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涛

某银行以李某某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为由，主张李某具有连带保证人身份。一审法院判决李某某作为连带责任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律师接受委托后，依法提起了上诉，上诉主张为：该股东会的决议内容是“同意向某银行申请办理贷款200万元”，至于能否得到“信用共同体”的担保，取决于“信用共同体”全体成员的意志，公司的股东会没有这样的职权，也不属于股东会的决议范围。因此，该股东会决议是公司向银行贷款的程序要求，属于公司的内部决议程序，仅能证明公司2013年8月14日的股东会决限公司向农信社贷款经过了股东会决议程序，但不能证明李某某的连带责任保证人身份，更不能因李某某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而判定上诉人承担应由公司承担的债务人责任。最终二审法院判决撤销原审判决，直接改判李某某不承担200万元贷款本息的连带责任。

涉案商铺系X福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覃某革和李某才个人所有，该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承租人向其交付租金。理由是：覃某革系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故其公司有权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日前，广西上林县法院审理了此案，裁定驳回原告X福某公司的起诉。【基本案情】2013年5月13日，覃某革、覃某文（甲方）与李某燕（乙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主要载明：“乙方租赁甲方开发的位于上林县XX镇XX路XX号15#楼二屋（东侧）建筑面积约823m2的商铺，用于经营茶艺、咖啡等。一、租赁期限从2013年5月13日起至2022年3月15日止。二、乙方承租期间，应当向甲方交纳完税后租金。具体为：1、2013年5月13日至2015年3月15日免交租金。2、2015年3月16日至2022年3月15日，租金按建筑面积计算。2015年3月16日至2016年3月15日按25元/m2/月来计为246900元；2016年3月16日至2017年3月15日按30元/m2/月来计为296280元……等其他内容。覃某革、覃某文作为甲方、李某才作为甲方的经办人、李某燕作为乙方均在该合同盖个人私章或签名进行确认。之后，被告将该商铺用于经营茶艺、咖啡等生意。X福某公司于2017年6月12日向本院起诉提出前述诉请。庭审中，X福某公司陈述涉案商铺虽系覃某革和李某才个人所有，但覃某革系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故其公司有权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同时，签订本案合同时因覃某文是该公司的总经理，又是覃某革的弟弟，所以覃某文也在合同上签字。另外，从2013年5月13至2017年3月15日的房屋租金共计543180元，而被告只向其交付了89000元，故被告应向其继续履行交付尚欠454180元租金的义务。另查明，X福某公司于2009年10月9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覃某革，经营范围为X花园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另外，本案涉案商铺并没有办理有相关产权证。【审理情况】法院认为，关于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因本案的房屋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分别为覃某革、覃某文、李某燕，而X福某公司并非系该合同的当事人，同时，X福某公司庭审中也承认涉案商铺也并非系其公司所有，故该公司与本案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该公司主张涉案商铺虽系覃某革和李某才个人所有，但覃某革系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所以其公司有权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对此法院认为，法定代表人、股东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是相互独立的，不应混同，故该公司的该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该公司还主张因被告已交付的租金均系交给其公司，所以被告应向其公司继续履行交付尚欠租金的义务，可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来佐证，且即使已交付的租金系交给了该公司，但也不能证明该公司与被告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故对于X福某公司的该主张本院也不予支持。综上，本案的原告主体并不适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X福某公司的起诉。【法官说法】在审判实践中，强调要厘清股东个人财产跟公司财产的范围，避免将两者混同，出现股东侵犯公司财产的现象，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厘清公司财产跟股东个人财产，同时也是保护股东个人财产的合法权益，避免出现公司侵犯股东个人财产权益的事情发生。股东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两者属是相互独立的财产范畴，不能混为一谈。股东出资，转让出名下财产到公司名下后，该财产就成为公司财产，不再属于股东个人所有，但是对于股东未出资部分，仍属于股东个人财产范畴，公司无权对股东个人财产做出处理，更不能以股东是法定代表人为由，将法定代表人财产跟公司财产混为一谈，侵犯股东诉权，代股东提起诉讼。

代理意见审判长、审判员：山东泰润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杨某的委托，作为其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现就本案争议焦点发表如下代理意见供合议庭参考：一、原告诉称“会馆修复工程”质量不合格，没有事实依据及证据支持。首先，就本案的工程质量问题，山东国泰建筑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咨询公司”）已作出鉴定意见。该份鉴定意见并未认定本案建筑工程的基础工程及主体工程有任何质量问题，没有作出工程质量不合格的任何结论，修复工程应当视为合格。其次，该建筑工程的工程量已于2012年2月28日经双方验收并交付后（关于会馆的交付情况详见代理意见第三条），被原告方占有使用并派人看守（如会馆的“东厢房部分已被原告用来作为职工宿舍休闲及做饭所用”）。参照“最高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司法解释”第九条的相关规定，此种情况下，原告再主张工程质量不合格，显然违反法律规定。二、原告诉称我方“严重拖延工期”无事实依据与证据支持。虽然根据修复合同约定的工期为２０１１年６月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７日，但是原被告双方订立合同时已是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８日（有合同书为证）。同时，在实际施工中，原告也未将地面整平，给被告创造良好的施工环境，这也会对工期造成一定的影响（本项事实有原告方法人代表签字的“施工进度协议”为证）。另外，实际施工中因为增加了火池的建设，工期自然应当顺延，经过协商，原被告双方同意将工程工期延到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本项事实有原告方法人代表签字的“施工进度协议”为证）。之后，被告依约完成工程，并于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８日将修复后的工程交付给原告，根本不成在拖延工期的问题。三、被告提交的“工程量明细表”、“工程图表交接单”及“收量登记表”“修复工程垃圾清理表”等证据可以证实，“会馆修复工程”已由双方实际验收后于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８日交付的事实。本项事实有开庭时被告自认山西会馆已由己方占有、管控予以印证。首先，从“工程量明细表”、“工程图表交接单”及“收量登记表”“大门基础、二门基础、木作安装”等证据的内容来看，已涵盖了修复工程的全部施工内容，并且由原告方工作人员卢方鲁、任建祥、张华等人的签字。特别是“收量登记表”（含“大门基础、二门基础、木作安装”）、无论是从名称还是从具体内容来看，都具备了验收报告的形式与实质要件，可以看出原被告对涉案工程进行交接的事实。从名称来看，顾名思义，“收量登记表”为对收取的工程量进行核实登记的数据表。从内容上来看，“收量登记表”中不仅记载了施工的工程项目、使用的材料明细，还包含了部分工程的施工情况（如收量登记表第５页中提到“石柱原样未动”），并且有原被告双方的签字。可以这样说，该份“收量登记表”实际上是承包人就工程成果向发包人提交的峻工报告，原告方收到该份登记表后，进行签字确认，实际上是一种验收行为。虽然这种验收行为可能与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验收方式不同，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工程交接与验收行为。其次，在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８日，卢方鲁与任建祥与我方共同签字的“山西会馆修复工程”中的清理垃圾一项中，涉及到了对全部工程项目（北大厅、关帝庙、火神庙、财神庙、更衣室、东厢房、钟鼓楼、沐浴室等）的垃圾清运工作。很明显，此种情况下，修复工程已完工。如果工程本身没有完成，怎么会产生垃圾的彻底与全部清理行为？再次，结合会馆现为原告占有的事实（由庭审中原告自认及勘察、鉴定时原告工作人员开门为证），完全可以认定修复工程在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８日已经交付的事实。另外，从泰安泰晟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制作的工程图表交接单来看，2012年2月28日，原告方已经委托该公司进行工程造价，并由该公司的唐工到现场画图对应相应的工程量，双方均签字确认，进一步印证该工程已经于2012年2月28日交付的事实。四、原告以修复工程“质量严重不合格”、“严重拖延工期”，“构成根本性违约”为由要求解除会馆复原合同，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具体理由为：首先，会馆修复工程不存在“质量严重不合格”、“严重拖延工期”的事实，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依据不足（具体理由详见第一、二条）。其次，原告方关于合同根本性违约的理解也是错误的。合同的根本性违约，属于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违约。本案中，原告对会馆进行修复的根本目的，就不是用于旅游。正常情况下，企业如从事旅游开发，不仅要具备从事旅游开发的经营资质，还要对欲开发的项目向旅游局等部门报批立项，还得对开发项目进行宣传、聘用导游进行解说等。本案中，自会馆修复合同签订至今，已将三年，原告没有从事过任何上述行为。原告主张工程质量有问题，为什么迟迟不请人修复。这些可以看出，原告根本就没打算过开发会馆旅游项目，也不具备开发会馆旅游的能力。更不存在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根本性违约问题。据被告所知，原告对会馆进行修复的真实情况为，原告方与大汶口镇政府之间有以土地置换会馆修复工程的约定，根据约定，原告将修复后的山西会馆交付给镇政府，作为补偿，镇政府将一块土地划拨给原告所有。原告公司就是为了上述目的而临时成立的。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出让土地应进行征收与招标，同时，近年来国家也加大了对土地流转的管控，这一系列原因导致原告以会馆换土地的目的无法实现。但因会馆建设，原告也投入了不少资金。此种情况下，原告开始想办法将损失转嫁到被告身上，将被告诉到法院，并在开庭过程一再变更诉请。五、根据《合同法》第119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原告如认为该建筑工程存有部分质量瑕疵，完全可以采取诸如委托其他古建筑工程公司进行补充性施工等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本案假设原告确有损失，也是因原告并没有在交付后采取任何措施致使损失扩大，当然不能就交付后扩大的损失进行主张。六、庭审过程中，原告方陈述自会馆建设开始就派人驻场看守显然不合常理，与事实不符。会馆在建设之初，根本就是一片废墟（就本事实被告有证据提交），原告怎么可能派人驻场看守。反倒是，被告因为工程施工的原因，有诸多施工工具、建材在工地上置放，需有人看护，派人驻场看守的说法更具有可信性（本项事实有“租赁合同为证”）。七、庭审过程中，原告方陈述在“收量登记表”等材料中，双方交付的不是工程，而是建筑材料，明显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根据合同书第15.1条之约定，“本工程采用包工包料……”的方式，也就是建筑材料都是被告方购买，为被告方所有，被告为什么要将建筑材料交付给原告呢？同理，将交付材料，解释为原告方将被告的材料交付给被告更不合常理。八、庭审过程中，原告辩称火池不属于工程增建范围，与案件无关，更是违悖常识，令人费解，惊讶。总之，原告的诉称我方违约，工程质量不合格、工期迟延均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据此要求解除合同的诉求，不能成立，应予依法驳回。相反，被告的诉讼请求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证据支持及法律依据，望贵院查明案件事实，作出公正的判决。代理人：杨永涛律师2014年６月1９日

〔案情〕杨某与叶某系邻居，因口角双方产生争执并相互殴打起来，叶某被杨某打成轻伤，经法院审理并认定被告人杨某构成故意伤害罪，附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叶某医疗费、误工费等5万元。判决生效后，因被告人杨某不履行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叶某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要求强制执行杨某之妻李某名下的财产。〔分歧〕在执行过程中，杨某因故意伤害罪产生的附带民事赔偿责任是否属夫妻共同债务？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意见认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杨某伤害他人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因而杨某所负民事赔偿责任债务，应由夫妻共同赔偿，且杨某之妻李某名下的财产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用夫妻共同财产来偿还夫妻共同债务，理所当然，法院应当强制执行杨某之妻李某名下财产。第二种意见认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杨某与李某虽系夫妻关系，但杨某实施犯罪属个人行为，由此而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个人债务，与妻子李某无关。杨某的民事赔偿责任，仅限用其个人财产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法院不能强制执行李某名下财产。第三意见认为，虽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如果李某名下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话，可以执行。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无论是在杨某名下还是在李某名下，都是夫妻共同财产。杨某个人债务应先由杨某个人财产偿还，但杨某如果没有个人财产或者个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话，可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中杨某的份额，但应保护李某的利益。〔评析〕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理由为：1.追加李某为被执行人缺乏程序法依据。依据我国法律规定，附带民事部分的执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1-27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76-82条关于追加被执行人的规定，均没有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的情况，追加李某为被执行人缺乏法律依据。司法实践通常认为，执行程序中一般不宜直接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被执行人，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般需要通过审判程序进行确定。在没有追加李某为被执行人之前，直接执行李某财产明显存在程序上的障碍。2.追加李某为被执行人缺乏实体法依据。一是从刑事法律的角度来看，罪责自负是一个基本原则，刑事法律规定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害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刑事法律并没有规定可以以被告人的配偶为被告声索民事赔偿，因此，要求被告人的配偶承担附带民事赔偿责任在刑事法律上没有法律依据。二是从侵权法的角度来看，侵害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属一般性侵权行为，应当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过错责任原则处理，有过错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没有过错则不承担。结合本案来看，李某不存在过错，且不存在夫妻共同侵权问题，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我国的《侵权责任法》也没有规定配偶应为夫或妻一方的侵权责任承担连带责任问题。三是从婚姻家庭法的角度来看，杨某业因违法所产生的债务不属夫妻共同债务。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对夫妻共同债务有明确表述：“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将夫妻共同债务界定在“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范围内。判断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通常有二点：第一，夫妻举债是否有共同的意思表示；第二，举债的收益是否为夫妻双方共同享有。在本案中，李某没有参与犯罪，与其夫杨某无共同举债合意，因此该民事赔偿责任属杨某的个人债务，与李某无关。3．执行李某名义的夫妻共同财产符合法律精神。虽然追加李某为被执行人没有法律依据，但是如果李某名下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杨某的份额。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若被执行人杨某名下无财产，其妻李某名下的共同财产有杨某的份额，为了保护债权人利益，提高执行效率，人民法院可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份额。

民事上诉状上诉人（原审被告）：aaa被上诉人（原审原告）：bbb原审被告：ccc原审被告：ddd上诉人因不服fff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0日作出的（2015）泰山商初字第xxx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原审判决书”），特依法向贵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书，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原审诉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原审法院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原审人民法院虽认为上诉人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没有界定清楚上诉人是否具有连带保证责任人的身份。原审法院认为“被告aaa认可接受公司以其名下的财产及公司资产为限清偿公司在泰山区农信社债务，被告aaa应对原告主张的追偿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从责任承担的形式上来看承担的是“连带保证责任”，但原审判决并没有明确界定上诉人是否具有“连带责任保证人身份”，事实上也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明上诉人是连带责任保证人。其一、被上诉人提供的“金属物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不了上诉人的连带责任保证人身份。该股东会的决议内容是“同意向泰安市泰山区农村信用合作社申请办理贷款200万元”，至于能否得到“信用共同体”的担保，取决于“信用共同体”全体成员的意志，金属物资有限公司股东会没有这样的职权，也不属于股东会的决议范围，即便是决议了，也是无效的。该决议仅能证明金属物资有限公司向农信社借款经过了股东会决议程序，但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连带责任保证人身份。其二、被上诉人提供的“信用共同体合作协议书”也证明不了上诉人的连带责任保证人身份。该合作协议书明确了“信用共同体”是由公司而非个人组成的，虽然也约定“乙方各成员自愿用公司名下所有资产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和全体股东的所有财产为信用社共同体所有成员在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发生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上诉人作为金属物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并没有以担保人的身份签字确认承担担保责任。而“乙方各成员”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属于独立的“民事主体”，“股东”作为自然人同样也属于独立的“民事主体”，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将公司对外担保的责任强加于股东身上。因此，该约定仅能证明金属物资有限公司愿意为信用社共同体所有成员在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发生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不能证明上诉人具有连带责任保证人身份。其三、从被上诉人提供的“最高额联合保证合同”来看，保证人皆为单位而非自然人，更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连带责任保证人身份。这样，在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实上诉人具有连带担保责任人的身份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却认为“上诉人认可接受公司以其名下的财产及公司资产为限清偿公司在农信社债务”并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显然是先入为主，错误认定了本案事实。二、原审判决基于认定事实错误，导致使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该权利如何选择行使、何时行使应由原告自行选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其一、如果将上诉人界定为债务人，依据《担保法》当然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但本案事实非常清楚，上诉人仅仅是债务人金属物资有限公司的股东而不具有债务人身份，不应承担债务人的责任。其二、如果将上诉人界定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则必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第2款规定，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但令人费解的是，原审法院一方面认为被告人应当承担作为“担保人”的“连带保证责任”，另一方面却判决上诉人承担作为“债务人”的“全部追偿责任”，这显然是对法律做了错误的认识和使用。综上所述，上诉人本身不具有连带保证责任人的身份，不应承担作为“保证人身份”的“连带保证责任”，更不应承担作为“债务人”身份的“全部追偿责任”。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使用法律错误，从而做出错误的判决，应依法予以纠正。望贵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此致eee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aaa2016年4月17日

代理意见审判长、审判员：山东泰润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原告杨某的委托，指派我们作为其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现就本案争议焦点发表如下代理意见供合议庭参考：一、原告在帮助被告装龙门吊的过程中受伤这一事实非常清楚。其一、事发时间是在装龙门吊的过程中，龙门吊有四根退，在装第二根退的过程中就发生本案事故；其二、事发地点是在被告的车间之内；其三、事发现场有被告的两个员工在原告的帮助下向货车上装载龙门吊。据被告的员工李某陈述，他是拿着遥控器在地面上开着行车走，货物的摆放及行车的运行移动全凭在车上的原告指挥，原告在现场无形当中充当了现场指挥员的角色。据被告的员工王某陈述，他在行车运行期间，为了控制重物的摆动，他就扶着货物，但到了装行车的货车上他就扶不住了，在这期间主要是在货车上的原告把持，原告在现场无形当中又充当了主力装载员的角色。因此，在本案中，原告的帮工角色是不容置疑的。其四、装龙门吊装到车上是被告作为货物的承揽方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其五、被告并没有明确拒绝原告帮忙装龙门吊；其六、原告仅仅是营运人或者说仅仅是个司机，没有装车的义务，如果原告不参与帮忙装车，龙门吊是砸不到他身上的。总之，原告在被告车间帮助被告装载龙门行吊的过程中受伤这一事实是非常明确的。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着义务帮工关系，在被告将龙门吊的四根退及其配件全部装到车上，行吊离开现场经原告初步验收之后，才算完成龙门吊的装载，在这期间发生的帮工应属于对被告的帮工；在这期间受伤，就属于在帮工期间受伤。二、本案原告属于因帮工活动而受到人身伤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之规定，应当由作为被帮工人的被告振宇重工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三、被告并没有明确拒绝操作员以外的原告帮忙装车，导致本案事故的发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之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四、本案被告在本案事故中存在过错，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其一、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行车操作员应经专门训练，并持有操作证方能上岗操作，本案被告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现场操作员并没有经过专门训练，没有取得操作证，并且没有安排专门的挂钩指挥员在现场监视和指挥，本身是存在过错的。其二、根据行车安全操作规程，行车工必须听从挂钩起重人员一人指挥，吊运高大物件妨碍视线时，两旁应设专人监视和协助总指挥，传递信息。本案现场吊运的是龙门吊，属于高大物件，根据现场被告两员工的陈述，也确实是妨碍了地面操作工的视线，被告应当安排专门的挂钩起重人员在现场专门指挥行车工操作行车，但遗憾的是，本案被告没有安排专门的挂钩起重人员，而是本案原告充当了挂钩起重人员的角色，这就是错上加错。其三、本案被告没有按照“行车安全操作规程”的要求用钢丝绳固定链钩，导致在龙门吊支腿还未放稳的情况下链钩脱落，龙门吊支腿倒坍砸伤原告，这更是直接过错。总之，原告义务帮工本身并不存在任何过错，如果被告严格按照行车安全操作规程安全操作，完全可以避免本案惨剧的发生。更何况，因帮工活动而受到人身伤害的赔偿属于无过错赔偿。只要帮工人因帮工活动受到伤害，被帮工人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告的诉求具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应依法予以支持。代理人：山东泰润律师事务所杨永涛律师2014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