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清

2009年6月3日，张某向合肥某区劳动局，申请仲裁，请求裁决A公司支付其2003年3至2004年2月被取保侯审期间应得的工资30000元。其理由是2008年12月1日，合肥某局作出了撤销张某涉嫌某案的决定，因此，其在取保侯审期间的工资公司不应扣发。并认为在案件被撤销前，其无法申请仲裁，故仲裁时效应自2008年12月1日开始计算，因此，其申请仲裁没有超过仲裁时效。我接受A公司的委托后，积极调取相关证据，并提出如下答辩意见：一，2007年1月，张某向A公司提出退休申请，同年3月张霜正式退休，并开始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至此，张某与A公司的劳动关系已经终止。在劳动关系终止2年后，张某才提起劳动仲裁，且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因此，其申请劳动仲裁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二，张某辩称，其涉嫌的某案被合肥市某局于2008年12月1日撤销了，在该案被撤销之前，其无法索要2003年3月至2004年2月被取保候审期间应得的工资，故其在该案撤销后提起劳动仲裁没有超过仲裁时效，是无任何事实依据的。申请人自2004年2月被解除取保候审至2008年12月1日案件被撤销之日止，从未受过任何强制措施，不存在无法申请仲裁的法定情形，故申请人主张仲裁期间中断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三，申请人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的工资损失依法不应由被申请人承担。根据劳动部的劳部发[1995]309号《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第２８条规定：“劳动者涉嫌违法犯罪被有关机关收容审查、拘留或逮捕的，用人单位在劳动者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可与其暂时停止劳动合同的履行。暂时停止履行劳动合同期间，用人单位不承担劳动合同规定的相应义务。劳动者经证明被错误限制人身自由的，暂时停止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劳动者的损失，可由其依据《国家赔偿法》要求有关部门赔偿。”申请人在其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的工资损失应申请国家赔偿，不应由被申请人承担。在庭审中，申请人辩称“取保候审”期间，其人身自由没有受到限制，故不适用该条是对该规定的错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都强制措施之一，在取保候审期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申请人被取保候审期间，被申请人可以暂时停止履行劳动合同，并不承担劳动合同规定的相应义务。申请人被错误采取强制措施期间的工资损失，应由其申请国家赔偿，而不应向被申请人主张。仲裁委最终采纳了我的意见，并作出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

拿到判决书，老许激动不已2009年1月16日，我做客合肥晚报，解答读者的咨询热线。在咨询结束后，老许找到我说：“程律师，我这案子一审败诉了，二审又上诉了，你看看我的案子二审能不能赢？”我拿到材料仔细地阅读。初步了解了案情。情况是这样的：2008年6月，老许与儿子小许协议，将自己拥有的房产过户给儿子，帮儿子贷款助儿子发展。协议签订后，老许即反悔，不愿意将房产过户给儿子小许。但小许认为自己已经在外拿了高利息贷款，现在必须以过户的方式从银行贷款来偿还高利贷。见父亲执意不肯，小许便找人冒充许某，持伪造的老许身份证去合肥一公证处办理委托书公证，委托书的内容是：由老许委托张某作为代理人，办理许某房屋的买卖、产权过户、领取房产证及与此相关的手续等。后张某持公证过的委托书，将老许的房产过户给小许，小许随即以该房产作抵押，从银行贷款15万元。老许某知道此事后，便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收回自己的房屋产权。法院审理后认为，老许的房产已经过户给小许，并办理了抵押贷款，设定了抵押权，且小许逾期未支付银行贷款，银行已经起诉至法院要求行使优先受偿权，故老许主张房屋产权的目的无法实现。法院最终裁定驳回许某的起诉。一审裁定老许败诉后，老许仍不甘心，向合肥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现在房产局通知老许，称小许与银行方面协商好了，又要将涉案的房产出卖，并吵着要过户，情况十分紧急。老许无奈找到我问如何处理。我明确告诉他，一审裁定是正确的，打二审没有任何意义。虽然小许这种过户行为是无效的，但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无处分权人处分不动产，但受让人取得不动产物权时是善意的，且依法已经办理登记的，则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物权。就本案来说，银行在接受抵押时不知道小许的房产是骗来的，即银行是善意的，且已经办理了抵押登记，所以银行取得的抵押物权是合法有效的，依法应得到保护。因此，法院不能直接判决房屋所有权归老许所有。我建议老许立即撤回上诉，立即起诉相关责任人，向他们主张房产灭失的损失。老许经权衡后，决定将小许、公证处及张某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房产损失30万元。再次起诉的时候，老许坚持让我作为他的代理人。我代理该案后，第一时间向法院递交了诉状，同时申请法院查封涉案的房产。一切顺利后，重新调查收集了相关证据，并指出公证处存在的过错：1，申请公证的材料中有老许的笔迹，也有冒充者的笔迹，但公证处却忽略了笔迹的不一致；2，公证处没有核对伪造身份证的真伪，导致他人冒充老许办理了委托公证；3，办理委托公证时，没有通知受托人张某到场，因为张某认识老许，如果通知了张某到场，则虚假公证也不可能办成。法院审理认为虽然老许与小许签订的协议，但该协议内容是附条件的赠予，老许可以在赠予前撤销。小许以欺骗的手段将老许的房产过户至其名下，理应承担赔偿责任；公证处未能审核委托人的身份及相关证件的真实性，导致老许受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法院最终判决小许赔偿老许房产损失30万元，公证处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张某因无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拿到胜诉的判决，老许激动不已……，我也感到由衷的欣慰！徽商律师程永清（作者原著，严禁转载）

一、关于毒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明知的认定问题走私、贩卖、运输、非法持有毒品主观故意中的“明知”，是指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实施的行为是走私、贩卖、运输、非法持有毒品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并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应当知道”，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一）执法人员在口岸、机场、车站、港口和其他检查站检查时，要求行为人申报为他人携带的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并告知其法律责任，而行为人未如实申报，在其所携带的物品内查获毒品的；（二）以伪报、藏匿、伪装等蒙蔽手段逃避海关、边防等检查，在其携带、运输、邮寄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三）执法人员检查时，有逃跑、丢弃携带物品或逃避、抗拒检查等行为，在其携带或丢弃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四）体内藏匿毒品的；（五）为获取不同寻常的高额或不等值的报酬而携带、运输毒品的；（六）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携带、运输毒品的；（七）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交接毒品，明显违背合法物品惯常交接方式的；（八）其他有证据足以证明行为人应当知道的。三、关于办理氯胺酮等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问题（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下列毒品，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毒品数量大”：1.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MDMA）等苯丙胺类毒品（甲基苯丙胺除外）100克以上；2.氯胺酮、美沙酮1千克以上；3.三唑仑、安眠酮50千克以上；4.氯氮卓、艾司唑仑、地西泮、溴西泮500千克以上；5.上述毒品以外的其他毒品数量大的。（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下列毒品，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三款、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毒品数量较大”：1.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MDMA）等苯丙胺类毒品（甲基苯丙胺除外）20克以上不满100克的；2.氯胺酮、美沙酮200克以上不满1千克的；3.三唑仑、安眠酮10千克以上不满50千克的；4.氯氮卓、艾司唑仑、地西泮、溴西泮100千克以上不满500千克的；5.上述毒品以外的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下列毒品，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四款规定的“其他少量毒品”：1.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MDMA）等苯丙胺类毒品（甲基苯丙胺除外）不满20克的；2.氯胺酮、美沙酮不满200克的；3.三唑仑、安眠酮不满10千克的；4.氯氮卓、艾司唑仑、地西泮、溴西泮不满100千克的；5.上述毒品以外的其他少量毒品的。（四）上述毒品品种包括其盐和制剂。毒品鉴定结论中毒品品名的认定应当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卫生部最新发布的《麻醉药品品种目录》、《精神药品品种目录》为依据。四、关于死刑案件的毒品含量鉴定问题可能判处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毒品鉴定结论中应有含量鉴定的结论。

毒品案件的证据审查在毒品犯罪案件证据的收集上，公安机关通过各种方式收集来的证据材料各种各样，十分复杂。其中有真实的，也有虚假的；有正面肯定的，也有反面否定的；有直接证明的，也有间接证明的；有互相一致的，也有互相矛盾的。总之，各种证据材料是真假虚实混杂在一起的。因此，律师对这些证据材料必须经过认真仔细的审查判断。审查判断证据，是律师对已经收集到的各种证据材料，进行分析研究，辨别真伪，以确定各个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并由此还原出案件合乎逻辑的法律事实。在司法实践中，对毒品案件的证据审查判断中，毒品的种类和数量、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等几种证据难以审查判断。下面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就这几方面谈谈自己的拙见。1、毒品的种类和数量众所周知，毒品的种类不同，对人体的危害大小也不同，所以对毒品犯罪适用刑罚时，首先要考虑是何种毒品。同时，毒品数量对毒品犯罪案件适用刑罚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区分某些毒品犯罪如非法持有毒品的罪与非罪的界限，而且起着适用不同刑罚的档次的作用。因此，毒品是何种类、数量是多少必须有证据予以证明。《刑法》第347条前三款就是根据三个数量档次，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规定了三个不同的量刑幅度：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00年《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将法条没有涉及到的毒品如苯丙胺类毒品、大麻油、大麻脂、大麻叶及大麻烟、可卡因、吗啡、杜冷丁、盐酸二氢埃托啡、咖啡因、罂粟壳在何种情况下属于“其他毒品数量大”、“其他毒品数量较大”做了相应的解释。此后，最高院又分别以座谈会纪要、司法解释等形式，对毒品案件的审理进行规范，主要有2000年在南宁市召开的“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及其会议纪要、2004年在佛山市召开的“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和2007年在南京市召开的“全国部分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2007年发布的《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8年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从法条和所有的司法解释或者文件，可以看出毒品犯罪数量对毒品犯罪的量刑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准确认定毒品交易的数量，对于律师办理毒品犯罪的辩护有着重要意义。⑴对于现场抓获的贩卖毒品交易的数量，包括已交易的毒品量以及贩卖人随身携带的毒品量。在现场抓获的毒贩，其主观上不仅有贩卖的故意，而且实施了贩卖毒品的行为。对于已交易的、正准备交易的均应计入贩卖的数量中。如果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为了自己吸食而随身携带的，可不认定贩毒，但查获的毒品数量大、超过10克的，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⑵对于以贩养吸的被告人，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应认定为其犯罪的数量（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实践中有许多毒品犯罪分子既吸食毒品，又贩卖毒品，以贩养吸，以贩养吸在贩卖毒品后留有一定数量毒品并有证据证明确实是为自己吸食毒品而留下的，不会再将该部分毒品贩卖的，对该部分毒品应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与贩卖毒品罪实行并罚。⑶毒品客观状态已不复存在或者无法查清的，按贩卖毒品交易双方均认可的数量来认定。被告人供述的毒品数量与其他购毒人的供述的毒品交易量一致，则以二人均供认的数量来定罪量刑。⑷对被告人购买了一定数量的毒品，但只查明其贩卖了其中一部分，其余部分已由被告人吸食的，应当按已查明的销售数额确定起贩毒的数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毒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几个法律问题的答复》法函[1995]140号）。⑸被告人有比较稳定的交易习惯的，按照其一贯交易每包的重量和包数来认定。有的贩毒人通常将大包分成差不多固定数量的毒品，如没小包0.1克或者0.2克，然后在转手卖出去。贩毒人均能供述购买的毒品的数量一致，可按包数来确定。⑹每次交易的数量不一致，被告人也不能记清每次交易的数量的，可按其购买毒品支付的金额来推算。推算时，可按毒品在一定时期内的非法交易的价格来确定。⑺贩卖人在一定时期多次向多人贩卖的或者是零星贩卖的，以该段时期内购毒人供述的能查清的总量计算。在认定毒品的数量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毒品交易数量的认定，不以实物实际存在状态为依据，有的毒品交易完毕后，毒品已被转卖了或者被吸食了，原有状态已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交易双方均认可数量的，在能够排除侦查人员指供、诱供、刑讯的可能的情况下，以双方认可的数量来确定，否则容易导致错案；对被告人前后供述不一致，购毒人供述的数量也不一致，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以数量较小的、有利于被告人的部分作出认定。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审查被告人口供与同案被告人陈述，相互印证，排除非法取证的情况下，可以定案。毒品犯罪具有交易时比较隐蔽且大都单线联系的特点，所以除查获的毒品和被告人的口供外，其他直接证据很难得到，被告人的口供在毒品犯罪案件中具有比较重要的作用。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同案犯也属“知道案件情况的人”，从理论上说是可以作证的。而且同案犯是案件的当事人，他的供述会全面、详尽地反映作案的目的、动机、手段、过程。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被告人的口供经查证属实，是定案的根据之一。2004年《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除了被告人的口供与其他同案被告人的供述相互吻合，相互印证，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的，才可以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对以此作为定案依据，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要特别慎重。没有充分、绝对的把握，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条规定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是一致的，不是对现有法律的突破。适用该条有“量”的规定，除被告人的供述外，还必须有同案人的供述；从“质”的方面来看，要供述吻合，并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3、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证人证言，是毒品犯罪案件中认定事实的重要依据，也是认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情节严重的”重要证据。2000年《关于审查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向多人贩毒或者多次贩毒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347条第4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毒品已经贩卖或未查获毒品，或者由于某些其他原因，没有对毒品犯罪分子人赃俱获，在这种情况下，证人证言，尤其是买毒人员的证词对于认定案件事实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证人证言，要着重审查此类证据来源的真实性，证人表述案件事实的主观性等。买毒人证词详尽，又有若干证人予以佐证的，可以确认犯罪嫌疑人有罪。这里的证人，必须是亲眼所见买毒人从犯罪嫌疑人处买毒品的人，如看见几个吸毒人员去犯罪嫌疑人处购买毒品。这种证人证言对于证实买毒人证词有相当的证明力，从而也就证实了犯罪嫌疑人的贩毒行为。买毒人证词较详细，又查清犯罪嫌疑人毒品来源的，可以认定。只要买毒人（下家）证词详尽，毒品来源（上家）方面的证词又可以证实犯罪嫌疑人从该处大量购买毒品的详细经过、具体情节，这样证据链条基本形成，应予以认定。只有吸毒人员购买毒品的证词，未查获毒品，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认的如何认定？单就某次贩毒而言，只有吸毒人员购买毒品的证词，由于未查获毒品，即使该证词详尽完备之至，也系孤证，不能用以定罪量刑。如果有多个吸毒人员证实从犯罪嫌疑人处买过毒品；每名吸毒人员证词细致详尽，清楚地证实了购买毒品的时间、地点、价格等具体细节；吸毒人员的证词能相互印证某些相同或类似的情节；吸毒人员的证词自然，没有前后矛盾的地方；证据收集的程序合法，无刑讯、指供、逼供、诱供、串供等各种违法情况，则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向多人贩卖过毒品。虽有多名买毒人员证词，但证词内容简单粗略，不宜认定。在实践中，存在公安人员在讯问时过于简单，如有的问话笔录中只提到一句“从某某处买过毒品”。这就必须重新收集证人的详细证词。在收集不到的情况下，由于这种证词过于简单，根本起不到证明作用，也就谈不上对照审查、共同指证犯罪嫌疑人的贩毒行为，因而不能确认犯罪嫌疑人贩毒罪的成立。三、对全案证据的综合审查判断对毒品案件需要查清案件的基本事实和基本证据，可将先抓获的被告人根据查实的事实定案处理，这就是毒品犯罪案件中的两个基本。但“贯彻毒品犯罪案件中的‘两个基本’，一般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和证据：一是被告人犯罪对象是否特定；二是必须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三是必须有证据证明被告主观方面是故意。”除了对案件各个证据进行审查外，还应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加以对照审查，从总体上看能否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一）购毒人陈述详尽真实，多次供述一致，又有证人的证言能相互印证的，可以定案。购毒人的证言相对客观，比较真实可信，若能与其他证人的证言相互印证，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这类证人的证据要求是直接证据，而不是从其他人听到的事实或者是转述的事实，必须是目击证人，或者是共同吸食毒品的现场证人，能亲眼指认出犯罪嫌疑人。这种证人证言有相当的证明力，与购毒人陈述结合起来，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拘不供述，有多名购毒人员的供述一致，均能指认从某犯罪嫌疑人手中购买毒品的事实，详细交代购买毒品的地点、时间、过程和情节的，某些细节供述一致，排除了非法证据，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还可以结合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前科，有无吸贩经历，以及“粉友”提供的事实情况来分析。从每一起毒品交易来说，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但从一个整体来讲，犯罪嫌疑人有一贯的、长期的贩卖毒品的行为，并且经其他购毒人员指认的，认定其有罪是符合证据规则的。如果多名购毒人员的陈述简单粗略，不能相互印证，则不能定案。（三）在交易过程中被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的，只要购毒人客观真实的供述交易过程、联系方法，有抓获人员亲自目睹交易过程的，可以认定定案。（四）毒品的客观状态已不存在或者毒品实物无法查找到的案件认定问题：⑴毒品已灭失（已吸食、转卖等），又无其他人证，但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购毒人证词稳定，且对毒品买卖时间、地点、数量、金额等情节基本一致的，认定犯罪事实的可能性大。⑵毒品已灭失（已吸食、转卖等），又无购毒人陈述，但有二人以上见证人证实，犯罪嫌疑人供述稳定且见证人所证实的毒品买卖时间、地点、数量、金额等情节基本一致的，认定犯罪事实的可能性大。⑶毒品已灭失（已吸食、转卖等），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但有购毒人证实，同时还有二人以上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证实，购毒人陈述稳定且其他证人、证据所证实的毒品买卖时间、地点、数量、金额等情节基本一致的，认定犯罪事实的可能性大。依据以上原则的认定只是大概数或者是个约数，认定要注意就低不就高的原则；有疑问时，要从有利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原则出发进行辩护。四、毒品犯罪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律师在具体审查毒品犯罪案件时，要注意侦查机关在取证时存在下列问题：⑴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不强，对证据的收集不全面，将本应收集的证据简单对待，甚至不予收集，导致证据链条上出现缺口，客观上给犯罪嫌疑人翻供、证人翻供提供了可乘之机，造成证据不足的局面。特别是目前，在一些地方流行带“马仔”，“老大”幕后指使“老第”与购毒人员交易，一旦“老仔”被现场抓获，对涉及“老大”的证据取证不到位，在发案之初，侦查机关未使用技术手段获取其他证据如电话单、电话录音来固定言辞证据，以有效对付可能出现的翻供翻证。随着时间的推移，利害关系的显现，外力作用的影响等，言辞证据容易发生变化，当出现“老大”拒供翻供情况时，案件就有成疑案的危险。如陈某、王某贩卖毒品案，王某是陈某带的“马仔”，购毒人员每次需要毒品时，都是先打陈某手机，约好价格和交易地点。然后陈某安排“马仔”王某去送毒，在一次毒品交易时“老第”王某被抓获，现场收缴毒品3克。根据王某供述，陈某被抓获归案。在审查起诉时，陈某翻供，说根本不认识购毒的人，也没有安排王某去送毒。由于当初没有让购毒人对陈某进行辨认，也没有获取通话清单，补证时又找不到购毒人，造成证据遗憾，检察机关最后对陈某做了疑罪不起诉处理。⑵侦查人员违反程序，更改笔录且取证粗糙，造成被告人以违反程序为由翻供。经批准在符合规定条件的留置期间形成供述后，侦查人员又因超过留置时间，为了所谓的合法而擅自将问话笔录时间涂改，再依供述调查取证，且这些证据均系间接证据，被告人在审理起诉阶段翻供，间接证据又不足以证明犯罪，违反法定程序获取的供述，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是由程序公正优于实体公正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也是符合基本的诉讼规律和刑事诉讼法要求的。综上所述，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是律师履行辩护职责的基本素质，也是履行辩护职责的前提条件，是进行庭审辩护的利器，充分发挥律师对质证的能动性，才能达到良了的辩护效果。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专利、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定赔偿的指导意见（2005年6月13日审判委员会第34次会议讨论通过）为正确审理著作权、商标、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就审理商标、专利、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定赔偿问题提出以下意见。第一条确定商标、专利、著作权侵权赔偿数额应当以能够弥补权利人因被侵权而受到的损失为限，不适用惩罚性赔偿。第二条对商标、著作权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可以基本查清，或者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据证据规则和通过证据的采信可以对赔偿数额予以确定的，不应直接适用法定赔偿。对专利侵权案件只能在确已查明侵权行为人构成侵权并造成权利人损害，而权利人损失和侵权人获利均不能确定，又没有专利许可使用费可供参照，或者在专利许可使用费明显不合理的情况下，方可适用法定赔偿。第三条在适用法定赔偿的情况下，当事人应当依据证据规则，就有关待证事实积极举证，否则不应因此当然免除权利人的举证责任。第四条确定著作权侵权赔偿数额时，应当综合考虑权利人可能的损失或侵权人可能的获利；作品的类型、合理许可使用费，作品的知名度和市场价值，权利人的知名度，作品的独创性程度；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侵权行为方式、时间、范围、后果等因素。第五条确定商标侵权赔偿数额时，应当综合考虑侵权人侵权的性质、期间、后果，商标信誉及价值，商标使用许可费的数额，商标使用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等因素。第六条确定专利侵权赔偿数额时，应当综合考虑侵权产品和被侵权产品的类型、侵权人侵权的性质和情节、侵权人的主观过错、评估价值、权利人因侵权所受到的商誉损害、侵权持续的时间、范围、后果等因素。第七条权利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侵权行为之日起超过两年起诉的，如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继续，确定法定赔偿额的时间，应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两年。第八条适用法定赔偿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将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列入赔偿范围。前款所称的"合理费用"包括：律师费、公证费和调查取证费、审计费、交通食宿费用、诉讼材料印制费、以及权利人为制止侵权或诉讼支付的其他合理费用等。人民法院对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开支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应当进行审查。第九条法定赔偿与合理费用、律师费的赔偿可以分别适用，也可以一并考虑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但适用法定赔偿方法确定的赔偿数额中已包括合理费用和律师费的，不得再另行决定合理费用和律师费的赔偿。法定赔偿数额与合理费用、律师费的赔偿数额之和，不得超出法律规定的50万元上限范围。第十条本意见中所称的"律师费"是指当事人与其代理律师依协议确定的律师费。但是赔偿的律师费标准必须符合国家规定或行业规定，其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被控侵权人侵权行为成立，但不承担赔偿责任，可按权利人诉讼请求被人民法院支持情况酌情确定律师费。第十一条适用法定赔偿酌情确定具体数额时，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具体分析确定赔偿数额所考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