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

黄**在整容后张口受限,遂将做整容手术的医院告上法庭。法院经审理认为黄**手术后未完全恢复便进行伤残等级鉴定,证据不足,故驳回其诉讼请求。35岁的黄**感到自己面部松弛,鼻唇沟下垂,决定到乌鲁木齐**医医院做整容手术。经诊断,医院建议黄**做鼻唇沟提升手术。手术后,黄**发现自己两边脸不对称,常常面部疼痛,张口受限。后来,黄**到新疆人民医院做了“面部除皱术后感染悬吊线取出术”。出院13天后,黄**委托新疆光正司法鉴定所进行伤残等级鉴定,经鉴定为九级伤残。2011年9月2日,黄雅茹又委托新疆光正司法鉴定所进行医疗过错鉴定。鉴定结论为:黄**的伤情与***医医院的治疗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该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今年2月,黄**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乌鲁木齐**医医院对其损失进行赔偿。近日,沙区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黄雅茹的诉讼请求。沙区法院法官艾尼瓦尔·阿合尼亚孜说,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人体伤残是指人体正常生理机能受到一定的限制或丧失,在经过一定的恢复期后,相对恒定的状态。本案中,新疆光正司法鉴定所仅在黄雅茹住院治疗后13天即作出鉴定结果,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据此,法院作出了如上判决。来源:法制日报（责任编辑:奚天宝）

三责险索赔时效的起算点如何确定[案情]2009年11月，杨某为其所有的轿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险，保险期限为一年。2009年12月9日晚，杨某驾驶轿车与储某驾驶的普通二轮摩托车（后座带乘史某）发生侧面相撞，造成乘客史某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事故发生后，史某于2010年1月21日诉至法院，要求杨某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一审法院判决确认杨某应赔偿史某医药费、误工费等相应费用合计12289.30元。杨某不服一审判决，以误工费过高为由上诉至二审法院。二审法院于2011年11月5日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2012年3月5日，杨某以保险公司为被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12289.30元。[分歧]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赔款的数额并无异议，主要争议在于杨某的起诉是否超过三责险的索赔时效。在案件审理中存在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应以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之日，即2009年12月9日作为索赔时效的起算点；第二种意见认为，应以第三人史某向被保险人杨某请求赔偿之日，即2010年1月21日作为起算点；第三种意见认为，应以被保险人杨某的赔偿责任确定之日，即2011年11月5日作为起算点。基于杨某是在2012年3月5日起诉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故根据第一、二种意见，索赔的时效期间已过，应驳回其诉请；如按第三种意见认定，则还在二年的时效期间内，应支持其诉请。[评析]保险索赔时效是指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出请求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期间，也即被保险人行使请求权的期间。根据新保险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开始计算。相较于旧保险法的相应规定,该款规定虽然将二年的索赔期间明确定性为诉讼时效，但是仍将索赔时效的起算点规定为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然而，无论理论上还是实务中，对于如何确定索赔时效的起算点仍然存在诸多争议，这也正是本案的争点所在。笔者认为，上述第三种意见，将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最终确定之日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之日更为合理。首先，从保险合同的约定而言，三责险中的保险事故的发生并不等同于交通安全事故或侵权事件发生。案涉保险合同第七条约定，在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以上的部分负责赔偿。由此可见，被保险人请求保险公司理赔，首先必须是被保险人对第三者造成损害，其次是对第三者应付赔偿责任，再次该赔偿责任是限定在超出交强险限额范围外的。因此，保险合同的约定实际是明确了“保险事故发生”的含义是指被保险人对第三者造成损害且对第三者应付赔偿责任。其次，从保险理赔的程序而言，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付赔偿责任的确定是保险公司赔付的重要依据。案涉保险合同第三十二条约定，被保险人索赔时，应当提供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法院等机构出具的事故证明、有关的法律文书和通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获得赔偿金额的证明材料。因此，被保险人杨某需要提供事故责任认定书、法院等机构出具的生效文书等材料来证明其对外赔偿责任的范围，否则保险公司有权拒赔。但对于确认杨某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材料无论是在事故发生之日，还是史某起诉之日都是无法获得的。最后，从侵权损害赔偿纠纷的特点而言，侵权赔偿责任的确定往往要经过多种方法、多种程序才能最终明确。虽然交通事故发生了，但被保险人的损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不一定同时发生，二者可能有一个间隔时间，对被保险人是否负有侵权的赔偿责任，也需要有相应的机构或部门予以认定。同时，被保险人的赔偿义务具有被动型，它依赖于第三者的请求。因第三者受伤程度不同，有需要长期住院治疗、也有需要多次治疗，故其向被保险人提起请求的时间也就无法确定，更是被保险人无法掌控的。此外，保险合同中也明确约定，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属于保险人赔偿范围或超出保险人应赔偿金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这就迫使被保险人选择诉讼程序，由法院作出生效文书，确认第三者的损失，以便获得保险公司的全额赔偿，这一确定责任的过程必然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综上，将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最终确定之日作为索赔时效的起算点，既符合责任保险的特点，也尊重了当事人双方合同约定的本意，且体现最大诚信原则，比较公平合理。第一种意见主张自交通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索赔时效，无异是混淆了交通事故和三责险的保险事故，与保险合同约定不符。而在第三者起诉之时，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损失是否有责任及责任大小尚未明确，也就导致被保险人无法向保险公司提出具体的索赔请求，保险公司也完全有理由予以拒赔。故第二种意见将史某起诉之日确定为保险事故发生之日，显然也是强人所难，有失公平。（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来源:中国法院网（责任编辑:奚天宝）

酒后借车出事故，司机车主都担责任张先生与胡先生是同事。前不久，二人一起聚餐，期间都喝了一些啤酒。饭后，胡先生因去火车站接人，向张先生借用轿车。张先生虽然知道胡先生的驾照只能开小客车，不能开自己的大面包车，但仍将车钥匙给了胡先生。结果，胡先生驾车过程中将一行人撞成重伤。后经交警酒精检测认定，胡先生酒后所驾车辆与准驾车型不符，违章行车将行人撞伤，应对事故负全部责任。事后，伤者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后认为，《侵权责任法》第49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的，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张先生在明知胡先生饮酒、不具备驾驶大面包车资质的情况下，仍将车辆出借，存在一定过错，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对伤者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超出交强险的损失，张先生与胡先生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法释〔2013〕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已于2012年12月3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66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2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1月18日为正确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就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作如下解释：第一条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无管辖权为由对劳动争议案件不予受理，当事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经审查认为该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案件确无管辖权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二）经审查认为该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有管辖权的，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仲裁，并将审查意见书面通知该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仍不受理，当事人就该劳动争议事项提起诉讼的，应予受理。第二条仲裁裁决的类型以仲裁裁决书确定为准。仲裁裁决书未载明该裁决为终局裁决或非终局裁决，用人单位不服该仲裁裁决向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经审查认为该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的，基层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二）经审查认为该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的，基层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应告知用人单位可以自收到不予受理裁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第三条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用人单位申请撤销终局裁决的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中级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可以制作调解书。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四条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仅就给付义务达成的调解协议，双方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共同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第五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二）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劳动者进行工作调动；（三）因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工作调动；（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五）其他合理情形。第六条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但未约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3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前款规定的月平均工资的30%低于劳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劳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第七条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和经济补偿，当事人解除劳动合同时，除另有约定外，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或者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后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八条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和经济补偿，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三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请求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九条在竞业限制期限内，用人单位请求解除竞业限制协议时，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解除竞业限制协议时，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额外支付劳动者三个月的竞业限制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条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后，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按照约定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一条变更劳动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但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且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当事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二条建立了工会组织的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但未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事先通知工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请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起诉前用人单位已经补正有关程序的除外。第十三条劳动合同法施行后，因用人单位经营期限届满不再继续经营导致劳动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四条外国人、无国籍人未依法取得就业证件即与中国境内的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居民未依法取得就业证件即与内地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持有《外国专家证》并取得《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的外国人，与中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建立用工关系的，可以认定为劳动关系。第十五条本解释施行前本院颁布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抵触的，自本解释施行之日起不再适用。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

中医坐堂药店，未必合法有效由于医院人多挂号难、收费高，一般人患了感冒这样的小病都不去医院，而是到附近的路边药店随便买点药。又由于国家近年来严格控制处方药，路边药店于是打起了中医的主意。很多小药店还请了所谓的“名中医”坐堂看病。2013年1月中旬，26岁的曹女士因两个月未来月经，怀疑自己体质减弱，导致感冒一直不好，到离自家住所较近的某药店买药。进门后售货员热心推荐店中坐堂中医，声称该中医是全国知名的妇科专家。曹女士闻言坐下，让药店坐堂的中医张大夫把脉。张大夫简单问了几句，把完脉后称，曹女士常年体弱、气血不通，导致现在不来月经。在没建议做进一步仪器检查的情况下，张大夫为曹女士开了5副中药进行调理，其中有红花和当归。服药到第6天时，曹女士小腹开始疼痛并逐渐加重。在实在不能忍受病痛的情况下，曹女士只好到医院做了检查，诊断结果是曹女士“宫内早孕”。医生告诉她，红花和当归两种药，药效都是活血化淤，为孕妇禁用;并可使孕妇血液循环加快，具有刺激子宫强烈收缩的作用，可导致胎儿宫内缺血、缺氧，甚至引起早产、流产、死胎。曹女士在医院流产后找到该药店，要求赔偿。药店称张大夫为药店临时聘用，现在已离开药店不知去向。对于曹女士的损失，药店认为应该由开错药的张大夫负责。在药店拒绝赔偿损失的情况下，曹女士将药店告上法院。由于药店只有《药品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无法提供“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法院认定药店非法行医，判决药店全额赔偿曹女士所遭受的损失;张大夫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200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关于开展药品零售企业设置中医坐堂医诊所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药品零售企业举办中医坐堂医诊所必须经审查批准。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坐堂医诊所管理办法》第5条规定，设置中医坐堂医诊所，须按照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由县级卫生、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和本《办法》及《中医坐堂医诊所基本标准》的有关规定进行设置审批和执业登记。第14条规定，中医坐堂医诊所应在显著位置悬挂《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诊疗科目、诊疗手段、诊疗时间以及收费标准。由此可见，在药店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开展中医坐堂医疗活动，就应按非法行医处理。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61条规定，非法行医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不属于医疗事故，有关赔偿，由受害人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非法行医的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赔偿标准。故本案法院判决药店赔偿曹女士由于人身遭受损害受到的全部损失。而张大夫尽管是该药店的聘用人员，也属于法律规定的雇员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本案因张大夫在行医中存在重大过失，依法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企业必须按规定为劳动者提供劳动防护用品刘某2012年6月被一家木材加工厂招收为电锯工，与该厂签订了5年劳动合同。在工作时，刘某看到同班组的老职工都戴着防护眼镜和手套，于是要求厂方为自己配备眼镜和手套，但厂方以刘某还在试用期，不是正式职工为由拒绝发给。为此，刘某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仲裁委经审理认为，劳动防护用品是保护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人身安全与健康所必须的一种防护性装备，对于减少职业危害，防止事故发生起着重要作用。对此，国家劳动法律、法规都有明确规定。《劳动法》第54条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工厂安全卫生规程》第74条和第77条也分别规定，在有灼伤、烫伤，或者容易发生机械外伤等危险场所进行操作;在有噪音、强光、辐射热和飞溅火花、碎片、刨屑的场所操作的工人，工厂应供给工人工作服、工作帽、口罩、手套、护腿、鞋盖、护耳器、防护眼镜、面具等防护用品。该木材厂以职工刘某还在试用期，不是正式职工为由不发给劳动防护用品是错误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侵犯了劳动者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仲裁委指出企业的做法不对，应予纠正。木材厂接受了仲裁委的调解意见，表示一定按规定发给刘某劳动防护用品。（赵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