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学冬

王某某是一名酒店的传菜生，案发时刚满十七岁，系未成年人。2011年10月4日，王某某因琐事与在同一酒店工作的另外一名传菜生代某某（十六周岁）发生口角，双方遂约定至酒店楼顶平台打架。在斗殴的过程中，双方均没有持任何器械，结果代某某被王某某打倒在地，王某某见其躺在地上不动了，便下楼去了。五分钟后，其他同事见代某某仍未下楼，便上楼顶平台，见代某某嘴角流血，仍躺在地上，便和王某某一同将其送至县医院抢救，代某某经抢救无效死亡。王某某在医院被警察抓获。2011年11月份，我接受王某的委托，为其子王某某提供法律服务。我通过去固镇县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发现是一个很老实、内向的男孩，此次犯罪属偶犯，虽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但从其犯罪手段来看，其主观恶性并不深。后来，案件从公安机关移送到检察院后，通过阅卷，我发现公安机关的《抓获经过的说明》与卷宗中的证人证言不相符，同时也与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的陈述相矛盾。《抓获经过的说明》中载明，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系在案发现场被抓获，而据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供述其是在医院被抓获。虽然只是抓获地点的不同，但却涉及王某某是否构成自首的一个关键情节。为此，我特向固镇县人民法院递交了《调查申请书》，请求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重新调取抓获经过的说明，后公安机关又作了一份抓获经过，确认了犯罪嫌疑人王某某是在医院抢救被害人代某某的过程中被抓获的。据此，法院也认定了王某某系自首。另外，经过努力，我们终于获得了被害人近亲属的谅解。综上，并结合本案的其他情节，2012年6月，固镇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七年，现该判决已生效。我认为，本案中法院结合各种因素，对王某某的罪行进行了客观的评价，最终的量刑结果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

2011年1月，我接受被告人余某（当时其已被取保侯审）的委托，担任其一审审判阶段的辩护人。余某因和本案另外两名被告温某和王某销售假烟，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并作为第二被告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我接受委托后，立即前往禹会区人民法院调取案卷材料，通过阅卷，我发现此案的关键性的切入点为数额。销售伪劣产品罪系数额犯，即涉案金额的大小直接决定着定罪与量刑。检察机关起诉书中认定，本案涉案既遂金额为51万余元，而未遂部分的金额为24万余元。而在本案卷宗中，检察机关的证据材料恰恰在既遂金额部分，只有21万元人民币可以从购买假烟的下家提供的银行汇款单与余某等三人两年以来冒用他人身份证办理的专门用于收取假烟款的银行账户中的金额相互映证，余下的28万余元无法作到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刑事证据应当确实、充分的要求。”因此，我将此“辩点”作为主要辩护方向，此外，余某仅在本案中起着牵线搭桥的作用，并没有从销售假烟中获取利润，我认为其在本案中仅为次要地位，应为从犯。但一审法院没有采纳我的辩护意见，判决认定余某为主犯，并对检察机关起诉的全部75万元假烟款全部认定，判决余某有期徒刑七年。余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为开庭审理，庭审中我在辩护意见中仍然着重强调了，本案中有28万余元的假烟款系存疑证据，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能做为认定本案的证据使用，另，一审判决中将余某认定为主犯是错误的。二审法院最终完全采纳了我的辩诉意见，改判余某有期徒刑三年。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本案中，尽管余下的28余万元存在同为假烟款的巨大嫌疑，但由于公诉机关所提供的证据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不宜在没有确定其非法来源的情况下直接推定为假烟款。因此，原审法院对该部分款项全部予以认定是有悖法律精神的。我个人认为，二审的判决中的量刑是适当的，是完全符合法律精神的。

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安徽乐业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刘小明（化名）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故意杀人案的辩护人。庭审前，本辩护人查阅了本案卷宗材料，多次会见了被告人，在今天的庭审中又认真听取了法庭调查，从而对本案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与掌握。辩护人对本案的基本事实以及罪名的定性没有意见，现结合本案的事实与法律问题作如下罪轻辩护意见：一、依据本案的基本事实，被害人刘强强（化名）具有重大过错，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应属情节较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㈠被害人刘强强长期赖账，蓄意刁难被告人刘小明及其同案系引发本案的重要诱因。根据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1995）皖刑终字第471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本案系受害人刘强强长期到被告人刘小明的二哥刘兴中所开的食味美饭店吃饭不给钱（其间，受害人共吃饭28次，所欠饭钱共计760元），并且无事生非、出言不逊所引起的，受害人的行为本身具有寻衅滋事的性质。之所以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危害后果，与受害人长期欺压被告人及其家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被害人具有严重的过错。㈡被告人故意杀人的行为系当场激于义愤而实施的。被害人刘强强不仅赖账不还，还纠集其弟刘强军等人，携带凶器闯入刘兴中家中，将刘兴中左手腕砍成重伤。经医生诊治，刘兴中得知其手腕可能要残废后，在异常激愤的情况下实施犯罪的，虽罪行严重，但毕竟事出有因，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㈢被害人刘强强的死亡后果系多因一果，并非被告人单方面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刘强强系严重开放性颅脑损伤，即在被告人伤害其之前已经产生了，被告人刘小明只是在被害人已奄奄一息的情形下，又持菜刀将其手和脚砍伤。也即是说，被告人刘小明冲进医院手术室只是将被害人刘强强的手和脚砍伤，以达泄愤之目的，并非致命伤，被害人死亡的后果系“合并失血性休克死亡”，是由多个原因引发的，因此不能完全由被告人刘小明对其死亡后果承担全部责任。㈣被告人一方在被迫防卫的过程中，己方有一人重伤并且曾被被害人刘强强勒索钱财。被告人刘小明的二哥刘兴中在遭受被害人刘强强不法侵害时，也被砍成重伤，并且被害人刘强强还向其勒索一万元钱。被害人刘强强的上述行为对本案的发生、发展乃至最终发生其死亡的危害后果均具有重大影响，其本人对予矛盾的激化负有直接责任。二、关于主、从犯的划分本案系共同犯罪，但每个人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不同。被告人刘小明是在其兄刘兴中的教唆下，参与到伤害被害人刘强强的行动中的，其虽然直接参与实施了犯罪，但所起的作用不大。因此，刘兴中系本案的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而被告人刘小明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仅起次要作用，系从犯。根据刑法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我们认为，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建议合议庭对被告人减轻处罚。三、被告人刘小明犯罪时系未成年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物证检验意见书》（公物证鉴字[2011]1556号）所作的活体年龄鉴定表明，被告人刘小明在犯罪时尚未满十八周岁，系未成年人。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应当对被告人刘小明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四、被告人刘小明积极赔偿，获得被害人近亲属的谅解。被告人刘小明归案后，向被害人刘强强的近亲属进行了积极的赔偿，已得到他们的谅解，可以酌情从宽处理。综上所述，被告人刘小明虽然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但是毕竟是在被害人具有严重过错的情况下所为，民愤不大。归案后，被告人刘小明认罪态度好，能够如实坦白自己的犯罪事实，具有真诚的悔罪表现。结合全案的情节，辩护人请求人民法院对其减轻处罚，建议在3至10年量刑。以上辩护意见，希合议庭予以采纳。此致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安徽乐业律师事务所孙学冬律师二〇一一年十月三十日

死者张××系申请人张永×之子。于2009年11月，被告李建一（化名）雇佣张××去五河县沫河口工业园区科力有机硅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力公司）被告王树胜（化名）处，从事电焊工作。2010年2月2日17时许，张××在工作时，不幸从约七米高的工作台上坠地，被告将其送到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紧急抢救，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本案经原一审法院（五河县法院）审理后查明：2009年11月科力公司李建一达成协议，将部分设备安装工作发包给李建一进行施工，工程总份30000元。此后，李建一招用死者张××等工人从事该项工作，约定日工资为80元。2010年2月2日下午5时20分许，张××从厂房顶部平台附地受伤，送入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五河县公安局2010年2月25日认定张××死亡属意外事件，不属于刑事案件。至事故发生前，李建一已经预先领取安装费20000元。事故发生后，科力公司向沫河口工业园区管委会交付了15000元，原告方从沫河口工业园区管委会领取了30000元，李建一从科力公司处领取了3000元交由张××亲属办理丧事。李建一、张××没有相关的设备安装资质证书，李建一经营的孟保化工设备维修安装门市部属于个体工商户，自2006年11月29日成立以来从未参加工商局验照，已经被工商部门纳入未检吊销名单。科力公司是正在建设中的企业，沿未进行注册登记。原一审法院认为：李建一承揽了科力公司的设备安装工程以后，招用张××等工人从事安装工作，工资标准每日80元，李建一与张××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张××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坠地死亡，雇主李建一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科力公司作为发包人应当知道李建一没有相应的资质而将设备安装工程发包给李建一进行，应当与李建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科力公司正在建设中，应当登记而没有进行注册登记，应当由发包工作的直接责任人王树胜承担责任。最后原一审法院于2010年7月14日作出了判决，原告胜诉。原一审中，虽然申请人取得了胜诉的结果，但由于原一审的代理律师在向法院提交证据中，有一份《五河县职工工伤认定书》，以证明事故发生的时间是工作时间，地点是科力公司、当时从事的是科力公司的工作。正是由于这份证据，使本案的法律关系混乱。被告王树胜据此上诉至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主要有以下上诉理由：1、一审程序违法，即既然原告提交了工伤认定书证明死者张××系工伤死亡，此案应按工伤死亡处理应先进行劳动仲裁后才能进行诉讼，一审审判没有进行仲裁前置程序，就进行审理，属程序违法；2、李建一具有独立经营资质的经营主体。李建一与科力公司之间订立了承揽安装协议时向上诉人出具过其营业执照，然而关于其未参加工商局验照的事情并不知情，也无审查的义务；3、上诉人王树胜非本案的适格被告，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与死者张××并无任何法律上的联系，更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4、死者张××自身在本起事故中存在一定过错，故本身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裁定：一、撤销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2010）五民一初字第00450号民事判决；二、发回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重审。我是于2011年7月12日受安徽乐业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援助本案一审重审的，接到案件后，我立即与申请人张永×及死者张××的哥哥张笃×联系，先简要了解了案情，同时由张笃×带领我去现场勘查后，立即赶往五河县法院复制了本案全部卷宗材料与主审法官陈慧琴进行了沟通，并提出了我对本案的意见。法官表示，虽然本案的死者张××系社会弱势群体，法院会着重考虑其权利，但原一审律师已向法院提交了工伤认定书，其提出的诉讼请求又与此份证据相矛盾。即工伤认定书反映了，死者张××与被告李建一之间系劳动关系，而诉讼请求又是按照雇员雇主关系来作出的，这让法院很难办。我指出，被告李建一是没有任何赔偿能力的，如按劳动关系处理的话，则死者张××的近亲属即使赢了官司，实质上是拿不到一分钱的，更何况本来个人之间不可能存在劳动关系。我请求法官能否主持调解，法官说在原一审时法院曾试图调解，但王树胜很坚决，不打算就此事支付一分钱。在正式开庭前，我又再次来到法官办公室，请求法官能否作庭前调解，以便尽快解决纠纷。法官同意了，并将被告王树胜叫到办公室，但王树胜的态度的确很强硬，表示宁愿花钱打官司，也不会赔偿申请人一分钱的。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能按法律程序开庭审理。五河县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30日作出判决，该判决完全采纳了我的代理意见，判决如下：1、两被告向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包括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共计327751.5元，扣除科力公司已经支付的18000元，尚欠309751.5元；2、由被告王树胜与被告李建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至此，我们作为原告方，终于再次获得了胜诉的结果，法院的判决是完全建立在尊重客观事实和保护弱者合法权益基础之上的，使正义再一次得到了彰显。

案情简介：2011年1月份，位于蚌埠市解放路与燕山路路口南侧路段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受害人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沿解放路由南向北行驶至燕山路南侧路段，与相对方向张某驾驶的小型轿车会车避让时，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向右打方向驶入道路东侧，摔入道路东侧旱沟内，造成徐某机械性窒息死亡，电动自行车轻微受损。经交警事故大队鉴定及相关证据显示，双方在会车的过程中，张某驾驶的小型轿车与徐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并没有直接接触，交警事故大队作出了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结论。事故发生后，徐某的近亲属将肇事司机张某及其所投保的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市中心支公司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决两被告在各自的责任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庭审过程中，各方争议很大，争议焦点在于：1、这种无接触点的事故算不算《道路交通安全法》意义上的交通事故；2、被害人徐某的死亡原因系机械性窒息死亡，并非张某驾驶的轿车直接撞击所致，张某的驾驶行为与徐某的死亡结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2011年11月份，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张某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承担60%的责任，被害人徐某承担40%的责任，保险公司在其保险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张某和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开庭审理后，于2012年4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代理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安徽乐业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原告徐某某、王某的委托，指派我作为民事诉讼代理人参加本案诉讼活动。在庭前，我仔细听取了委托人的陈述，认真查阅了案卷材料。今天，又参加了法庭调查。通过这一系列的诉讼活动，我对本案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现针对本案的基本情况，我发表以下代理意见，供合议庭参考：一、关于本案事故的性质本案的事实比较特殊，即在被告张某驾驶的皖MK818H号小型轿车与相对方向骑电动自行车会车避让时，在双方没有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故，但其性质仍然属于道路交通事故的范畴。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道路交通事故构成需具备下列构成要件：1、从主体上说，引起交通事故的必须是道路上的车辆。2、从交通事故发生场所看，交通事故发生在道路上。3、从因果关系上看，交通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从交通事故责任人的心理上看，是过失或意外。5、交通事故在损害结果上造成了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害结果。因此，交通事故的构成并不以“接触”为要件，本案完全符合道路交通事故的构成要件。其次，从交通事故处理大队出具的《受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登记表》和《道路交通事证明》中也认定，本案件性质属于交通事故。二、关于本案的事实和责任1、被告张某的驾驶行为与徐某死亡的危害后果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认定，张某驾驶的轿车系与徐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会车时，徐某在避让的过程中摔入道路东侧旱沟内，造成徐某机械性窒息死亡的危害后果。经司法鉴定，结论是“两车未见有接触碰撞所形成的痕迹”。虽然绝大多数的交通事故均具有比较明显的接触痕迹，但是事故中的双方是否有直接接触并非是认定事实因果关系的必备要素。因此，没有接触点并不能否认张某的驾驶行为与徐某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2、被告张某于事故发生后，没有积极对被害人徐某积极施救从而造成徐某死亡的严重后果，具有重大过错。《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法律的精神，上述规定为车辆驾驶人必须无条件履行的法定强制性义务，并不以驾驶人的主观上是否认为自己在本次事故中承担责任为转移。而本案中，交通事故处理大队对张某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载明：被告人张某明知徐某是与其会车避让时摔入道路东侧旱沟内的，但张某只是关心其车辆是否与徐某有接触，在其主观上确认自己的车没有直接接触徐某的情况下认为与自己无关，就开车走了。而此时，徐某已头朝下，双腿朝上栽在道路东侧的旱沟内。根据《交通事故尸体检验报告》中认定，徐某系机械性窒息死亡的。本代理人查阅了与机械性窒息相关的医学资料表明：“机械性窒息是指因机械性暴力作用引起的呼吸障碍所导致的窒息。机械性窒息在窒息期的3分钟以内进行人工呼吸急救，可完全复苏。经4~5分钟，仍有救活可能。若经8~9分钟以后，则难以复苏。”也就是说，机械性窒息并不会立即引起人的死亡。当时，被告人张某离徐某仅相距不到十米的距离，其作为一名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如果跑到徐某跌落的位置并将其从旱沟中拉上来，大约不足十五秒即可完成。若张某能够积极履行其法定义务，则徐某很有可能不至于死亡。而事实上，被告人张某既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对徐某进行现场施救，也没有打报警和120急救电话，而是径直开车离开了肇事现场，对徐某的生死与否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因此其对徐某死亡的危害后果具有重大过错。三、关于本案的证明责任的分配1、《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的性质事实上，由于交通事故的突发性、个案的特殊性等情况，会造成一部分交通事故发生后，连第一时间赶赴交通事故现场的交通警察也无法取得事故的相关证据，进而难以认定事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就会出具一份叫做交通事故无法认定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书，上面载明交通事故的发生时间、地点、当事人情况以及调查得到的事实。因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和《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一样均属于证据的范畴，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可以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2、本案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交警做出事故无法认定的事故证明书并不意味着任何一方都不用承担责任，具体个案的责任划分只能由法院根据法律规定的相关证据规则予以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由此可见，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对于机动车一方规定的是过错推定责任，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首先推定被告人张某作为机动车方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如其有证据证明徐某作为非机动车一方存在过错的，才可以适当减轻机动车方的责任，而并非由原告举证被告存在过错。四、关于被告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并且参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可以看出，保险公司承担的是无过错的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不论机动车一方是有责任，还是没有责任，保险公司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无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是否能当认定，保险公司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具体到本案，应当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市中心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先行赔偿，不足的部分由被告张某赔偿。以上代理意见，请合议庭予以采纳。代理人：安徽乐业律师事务所孙学冬律师二〇一一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