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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福建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某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案件杨丹丹律师（转载请注明作者和来源）案件关键词：确认仲裁协议效力；诉讼；仲裁案件结果：法院裁定驳回某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有效。案件介绍：2016年7月4日，福建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某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签署《物资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福建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某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提供钢骨架、管件及配件，货款总金额人民币3812766.58元；2017年4月5日，福建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某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签署《物资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福建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某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管件及配件，货款总金额人民币5797844.87元。合同签署后，福建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21日至2017年7月7日期间，共计向某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发货总金额为人民币9610611.45元的货物，某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接收货物验收后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并与福建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货物数量、价格、发货总金额进行书面对账确认。2017年6月2日，福建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某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开具《福建增值税普通发票》，累计开票金额人民币5797844.87元。截止至今，某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尚欠福建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货款9610611.45元。福建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根据双方签署的买卖合同全面履行发货义务，某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收到货物验收后，投入使用到项目工程上，目前工程项目已经通过竣工验收。为尽快收回货款，福建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本律师代理该案件，根据《物资买卖合同约定》本案应由天津仲裁委员会管辖，福建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后，某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以案件涉及军事秘密为由向法院提出了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之诉。律师办案经过：2018年10月10日，接受福建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代理本案。2018年10月15日，阅卷整理案件资料，起草了仲裁申请书、证据目录；2018年10月17日，向天津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申请财产保全；2018年10月26日，收到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邮寄的传票及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证据材料；2018年10月27日，开始准备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的证据、证据目录及代理意见；2018年11月1日，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开庭，代理律师举证质证并发表代理意见；2018年11月22日，收到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邮寄的传票及证据材料；2018年12月3日，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再次开庭，代理律师质证并发表代理意见；2018年12月4日，收到法院民事裁定书，确认仲裁协议有效，驳回某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的申请。案件在天津仲裁委员会继续审理。本案所涉文书：仲裁申请书、证据目录、财产保全申请书、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答辩状、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代理意见、律师沟通意见函及一系列手续材料等律师代理意见：一、本案系普通的民事商业买卖合同纠纷，该交易并未涉及到任何军事秘密，本案提出的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理由缺乏法律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予以驳回1.本案案涉交易标的，系普通货物，不具有特殊性，也不是第三方军方定制的货物，不具有任何军事秘密可言。本案系平等的交易民事主体，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通过邀标报价的方式邀请被申请人报价，被申请人通过比较几家公司报价后，确定由申请人提供货物。同时被申请人提供的案涉货物，系市场上任何商家都能生产的货物，不具有任何特殊性。本案案涉交易标的，系普通货物，不具有任何军事秘密，更不具备军事秘密等级；2.本案送货方式为大众公开的地点，且货物由申请人自提，被申请人将货物送到申请人指定公开的地址，即完成交货义务，故被申请人通过送货方式无法获取到任何军事秘密。3.本案案涉付款资金，由申请人承担支付，申请人的付款行为也不具有任何涉密信息，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本案申请人及被申请人系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合同的内容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申请人应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而申请人支付货款的行为，仅仅是货币资金转移的行为，其行为本身并不附带任何涉密信息，且被申请人亦不能根据接收货币转移的行为获取到任何军事秘密，故被申请人请求申请人支付货款的无法获取到任何涉密信息。4.被申请人货物被使用的项目系国防工程，但被申请人并未参加整个国防工程的建设、施工，国防工程仅仅是使用被申请人的货物，如何施工使用，被申请人并未参与，故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的商业买卖交易行为，并未获取到任何国防工程的涉密信息。被申请人仅仅是根据申请人要求的货物产品、型号、规格等条件供货，申请人接收货物后，被申请人即完成了交货义务，即履行完毕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因此，被申请人并未参加国防工程的任何施工、建设，连施工项目的场地在什么地方都无法知晓，更谈不上仅仅是通过供货的行为，就能获取国防工程的涉密信息。5.本案的审理过程，涉及不到任何涉密信息，更无法从案件的受理中获知到任何军事秘密因此，申请人以被申请人提供货物的工程系国防工程、涉及军事秘密为由向贵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明显缺乏法律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涉案仲裁协议的约定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确定的，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双方关于仲裁的约定符合仲裁的构成要素，不存在无效的情形1.涉案仲裁条款的约定系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该约定合法有效。依据《仲裁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仲裁协议的约定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达成的，双方针对通过仲裁解决争议的方式，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表明双方愿意受该条款约束。被申请人也是基于此，才向天津仲裁委申请仲裁。2.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关于仲裁的约定内容合法、形式合法，不存在违背《仲裁法》而导致无效的情形，也不存在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情形。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协议中约定：“关于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或者因本合同有关的全部纠纷，由当事人商协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天津仲裁委员会仲裁。”依据《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协议无效:（一）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三）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的。”从该条款上可知，只有存在超出法律规定仲裁范围之外的以及存在其他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愿的仲裁协议无效。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仲裁协议的签订，仅仅是约定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合同履行而产生的纠纷通过仲裁方式来解决，该纠纷约定仲裁合法有效。综上所述，申请人与被申请协商一致，选择仲裁为双方争议解决的方式。并且从选择仲裁的方式、内容、仲裁机关的选定都符合法定的仲裁约定的要件，该约定合法有效，不存在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三、通过仲裁解决争议与通过司法程序解决争议不同，其适用法律依据不能适用法院关于管辖方面的司法解释。并且，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纷争能更好的保守国家秘密，解决当事人诉争。1.仲裁协议效力的确认应适用《仲裁法》等相关规定，不能适用法院关于管辖方面的司法解释。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纠纷已经选择仲裁方式来解决，贵院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且针对双方当事人针对仲裁协议的约定是否有效，不能适用《最高院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关于管辖方面的司法解释而确定仲裁协议效力，而应考虑仲裁协议是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仲裁协议是否存在法律规定无效的情形。2.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争议，该解决方式具有保密性、自主性、灵活性、便捷性的特点，即便涉案仲裁协议涉及军事秘密，并未超过天津仲裁委受理范围，该约定合法有效。依照《天津仲裁委员会仲裁暂行规则(2014版)》完全可以通过不公开的方式审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纠纷事宜，通过不公开审理的方式完全可以保障军事秘密不被泄露，完全具有可执行性。因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合同纠纷并未超过天津仲裁委仲裁范围，双方关于仲裁的约定合法有效。鉴于以上理由，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所依据的事实不成立，无任何法律依据。法院院依法裁定驳回申请人的申请。

案例一：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诉某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杨丹丹律师（转载请注明作者和来源）案件关键词：买卖合同；货物买卖合同案件结果：被告向原告支付全部货款本金，双方达成和解并已履行完毕，原告申请撤诉。案件介绍：2015年8月13日，原告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与被告某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物资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原告根据被告采购的需求向被告提供管材。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项目工程所在地供货，货物到达被告指定的收货地址后，被告确认货物数量并对货物验收合格后，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随后被告收取货物，并将货物投入使用在工程项目上。2015年10月16日，原告分多笔累计向被告开具《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发票金额为人民币11454700.00元。2015年10月14日，被告向原告支付3436410.00元货款，2015年12月21日，被告向原告支付5727350.00元货款，被告共支付原告9163760.00元货款。截止起诉之日，被告尚欠原告2290940元货款未支付。律师办案经过：2018年9月8日，本案原告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到本所进行法律咨询，并与本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本案指派杨丹丹律师承办本案。杨丹丹律师接受委托后，起草了民事起诉状、证据目录，并整理案卷材料；2018年9月13日，本案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起诉,并申请财产保全；2018年9月21日，整理发票信息，向法官邮寄调查取证申请书；2018年11月5日，起草并向法院提供实际经营办公地址情况说明；2018年11月15日，向法院提交管辖权异议代理意见；2018年11月19日，收到法院裁定移送海口军事法院管辖；2018年12月4日、2018年12月12日，分别向法官发出律师沟通意见函，沟通移送管辖问题；2018年12月27日，与对方公司谈判，双方公司达成和解，签订谅解备忘录；2019年2月15日，收到法院的解除保全裁定书和撤诉裁定书，该案终结。本案所涉文书：民事起诉状、证据目录、财产保全申请书、财产保全补充财产线索说明、调查取证申请书、调查取证材料清单、代理意见、关于原告实际经营办公地址的情况说明、管辖权异议证据目录、管辖权异议律师代理意见、管辖权异议沟通意见函、案件移送沟通意见函、律师沟通意见函、和解备忘录、解除财产保全申请书、撤诉申请书及一系列手续材料等律师主要代理意见：关于本案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履行及原告主张依据：一、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严格遵守合同，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本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基于双方平等自愿协商的基础上签订的，合同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后便成立和生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应当依法支付合同款项共计11454700元人民币，但被告仅支付了部分合同款项，尚有20%的货款即2290940元未支付。二、原告已经全部履行合同义务提供了足额的货物，被告迟迟不履行相应合同义务，应当支付合同款项及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1.原告已经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双方签订《物资买卖合同》约定：“合同预付款为30%，即3436410元；材料到甲方指定地点验收合格后再支付合同总额的50%，即5727350元；（乙方同时向甲方开具合同额10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合格后再支付合同总额的15%，即1718205元；质保金为合同总额的5%，合计572735元。质保一年，期间若无产品质量问题25日内付清质保金。”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向被告提供了11454700元的货物（有送货单和结算单等证据相佐证）。被告于2015年10月14日支付原告3436410.00元，于2015年12月21日支付原告货款5727350.00元，时至今日，被告总计支付原告9163760元（为总合同价款80%的货款）便不再支付剩余款项。被告尚欠原告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额的15%及合同总额5%的质保金，合计2290940元。被告已经支付合同总额的80%说明被告是认可原告提供了验收合格的产品给被告，现该批货物已全部由被告投入使用。之后原告根据合同约定向被告开具了10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与被告在《物资买卖合同》第八条中明确约定对产品提出异议的时间和方法：“买方在验收中发现产品的品种、型号、质量等不合规定或约定，应在妥为保管产品的同时，自收到产品后15日内向卖方提出书面异议。买方未按规定期限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产品合乎本合同约定的初步证明责任”被告已经实际收到货物并验收。被告收货后并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对原告提交的货物提出异议，且已经实际将产品投入使用，反向证明原告提供了合规合约的货物。2.被告仅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尚有20%的货款并未支付给原告，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原告已经证明其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提供了经被告验收合格的产品、开具了足额的发票），是否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合格和有无产品质量问题，是被告的验收义务，需要被告反馈给原告，举证责任应当在被告。其未在合同履行期内提出任何异议，应当推定为没有相应问题。本案中，被告尚有2290940元的货款并未支付给原告，其未支付的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主张安装调试完毕验收不合格或原告提供的产品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该举证责任应当在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的履行义务是提供合格的产品交付给被告，被告的义务一个是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并确定是否验收合格，另一个是确定原告提供的产品有无质量问题。如果安装调试完毕验收不合格或原告提供的产品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被告有义务将相应的结果告知原告即向原告提出书面异议，然后根据合同第六条的约定确定处理意见处理：即被告可选择拒绝接受该货物要求原告更换，或者免费进行必要的修改以满足合同的要求。但是，被告接收货物验收合格之后并未提出书面异议也未将是否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合格和有无产品质量问题的结果告知原告，而是继续使用原告提供的货物直至今日未提出任何异议，这是对合同支付条件在行动上的认可，应当认定为已经达到了被告支付剩余20%货款的支付条件。综上，原告积极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被告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支付全部货款的义务，被告应当支付。三、原告的诉讼请求合法，被告应当依约向原告支付尚欠货款2290940元及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被告于合同签订后仅向原告支付部分合同款项9163760元（为总合同价款80%的货款），仍有2290940元的合同款项并未支付。原告依约交付了全部货物并依约开具了全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1454700元。1.尚欠货款2290940元。如前所述，原告全部履行了合同义务，向被告交付了价值11454700元的货物。截止至今，被告尚欠原告货款2290940元，该款项是双方签订书面合同约定的全部款项，其应当依法支付尚欠货物款项。2.以尚欠货款229094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支付自2017年1月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期间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截止2018年8月31日为229094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基于以上规定，原告请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损失的标准合法适当，应当依法予以支持。四、对于本案产品是否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及验收问题，双方已经约定如发生争议由双方认可的第三方检验机构按照国家标准对产品进行检验，因此某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对前述问题提出异议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或委托鉴定，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达到了支付剩余20%货款即2290940元的条件。而这里条件：一个是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合格，一个是质保一年期间无产品质量问题。这两个问题对被告是否应当支付货款、何时支付以及支付多少都是至关重要的，下面就这个问题进行逐个分析：1.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合格。该批货物被告已经实际收到并且验收合格，其进行安装调试完毕验收的行为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利益，也关系到原告的切身利益。在这个问题上被告存在以下过错：第一，未及时进行安装调试完毕的验收工作，使得合同的继续履行存在问题；第二，即使其已经进行了安装调试完毕的验收，但是被告未将验收结果告知于原告，导致原告这边无法确定被告是否达到支付货款的条件，只能通过被告的之后的投入正常使用行为推定其已经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其三，假定被告安装调试完毕验收不合格，其也应当在合理的期限内尽快通知原告，以保障各方权益，被告不做任何反馈而直接拒绝支付剩余货款的行为是其对自身权利的放弃，同时也侵害了原告的权益。不能因为被告的违约行为而认定该批货物不符合安装调试完毕验收标准。相反，从被告接收货物并验收合格后已将该批货物正常投入使用达三年之久的行为来看，反向证明原告提供的货物是符合安装调试完毕验收标准的。2.质保期。合同约定质保金为合同总额的5%，合计572735元。质保一年，期间若无产品质量问题25日内付清质保金。本案被告于2015年12月21日将合同总价款的80%汇入原告的账户中，根据合同的约定，被告支付80%货款的条件是材料到甲方指定地点验收合格，这就说明至少从这一天开始货物的风险已经由原告转入被告。质保期的起算点也应当由该时间点开始起算，即质保期为2015年12月21日至2016年12月21日，被告至今正常使用该批货物，已经达到被告返还原告质保金的条件，被告应于2017年1月15日前支付原告该5%的货款。货款支付方式是对被告支付货款的时间和条件的约定，不能以被告的过错从而恶意推定原告未依约提供合格的产品。原告一直秉承诚信经营的理念，严格遵守合同义务、履行自身责任，被告同样应当遵守合同约定，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被告无正当理由拒绝支付货款的行为于法无据，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律师解读：2019年全国法院审理案件中关于《民法总则》适用的法律衔接问题的处理观点北京新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团队（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民法总则》施行后至民法典施行前，拟编入民法典但尚未完成修订的《物权法》《合同法》等民事基本法，以及不编入民法典的《公司法》《证券法》《信托法》《保险法》《票据法》等民商事特别法，均可能存在与《民法总则》规定不一致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依照《立法法》第九十二条、《民法总则》第十一条等规定，综合考虑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等法律适用规则，依法处理好《民法总则》与相关法律的衔接问题，主要是处理好与《民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的关系。1.《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的关系及其适用《民法通则》既规定了民法的一些基本制度和一般性规则，也规定了合同、所有权及其他财产权、知识产权、民事责任、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等具体内容。《民法总则》基本吸收了《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基本制度和一般性规则，同时作了补充、完善和发展。《民法通则》规定的合同、所有权及其他财产权、民事责任等具体内容还需要在编撰民法典各分编时作进一步统筹，系统整合。据此，《民法总则》施行后暂不废止《民法通则》，待民法典施行后再予以废止。在此之前，《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的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已依据《民法总则》制定了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的司法解释，而原依据《民法通则》制定的关于诉讼时效的司法解释，只要与《民法总则》不冲突，仍可适用。《民法通则》废止后，有关司法解释再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作相应调整。2.《民法总则》与《合同法》的关系及其适用根据民法典编撰工作“两步走”的安排，《民法总则》施行后，目前正在进行民法典的合同编、物权编等各分编的编撰工作。民法典施行后，《合同法》不再保留。在这之前，《合同法》“总则”的规定与《民法总则》的规定不一致的，因《合同法》“总则”的内容实际上规定了本应由《民法总则》规定的部分内容，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例如，关于可变更制度，《合同法》对此进行了规定，但《民法总则》对其没有规定。关于欺诈、胁迫制度，《合同法》规定的欺诈、胁迫仅发生在合同当事人之间，而《民法总则》对第三人实施的欺诈、胁迫行为也进行了规范。在合同效力问题上，《合同法》视欺诈、胁迫行为所损害的利益的不同，对合同效力作出了不同规定：损害合同当事人利益的，属于可撤销或者可变更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则属于无效合同。《民法总则》规定此类合同一概属于可撤销合同。关于显失公平制度，《合同法》将显失公平和乘人之危作为两类不同的可撤销或可变更合同事由，而《民法总则》只规定了显失公平制度，没有规定乘人之危。在民法典施行前，《合同法》“分则”的规定与《民法总则》的规定不一致的，根据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合同法》“分则”的规定。例如，《民法总则》仅规定了显名代理，没有规定《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隐名代理和第四百零三条的间接代理。在民法典施行前，这两条规定应当继续适用。3.《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关系及其适用《民法总则》第三章“法人”第一节“一般规定”和第二节“营利法人”基本上是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提炼的，二者的精神大体一致。因此，涉及《民法总则》这一部分的内容，规定一致的，适用《民法总则》或者《公司法》皆可。《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关系，是一般法与民商事特别法的关系，《公司法》与《民法总则》的规定不一致的，根据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原则上应当适用《公司法》的规定。但该原则也有例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就同一事项，《民法总则》制定时有意修正《公司法》有关条款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例如，《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而《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则把“不得对抗第三人”修正为“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经查询有关立法理由，可以认为，此种情况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二是《民法总则》在《公司法》规定基础上增加了新内容的，如《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就公司决议的撤销问题进行了规定，《民法总则》第八十五条在该条基础上增加规定：“但是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此时，也应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4.《民法总则》的时间效力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民法总则》原则上没有溯及力，故只能适用于施行后发生的法律事实；《民法总则》施行前发生的法律事实，适用当时的法律；某一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前，其行为或者后果延续至《民法总则》施行后的，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但前述原则有两个例外：一是虽然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前，但当时的法律对此没有规定而《民法总则》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例如，对于虚伪意思表示、第三人欺诈制度，《合同法》均无规定，发生纠纷后，就可以适用《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二是《民法总则》施行前成立的合同，根据当时的法律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而根据《民法总则》应当认定合同有效或者可撤销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5.《民法总则》无溯及力时的参考说理作用在《民法总则》无溯及力的场合，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法律事实发生时的法律进行裁判，但如果法律事实发生时的法律虽有规定，但内容不具体、不明确的，如关于无权代理在被代理人不予追认时的法律后果，《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规定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但对民事责任的性质和方式没有规定，而《民法总则》对此有明确且详细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就可以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将《民法总则》规定的内容作为解释当时法律规定的参考，并据此作出判决。

律师解读：2019年全国法院审理民刑交叉纠纷案件的处理观点北京新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团队（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近年来，在金融借款和民间借贷、P2P等融资活动中，涉嫌诈骗、合同诈骗、票据诈骗、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的民商事案件的数量有所增加，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在案件审理中，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处理好民刑案件之间的程序衔接、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认定、民事赔偿责任范围等问题，依法审理好相关民商事案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1.分别审理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及刑事犯罪，或者涉及刑事犯罪的事实与民商事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分别审理：（1）主合同的债务人涉及刑事犯罪或者生效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2）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涉及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合同相对人请求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受合同后果的；（3）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涉及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受害人请求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的；（4）侵权行为人涉及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其他赔偿权利人请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的；（5）受害人(当事人)请求涉及刑事犯罪的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2.涉众型经济犯罪与民商事案件的程序处理对于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经济犯罪，由人民法院通过单个地审理民商事案件的方式化解矛盾，效果肯定不好。对于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当事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或者正在审理该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民商事案件，发现有涉众型经济犯罪线索的，应当及时将犯罪线索和有关材料移送侦查机关。侦查机关作出立案决定前，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作出立案决定后，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侦查机关未及时立案的，必要时可以将案件报请党委政法委请求协调处理。

律师解读：2019年全国法院审理担保纠纷案件裁判观点北京新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团队（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要注意《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与《物权法》对独立担保、混合担保、担保期间等有关制度的不同规定，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优先适用《物权法》的规定。从属性是担保的基本属性，要慎重认定独立担保行为的效力，将其严格限定在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情形。要根据区分原则，准确认定担保合同效力。要坚持物权法定、公示公信原则，区分不动产与动产担保物权在物权变动、效力规则等方面的异同，准确适用法律。要充分发挥担保在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的积极作用，不轻易否定新类型担保、非典型担保的合同效力。（一）关于担保的一般规则【独立担保】从属性是担保的基本属性，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调整的由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出具的独立保函外，其他主体出具的独立保函一律无效。判断独立保函的效力主要看其开立人是否为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不问其适用领域是国内交易还是涉外商事交易。当事人在国内交易中适用独立保函，一方当事人以独立保函不具有涉外因素为由主张独立保函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在担保合同中约定，其提供的担保不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的，此类约定因不符合担保的从属性而无效。该约定无效不影响整个担保合同的效力：主合同有效的，担保人仍应根据担保合同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应视担保人有无过错来确定其应否承担民事责任。【担保责任的范围】担保人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不能大于主债务，是担保从属性的必然要求。当事人约定的担保责任的范围大于主债务的，如针对担保责任约定专门的违约责任、担保责任的数额高于主债务、担保责任约定的利息高于主债务利息、担保责任的履行期先于主债务履行期届满，等等，均应当认定大于主债务部分的约定无效，从而使担保责任缩减至主债务的范围。【混合担保的处理】被担保的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的物的担保的，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对此并未作明确规定，但全国人大法工委主编的《物权法释义》明确表示，担保人之间不能相互追偿。据此，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只能向债务人追偿，不能向其他担保人追偿，除非担保人在担保合同中约定可以相互追偿。【借新还旧的担保责任】贷款到期后，借款人与贷款人签订新的借款合同，将新贷出的款项用于归还旧贷，旧贷因清偿而消灭，其上的担保物权也随之消灭。贷款人以担保人尚未进行涂销登记为由，主张担保人仍应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当事人约定原担保继续有效的除外。【最高债权额的认定】最高额抵押、最高额保证中的最高债权额，是指包括主债权、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实现债权费用等在内的全部债权。【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抵押权、权利质权等以登记作为公示方法的担保物权，担保物权人应当在主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担保物权。债权人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仍未行使担保物权及相关权利，担保人请求确认担保物权消灭、涂销担保物权登记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关于不动产担保物权【未办理登记的不动产抵押合同的效力】不动产抵押合同有效成立后，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抵押权未有效设立，但债权人可以请求抵押人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人因怠于履行办理登记义务、抵押物灭失以及抵押物转让他人等原因不能办理抵押登记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该项责任以抵押合同成立时抵押物的价值为限。债权人怠于履行协助义务的，可以减轻甚至免除抵押人的责任。抵押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在当事人并未约定抵押人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抵押人仅在债务人不能清偿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债权人请求抵押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房地分离抵押】“房随地走、地随房走”是我国《物权法》及相关法律的基本规则。但实践中，建筑物和建设用地使用权分离抵押的情形也不鲜见，主要包括建筑物或者建设用地使用权仅一项财产设定抵押，以及建筑物或者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别抵押给两个不同的债权人两种情形。不论何种情形，根据《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在当事人对抵押财产未作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应当认为房地一并抵押。也就是说，仅以建筑物设定抵押的，抵押权的效力及于其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仅以建设用地使用权设定抵押的，抵押权的效力也及于其上的建筑物；建筑物或者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别抵押给两个不同的债权人的，两个抵押权均属合法有效，其抵押范围均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在房地分别抵押场合，应当依照《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九条之规定确定清偿顺序：登记在先的先清偿；同时登记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但《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允许当事人对担保财产作出特别约定，如抵押合同仅以建设用地使用权设定抵押，并且明确约定不包括其上建筑物的，应当认为抵押权仅及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反之亦然。【权属不明财产、被查封财产抵押】根据区分原则，以权属争议不明的财产、被查封的财产或者海关监管期内的财产等设定抵押的，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因不能实现抵押权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债权人可以依据抵押合同的约定请求抵押人承担违约责任。【抵押权随主债权转让】抵押权是从属于主合同的从权利，根据“从随主”规则，债权转让的，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担保该债权的抵押权一并转让。受让人向抵押人主张行使抵押权，抵押人以受让人不是抵押合同的当事人、未办理变更登记等为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动产担保物权【流动质押的设立与监管人的责任】在流动质押中，经常由质权人、出质人与监管人签订三方监管协议，此时要根据实际的权利义务关系来确定监管人究竟是受质权人的委托还是受出质人的委托来监管质物。如果监管人系受质权人的委托监管质物，则其是质权人的间接占有人，应当认定完成了质物交付，质权有效设立。监管人违反监管协议约定，违规向出质人放货、因保管不善导致质物毁损灭失的，质权人有权请求监管人承担违约责任。如果监管人系受出质人委托监管质物的，表明质物并未交付质权人，应当认定质权未有效设立。监管合同尽管约定由监管人监管质物，但质物实际上仍由出质人管领控制的，也应当认定质物并未实际交付，质权未有效设立。【浮动抵押的效力】企业将其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及产品等财产设定浮动抵押后，又将其中的生产设备等部分财产设定了动产抵押，两个抵押都办理了登记的，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登记在先的浮动抵押优先于登记在后的动产抵押受偿。【动产抵押权与质权竞存】同一动产上同时设立质权和抵押权的，应当类推适用《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九条之规定，根据是否完成公示以及公示先后情况来确定清偿顺序：质权和抵押权均完成公示的，按照公示先后确定清偿顺序；抵押权未办理抵押登记的，质权优先于抵押权。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十九条不再适用。（四）关于新类型担保与非典型担保【担保关系的认定】当事人之间通过合同设定的具有担保功能的权利义务关系，虽不属于《担保法》《物权法》规定的典型担保类型，但并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担保物权的认定】债权人与担保人订立担保合同，约定以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设定抵押或者质押的财产或者财产性权利设定担保，因无明确的抵押登记机构而未能进行抵押登记的，不具有物权效力。当事人请求按照担保合同的约定就担保财产折价、变卖或者拍卖所得价款等方式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兑仓交易的性质和效力】保兑仓交易是指以银行信用为载体、以银行承兑汇票为结算工具、由银行控制货权、卖方（或者仓储方）受托保管货物并以承兑汇票与保证金之间的差额作为担保措施的一种新类型融资担保方式。其基本的交易流程是：卖方、买方和银行签订三方合作协议，其中买方向银行缴存一定比例的承兑保证金，银行向买方签发以卖方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买方将银行承兑汇票交付卖方作为货款，银行根据买方缴纳的保证金的一定比例向卖方签发提货单，卖方根据提货单向买方发货，买方销售货物后，将货款再缴存为保证金。在买方违约的情况下，卖方就保证金与承兑汇票之间的差额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保兑仓交易以买卖双方有真实的交易关系为前提，其中，买方与卖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买方与银行之间是借款合同关系，卖方与银行之间是担保关系。如果买卖双方并无真实的货物买卖关系，则该交易属于名为保兑仓交易实为借款合同的行为，要看银行是否知情来判断合同效力。如果银行对双方并无真实买卖关系知情的，表明其并未受到欺诈，此时保兑仓交易、买卖双方之间的货物买卖关系均因构成虚伪意思表示而无效，被隐藏的借款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不存在其他合同无效情形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将保兑仓交易认定为借款合同关系，不影响卖方和银行之间担保关系的效力，卖方仍应承担担保责任。反之，如果银行对此不知情的，一般可以认定其因受到欺诈而享有撤销权，并视其是否行使撤销权而作不同处理。【保兑仓交易的司法救济】债权人就保兑仓交易中的不同法律关系的相对方分别向同一法院起诉，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合并审理。债权人同时向同一法院起诉，请求债务人、担保人、仓储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也可以一并审理。当事人未起诉某一方当事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追加未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为第三人，以便查明相关事实、正确认定责任。【让与担保】债务人或者第三人通过将动产、不动产或者股权等财产转让至债权人名下的方式，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担保的，该合同有效。作为担保财产的动产已经实际交付债权人，或者不动产、股权等已经进行变更登记的，可以参照动产质权、不动产抵押权以及股权质押的相关规定确定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出现约定的事由时，债权人主张享有动产、不动产所有权或者股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与债务人事后就动产、不动产或者股权达成折价或者回购协议的除外。债务人请求人民法院参照《民事诉讼法》“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相关规定，拍卖、变卖动产、不动产或者股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