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涛

【法律分析】吴某找到上海勤周律师事务所的张清涛律师咨询，是否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张清涛律师认真分析后认为，第一，吴某是公司的一名小职员，从未参与过公司的经营和管理，仅仅是挂名的法定代表人，这与《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是不相符合的；第二，吴某离职后，就连小职员这一身份都不存在了，而且吴某已将公司所有的证照全部交还给了公司，已不可能再履行任何管理公司的职能了；第三，从法律关系角度分析，是公司委托吴某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双方之间建立的是委托关系。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受托人也可以随时提出终止委托，这也是委托法律关系的精髓所在。既然吴某已经多次向公司提出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申请，也是其表达终止受托事项的意思表示，公司应当立即予以办理变更登记；第四，吴某不是公司的股东，她无权要求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决议，这已经超出了公司自治的范畴。后附本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供大家参考学习。如需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民事判决书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女，1980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张虹路125弄9号某室。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蒙跃，上海勤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法定代表人：吴某，执行董事。上诉人吴某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睿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志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4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经当事人申请，延长审理期限2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睿志公辩称，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法定代表人的选任应属于公司内部自治事项，主要依据为公司章程，而睿志公司章程规定法定代表人由执行董事担任，吴某亦依据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被委派为法定代表人，在睿志公司尚未通过相应程序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并修改公司章程的情况下，无法直接变更法定代表人并予以变更登记；吴某主张其不是睿志公司股东，现已不是公司员工，且未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等意见，均不影响其已通过合法程序被委派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自2015年至今睿志公司处于停业状态，公司亦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审计办理注销登记，由于公司与股东之间存在债务问题尚未能完成注销，待公司清算结束后办理注销登记。据此，睿志公司不同意吴敏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并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6月16日，金宝特公司盖章确认《股东决定》一份，内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股东于2011年6月16日决定如下:一、通过《上海睿某贸易有限公司章程》；二、委派陈建文为公司第一届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三、委派吴某为公司第一届监事。此决定同意设立上海睿某贸易有限公司，并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最后由股东签名后置备于公司。2011年7月12日，金宝特公司、睿志公司共同盖章确认《股东决定》一份，内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东2011年7月12日决定如下：1、委派吴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陈建文不再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委派赵倩为公司的监事，吴某不再担任公司的监事；2、本次变更不涉及公司新章程；3、其他不变。同日，陈建实、沈爱兵及睿志公司签字、盖章确认《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其中变更事项有原法定代表人陈建文变更为吴某，监事由吴某变更为赵倩。2014年8月11日，吴某与睿志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一份，约定睿志公司聘用吴某从事行政人事工作，合同类型为固定期限，自2014年8月11日至2017年8月10日止，为期36个月,合同期满后，双方同意继续履行的，合同自动顺延1年；达到无固定期限合同条件的，自动转为无固定期限合同；双方如需重新约定劳动合同期限的，在合同到期前的三十天内订定。合同同时约定，吴某所从事的工作内容执行标准工时制，工资计发形式为计时形式：吴某的基本工资（若非特别说明，均为税前应发工资）为9,724元，岗位津贴随工作岗位调整，效益工资随甲方效益情况及薪酬计发标准进行调整。2015年3月20日，吴某、赵倩作为交接人签署《上海睿某贸易有限公司并集团上海分公司交接清单明细》一份，所载内容为：一、营业执照正副本（发证时间2014年6月27日）、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及IC卡，开户许可证、机构信用代码证。二、2012年度审计报告、银行开户资料、一般纳税人资格证书、税务资料、公司章程、社会保险登记证、ZL201210206244.6发明专利证书原件、公司成立验资报告、公司注册资料一套。三、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章。四、银行网银U盾一个。五、睿志公司2011年-2015年2月财务记账凭证原件，其中缺少2011年7月记账凭证。六、集团上海分公司（2010年2014年成玉之莹公司各丹财务记账凭证原件。七、玉之莹公司与集团上海分公司现金及银行日记账本，共19本。八、睿志公司各月费用报销发票（2011年-2015年2月）。九、睿志公司财务电脑一套（开机密码85166122）.一审法院又查明，吴某的劳动手册上显示：2008年9月1日起至2010年5月1日止盖有上海玉之莹糖业有限公司印章；2010年5月2日起至2011年8月9日止盖有大成集团公司上海分公司印章；2011年8月11日起至2015年6月11日止盖有睿志公司印章。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0元，由吴某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吴某在本案中主张其已辞去睿志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职务，要求睿志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其名字从“法定代表人”一栏的记录中予以涤除。本院认为，吴某上述诉讼主张可以成立，理由如下：第一，就相关法律规定而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立法宗旨，法定代表人作为代表公司法人进行经营活动的负责人，理应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且睿志公司章程亦详细规定了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执行董事应当行使的各项职权，而吴某于2011年8月至2015年6月期间仅作为睿志公司从事行政人事工作的普通员工，并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故可以认定吴某仅系睿志公司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第二，从法律关系分析，金宝特公司作为睿志公司唯一股东，于2011年7月12日通过《股东决定》委派吴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而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执行董事的任期为三年，睿志公司并未提供吴某在任期届满后获得连任的相关证据，且吴某在本案中提交了其早于2015年6月9日即向金宝特公司提出辞去法定代表人的相关证据，而即使睿志公司认为未收到该辞职报告，亦可视为其已在本案诉讼中以质证的方式对此予以接收和知悉。由此可见，吴某与睿志公司及其股东金宝特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业已丧失继续有效存续的基础；第三，再就睿志公司的经营现状来看，睿志公司自2015年3月开始就处于停止经营状态，睿志公司亦在答辩中称其现处于清理债权债务待注销登记阶段，且吴某早于2015年3月20日已将睿志公司相关证照、印章及财务账册等与睿志公司关联公司进行了全面交接。吴某并非睿志公司股东，其无法通过召集股东会等公司自治途径就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进行协商后作出决议，而直至上述交接近四年后的本案诉讼，睿志公司或金宝特公司也从未作出意欲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意思表示。综上所述，吴某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二、被上诉人上海睿某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至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上诉人吴某应予配合；如被上诉人上海睿某贸易有限公司届时未予办理，则被上诉人上海睿某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四十五日内至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涤除上诉人吴某作为被上诉人上海睿某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刘雯二0一九年十月八日

【法律分析】吴某找到上海勤周律师事务所的张清涛律师咨询，是否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张清涛律师认真分析后认为，第一，吴某是公司的一名小职员，从未参与过公司的经营和管理，仅仅是挂名的法定代表人，这与《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是不相符合的；第二，吴某离职后，就连小职员这一身份都不存在了，而且吴某已将公司所有的证照全部交还给了公司，已不可能再履行任何管理公司的职能了；第三，从法律关系角度分析，是公司委托吴某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双方之间建立的是委托关系。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受托人也可以随时提出终止委托，这也是委托法律关系的精髓所在。既然吴某已经多次向公司提出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申请，也是其表达终止受托事项的意思表示，公司应当立即予以办理变更登记；第四，吴某不是公司的股东，她无权要求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决议，这已经超出了公司自治的范畴。

陈某的医疗期于2017年3月31日到期，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向陈某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通知如下:1.劳动关系于2017年4月30日终止。2.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将向你支付经济补偿金税后人民币玖万肆仟贰佰叁拾柒元整(RMB94,237.00)。3.对您在本公司未休的法定年休假3天,折合成税后人民币7,190.87元向您支付补偿金。……”公司于2017年5月5日通过银行转账向陈某支付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所承诺的经济补偿金和年休假折算工资共计101,427.87元。公司对医疗补助费只字未提，陈某多次和公司交涉，但公司拒绝支付，因此陈某委托我们，希望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在我们的帮助下，陈某的医疗补助费诉请114,000元均获得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的支持。附本案判决书，仅供参考，转载请注明出处。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清涛,上海勤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某精密机械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奉贤区环城北路,经营地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某,上海盛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6个月的医疗补助费170,640元;2.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1月病假工资差额1,508.50元;3.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4月21日至4月30日期间的病假工资5,491.86元;4.要求支付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奖金28,44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3年12月2日进入被告处,担任部门经理一职,实行不定时工时制。双方签订的第一份劳动合同期限自2013年12月2日至2016年12月1日,约定税后工资为16,90元;第二份劳动合同期限自2016年12月2日至2017年12月1日,约定税后工资为19,000元。2016年8月19日,原告在被告组织的足球比赛上受伤,经诊断为右腕关节三角纤维软骨盘损伤、右舟状骨及桡骨茎突骨髓水肿、右尺骨茎突小囊变,之后原告根据医嘱断续病休。在原告医疗期即将到期之际,被告经常找各种理由施加精神压力于原告,从而导致原告被诊断为患有双相情感障碍,时而躁狂发作,时而抑郁发作,但被告仍采用发通知书的方式反复刺激原告,致原告病症加重。原告在病假中收到被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原告认为被告的一系列行为严重反了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原告与被告于2013年12月2日订立了期限自当日至2016年12月1日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原告的工作内容为部门经理,执行不定时工时制,每月基本工资为税后16,900元,另有每年一次的奖金,奖金的有无以及数额按照规章制度执行。2016年12月2日,双方续签了期限自当日起至2017年12月1日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原告的工作内容为中国客户服务统括部技术支持推进部技术支持推进课经理,执行不定时工时制,每月基本工资为税后17,000元,每月职务工资为税后2,000元,另有每年一次的奖金,奖金的有无以及数额按照规章制度执行。被告于2017年2月13日向原告发出《关于上下班刷卡情况说明的通知书》,告知原告其可使用的医疗期6个月(20.83x6=124.98天),截止至当日已累计使用病假天数为99.88天。2017年3月27日,被告向原告发出《通知书》写明:“……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的规章制度规定,通知如下：一、根据公司记录，你的医疗期将在2017年3月31日结束,超出上述期限后你继续以病假为由不来公司上班的,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定处理。……”2017年4月11日,被告向原告发出《通知书》写明:“鉴于你长期病假未出勤,公司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一、鉴于你的医疗期已经于2017年3月31日结束,公司不接受你在2017年4月1日起至4月21日上午期间的病假申请……。二、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要求你在4月14日上午前往上海市劳动能力鉴定中心进行劳动能力进行鉴定,鉴定结果将作为公司对你是否能够继续胜任目前的工作的判断依据。三、如若你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接受劳动能力鉴定又继续以病假为由不来公司上班的,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原告病假期间工资按正常工资标准的70%发放。被告于2017年1月25日向原告发放的工资数额为11,791.57元,2017年4月28日向原告发放了末次工资数额为16,567.57元。审理中,原告提供了被告于2016年5月16日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出具的收入证明,用以证明原告的月收入为28,440元。被告对收入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称是根据原告要求为其办理签证所用,不能代表原告的真实工资水平。原告还提供了中国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用以证明原告的收入除了工资19,000元外，另有考评奖。被告认可证据的真实性,称工资之外有年度的考评奖和十三薪,考评奖根据考核结果发放,十三薪是固定的。因双方当事人坚持各自诉辩意见,调解不成。双方确认被告按正常工资的70%向原告支付病假期间的工资。被告向原告发放的2017年1月工资数额为11,791.57元,未达到原告正常工资的70%标准。被告称其中有扣除上月21日至本月20日期间病假工资的因素,但未获原告认可。本院认为，即使按被告所述的工资发放方式,也应是一个月的全勤工资扣除一个月的病假扣款,不应低于13,300元(计算方式：19,000元×70%)。鉴于被告未能证明其扣款的合理性,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1月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可予支持。经核算,被告应支付原告2017年1月的工资差额1,508.43元(13,300元-11,791.57元)。被告有权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原告的工作表现并依据相关规章制度考核发放奖金。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奖金28,440元,但未提供其符合奖金发放条件的依据,且对被告提供的相关规章制度均不予确认,故本院认为原告该项诉请依据不足,无法支持。一、被告某精密机械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陈某解除劳动合同6个月的医疗补助费114,000元；三、原告陈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陈某、被告某精密机械贸易有限公司各半负担。审判员王百勤书记员程明

一、何为“挂名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是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代表公司，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负责人。“挂名法定代表人”，顾名思义，是指仅仅是公司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既不是公司的股东，也不是公司的董事，又不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和管理，无法履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法定代表人的各项职能。在实践中，挂名法定代表人的现象非常普遍，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为了逃避各种法律责任和义务，往往不愿意自己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是让自己的亲戚、朋友、公司普通员工等等来担任法定代表人。多数情况下当事人是不情愿的，不得已的，甚至有些人对自己担任法定代表人根本不知情。公司一旦出现任何状况，首当其冲就是法定代表人受到牵连。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挂名法定代表人”的法律性质分析及司法救济途径，可以为这些无能为力的“挂名法定代表人”们指明一条维权之路。二、“挂名法定代表人”的法律风险“挂名法定代表人”虽然不是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和管理，但由于工商登记仅做程序性审查，不做实质性审查，只要公司提交的材料齐全并符合要求，工商管理部门就会向公司颁发《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一经登记即具有了法律所赋予的对外行使权力和承担义务的身份，不得以其并非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为由对抗外部第三人。公司在日常的经营管理活动中，经常面对工商、税务、消防、卫生等行政管理部门，甚至是公检法等司法部门。如果公司有任何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行为的，法定代表人可能面临相应的处罚。比如较为常见的是公司对外欠债不还，经法院判决甚至强制执行后仍不履行偿还义务的，法院会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一旦被列入黑名单，法定代表人将受到包括但不限于如下限制：1.不得再设立公司、不得设立金融类机构、从事民商事行为、享受优惠政策、担任重要职务等；2.不能申请贷款、申请信用卡等信贷行为；3.不能有高消费行为，如出入星级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不能购买高额保险、理财产品；4.不能购买不动产，车辆等；5.子女不能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6.出行受影响，不能坐飞机、坐高铁，不能旅游、度假，等等。再比如过公司出现偷税漏税、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涉嫌非法集资、非法经营等违法犯罪行为，法定代表人有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常见的罪名有重大安全事故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类犯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税务管理类犯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等等。三、“挂名法定代表人”的法律性质分析我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一直没有对董事、法定代表人与公司是何种性质的法律关系作出明确规定。法定代表人的任用和罢免，均是由股东们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股东会决议》中往往会出现“委派某人担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字样的陈述，又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董事即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那么“委派”二字到底是基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委托关系，还是基于公司与员工具有上下级管理关系的指派？在司法实践中，这两大法律观点都存在且争议不断。2019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相关负责人就《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答记者问》记者：《规定》有关董事职务无因解除的规定应如何理解？是否会影响董事的正常履职？答：《规定》廓清了公司与董事的关系，明确了公司可以随时解除董事职务。我国公司法中仅规定了董事任期由公司章程规定，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年，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在我国公司法上，对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并无明确的规定，但公司法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中已经基本统一认识，认为公司与董事之间实为委托关系，依股东会的选任决议和董事同意任职而成立合同法上的委托合同。既然为委托合同，则合同双方均有任意解除权，即公司可以随时解除董事职务，无论任期是否届满，董事也可以随时辞职。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解答可知，董事与公司之间为委托合同法律关系，那么基于执行董事而担任的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也是委托合同关系。四、“挂名法定代表人”的司法救济途径既然双方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第410条之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委托人可以随时提出解除委托，受托人也可以随时提出辞去委托。委托合同的解除权是形成权，只要一方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到达对方，委托合同即被解除。但根据《公司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由此可知在工商变更登记之前，委托关系的解除也仅限于受托人与公司之间，不能产生对外的法律效力。“挂名法定代表人”只是向公司表达辞去法定代表人职务尚且不够，还应向公司提出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申请。但在实践中，公司往往会以各种理由拖延办理甚至拒绝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那么法定代表人可否向法院起诉？请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是否属于法院受理范围？部分观点认为这属于公司自治范畴，法院不应司法干涉。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最高人民法院《王惠廷因起诉巴州赛瑞机械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曹永刚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2020）最高法民再88号】裁判要旨：原法定代表人并非公司股东，其无法通过召集股东会等公司自治途径，就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事项进行协商后作出决议。若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起诉，则其因此所承受的法律风险将持续存在，而无任何救济途径。故原法定代表人请求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诉讼具有诉的利益，该纠纷系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因此“挂名法定代表人”可参照该案例中的“原法定代表人”身份，向公司注册地人民法院提起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之诉。五、“挂名法定代表人”起诉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典型案例分享本文跟大家分享的是张清涛律师本人代理成功案例，吴某诉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请求变更登记纠纷案【（2019）沪01民终6027号】），该案一审闵行区人民法院就认为这属于公司自治范畴，并以此为由驳回了吴某的诉讼请求。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最后改判支持了吴某的诉讼请求。以下援引上海一中院判决书中的裁判观点供大家参考学习。本院认为：吴某在本案中主张其已辞睿志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职务，要求睿志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其名字从“法定代表人”一栏的记录中予以涤除的主张可以成立。理由一：就相关法律规定而言，法定代表人作为代表公司法人进行经营活动的负责人，理应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且睿志公司章程亦详细规定了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执行董事应当行使的各项权利，而吴某仅作为从事行政人事工作的普通员工，并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故可以认定吴某为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理由二：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执行董事的任期为三年，睿志公司并未提供吴某在任期届满后获得连任的相关证据，且吴某提交了自己向公司提出辞去法定代表人的相关证据，即使睿志公司认为未收到该辞职报告，亦可视为其已在本案诉讼中以质证的方式对此予以接收和知悉。吴某与睿志公司及其股东金宝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业已丧失继续有效存续的基础。理由三：睿志公司早已处于停止经营状态，且吴某早已将睿志公司相关证照、印章及财务账册等与睿志公司关联公司进行了全面交接。吴某非睿志公司股东，无法通过召集股东会等自治途径就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进行协商后作出决议，而直至上述交接近4年后的本案诉讼，睿志公司也从未作出意欲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意思表示。综合考虑上述三个方面的事实和理由，为保护吴某作为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考虑到睿志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本院对吴某要求睿志公司至相关部门涤除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一、执行中限制出境措施的几种情况债务人为逃避法律义务而出境的情形时有发生。限制出境的目的主要是促使被执行人履行债务，防止其通过出境逃避执行，故司法解释规定，限制出境人员的具体范围，在被执行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情况下，不仅包括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还包括财会人员等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就我国而言，对法定不批准出境人员实行通报备案制度。通报备案的机关分别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单位。对法定不批准出境人员通报备案的期限一般为一年，特殊情况下不得超过五年。除有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外，一年以上五年以下不批准出境的决定，由市级通报备案机关作出；一年以下(含一年)不准出境的决定，由区、县级通报备案机关作出。二、执行中适用限制出境措施的误区一是适用限制出境措施方式单一。二是适用限制出境措施的程序不规范。三是适用限制出境措施的信息反馈不够。四是适用限制出境措施的应急性较多。三、执行中限制出境措施的正确适用一要把握限制出境的对象和条件。二要把握限制出境的程序和救济。三要把握限制出境的方式和期限。四要把握限制出境的联动和威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代正伟

【案情简要概述】2018年8月，沈某前往上海昶某汽车销售公司展厅，想订购一辆2018款白色JEEP自由光，展厅销售人员接待了沈某，双方谈妥价格后签订了《汽车销售（代购）服务合同》，沈某一次性付清全款，一周后提车。一周后沈某致电汽车销售公司，被告知没有2018款的，建议沈某改成2017款的，还能多送一次保养，沈某同意。2018年8月30日沈某提车，回家途中汽车发动机故障灯亮。第二天沈某将车辆开往一家JEEP4S店检测，经检测为进气格栅故障，前保险杠有明显碰撞痕迹。沈某不敢大意，第三天再此将车辆开往另一家JEEP4S店检测，除了此前检测出的故障外，还发现缺少电子格栅、缺少线束、水箱冷凝器疑似有焊接痕迹。两家4S店维修人员明确告知此车辆之前出过事故，不便维修。【律师案情分析】沈某就此事向上海勤周律师事务所张清涛律师咨询，张清涛律师认为，车辆交付之前发生过严重事故，不属于新车范畴，而销售方未如实告知车辆真实情况，已构成欺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3条之规定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服务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由经营者承担举证责任，换言之，所购车辆交付前发生过严重事故，应当由销售方来解释清楚是何缘故，有无将此情况明确告知过消费者，销售方不能简单以自己不知情为由抗辩，否则构成销售欺诈，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沈某委托张清涛律师作为自己的代理律师，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汽车销售合同，将车辆退还给销售公司，并且赔偿沈某三倍价款。【案件争议焦点】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院对涉案车辆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主要为：1、车辆前保险杠左转角、中下部银色饰条、前号牌地板边缘具有与其他客体物碰撞形成的痕迹；2、前保险杠（含线束、雾灯等部件）为车辆整车制造完成后整体更换；3、该车未装配主动式进气格栅，其在车载电子系统中会产生故障信息并点亮发动机故障灯。被告向浦东新区法院申请追加河南焦作博大某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此后，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开庭审理，上海昶某汽车销售公司抗辩称：第一，双方之间不是汽车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委托合同关系，也即原告沈某委托被告代购车辆，双方签订的《汽车销售（代购）服务合同》中有明确的“代购”字眼，真正的销售方为河南焦作博大某公司。第二、车辆交付给原告时不存在任何问题，所鉴定出的问题应是原告自己所为；第三，被告对上述瑕疵并不知晓，不存在告知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欺诈行为。第三人河南焦作博大某公司到庭述称，原告与被告之间是汽车买卖合同关系，第三人不认识原告，更没有与原告建立买卖关系。第三人是将车辆销售给被告，被告再将车辆销售给原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理应向被告主张权利，并且第三人将车辆交付给被告时经检验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法院分析判决】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过三次开庭审理，认真听取了三方的陈述，围绕三方提交的证据举证、质证，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第一、原被告签署的《汽车销售（代购）服务合同》明确记载原告为“购车方”被告为“销售方”，原告向被告支付购车款，被告原告交付车辆，双方之间是非常明确的买卖合同关系。再者《汽车销售（代购）服务合同》文本为被告提供，被告完全可以拟定一份法律关系明晰的委托合同供业务员与客户签署，不能仅凭合同标题中有“代购”字样就认定原被告之间是委托关系。第二，消费者享受知情权，经营者应当将商品的全部属性，尤其是可能影响购买的重要信息明确告知消费者。被告作为一家专业的汽车销售公司，其有能力且有义务掌握其所销售的车辆的真实情况，尤其是涉案车辆系库存车、放置较久且需经多次运输的情况下，更应对车辆进行认真、全面的核查，被告仅以自己事先并不知晓予以辩解显然无法令人信服，本院不予采纳。最终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决：一、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汽车销售（代购）服务合同》；二、被告十日内返还原告购车款17.5万余元；三、原告十日内将涉案车辆返还给被告；四、被告十日内赔偿原告三倍价款52.5万余元。案件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均由被告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