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颖

众所周知交通事故赔偿责任案件中，在驾驶员无驾驶证驾驶营业性机动车或准驾车型不符时，保险公司拒赔通常并无争议。但在驾驶员持驾驶证驾驶且准驾车型相符但未取得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或资格证过期时，或者持假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保险公司还会不会理赔呢？大多数情况下，保险公司就会放出“免责条款”这一大招。“免责条款”的来源为：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6条第3款规定，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必须取得相应从业资格，方可从事相应的道路运输活动。据此，保险公司多在保险合同增加驾驶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的免责条款。笔者代理的一起类似案件，保险公司就因笔者客户单位的驾驶员伪造了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而拒赔，双方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案件经上海奉贤区人民法院、上海金融法院分别作出一审、二审判决，对此给出了答案。一、案情简介1、客户单位驾驶员高某于2017年3月3日驾驶机动车在奉贤区浦星公路高速出口处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投保车辆与对方车辆不同程度的损坏。交警部门认定，驾驶员高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2、某保险公司系案涉机动车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承保单位，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3、驾驶员高某是客户单位聘用的驾驶员，入职时自带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上岗。4、2017年8月某保险公司出具拒赔通知书，拒赔理由为高某的从业资格证系伪造，属于不允许驾驶被保险机动车人员。二、争议焦点驾驶员持伪造的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保险公司是否可以据此主张商业险拒赔三、双方观点保险公司认为已尽到了提示义务，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八条第二款第6项以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6项均约定，对于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的，某保险公司不付保险理赔责任。对于责任免除条款，某保险公司已以明确区别于其他文字的方式加粗加黑，应视为已履行提示义务。笔者观点，保险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对系争条款向投保人尽到提示义务，系争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公司不能据此免责，应当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1、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公司至始至终未提供保险条款送达的证明，也未提供投保单、客户说明书，证明其履行了提示说明的法定义务。2、根据最高院法研（2000）5号答复及保监发（2012）16号文的规定，本案中安邦保险公司的商业险条款拟定与执行，均未按要求操作，免责条款在本案中不产生法律效力。3、肇事司机持有合格的驾驶证驾驶准驾车辆，具有合法的驾驶资格，无从业资格证或者伪造从业资格证，和本案的交通事故没有因果关系，且没有证据表明无从业资格证或者伪造从业资格证增加承保车辆运行的危险程度。4、本案作为格式条款的保险条款中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的表述过于笼统，并没有明确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所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的名称以及类型，没有对具体哪些部门、何种许可证书和必备证书作出明确说明。在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交管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不等于运输从业资格证，也不必然指向运输从业资格证。格式条款的内容不明确，这在事实上加重了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应从严解释，不产生效力。5、根据2017年10月24日发布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规定，《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六条设立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并没有在职业资格目录之内，其设立也没有经过国务院批准，故既不是准入类职业资格，也不是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故应从严解释“许可证或其他必备证书”。四、案件注释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对支持了笔者的观点，判决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不服诉至上海金融法院，二审法院依然支持了笔者的观点。纵观整个案件，一、二审法院在对于免责条款是否有效这个大前提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均认定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是有效的，案件的胜诉的关键因素是牢牢抓住了保险公司未交付本案讼争保险条款这一重要事实，交付保险条款不仅是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依法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也是保险人继续履行提示、说明尤其是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前提与基础，此案中客户提供伪造的从业资格证，纵然这是个无法忽略的重大瑕疵，也掩盖不了保险公司未尽提示义务的法律过错。案件虽以胜诉了结，但由此案引申出来的思考远未停止，关于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证件的性质，考核发证及监管部门的职责，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法律责任以及单位对于证件的审核义务等等，仅从判决书中找，是找不到答案的。

人社部权威解答：复工复产中的劳动用工、劳动关系、工资待遇、社保缴费问题（共27个）

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股权转让共性法律风险（一）股权转让协议方面的风险1.形式不规范（1）未订立书面股权转让协议。交易双方达成股权转让合意是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成立的基础。一般而言，股权交易较为重大，且内容复杂，故有必要订立书面股权转让协议，以更为清晰地展现交易双方的意思表示，减少纠纷。实践中，存在以下两类不规范的协议形式：一类是口头协议，另一类是未单独订立股权转让协议，仅在股东会决议中包含了股权转让内容。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反映，交易双方发生争议时，一方当事人往往会利用前述不规范的协议形式，否认双方间已达成股权转让合意或主张股东会决议包含的股权转让内容不可诉。在口头协议情形下，法院通常综合双方间磋商过程、实际履行情况等予以判定，主张已达成合意的一方存在举证不能的风险；在股东会决议中包含股权转让内容的情形下，法院倾向于认为，股东会决议与股权转让协议存在主体及内容差异，前者系标的公司股东间就公司治理达成的合意，后者系股权交易双方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的合意，股东会决议原则上不可诉，仅在决议形成的权利义务属于合同法调整范畴的例外情形下，才部分可诉。由此，混淆股东会决议与商事平等主体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会给股权转让的实现造成不必要的障碍。（2）股权转让协议签署瑕疵。多起案件反映，股权转让协议因一方或双方未签字而被认定未成立。另外，委托他人代办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代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在实践中较为普遍，且通常缺少规范的委托授权手续。交易一方在后期不愿意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时，常利用前述签署上的瑕疵，以冒名签署为由，主张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在没有事实辅证存在有效代为签署行为的情形下，法院原则上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因未真实签署而无效。（3）就同一股权转让签订数份内容相异的协议。一类是交易双方在缔约或履行过程中形成数份书面协议，但未明确数份协议间是否构成变更、替代，因而产生以何者为准的争议；另一类是交易双方出于避税目的，形成一份专门用于工商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集中表现为股权转让款价格低于实际履行的价格。此类出于避税目的形成的协议，本身因具有避法属性或是构成双方虚伪意思表示而存在效力瑕疵，且在履行过程中,受让方常依据工商登记备案的协议，主张少支付股权转让款。此类案件中，法院多以探寻交易双方真实意思为出发点，结合磋商过程、协议缔结时点的股权估值、实际履行情况等作综合认定。2.内容不规范（1）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不明。一类是未作约定。遗漏股权转让款数额，支付方式与时间，变更登记办理时间，违约责任等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易引发履行标准，甚至是股权转让合意达成与否的争议。另一类是约定表述不明。交易双方虽就某一事项作出约定，但表述歧义或是意思不明确。有一起案件反映，双方当事人在同一股权转让协议中就多个标的公司的股权转让予以打包转让，但未明确各个标的公司股权的具体对价。后因其中一个标的公司股权转让发生纠纷，双方就违约金的计算基数为整体股权转让款，抑或系争标的公司对应的股权转让款而产生争议。（2）混淆转让主体，将标的公司列为股权转让方。实践中，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东人格区分不明显的现象较多，这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不当的公司治理理念反映在股权转让中，便表现为股东意志与公司意志的等同，将股权转让方列为标的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142条严格限定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情形、程序、转让及注销时间。由此，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除标的公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处置回购的本公司股份等特殊情形外，股权转让义务的主体为标的公司股东，而非标的公司本身。在公司股东转让股权场合，不当地将股权转让方列为标的公司，容易产生转让主体及协议有效性争议。此类案件中，法院原则上认为，标的公司本身并不享有自己的股权，以标的公司名义与受让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违反《公司法》规定，应属无效。另有判决依照股权转让款收取方为标的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商过程等实际履行情况认定法律关系的主体为标的公司股东。（二）标的股权方面的风险1.标的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时，转让方婚姻状态对股权转让的影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取得的股权，即便登记在一方名下，亦属夫妻共同财产。未经配偶同意，转让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登记在一方名下的股权，极易产生未登记一方配偶对标的股权提出权利主张，由此引发诉讼。若股权转让发生于转让方离婚期间，此类风险尤为明显。法院原则上认定股权转让不因未经配偶同意而无效，即将未登记一方配偶就共有股权的权利限定于财产利益。但是，转让方未经配偶同意转让共有股权，仍然成为影响股权转让顺利完成的潜在消极因素。如离婚诉讼期间，夫妻一方低价或是零对价向他人转让共有股权，股权转让因构成恶意转移财产而无效。故受让方宜将标的股权共有状况及转让方婚姻状态纳入考量，必要时，可事先征询未登记配偶一方的意见并取得书面同意。2.标的股权已设立质押等权利负担。《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226条对已设立质权的股权转让作出限定，“基金份额、股权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出质人转让基金份额、股权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转让方未经质权人同意转让已设立质权的股权，容易引发质权人以股权转让侵害其质权为由主张股权转让无效的诉讼。法院倾向于认为，《物权法》第226条旨在禁止出质人处分已出质的股权，并未禁止出质人先行将质押的股权以合同形式转让，故股权质押原则上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但需要注意的是，标的股权上的权利负担仍会实质上阻碍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质押登记未经撤销，股权变更登记存在障碍，同时，股权转让款支付涉及提存或提前清偿债务，也容易引发相应的风险。3.转让方出资瑕疵。此风险点根源于受让方对标的股权前期审查不足，后于履行过程中发现标的股权存在未履行出资、抽逃出资等瑕疵，遂以此为由要求解除、撤销协议或是减少股权转让款。受让方受让出资瑕疵的标的股权，具体的风险表现包括：（1）无权要求转让股东补足出资。股东出资与股权转让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股东出资义务的履约对象为股权所对应的标的公司，受让方以自身名义要求转让方补足出资存在障碍，而且还存在被公司债权人另案诉讼承担补足出资连带责任的风险。（2）出资瑕疵原则上不能作为减少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正当理由。股东是否履行对标的公司的出资义务，并不影响其与他人之间所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受让方仍应按协议约定履行付款义务。（3）自力救济可能构成违约。实践中，受让方发现转让方出资瑕疵，往往以扣留部分股权转让款的方式进行补救，但此类行为通常被判决认定构成迟延履行，反而应承担违约责任。（三）股东优先购买权方面的风险1.未履行书面通知义务。依照《公司法》第71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就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并征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有一起案件反映，标的公司股东在股权转让前未向其他股东发送书面通知，征询其他股东意见，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因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而无效。2.书面通知义务标准分歧。转让方股东向其他股东发送的书面通知应包含拟受让人的有关情况，拟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及履行方式等主要转让条件。实践中，由于股权转让形式的多样性以及股权转让协议内容的复合性，何为恰当的通知义务标准仍存在分歧，进而影响股权交易进程及履行可能性。有一起案件反映，股权交易双方签订的《公司清算及股权转让协议》除约定了股权转让外，还约定了利润分配结算、债权抵销等内容，且双方就协议项下整体内容约定了捆绑式作价。转让方就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了其他股东后，其他股东以通知未明确股权转让款价格为由，主张优先购买权条件未成就（通知义务未恰当履行），要求对协议对价进行分割，明确股权转让对应的价格并依照该价格行使优先购买权。判决认为，股东转让股权的交易条件不仅限于对价的数额，也应包括清偿特定主体债务、一并转让未分配利润等特殊条件。3.其他股东收到通知后，对股权转让行为提出正当异议且在处理过程中的，股东优先购买权仍然存在。有一起案件反映，转让方股东书面告知其他股东股权转让事宜，其他股东回函表示，转让方存在抽逃出资行为，故不同意股权转让，标的公司就此提起另案诉讼。判决认为，标的公司其他股东并未放弃疑议消除后的优先购买权，在转让方抽逃出资一案尚未处理完毕前，受让方诉请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不予支持。（四）隐名持股方面的风险1.隐名股东直接以自己名义转让股权。隐名持股本身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但是，隐名股东直接转让股权往往成为受让方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事由，引发争议。而且，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间于代持股协议项下产生的争议，可能会延伸于股权转让领域，导致股权转让关系复杂化，主要表现为名义股东否认存在代持股关系，不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另外，隐名股东直接以自己名义转让股权还存在下述履行风险：隐名股东显名系股权转让协议得以实质性履行的前置条件，而隐名股东显名依法需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有一起案件反映，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方需在三个月内办理显名手续。后转让方未按约显名，且标的股权被名义股东转让给第三人，法院遂判令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故在隐名股东直接转让股权场合，可考虑将名义股东作为一方当事人列入协议中，以降低此类风险。2.名义股东转让代持股权。一类是名义股东未经授权，擅自转让代持股权，实际权利人对标的股权提出权利主张，受让方若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依法不能取得股权。另一类是转让方转让的标的股权部分为自有，部分系代案外人持有，因转让方与案外人间代持股协议瑕疵，如份额约定不明、口头代持协议等，产生股权转让主体及股权转让款分配之争，客观上阻碍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3.以股权转让形式实现隐名持股。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受让方受让股权后不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由转让方代受让方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此类股权转让除却了通常意义上作为股权转让方主合同义务的变更登记事项，相应的，将股权代持协议项下的实际股权利益分配、股权归属等内容作为转让方的合同义务，容易引发股权转让合意是否达成，转让方一股二卖等法律风险。4.以股权代持方式担保股权转让实现。股权转让与股权代持基于交易目的差异，可互为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易产生法律关系性质的争议。有一起案件反映，甲将标的股权转让给乙，且办理了变更登记，但乙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同时，双方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约定由乙代甲持有标的股权，以确保在乙无力支付股权转让款时，甲仍得以依据股权代持协议对标的股权主张权利。后甲诉请乙支付股权转让款，乙以双方间系代持股关系而非股权转让关系为由，抗辩无需支付转让款。（五）审批与限制方面的风险1.标的企业性质与股权转让。法律对特定类型企业行为能力的限制投射于投资领域，表现为对国有产权转让、三资企业股权转让设定有审批、备案、信息披露、交易场所限制等特殊要求，直接影响到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与履行。如国有产权转让需经国资监管机构审核、进行产权评估，且原则上在产权市场公开进行；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应履行报批义务，未经批准，协议不生效等。2.特定经营范围与股权转让。特定行业存在准入与转让的限制，如典当行转让股权，应当经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批准，未经批准无权申请变更登记。忽略此类规范的限制，有时会导致股权转让行为无效，有时会造成履行障碍，最终影响股权转让的实现。由此，公司经营范围也应引起股权交易双方的注意。特定类型股权转让个性风险从2014-2018年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看，不同原因引起的股权转让在交易模式以及风险触发点上存有差异，故以下就居于股权转让原因前三位的，基于纯粹财产转移、资本引入、股东矛盾退出而产生的股权转让侧重风险点予以分析。（一）纯粹财产移转股权转让的风险点1.转让方未尽告知义务。交易双方对标的股权相关信息的了解系确定是否进行股权交易以及股权价格的基础。转让方负有积极披露标的公司资产负债、经营情况、隐形诉讼、对外债务等基本信息的义务。多起案件反映，转让方隐瞒、虚假陈述、未及时告知前述基本信息，构成协议解除的正当性事由。另外，标的公司股权架构变动、对外投资、收购及被收购计划等非常态化信息，也应当引起转让方的注意，未及时告知可能会影响股权转让的实现。有一起案件反映，在标的股权转让期间，标的公司其他股东同时对外转让股权导致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化，法院认定此种变化对原有股东结构的影响显著而重大，转让方未及时告知受让方其他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事实，导致受让方背离了签订合同时对标的公司股权结构的认知和预期，判决支持受让方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请。2.资产转让与股权转让混同。资产转让与股权转让存在以下差异：（1）主体不同。资产转让的主体为公司，股权转让的主体为公司股东。（2）法律效果不同。资产转让为财产权利的移转，而股权转让为标的公司资产负债的整体继受。实践中，存在资产转让与股权转让概念混淆的现象。一类是交易双方旨在转让商铺、字号等资产，但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产生法律关系性质争议。另一类是交易双方旨在转让股权，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同时约定了设备、不动产租赁、字号等资产移转等内容。实际上，股权转让并不涉及资产所有权转移内容，标的公司资产所有权归属于标的公司，受让方受让标的公司股权后，自然享有相应的权益。股权转让协议应约定的应当是资产交接事宜，而非转让事宜。3.合作经营事项履行障碍。在部分股权转让的情况下，转让方与受让方后续合作经营事宜成为股权转让的重要内容，容易引发以下两类风险：（1）合作事项约定不明。合作经营事项，包括受让方进入标的公司后参与管理的领域、对董监高人员的指派权限及席位数量、标的公司后续发展方向等，交易双方若仅在股权交易前期达成口头约定或框架性意见，易引发争议。有一起案件反映，转让方为引入受让方成为教育机构的教师，将教育机构的部分股权转让给该教师。双方达成口头意向，即教师受让股权后应在该机构任职并参与管理。后受让方未到该机构任职，转让方遂以此为由请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2）合作事项未征询公司其他股东意见。在标的公司存在除交易双方外的其他股东时，双方就后续合作的承诺涉及标的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意愿，未考量其他股东意愿，容易引起争议。有一起案件反映，转让方承诺协助受让方办理变更董事会成员，让受让方的相关人员作为董事参与公司经营，并变更公司章程。后因标的公司其他股东不予配合，相关承诺落空，由此产生违约责任。故交易双方宜在交易前期与标的公司其他股东进行沟通，征询其他股东对合作经营计划的意见，达成合作协议，避免后期履行障碍。（二）股东矛盾退出股权转让的风险点1.退出形式不规范。股东间基于矛盾而一方退出，仍应当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股权对价、办理登记等股权转让必要事项。实践中，存在以下几种不规范退股形式：（1）产生矛盾的双方股东签订欠条，约定向退出方支付一笔款项，但未明确该笔款项性质是借款抑或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关系是否成立存疑。（2）产生矛盾的双方股东签订退资协议，或是混淆转让方主体，由标的公司与退出股东签订退资协议，约定退出股东收回投资。此类约定在表述上更接近于标的公司减资，但标的公司通常又没有履行法定的减资程序，产生行为性质的争议。（3）双方签订零对价股权转让协议，同时另行订立合同约定将转让方对标的公司的投资款转化为债权。此种模式下，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主要义务——支付对价、变更登记，被分置于两份协议中，而且将价款支付方由受让股权一方变更为标的公司，构成抽逃出资。2.退出事项约定不明。一方股东退出场合，因双方间前期矛盾，退出方对公司相关材料、证照的移交，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等事项成为协议履行的难点。在双方未明确约定材料移交时间的情形下，退出方拖延移交材料，受让方通常以此为由要求终止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甚至引发公司证照返还等新的诉讼。3.退股后标的公司性质变化未予以重视，导致协议的履行可能违反法律，进而在效力上产生疑问。有一起案件反映，两个标的公司均只有转让方、受让方两名自然人股东，双方产生矛盾，达成协议，其中一方同时退出两个标的公司。该协议的履行结果将违背《公司法》第58条“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后转让方以此为由，请求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三）资本引入股权转让的风险点1.入股形式不清。入股标的公司存在两种形式，一是受让股权，二是认缴增资。二者存在以下差异：（1）主体不同。受让股权属于交易双方意思自治范畴，发生在股权交易双方之间，受让方负有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转让方的义务，而认缴增资属公司自决范畴，发生在出资方与标的公司之间，出资方负有向公司缴纳出资的义务。（2）程序不同。受让股权仅需交易双方达成合意，而认缴公司增资需经股东会决议通过增资方案，履行法定增资程序。（3）法律责任不同。受让股权形式下，受让方未支付转让款，转让方有权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向其主张违约责任；认缴增资形式下，未按约履行出资义务，需承担出资不实的法律责任。实践中，存在入股形式混淆的现象。一方面，标的公司股东与受让方签订协议，约定内容为股权转让，具有以受让股权形式入股的特征，另一方面，协议措辞为出资协议，受让方负有将款项支付给标的公司的义务，又具有认缴增资的特征。而通常情况下，标的公司又未形成增资决议。由此产生以何种形式入股以及是否有效入股的争议。2.股权转让未考量增资引起的股权稀释。以资本引入为目的股权转让，有时与增资相结合，即股权收购方承诺以其自身或关联公司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此时，应当将增资协议的单独履行以及增资后对原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稀释纳入考量。有一起案件反映，股权交易双方约定以受让方向标的公司增资为条件,零对价转让转让方所持有的标的公司10%股权。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尚未办理变更登记），受让方履行了协议项下的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的义务，导致转让方所持标的公司股份稀释为2.43%。后受让方诉请转让方办理10%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转让方以其未持有10%股权为由，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法院判决，依照股权稀释后转让方实际持有的股权份额办理变更登记。3.股权回购设置有待完善。股权回购作为资本投入方降低风险的方式，常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予以约定。交易双方多将标的公司将来一定期间内是否达到约定的收益、是否成功上市等设置为股权回购条件。诉请履行回购义务占据以引资为目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很大比例，纠纷主要围绕以下几点：（1）回购条款是本约抑或预约。在双方未就回购内容明确时，一方抗辩仅构成回购预约，引发回购合意达成与否的争议。（2）法律关系性质是借款抑或股权转让。股权回购加固定收益条款，很大程度上排除了股权转让的投资风险属性，产生借款还是股权转让的争议。（3）股权回购条件成就与否以及如何履行。如协议约定的回购义务主体为两名自然人，但并未明确两名义务主体各自应承担的回购比例，由此产生回购范围及价款的争议。4.公司为股东就股权转让行为提供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公司对内提供担保受《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约束。《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由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的事项的表决”。故在股权转让担保设置中，双方均负有义务审查公司担保的程序以及内容的限制。数起案件反映，标的公司为标的股权转让提供担保，但未经股东会决议，故该担保行为因双方过错而无效。*转载自法商之家来源|上海二中院本文仅供交流学习，若侵犯到您的权益，敬请告知删除

名股实债协议的性质与效力（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第5次法官会议纪要）（会议日期）2017年11月1日（主持人)贺小荣（出席法官）贺小荣、关丽、王东敏、宫邦友、王富博、李伟、黄年、张雪楳、阿依古丽、吴景丽、麻锦亮、丁俊峰、杜军、葛洪涛基本案情：甲信托公司与乙公司、乙公司的股东丙、丁签订《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甲公司投入乙公司1.2亿元，取得54.55%股权；甲公司退出时，股权收购价格为增资金额及增资款对应的10%年收益。同日，丙、丁与甲公司签订《股权收购协议》，约定丙、丁应在两年信托期限届满前无条件收购甲公司以信托资金进行增资取得的股权；股权收购价格为增资金额及增资款对应的10%年收益。协议签订后，甲公司向乙公司出资1.2亿元，并登记为乙公司股东。两年期满后，乙将1.2亿元转给甲公司，甲公司将股权登记过户给丙、丁。现乙公司的债权人戊以甲公司抽逃1.2亿元出资为由，诉请其在抽逃出资范围内对乙公司清偿不能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法律问题：当事人通过增资扩股取得目标公司股权，同时约定其他股东在一定期限届满后以固定收益回购股权，目标公司向投资人支付股权回购款项的，是否构成抽逃出资？不同观点：甲说:肯定说投资人通过增资扩股取得目标公司股权，登记为目标公司股东，其是目标公司的股东，享有股东权利，同时承担相应义务。目标公司向投资人支付股权回购款项，符合抽逃出资构成要件的，应认定为抽逃出资。乙说：否定说投资人虽然通过增资扩股取得目标公司股权，但同时约定其他股东以固定收益回购该股权，投资人的目的并不是在于取得目标公司的股权，而是为了获取固定收益。可见，当事人关于增资扩股和股权回购的约定属于虚伪意思表示，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当事人隐藏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借款，故投资人取得的仅是对目标公司的债权，其并非目标公司的股权，目标公司也仅是对投资人支付股权回购款项，并不构成抽逃出资。丙说：内外区分说应当区分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内部关系以及公司与债权人之间的外部关系。对于内部关系，投资人的目的是获取固定收益，而非股权，投资人与公司之间的借款法律关系，投资人取得的是债权。对于外部关系，因投资人经工商登记成为目标公司股东，对于公司债权人而言，投资人即为目标公司股东，如目标公司向投资人支付股权回购款项符合抽逃出资构成要件的，公司债权人可要求投资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丁说：区别情况说“名股实债”并无统一模式，当事人的交易目的不完全一致，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也不相同，故难以统一对名股实债交易的法律性质进行认定。实践中，应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根据当事人之间的交易目的、权利义务等因素分别进行认定。投资人登记为目标公司股东，可以成为抽逃出资的责任主体，但是否构成抽逃出资，仍需根据个案情况进行具体认定。法官会议意见：采丁说名股实债并无统一的交易模式，实践中，应根据当事人的投资目的、实际权利义务等因素综合认定其性质。投资人目的在于取得目标公司股权，且享有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利的，应认定为股权投资，投资人市目标公司的股东，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构成抽逃出资。反之，投资人目的并非取得目标公司股权，而仅是为了获取固定收益，且不享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权利的，应认定为债权投资，投资人是目标公司或有回购义务的股东的债权人。不论在哪种情形中，投资人取得的固定回报都来自于先前的投入，故其退出公司亦非无偿退出，一般不存在抽逃出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