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丽娜

监督申请书申请人（一审xx，原再审xx）: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身份证号，住址：其他当事人（一审xx,原再审xx）: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身份证号，住址：申请人因与xxx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xxx人民法院xxx民事判决，向xx法院申请再审，x年x月x日,xxx人民法院作出xxx民事裁定，驳回再审申请。现两申请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第200条第xxx项之规定，向贵院提出监督申请。请求事项：请求贵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1款之规定依职权监督本案的涉黑恶套路贷虚假诉讼案，依法提出抗诉，并监督法院撤销xxx法院xxx民事判决，改判驳回xxx的起诉，并由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涉黑恶套路借贷，一审原告和证人的证言虚假，有新证据证实本案存在虚假诉讼的可能。二、在民间借贷中，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办理他项权证都只是借款的一个过程，并不是借贷的全部内容，只有在签下合同和收条后，出借人将款项交付给借款人，借贷行为才算完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民间借贷合同具有实践性特征，款项交付是合同履行的必要条件。因此，在没有其他证据进一步印证的情况下，根本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原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一审判决肆意以代理行为来认定款项已交付，并仅依据公证合同，收条和庭审中矛盾甚至虚假的证言证明借款已交付，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三、原一审判决在未准确理解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机械适用证据规则，仅凭书证的证据优势认定借贷事实，未在借贷主体、借贷合意、款项交付、借款利息等关键事实方面，加强对证据的实质性审查，忽略审查本案借贷事实中的疑点，最终导致将本案的套路借贷行为错误地认定为是借款行为。四、民间借贷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基于意思自治达成的协议，不会在签订、履行借贷协议过程中实施虚增借贷金额、制造虚假给付痕迹等行为。但在本案中，从借款流程各方先到公证处办理相应的抵押手续和他项权证并且事先填好收条后，再通过中介人将款项最终交付可知，本案存在虚增借贷金额、制造虚假给付的行为，以“无中生有”的形式提起诉讼，骗取法院的判决和执行，侵害被害人财产权、人身权，还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严重挑战司法权威，严重妨害司法公正。五、本案与刑事判决认定的借款系同一事实，且本案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一审法院未采纳公安在开庭前要求法院中止审理的函，继续将本案作为普通的民事案件审理并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六、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第2款之规定：“以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为由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询问当事人。”当申请人以刑事判决作为新证据申请再审时，法院未按上述规定对当事人进行询问，在仅进行书面审查的情况下径行作出驳回再审的裁定明显违反上述法律规定。七、根据《最高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4条和第10条：“对可能存在虚假诉讼的，要适当加大依职权调查取证力度，依法纠正已生效裁判涉及的虚假诉讼行为”之规定，本案应依法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生效判决，裁定驳回起诉并对已进入执行程序的该案裁定不予执行。八、原一审民事案件审理可能存在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行为，应依法审查。综上，根据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及浙江省高院和省检察院等6部《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民间借贷相关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之规定，请贵院依职权对本案的民间借贷虚假诉讼依法提出抗诉。

吴某某涉嫌诈骗罪辩护意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律师法》的有关规定，在接受家属的委托并征得吴某某本人同意后，本人受托担任吴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人。辩护人在查阅有关吴某某的案卷并听取其本人陈述后，现就起诉意见书指控的事实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一、辩护人认为，本案应当属于单位犯罪。1、本案不符合《最高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该解释第二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论处。”该司法解释出台的背景是因为有部分犯罪人为逃避刑事责任、规避法律风险，通过设立公司等单位的方法来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在这种情形下，为了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出台了这样的司法解释。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的前提是“个人设立”，这个“个人”，无疑是特指投资设立公司、实际控制公司的人，而不是指一般的工作人员。本案中，苏贷网公司绍兴分公司由王某、李某等人设立，吴某某不是投资人，不是股东，只是一名被雇佣的普通员工，不属于该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的设立公司的“个人”。2、本案的整个活动都是以单位名义实施，所有款项都是由公司收取，符合单位犯罪的法律规定。2001年《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以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的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亦归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所有的，应认定为单位犯罪。不能因为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没有可供执行罚金的财产，就不将其认定为单位犯罪，而按照个人犯罪处理。本案中，所有合同与协议均是以公司名义签订，款项系由公司出借，催收后获取的款项也归公司所有，符合单位犯罪的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3、吴某某仅是公司的普通员工，对公司及客户的人、财、物均没有实际控制力。（1）网贷公司分公司所有的设立资金、经营费用、运作方式、管理模式等，都由王某、李某等负责人决定和安排，吴某某通过正常应聘的方式进入公司，因公司有正规的营业执照等手续，其进入公司时只知道公司从事信息商务咨询，并不知公司是否有相应的放贷资质，其在公司的工作性质也相当于兼职，一般上下午仅在公司呆2个小时，公司不为她缴纳社保，她也只是按月领取3-5千工资，并且她在公司期间的主要工作内容也仅是按公司的要求接待客户、在电脑里录入客户的基本信息，不存在任何招揽客户的行为。（2）本案中的借款客户主要来自主动上门或中介介绍的途径，吴某某在公司期间主要是接待客户，将客户基本信息录入后，将客户带到李某办公室，客户是否借款，借款多少以及借款合同的签订都是由李某跟客户洽谈，吴某某仅是一名被公司雇佣的普通员工，其未参与公司经营，对公司及客户的资金均没有控制力。综合以上三点可以看出，本案中的吴某某只是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是有李某等负责人控制下的公司所为，本案应当以单位犯罪定罪处罚。二、起诉意见书指控吴某某经手客户200人，实际出借总金额120余万元证据不足。从公安统计的数据中看，该200人是从网贷公司的借款合同中得出的。但是否借款合同上仅有打印版的吴某某的签名就能直接认定该客户系吴某某经手呢？答案是否定的。吴某某在公司的时间跟其他人员并不一样，其仅将该份工作当做兼职，在公司的时间一般上下午仅呆2个多小时，在其他工作时间，只要有其他公司人员使用吴某某的电脑录入客户信息，吴某某的名字就会出现在借款合同上，故，若仅以合同上有打印版的吴某某的签名来认定其经手客户200人，从而认定实际出借总金额120余万元明显证据不足。三、若认定吴某某构成犯罪，其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较小，地位较低，是从犯且非恶势力成员。诈骗罪的前提是犯罪人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本案中，吴某某在进入这家公司工作前就有相应的经济来源，该份工作仅是为其在过渡期提供少许的保障。在公司期间的一切工作内容也均听从主管或老板的安排，对于客户是否贷款，贷款多少、如何收费等事项，吴某某没有任何权利干涉，其主观上不存在非法占有客户财产的故意，其本质上仅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谋取相应的合法的经济收入，吴某某本人并没有从这个案件中获取任何的不正当收益，其也是被公司所迷惑，被动地参与到整个案件中，若认定吴某某构成诈骗罪，其仅仅是整个案件中的一个工具，也是受害者，应认定为从犯。如前所述，吴某某只是被公司雇佣的普通人员，若认定其有参与公司的犯罪活动，根据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仅因临时雇佣或被雇佣、利用或被利用以及受蒙蔽参与少量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一般不应认定为恶势力成员”之规定，吴某某也不应认定为恶势力成员。四、吴某某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构成自首。6月28日，吴某某主动到柯桥派出所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根据《最高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之规定，吴某某的行为构成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以上辩护意见，恳请贵院予以充分考虑，谢谢！辩护人：何丽娜律师

李某某涉嫌诈骗罪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书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律师法》的有关规定，在接受家属的委托并征得李某某本人同意后，本人受托担任李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的辩护人。在依法会见了李某某并听取其陈述后，依据《刑事诉讼法》第86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309条之规定，辩护人认为李某某不符合逮捕条件，请依法作出不予批捕的决定。具体理由如下：一、李某某在主观上不存在非法占有客户财物的故意。在本案中，李某某在进入这家公司工作前就有相应的经济来源，该份工作仅是为其在过渡期提供少许的保障。从李某某入职到离开这家公司，她的工作内容主要为按照公司的要求在电脑里录入客户的身份、地址等基本信息，由此可见，其工作性质仅是一名普通的文员。在工作的4个多月里，李某某的工资也是根据其录入客户信息的数量等情况而定，其月平均工资仅有3千多且公司不交社保，一切的工作内容也均听从主管或老板的安排，对于客户是否贷款，贷款多少等事项，李某某没有任何权利干涉，其主观上不存在非法占有客户财产的故意，其本质上仅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谋取相应的合法的经济收入。二、李某某在客观上也不存在使用欺诈手段骗取受害人钱财的行为。在本案中，李某某工作的公司有营业执照，固定的场所及上下班时间，对于李某某来说，这只是一份正常的工作。李某某在这家公司的岗位职责也仅是按老板的要求在电脑里录入客户的基本信息等情况，不经手客户的合同、借条等重要材料，对客户的财产没有实际的掌控权，对于客户的资金如何操作也不知情，其根本不存在使用欺诈手段骗取客户钱财的行为。三、如前所述，辩护人认为李某某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客户财产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实施任何骗取客户财产的行为，李某某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四、辩护人坚持认为李某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假如贵院认为其涉嫌诈骗罪，但请考虑李某某主动投案，其没有前科，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已基本固定，对李某某不予逮捕也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四条的规定，也应当对其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鉴于以上理由，本着慎用逮捕羁押措施的原则，请求贵院对李某某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辩护人：何丽娜律师

1、什么是海牙认证？海牙认证是目前比较常见的国际公证认证之一，这个认证主要针对于海牙公约成员国之间，用于海牙公约国出具的有关文件可以得到其他海牙成员国的认可。尤其是对于一些做贸易出口方面的业务的企业来说，对于公司资质等多数文件这一项更是不可或缺的认证。海牙公约的国家之间，只需要由国际公证人（NotaryPublic）对有关的文件“公证”（Notarization），然后交该国外交部确认这名公证人是该国有资格的公证人，这个程序称为“认证”（Apostille）只要有一方是非海牙公约的国家，就需要做大使馆认证。这个程序就是将上述的“公证”、“认证”好的文件交注册地所在的接收方大使馆或领事馆对注册地所在国外交部“认证”（Apostille）檔的官员签名进行“确认”，这一个三级连锁确认程序称为“大使馆认证”（EmbassyLegalization）2、海牙认证的范围(包括但不仅限于)•认证公司、注册证书、授权委托书、商业登记证及业务文件、商业类CE证书、ISO证书、买卖合同、公司良好声誉证明书；•认证用作移民、婚姻、收养、继承等用途的个人文件及资料、拟备海外使用的授权书及见证其签署、见证海外土地或物业买卖文件的签署；•出生证书、学位证书、结婚证书、无犯罪记录、出生证书等、核证公证人面见证人士的身份、拟备海事报告；为交易、文件或事件提供认证及保存公证记录；•其他文书。3、海牙成员国阿尔巴尼亚、德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塞浦路斯、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韩国、克罗地亚、丹麦、厄瓜多尔、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美国、爱沙尼亚、芬兰、法国、乔治亚、希腊、匈牙利、冰岛、印度、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毛里求斯、墨西哥、摩纳哥、黑山、尼加拉瓜、挪威、新西兰、荷兰、巴拿马、秘鲁、波兰、葡萄牙、英国、捷克共和国、多米尼加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南非、苏里南、瑞典、瑞士、土耳其、乌克兰、乌拉圭、委内瑞拉。4、承认海牙公约的国家安道尔、安提瓜和巴布达/安巴、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亚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巴巴多斯、巴巴多斯、伯利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博茨瓦纳、文莱、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佛得角/佛得角、哥伦比亚、库克群岛、古巴、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斐济、加蓬/加蓬、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危地马拉、几内亚、海地、梵蒂冈、洪都拉斯/洪都拉斯、哈萨克/哈萨克、肯亚、科威特、吉尔吉斯坦/吉尔吉斯、黎巴嫩、莱索托/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共和国、马绍尔群岛、蒙古国、纳米比亚、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尼日、纽埃、阿曼、巴基斯坦、摩尔多瓦、卢旺达/卢旺达、圣克里斯多福与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圣多美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舌尔/塞舌尔、新加坡、斯威士兰/斯威士兰、多哥、东加/汤加、特立尼达和托巴哥、土库曼/土库曼、乌兹别克/乌兹别克、瓦努阿图/瓦努阿图、津巴布韦/津巴布韦。海牙成员国是既可以进行海牙认证，也承认海牙文件的国家，承认海牙公约的国家只是承认海牙文件，但是不能进行海牙认证。

公司高管通常包括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高管掌握着公司经营管理的大权，但也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公司高管可能涉及的刑事犯罪有哪些？公司高管应当如何防范法律风险？【公司高管可能涉及的刑事犯罪】1、职务侵占罪【《刑法》第271条第1款】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2、贪污罪【《刑法》第382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3、挪用资金罪【《刑法》第272条第1款】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4、挪用公款罪【《刑法》第272条第2款】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刑法》第272条第一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38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刑法》第384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5、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第163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6、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刑法》第164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7、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刑法》第166条】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有下列情形之一，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将本单位的盈利业务交由自己的亲友进行经营的；(二)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的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商品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的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销售商品的；(三)向自己的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不合格商品的。8、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刑法》第167条】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9、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刑法》第160条】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10、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刑法》第161条】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11、妨害清算罪【《刑法》第162条】公司、企业进行清算时，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伪记载或者在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企业财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12、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刑法》第162条之一】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13、虚假破产罪【《刑法》第162条之二】公司、企业通过隐匿财产、承担虚构的债务或者以其他方法转移、处分财产，实施虚假破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14、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刑法》第168条】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两款罪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15、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刑法》第68条】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两款罪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16、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刑法》第169条】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或者低价出售，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17、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刑法》第169条之一】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利用职务便利，操纵上巿公司从事下列行为之一，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无偿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的；(2)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的；(3)向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的；(4)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或者无正当理由为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的；(5)无正当理由放弃债权、承担债务的；(6)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指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犯前款罪的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是单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18、虚报注册资本罪【《刑法》第158条】申请公司登记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金。(根据最新的立法解释，本条只适用于依法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的公司)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19、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刑法》第159条】公司发起人、股东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未交付货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虚假出资，或者在公司成立后又抽逃其出资，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虚假出资金额或者抽逃出资金额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20、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刑法》第165条】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公司高管应当如何防范法律风险】既然公司高管可能面临那么多的法律风险，应当如何防范呢?以下建议供参考。1、学法、懂法。学习公司法和刑法中与公司高管密切相关的规定，了解公司高管的法律责任和法律风险，只有懂法，才可能做到守法。2、研读章程。拿出点时间认真研读公司章程和公司其他内部规制制度，真正读懂、读透，才可能在执行职务时不违反章程和其他内部规定。3、增加免责条款。如果有可能，在公司章程中增加高管的免责条款，防范可能的风险。4、把握法律底限，不踩红线。对于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公司高管应该认真把握底限，不冒风险，不踩红线。5、依法依章履行职务。公司高管在履行职务时，应该严格根据法律规定和章程规定履行职务，做到不违法不违章。6、集体决策，记录异议。公司高管在执行职务时，要根据章程规定的决策程序进行决策，尽可能集体决策。在公司决议时，对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行为，尽可能明确提出异议并记载于相关会议记录。7、内部和谐。公司高管要做好公司内部工作，保持内部和谐，防止因内部失和增加不必要的法律风险。8、购买执业责任风险保险。公司高管可以自行购买执业风险保险，或者要求公司提供执业风险保险。9、找一位熟悉的律师朋友。公司高管可以找一位熟悉公司法的律师朋友，可以随时咨询，尽可能预防风险发生。如果一旦遇到具体的法律风险，则有必要找一位专业的律师提供具体的法律帮助。

1.信托公司在通道类业务中仍应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裁判要旨在被动管理型信托业务中，信托公司虽主要依据信托合同约定履行相应义务，但其在以自身名义独立从事信托管理事务时，仍应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信托公司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在明知委托资金系属私募募集资金的情况下，更应当审慎回应委托人提出的明显不合理要求。如果信托公司过错行为客观上促成了犯罪分子的集资诈骗行为，对投资者被骗受损负有一定责任，则信托公司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基本事实乙公司与被告甲信托公司签订《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约定委托人乙公司指定将信托资金2.8亿元由受托人甲信托公司管理，用于向乙公司发放贷款。嗣后，乙公司以“浙江某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为名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募集文件中载明产品类型为“某信托联众单一资金信托贷款有限合伙基金”，原告吴某认购。其后，甲信托公司与乙公司签订《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甲信托公司根据《信托合同》约定将乙公司交付的信托资金（包含吴某的投资款）向乙公司发放贷款。基金到期后，乙公司未向吴某返还本金。经查，吴某的投资款被乙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陈某志等人用于归还案外人某置业有限公司股东的对外债务。2018年，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乙公司系由陈某志实际控制，其通过伪造乙公司承建杭州保障房项目的合同等材料，与王某使用乙公司的名义以高额利息向社会公众销售“浙江某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而后将募集资金打款至甲信托公司，甲信托公司再贷款给乙公司。乙公司收到后用以归还某置业有限公司股东的对外债务等。吴某起诉认为甲信托公司没有对信托项目进行有效监管，导致损失，应当全额承担赔偿责任。裁判结果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2018）沪0115民初80151号民事判决：甲信托公司对吴某根据刑事判决通过追赃程序追索不成的损失在2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驳回吴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宣判后，吴某与甲信托公司均提出上诉。上海金融法院于2020年6月5日作出（2020）沪74民终2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理由法院认为，吴某系乙公司所设项目的投资人，与甲信托公司之间并无投资、信托等直接的合同关系，吴某系以侵权损害赔偿为由起诉要求甲信托公司承担责任。关于信托公司过错，第一，甲信托公司在开展信托业务中明知信托资金来源于社会募集，未对犯罪分子借用其金融机构背景进行资金募集的行为采取必要防控措施，也未对社会投资者作相应警示，据此认定甲信托公司在信托业务开展时对委托资金来源的审核未尽必要注意义务，对吴某等投资者投资被骗受损负有一定责任。第二，信托存续期间内，甲信托公司曾出具内容明显虚假、足以误导案外人的《项目风险排查报告》，上述行为客观上促成了犯罪分子的集资诈骗行为，对吴某等投资被骗受损负有一定责任。第三，《信托合同》约定，甲信托公司仅负有根据指定发放贷款并最终收回贷款的义务，并不负有主动管理的职责，也不承担贷款风险。因而吴某认为甲信托公司对信托财产缺乏监管，导致款项被犯罪分子转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法院综合考虑认为，甲信托公司在管理案涉信托业务过程中的过错行为一定程度造成了吴某损失，而吴某同时系相关刑事判决的被害人，其民事权利可先通过刑事追赃、退赔方式得以保障，应对吴某涉案损失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具体数额经核算确定为20万元。故判决：甲信托公司应就吴某刑事追赃程序追索不成的损失在2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裁判意义通道类信托业务在业务模式上偏离了信托业“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传统模式，权利义务设置上也有别于传统法律关系的基本结构。该案为全国首例判决信托公司在通道类业务中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的案件，入选2020年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例。该案积极回应了业界极为关注的信托公司在通道类业务中是否应当免责的问题。该案中，法院明确信托公司虽仅负事务性管理之责，但仍应秉持审慎原则开展经营，并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该司法观点反映了当前司法实践顺应宏观金融监管政策变化趋势，理性应对前期信托实践中的乱象和痛点，对通道业务中信托公司放任纵容违法募集、无视监管风控程序、随意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等行为严格追责，厘清了信托公司合法审慎经营的权责边界，同时也积极回应了投资者诉求，给予了受损投资者合理的经济赔偿，为解决同类金融产品兑付风险引发的纠纷提供了可行路径。2.贷款机构未披露实际利率不得据此收取利息——田某、周某诉甲信托公司金融借款纠纷案裁判要旨贷款机构负有明确披露贷款实际利率的义务，若以格式条款约定利率，还应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借款人注意，并按照借款人的要求予以说明。若因贷款机关未明确披露导致借款人没有注意或理解借款合同的实际利率，则应视为双方未就“按照该实际利率计算利息”达成合意，贷款机构无权据此计收利息。此时，合同利率的确定应当依据合同解释原则，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采用一般理性人标准。贷款机构发放贷款前已经收取的还款应当从实际本金中扣除。基本事实2017年9月22日，田某、周某和甲信托公司签订《贷款合同》，约定贷款本金6,000,000元，期限8年，贷款利率具体以《还款计划表》为准，平均年利率11.88%，还款方式为分次还款，还款期数为96期，每期还款均包含本息，每年12期还款金额一致，每12个月递减一次还款金额。2017年9月26日，田某、周某先向甲信托公司汇款141,000元作为第一期还款，甲信托公司于2017年9月27日向田某、周某转账支付6,000,000元。田某、周某按《还款计划表》逐月还款至2018年11月27日，后申请提前还款获准，遂于2018年12月17日向甲信托公司支付5,515,522.81元（其中本金5,505,522.81元、违约金10,000元），结清全部贷款。之后，田某、周某认为甲信托公司未披露实际利率，告知其平均年利率为11.88%，但实际执行利率却高达20%多，且实际放款前已经收取了第一期还款，该款项应从贷款本金中扣除。据此，请求判令甲信托公司返还多收取的利息并赔偿相应损失。审理中，甲信托公司为说明《贷款合同》每期还款金额具体计算方法，提交了另一版本《还款计划表》，除载明每期应还款金额、剩余本金外，还载明每期应还款中的利息金额、本金金额、当年利率（第一年利率为21.8%，此后逐年为19.6%、17.2%、14.43%、10.01%、6.67%、3.92%、1.32%），此外在表格尾部还载明贷款本金6,000,000元，利息合计5,702,400元，本息合计11,762,400元，总利率为95.04%，年利率平均值为11.88%。经核算，前述各年利率系以当年应付息总和除以初始贷款本金额6,000,000元算得，而11.88%系前述各年利率的算术平均值。裁判结果上海金融法院于2021年1月4日作出（2020）沪74民终1034号民事判决，判决甲信托公司向田某、周某返还多收取的利息844,578.54元，并赔偿自提前还款日次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人民币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裁判理由法院认为，贷款人应明确披露实际利率。本案中，《还款计划表》仅载明每期还款本息额和剩余本金额，既未载明实际利率，也未载明利息总额或其计算方式。一般人若不具备会计或金融专业知识，难以通过短时阅看而自行发现实际利率与合同首部载明利率存在差别，亦难以自行验算该实际利率。因此，《还款计划表》不足以揭示借款合同的实际利率。借款合同首部载明平均年利率11.88%，同时载明还款方式为分次还款。上述条款应当作为确定利息计算方式的主要依据，采用一般理性人的标准进行解释。借款人主张以11.88%为利率，以剩余本金为基数计算利息，符合一般理性人的通常理解，也符合交易习惯和诚信原则，应予支持。实际放款前已经收取的还款应当从贷款本金中扣除。以此计算，甲信托公司多收取的利息合计844,578.54元应予返还，同时还应向借款人赔偿相应利息损失。裁判意义我国零售贷款业务快速增长，然而一些贷款机构利用其与借款人在专业知识上的不对称，通过只展示较低的日利率或月利率，掩盖较高的年利率；只展示较低的表面利率，或每期支付的利息、费用，掩盖较高的实际利率；以服务费等名目收取砍头息等方式，给金融消费者带来“利率幻觉”。本案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格式条款告知、合同解释等规定，认定贷款人在与金融消费者订立借款合同时，应当明确披露实际利率，若因贷款人未予披露导致借款人没有注意或理解该实际利率，则贷款人无权按照该实际利率计收利息。判决结果对规范贷款业务，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金融机构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策要求具有积极作用。该案入选2019-2020年“全国消费维权十大典型司法案例”。3.证券虚假陈述投资者损失可以“多因子量化模型”核定——许某鑫等诉甲上市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裁判要旨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中，上市公司举证证明投资者的部分或全部损失是由与虚假陈述无关的其他因素造成的前提下，对于确定相关风险因素分别对原告损失造成的影响比例问题，可借助专业机构或人员以科学方法量化确定。基本事实被告甲上市公司系于1993年10月至2019年5月期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被摘牌，股票终止上市。根据中国证监会调查，甲上市公司为弥补2014年度利润缺口，通过虚假贸易，虚增利润总额占甲上市公司2014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利润总额的73.68%，其在2015年3月21日发布的2014年年度报告中虚假披露的行为构成证券虚假陈述行为。原告许某鑫等投资者于2015年3月21日后买入甲上市公司股票，其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相关事实起诉甲上市公司，要求其赔偿因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本案审理过程中，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接受上海金融法院委托，于2020年2月19日出具《损失核定意见书》，对投资者因甲上市公司虚假陈述产生的投资差额损失进行了核定。裁判结果上海金融法院于2020年4月17日作出（2018）沪74民初1399号民事判决：被告甲上市公司分别向原告许某鑫、厉某宏、胡某、王某军支付赔偿款7,571.17元、9,406.06元、10,301.83元、54,727.19元。宣判后，甲上市公司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1日作出（2020）沪民终29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理由法院认为，关于如何确定投资者损失的赔偿金额，包括采用何种计算方法，以及如何确定证券市场风险因素的影响程度及相应的扣除金额的问题。法院在经释明并征求双方当事人同意后，依职权委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核定投资者损失。对于专业机构出具的《损失核定意见书》的证明力，法院认为应作如下认定：1.关于投资差额损失计算方式，《损失核定意见书》中采用第一笔有效买入后的移动加权平均法对于持股单价的计算更全面、客观，更能反映投资者真实的投资成本，也为司法实践所认可。2.关于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导致的损失如何计算，《损失核定意见书》的计算方式为：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导致的损失=投资者买入成本×模拟损益比例。关于模拟损益比例的计算，采用了多因子模型法计算实现了量化计算各种对股价产生影响作用的因素，克服了无法将虚假陈述因素与其他股价变动因素予以有效分离的弊端，更具有科学性和精确性，也更加符合虚假陈述案件中损失计算的立法本义与司法实践需求。故对本案投资者因虚假陈述导致的投资差额损失金额以《损失核定意见书》核定的金额为准。裁判意义由于证券市场上影响股票价格形成的因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甄别是否存在与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行为共同作用导致投资者损失的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和其他因素，以及如何确定该些风险因素分别对投资者损失的影响比例，长久以来始终是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中难以攻克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目前，各地实践对于证券市场系统风险以及上市公司个股经营风险的认定标准和扣除方法均不统一。本案通过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技术支持，在全国首次开创性地采用“多因子量化模型”计算方法，通过“收益率曲线同步对比法”，精准核定了每名投资者因虚假陈述行为导致的投资损失金额。作为探索推动证券民事赔偿纠纷案件科学化和精细化审理的一次有益尝试，本案确定的损失计算方法，对今后同类案件的审理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4.符合收养实质要件的养父母可认定为保险身故受益人裁判要旨涉案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系养女，但未与收养人即两原告在民政部门办理正式收养关系登记。保单中约定被保险人的身故受益人为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无其他继承人。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并结合被保险人投保时的主观意愿、两原告对被保险人实际抚养的事实及公序良俗原则，认定两原告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中规定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作为遗产继承人获得身故保险金。基本事实王某在网上投保了被告甲保险公司的《个人综合意外保障》，被保险人为其本人，意外身故保险金额为50万元，关于身故受益人栏勾选“法定受益人”。保险期间内，王某因交通事故身亡，其父王某某、其母李某向被告报案后遭拒赔。审理中查明，王某系王某某、李某于1999年抱养的弃儿，生父母不详，2001年为其办理户籍入户手续，登记为“养女”。因有关部门需要出生证才能办理收养手续，故一直未办理收养登记手续。王某接受过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并已参加工作。被告甲保险公司以两原告未办理收养登记、与王某未构成合法收养关系为由，认为两原告并非合同约定的“法定受益人”。王某某、李某诉至法院要求甲保险公司支付意外身故保险金。裁判结果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日作出（2019）沪0101民初25558号民事判决：被告甲保险公司支付原告王某某、李某保险金500,000元。一审判决后，甲保险公司提出上诉。上海金融法院于2021年2月24日作出（2020）沪74民终125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理由法院认为，首先，案涉保险为个人综合意外保障险，系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而导致身故、残疾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其目的多在于为家庭生活预留保障。案涉保险为王某本人以自己的生命为标的投保，被保险人王某享有当然的受益人指定权。本案查明王某出生即被抱养，1岁多时户口登记为两原告的养女，亲生父母无法查找的情况。法院将其投保的保障对象认定为扶养其长大、与其共同生活的两原告，符合一般社会价值和王某投保时的真实意思。其次，本案保险合同约定的身故受益人为“法定受益人”，根据保险法的相关司法解释，应以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为受益人。本案被保险人王某死亡时未婚，未生育子女，亲生父母不详，在出生不久即被原告夫妇抱养。虽未办理收养手续，与两原告之间未形成法律意义上的收养关系，但从所在基层组织、户籍登记机关均认可王某系养女的事实来看，王某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中所列的“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在王某无其他继承人的情况下，两原告可以视同王某的继承人。裁判意义本案中，法院通过分析保险合同设立指定受益人制度的目的，并在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的严格程序要件基础上，创造性地适用关于适当分配遗产权利人的条文，不仅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立法本意，体现了权利义务相统一原则，为两原告老年生活提供了经济保障，也符合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和公序良俗，实现了情、理、法的有机融合，弘扬了良好的社会风尚，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一件典型案例。5.司法应审慎介入私募资管产品管理人作出的专业判断裁判要旨私募资管产品管理人应根据资管产品合同约定，恪守诚实信用、全面履行审慎管理的义务。在私募资管产品管理人根据自身专业判断作出的运作措施不违反合同约定、法律法规及金融监管部门的规定，且向投资者进行了合理解释说明时，管理人无需披露风控措施的具体内容，投资人不能任意干涉管理人基于全体投资人最大利益而正常行使管理职责。基本事实2016年8月31日，张某与甲资管公司签订《资管计划合同》，约定：资管计划募集资金用于认购乙有限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份额，乙有限合伙企业是专门为投资丙实业公司某地产项目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丁基金公司为乙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同日，作为资产委托人的张某向《资管计划合同》指定资金募集账户支付130万元。2016年9月2日，《资管计划合同》依双方约定生效。乙有限合伙企业持有丙实业公司49%股权，并将该股权质押给甲资管公司。《资管计划合同》依约应于2018年9月2日到期，但自2018年9月10日起，甲资管公司连续发布7份临时公告、5份季度报告及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了涉案计划延期、涉案项目的进展等相关信息。甲资管公司与丁基金公司就合伙协议履行发生诉讼。张某诉请甲资管公司披露风控文件的具体合同内容，并要求甲资管公司代表张某利益对丁基金公司、丙实业公司行使诉权并采取诉讼保全措施。裁判结果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0日作出（2019）沪0115民初68308号民事判决：驳回张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裁判理由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甲资管公司作为管理人是否已经全面履行了涉案资管计划的信息披露义务，以及是否为委托人的最大利益有效履行了相关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谨慎管理义务。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首先，资产管理计划信息披露的内容应由双方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双方约定了管理人应披露的信息内容，但并未要求管理人披露其所应当采取风控措施的具体内容。其次，风控措施应属于资产管理人为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而应当采取的相关法律行为，一般不能直接增加委托人利益，不属于双方约定的“可能影响资产委托人利益的重大事项”。再次，若资管计划合同约定的披露内容未涉及或低于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信息内容的，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披露；而张某未举证证明存在法律法规及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首先，在张某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如对丁基金公司等行使诉权并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可以使得全体资管计划委托人获得更大利益的情形下，法院应尊重甲资管公司作为专业机构的判断和选择。其次，在本案诉讼期间，甲资管公司已经对丁基金公司提起诉讼，甲资管公司亦陈述了未对丁基金公司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理由。再次，丙实业公司并非《资管计划合同》的相对方，甲资管公司认为涉案资管计划与丙实业公司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法院亦予以尊重。据此，法院对张某的诉请不予支持。裁判意义本案判决明确了私募资管产品管理人专业判断正当性审查的基本思路，管理人应依据资管计划合同全面履行谨慎管理义务，并如实向委托人披露其采取的措施。资管计划合同约定的内容未涉及或低于法律法规要求的，则管理人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义务。若委托人对管理人根据自身专业判断作出的选择持有异议，管理人应作出合理解释说明。如果委托人坚持认为管理人采取的措施明显不当，则委托人应举证证明管理人的管理水平低于行业通常标准，或证明委托人提出的举措可以使得全体资管计划委托人获得更大利益。该案体现了法院尊重私募资管产品管理人在产品运作中基于自身能力作出的专业判断，避免投资者对管理人基于全体投资人最大利益而正常行使管理职责的不当干涉，有利于增强金融市场合理预期，规范和引导资产管理行业的有序发展。6.同一标的物上浮动抵押与质押竞存时应按公示在先原则确定顺位——甲银行与乙银行、第三人丙公司物权确认纠纷案裁判要旨认定完成登记的浮动抵押与质押的优先受偿顺位时，应当按照登记（或完成质物的转移占有等其他物权公示方式）在先原则确定。浮动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采登记对抗主义，抵押财产范围自抵押财产确定之时确定。动产浮动质押中的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基本事实2011年11月8日，乙银行与丙公司签署信贷函，约定乙银行向丙公司提供美元4,000万元或其等值人民币的非承诺性循环信贷额度。同日，双方签订《仓储物及仓单质押协议》，就质押财产和担保债务作了约定。2012年6月26日，乙银行、丙公司与案外人戊公司签署协议，指定戊公司提供担保物监管服务。2014年12月23日，丙公司与戊公司共同向乙银行出具《每日库存报表》，明确质物的具体内容。因丙公司到期未履行债务，乙银行向一中院起诉丙公司，法院依申请于2014年12月26日保全查封了位于丙公司厂区内质物，并于2015年5月27日对上述查封物变更查封（移库）。后法院作出判决，乙银行可就《每日库存报表》确定的财产在判决确定的债权金额范围内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该案经二审审理后维持原判。因丙公司未履行上述生效判决，乙银行于2015年12月8日向上海一中院申请执行。甲银行于2011年12月15日与丙公司因银行授信业务签订《最高额动产抵押合同》，并于同年12月19日办理动产抵押登记。2014年7月7日，甲银行与丙公司再次签订《最高额动产抵押合同》，并于7月10日在工商局办理动产抵押登记，以丙公司现有及将有的存货作为抵押财产。后甲银行向烟台中院起诉丙公司，烟台中院轮候查封了系争财产。烟台中院于2016年分别作出民事判决，主要内容为甲银行就系争财产在最高额7亿元内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相关判决均认定上海一中院在相关案件中的查封时间为2015年5月27日。审理过程中，丙公司确认系争财产现仍存放于其仓库内，乙银行主张其质权成立于2014年12月23日，甲银行主张其抵押物的特定化日期为其向烟台中院起诉之日，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2016年12月6日，甲银行向上海一中院起诉，请求确认甲银行对上海一中院查封的第三人丙公司名下的财产变价款优先于乙银行受偿。裁判结果2020年7月3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沪民终288号民事判决：甲银行对一审法院查封的第三人丙公司名下的财产变价款优先于乙银行受偿。裁判理由法院认为，动产浮动抵押允许抵押人为生产经营所需自由处分抵押物，由此决定了抵押财产在抵押权设定和抵押财产特定化两个时点并不相同。动产抵押登记是动产浮动抵押的对抗要件而非设立要件，抵押物经登记公示后，即具备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质权是自动产交付质权人时设立，这一认定标准在流动质押中同样适用。与第三方签订监管协议进行监管，只是作为判断是否实现间接交付的其中一环，不能证明质物已经完成交付，也就不产生质权设立的效果。而关于浮动抵押权与质权的效力冲突问题，应按照两者设立并公示的先后顺序确定受偿顺位。裁判意义本案系一起浮动抵押与浮动质押竞存时如何确定受偿顺位的典型案件。本案判决明确：1.浮动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自登记时具有对抗效力，无需考虑财产结晶，只是抵押财产范围自抵押财产确定之时确定。2.动产浮动质押中，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债权人、出质人与监管人订立第三方监管协议并非质权设立方式。质物可以向质权人直接交付，也可以委托监管人依第三方监管协议间接交付，但债务人或第三人与债权人仅有设立质押的意思表示，虽形成合意，而未移交质物的，则质权不能设立。3.认定完成登记的浮动抵押与质押的优先受偿顺位时，应当按照登记（或完成质物的转移占有等其他物权公示方式）在先原则确定。本案虽生效于《民法典》颁布之前，但与最高法院有关担保的最新法律适用意见相符，依法正确把握了浮动抵押与浮动质押竞存受偿顺位规则，保护了当事人权益，有利于维护担保体系的安定性，具有较强的示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