甸县公安局对死者胡明的尸体进行了检验，《法医院学尸体检验报告书》确认的死亡原因：损伤集中在头部及躯体背部，头部损伤致颅骨骨折、硬脑膜破裂、蛛网膜下腔出血，脑组织挫伤，损伤程度严重；躯体背部损伤造成肌肉大面积挫伤、出血、右肾破裂，腹膜后位形成大血肿，以上两部位损伤程度严重，均可构成致命伤。胡明因右肾破裂失血并颅脑损伤死亡。胡明之妻及其父母、子女无法接受胡明在医院死亡的事实，认为医院在治疗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过错，导致了胡明的死亡结果，于2010年3月通过媒体界的朋友，找到了云南亮剑律师事务所金尚江律师，金尚江律师在对医院的病历审查后，认为医院对患者肾脏破裂的病情存在明显的漏诊，决定帮助患者家属拿起法律武器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维护患者家属的合法权益。二、律师论案本案被告是在原告在被人打伤且经过寻甸县人民医院抢救后转院至被告处进行治疗的行为。从主观方面来看，被告的医护人员很有可能是在寻甸县人民医院诊断记录的影响下导致的漏诊行为；但从客观来讲，作为医院应当对可能危急急救病人生命健康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作为三甲医院的云南省第X医院应当对漏诊的医疗过失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三、案件进程2011年3月4日，在代理律师的帮助下，死者妻子、子女及父母向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原告认为，被告对胡明的治疗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过错，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118577.61元。被告认为，自己完全按照医疗规范对胡明进行治疗，不存在医疗过错，胡明的死亡与医院治疗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法院依原告代理人的申请对本案进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被告方坚持做医疗事故鉴定。作为医疗专业律师，深知该院的多为专家在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办公室担任专家组的成员，为避免出现“亲友团鉴定”，患方律师坚持做医疗过错鉴定。五华区人民法院在反复征求医患双方意见后，采取了患方律师的意见，决定委托云南正大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对医院的治疗行为与胡明的的死亡结果之间有无直接因果关系以及对医院是否存在的医疗过错进行鉴定。四、关键的医疗鉴定在鉴定环节，患方律师成功避开了医疗事故的亲友团鉴定，为本案获取公正客观的鉴定结论打下了基础。云南正大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医疗纠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对患者胡明提供的医疗服务存在对其肾破裂失血漏诊的过失，该过失与死亡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承担责任比例为20%。五、诉讼结果开庭时日定在2011的11月13日，鉴于鉴定结论的出现，以及新的赔偿标准的出台（2010年的标准明显高于2009年），根据该鉴定书确定的医疗过错责任，原告变更了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其医疗损害费用43812.52元。在案件庭审的程中，在经过庭审调查、质证、辩论环节后，人民法院以鉴定结论为基础，主持双方当事人调解，原告律师考虑到胡明相应的赔偿费用已经故意杀人罪刑事判决已得到确认，为避免刑事判决对本次医疗纠纷案件的赔偿问题造成影响，多次与医院及法官进行沟通，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由云南省第X人民医院于2011年11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原告医疗损害赔偿费用32000元。2011年11月31日，原告律师带原告到医院医务处领取了赔偿款。六、律师点评医疗机构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因漏诊而产生的医疗纠纷很多见，尤以对急症患者的漏诊发生率较高。医院并非对所有的漏诊都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而釆取紧急医学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不属于医疗事故。”对于危重病人或创伤性急救伤员，医生在救治中首先要针对威胁患者生命的重伤部位实施抢救，这期间很有可能没有时间顾及非致命的其它受伤处，而对患者初诊时的某一部位骨折或挫伤漏诊，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如果医生经严格检查未发现威胁患者生命的临床症状表现，但在诊断中漏诊导致患者预后不良或可能致残等不可逆的后果，则医院应为这一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胡明因被人打伤后送至医院急救，而云南省第X人民医院未注意到胡明躯体背部损伤造成肌肉大面积挫伤、出血、右肾破裂，腹膜后位形成大血肿，应被判定为漏诊诊断，并为其漏诊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不能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的规定实行免责。鉴于医疗服务过程具有高风险性，医生更应履行完全充分的注意义务，其中包括对患者的检查、诊断、实施治疗、履行医嘱、紧急预案制定、风险告知等，这些都直接关系到患者的治疗效果及生命健康权。医生注意义务的履行与医生的责任心是密切相关的，在紧急救治的情况下，医生应该做到在可检可不检时一定要检；在可查可不查时一定要查；在可复检复查、可不复查时一定要复检复查；在可确诊可不确诊时一定要确诊；在可告知可不告知风险时一定要告知，这些都可以有效地避免漏诊的发生。本案中的关键点一、医疗事故与故意伤害是否能获得双倍赔偿？本案故意伤害的加害人对民事部份进行赔偿和受害人与医院的案件纠纷之间是否存在冲突呢？两者之间不存在冲突。因为，两个案件之间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因诉讼主体、标的、案由等不同形成了两个不同类别、独立的案件，所以不存在冲突。但是鉴于加害人已被刑事判决判处了无期徒刑，附带民事部分的判决由于不能执行，就如同一张软弱无力的白纸。但该附带民事判决书，势必会给医疗纠纷民事诉讼造成重大影响，所以律师通过调解，获得双倍赔偿，不失为明智之选。本案是由于故意伤害而引起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并且在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之前法律对本案关联的刑事附带情事部份已经做出裁决，对于死者的医疗费、交通费等费用法院已经给予支持，而本案再诉属于重复诉讼，但是最终通过调解实现双倍赔偿。二、医疗专业律师为何力排医疗事故鉴定？司法鉴定和医疗事故鉴定属于两个不同性质的鉴定，且做出机构也不尽相同，司法鉴定是由人民法院委托有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做出的鉴定，鉴定结果相对客观公证；而医疗事故鉴定是由卫生主管部门委托当地医学会做出的，因事故医院一般都是医学会的会员单位，故做出的结论往往有失公允。同时，我们应该清楚不构成医疗事故，并不代表医疗机构不存在医疗过错。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律师，我始终坚信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行业保护主义可能会早就一桩桩医疗纠纷诉讼的冤假错案！

五大因素摧毁患方理性维权的信心——患方理性维权难在何方？金尚江每年医疗纠纷近万起，70%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全国医生数据库统计显示，自2002年9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以来，中国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平均每年上升了22.9%。单2006年在中国内地就发生9831起严重扰乱医疗秩序事件，打伤医务人员5519人，造成医院财产损失超过2亿多人民币。在调查的326所医疗机构中，321所约98.47%的医院存在着被医疗纠纷困扰的问题。医疗服务行业市场研究报告显示，在医疗纠纷发生后，有70%以上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60%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死后家属在医院内摆花圈、拉横幅、设灵堂等情况；其中43.86%发展成打砸医院的恶性倾向。为何暴力维权如此盛行？是中国患方群体的暴力取向在发酵，还是医生医技不精、沟通能力不足？医患纠纷已成为当今社会不和谐的因子之一，已成为让政府头痛的问题之一。近年来，随着杀医事件的频发，媒体对医患战争的日益关注，医患关系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政府多部门联动，派出所所长当医务处主任、警务室进医院等硬性安保措施，司法行政部门建立了医疗仲裁、调解制度倡导患方理性维权，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深圳特区建立“医责险”（医疗损害的交强险）”试点，试图从体制上解决患方理赔难的问题。难道这样做，我们的医生就安全了吗？我们的医院就安全了吗？笔者出生医学世家，在遗憾自己没有继承前辈救死扶伤职业的同时，却选择成为了给医患关系、医疗机构、医生看病的律师。笔者始终认为患方选择暴力维权的主要原因是——理性维权信心不足？患方理性维权为何信心不足，患方理性维权难在何方，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律师，对大家做出以下分析：一、患方维权的弱势地位理性维权的主要方式是鉴定、诉讼，由于医疗信息及医疗专业知识的严重不对称，患方在医疗鉴定环节中明显处于弱势；在律师的选择上，医方一般都有专业的医疗律师担任其法律顾问，而患方要找到一个专业律师却如同大海捞针，谈何容易，在法律技能的对抗上，患方也同样处于弱势。二、维权成本高医疗损害案件若启动诉讼程序，患方支付的费用有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约在2万左右，面对医方的强势，在面对无法预计的诉讼结果和不菲的诉讼成本时，患方会充分考虑理性维权风险。比如在云南省内某些法院流行的医疗鉴定模式：市级医疗事故+省级医疗事故+医疗过错鉴定的“三级”鉴定体制下，存在患方“打得起官司打不起鉴定”的现状，维权的高成本便是影响患方理性维权的重要原因。三、维权周期长医疗纠纷案件均有鉴定周期长、审判时间长的特点，诉讼周期可长达两三年，在一年内能处理完毕的医疗纠纷可谓是“快判”。医疗纠纷一波三折的鉴定和马拉松式的审判，无不考验患方、律师、法官的耐心，曾经有一名法官朋友讲过“宁办三个离婚案，也不愿办一个医疗纠纷”。长时间的诉讼历程，对于医院来讲司空见惯，但对患方来讲确是痛苦的反复刺激。花两三年打官司不如花两三天在医院闹一场，有的医院不闹不赔，一闹就赔，这就是“医闹”兴起的原因。四、医疗事故鉴定机制的行业保护近年来，医疗事故鉴定鉴定专家的“裁判员”和“运动员”身份存在混同，今天Ａ医院的专家鉴定Ｂ医院，明天Ｂ医院的专家鉴定A医院，医疗事故鉴定机制的公正性受到广泛质疑，笔者也代理了云南省内第一起状告“医学会”的案子。行业保护再加上医疗事故鉴定鉴定人不签字、不出庭的做法，不得不让患方质疑医学会的“医方亲友团”身份及暗箱操作的潜规则，对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不信任，对鉴定结论的没信心，患方面对医疗鉴定环节的望而却步，这也是患方理性维权丧失信心的重要原因。五、尸检冲击中国传统丧葬理念中国曾有一种残酷的刑罚叫做“五马分尸”，由于它可以让人死无全尸，此种刑罚也不被世人公认为恐怖的刑罚之一。若从中国传统丧葬理念来分析，尸检这个法医学手段对尸体的破坏程度远大于“五马分尸”。而今，若在医患纠纷中患者死因不明或医患双方对死因有争议时，需经尸检对死因进行明确。尸检过程包括：开肠破肚、开胸验肺、拍照、取标本、做切片。尸检是对患者死因进行分析，以便在做医疗鉴定时对因果关系进行分析，鉴定机构在医疗事故鉴定或医疗过错司法鉴定中也会出具因无尸检报告无法得出客观鉴定结论的鉴定意见书，患方因拒绝尸检败诉的案件已屡见不鲜。患方拒绝尸检的理由无疑是对逝者的尊重，当“保全尸“的传统丧葬理念与一个无法预计的鉴定结果或判决结果二选一的时候，患方处于艰难的境地，尸检之后无论患方是否胜诉，尸检都为增加患者的痛苦指数，都会增加患方对医院的仇恨指数。若患方受到传统丧葬理念的影响不同意尸检，那么在缺失诉讼维权信心的同时可能会选择“停尸医闹”，给医院正常经营带来严重干扰，给医护人员的正常工作带来重大影响。笔者长期从事医疗法律事务，在我的患方当事人中，有平民老百姓，也有医院的医生、医学院的教授，在经历了一波三折的鉴定和诉讼后，无论案件胜败，心力憔悴是患方理性维权的整体感受。以上五大因素已经成为毁灭患方理性维权信心的直接原因，在“理性维权难，难于上青天”的概叹背后，是暴力维权的猖獗，是医护人员伤亡数字的增加。2013年7月23日

为什么我们选择主要代理医疗、交通类案件？云南典卫律师事务所医疗卫生法律事务所部金尚江作为律师，我认为律师的工作职责不光是获取胜诉判决书，更是让当事人的“法益”真正得到保护。得不到执行的判决书之只是一纸空文，让当事人揪心，让律师无奈。执业以来，遇见过当事人打赢官司拿不到钱的悲剧，律师和当事人一次次地与法院执行局打交道，一次次地失望而归，打赢官司拿不到钱，律师费挣得太烫手，良心上实在过意不去。经过团队研究以后，我们选择了法院执行保障较高的医疗纠纷、交通事故案件作为业务方向，避免当事人白出律师费，避免律师白忙活，现经我们办理胜诉的医疗、交通案件中，当事人拿到赔偿的概率是100%。

看，金律师如何应对医院病历舞弊行为？在金尚江律师代理的张宇诉昆明医科大学第X附属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金律师与患者一同到医院封存和复印了医院的病历，在对病历审查后，发现医院存在伪造病历的行为，其中包括：住院病历首页的不同医生的签字均为同一笔迹；患者的手术记录当中，手术医师、助手（1、2、3）、麻醉医师的签字均同一笔迹；麻醉医师签字系不同的名字（“王德”与“王德凯”），同一手术手术医生“许XX”的签名系不同笔迹；患者主管医生“石X”的签字，在多处出现，但签字笔迹大为不同；患者出院时声音嘶哑与护理记录上的“发生正常”相矛盾......。金律师在制作起诉状时，将医院病历舞弊的事实在民事起诉状中进行了重点陈述，并指明本案可能会因病历真实性问题而影响医疗鉴定。本案诉至法院后，法官召集医患双方协商处理医疗鉴定委托事宜，金尚江律师提出医院病历不真实，须对病历进行真实性鉴定，且向法院提交了书面的关于医院病历舞弊影响案件鉴定的情况说明。附：《情况说明》金律师向法院提交《情况说明》一个月后，医院向法院作出书面回应，承认确实存在医师代签名等事实。张宇诉昆明医科大学第X附属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鉴定问题的情况说明尊敬的XX区人民法院：贵院受理的案号为（2011）X民一初字第XXXX号张宇诉昆明医科大学第X附属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作为本案原告张宇的特别授权的诉讼代理律师对本案中的鉴定问题作以下说明，供法院参考并盼采纳：一、病历的真实性问题，直接关系到本案是否能进入实体性医疗过错鉴定。医疗侵权案件中，病历是认定案件事实最基本的证据材料，病历的真实与否直接影响到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直接案件法律事实的认定。真实的病历，不存在舞弊行为的病历才能作为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检材，才能作为人民法院定案的依据。二、病历书写应当参照《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病历书写是指医务人员通过问诊、查体、辅助检查、诊断、治疗、护理等医疗活动获得有关资料，并进行归纳、分析、整理形成医疗活动记录的行为。面对日益激烈医患冲突和医疗信任危机，卫生部为规范医疗机构病历书写颁布了《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并于2010年3月1日实施，对医务人员的病历书写的诸多细节做出了明文规定，使得病历书写有法可依。《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在病历的书写、修改方面做出了明文规定，特别针对医生签字的问题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该规范已成为医疗纠纷诉讼中认定医疗机构是否伪造、篡改病历的基本依据。三、本案中医院病历存在明显的伪造病历的行为。医疗机构的病历具备真实性的前提是病历无伪造、无篡改。司法实践中确定医疗机构是否存在篡改病历的行为直接以违反《病历书写基本规范》“非正常修改”来确定，而确定医疗机构是否伪造病历则是以医师签字是否真实、病历书写时间是否符合书写规范、病历内容是否存在矛盾等基本要素来确定医院是否存在伪造病历的行为。本案被告提供的病历中在住院病历首页、手术记录、麻醉记录、护理记录等多处环节出现了有较大出入笔迹，甚至麻醉医师的主体及签字都存在重大问题。医师的签名的真实与否是判断医疗机构是否伪造病历的基本依据，原告方在递交给贵院的病历真实性的鉴定申请书中予以明确，足以可见，被告病历存在明显的伪造病历的行为。四、医师代签病历系伪造病历的行为，是重大的违法行为。医师签名是医师对诊疗行为的书面确认，具有不可替代性，遵从谁诊疗谁签字、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医师代签病历的行为严重违反《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严重违反医疗行规，也是医务管理工作中深恶痛绝的问题，在整个医疗行业已明令禁止医师代签名的行为，本案中医师代签名的现象在我省最为权威的三甲医院发生实属骇人听闻。医疗服务属于专家服务具有不可替代性，若诊治医师未在病历中签名确认诊疗行为实施，则应当认定该医师为实际参与治理，由他人代为签字则只能认定医疗机构存在伪造病历的行为，医生代签病历之举系违规之举，更系伪造病历之举，该行为不能因事后医师的追认而合法，更不能应医疗机构的情况说明而合法，医师的事后追认与医疗机构的情况说明只能证明医疗机构存在真实的伪造病历的行为。已被医疗界“人人喊打”的医师代签名行为（伪造病历的行为）若在司法判例中被人民法院合法化，定将彻底颠覆我国目前的病历书写规范，定将彻底颠覆医疗行规，势必会为医疗机构替代医疗、非法行医提供借口，即实习医师、下级医师替代治疗，上级医师事后补充“授权委托书”或医疗机构补充“情况说明”即被认定为专家治疗行为，而且还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取专家治疗费用。人民法院若对医院病历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则势必会在处理医患纠纷中扮演抱薪救火的角色，这势必会导致医疗机构病历舞弊行为的日益猖狂，患者维权日益艰难，医患信任更加危急，医患冲突更加剧烈。综上所述，本案中被告存在严重的病历舞弊行为，存在明显的伪造病历行为。笔者作为本案的患方律师，也在云南省内大型医疗结构从事法律顾问工作，作为一名直言不讳的律师,我毫不客气地说，医护人员篡改伪造病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代替法官制作冤案判决书。诉讼活动中若将伪造病历的违法行为确认为合法行为，或将病历舞弊行为视而不见，将会让医疗过错司法鉴定意见书成为毒树之果，将会让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成为毒树之果。因此，在此向人民法院作出情况说明，希望人民法院本着对查明案件事实负责的态度，对被告伪造病历的行为进行审查，并依法裁判为谢。情况说明人：金尚江日期：2012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