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耘

贪污、受贿罪的定罪处罚标准，《刑九》主要作了两个调整：一是取消贪污、受贿罪定罪处罚的具体数额规定，代之以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这样较为原则的规定，具体的数额标准交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或者“两高”制定司法解释予以确定。二是改变单纯“计赃论罚”的做法，代之以“数额+情节”的规定，突出数额之外其他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这两个调整的重要性在于，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司法中严重存在的罪刑失衡问题。罪刑失衡，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刑集聚、轻罪重罚。原《刑法》规定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就应当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随着实践中大数额贪污、受贿案件的不断增多，刑罚细分受到严重抑制，十万元以下的可能是一万元1年，十万元以上的则可能是一百万元甚至数百万元1年，贪污、受贿十万元和数百万元在判罚上并无实质性不同，轻罪重判问题突出。二是唯数额论，轻重失衡。影响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情节很多，片面地计赃论罚，有从轻情节的刑罚下不来，有从重情节的刑罚上不去，罪刑严重不匹配。《刑九》调整正是基于这两方面问题展开的，具有直接针对性。立法修订不易，司法中贯彻到位、用足用好更难，修订后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和情节标准的实践把握，复杂而棘手，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数额标准的把握《刑九》区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确定了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三年至十年有期徒刑、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三个量刑档。尽管立法上同时作了从宽处罚的规定以此弱化犯罪数额与定罪量刑之间的刚性关系，但犯罪数额之于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的基础性意义无可置疑。对于数额标准的具体把握，笔者认为需要重点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数额标准是否因地而异。一种意见认为，考虑到地方发展不均衡的特点，各地可以借鉴盗窃、诈骗罪等财产犯罪的做法，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自行确定具体数额标准。笔者不赞成这一意见。主要理由如下：第一，盗窃、诈骗等普通财产犯罪的危害性与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群众感知程度直接相关，而贪污、受贿犯罪属于妨害国家公权力的犯罪，国家公权力理当统一行使，也不因地区发达程度而有高低贵贱之别；第二，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较高级别的国家工作人员跨地区交流任职较为普遍，各地量刑标准不一将导致个案量刑标准适用上的无所适从，不仅影响到量刑公平公正，还将给指定管辖工作的正常开展带来不必要的麻烦。2.贪污、受贿罪起刑点数额即“数额较大”的标准是否上提。一种意见认为，从反腐败全局高度，充分考虑社会舆情、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解决推进反腐败工作信心的角度，以及严密刑事法网的需要，现行的五千元起刑点数额应当维持不变。本着实事求是的立场，笔者认为，当前形势下有条件也有必要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入罪数额标准进行适当上调，综合以下因素，将入罪数额标准上调至二万元至三万元这一区间是较为妥当的：第一，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提高贪污、受贿犯罪起刑点数额标准有先例可循。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对贪污罪设置的起刑点是二千元，10年后1997年《刑法》修订时，将该标准调整为五千元。五千元的数额标准现已适用18年，人均GDP自1997年至2014年增长了6.25倍，适度提高数额标准有其客观社会基础。第二，从近年来的司法2.实践看，贪污、受贿数额在一万元左右受到刑事追诉的案件极为少见。从实际受到刑事追究的贪污、受贿案件看，数额低于二万元的主要是因为其他犯罪牵连出来的，且多被判处免予刑事处罚。事实上，过去一些年，一些地方已经或明或暗地对五千元的起刑点数额标准作了程度不同的上浮处理。第三，零容忍不意味着零刑事门槛。惩治腐败在刑罚之外还有党纪处分、行政处分。对数额不满二万元或者三万元且无其他严重情节的贪污、受贿行为予以党纪处分、行政处分，可以为党纪处分、行政处罚预留出必要的空间，有利于体现党纪严于国法、党纪挺在刑法之前的反腐策略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突出刑事打击重点，增进刑事处罚的确定性、公平性与严肃性。3.如何把握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基于以下原因，笔者认为，巨大、特别巨大的具体数额可以再行研究，但认定标准必须大幅提高：第一，大幅拉开不同量刑档的数额级差，符合《刑九》的修订精神。如前所述，贪污、受贿案件量刑实践当中长期存在罪刑失衡、重刑集聚现象，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十万元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这个数额杠杆压得太低。将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数额标准大幅提高，为十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留出尽可能大的数额空间，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不二之选。第二，大幅提高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标准，将有助于促进自首等量刑情节司法认定的严肃性。自首等从宽情节认定过多过滥，是职务犯罪案件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究其原因，其中不乏系为了个案量刑需要而作出的无奈之举。随着重刑标准的上提，量刑空间的增大，这一问题将有望根本性好转。其他情节的把握《刑九》改变过去单纯计赃论罚的做法，代之以“数额+情节”，这一做法突出了其他量刑情节在贪污罪定罪处罚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利于实现罪刑相当、也是科学立法的具体体现。探讨贪污、受贿罪的其他情节，有两个基础性问题需要引起注意：一是情节与数额是否需要挂钩。单从《刑法》关于“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文字表述来看，情节似可以完全独立于数额，情节轻重的判断可以不依赖于数额大小。但是，考虑到犯罪数额在贪污受贿犯罪定罪处罚中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其他情节严重程度难以量化，仅根据情节决定刑罚可能出现数额较小却判处过重刑罚的罪刑不相称问题，同时也为了防止量刑上的随意性，有必要借鉴以往有关侵财犯罪司法解释的做法，采用情节与数额相结合的做法，比如，具备一定情节，数额标准将减半掌握。二是如何甄别取舍情节。影响案件量刑的情节很多，尽管前述强调情节轻重的判断要求兼顾数额，但在具体情节的甄别和确定上仍有必要秉持极其严格、审慎的立场，适于作为定罪量刑的必须是那些能够体现犯罪特点、对于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性的情节。因为，在减半掌握数额标准的情况下，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占比是极重的。比如，确定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是一百万元，那么具有相应情节的情况下，数额只要满五十万元就应当在十年以上判处刑罚。对于贪污罪其他定罪量刑情节的具体把握，可以考虑四种情形：一是曾因贪污、受贿受过党纪、行政处分或者刑事追究的。这是基于行为人特定的人身危险性而提出的，具有作案前科受过处理仍不改正，说明行为人主观恶性大，需要科以更为严重的惩罚以收特殊预防之效。二是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这是基于两次违法行为的特殊危害性而提出的，贪污后进而将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明显具有更为严重的危害性。三是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致使赃款赃物无法追缴的。这是综合行为人认罪悔罪态度和损害后果而提出，不同于客观原因不能追缴，因行为人拒绝配合致使赃款赃物无法追缴，不仅损失后果不能依法挽回，而且反映出行为人毫无认罪悔罪之态度。四是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这是基于犯罪行为特定危害性而提出的，贪污特定款物较一般款物具有更严重的危害性，一直是刑法打击的重点。对于受贿罪其他定罪量刑情节的具体把握，除了前述前三种情形之外，可以重点考虑以下两种情形：一是多次索贿的。设定为“多次索贿”，主要是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强拿硬要、主动索要较之于被动收受，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影响恶劣程度显然均要重于后者，将索贿作为量刑情节，具有合理性和针对性。另一方面，索贿是《刑法》明确规定的从重情节，这是解决的加重情节，加以“多次”限定，可以较好地体现两者程度之差异。二是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受贿罪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法定要件，但是否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所欲谋取的利益正当与否均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从损害结果的角度，受贿罪存在三种情形，分别是：收受财物后未实施相关职务行为；收受财物后正常履职；收受财物后违法行使职权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前两种情形一般不会造成具体的损失后果，第三种情形则直接以妨害公权力正当行使、损害国家或者他人利益为交换条件，具有明显更为严重的危害性，理应从严惩处。

论抢劫罪认定中的几个热点问题《法学》2014年第五期抢劫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较其他侵财犯罪具有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实践中一直保持高发态势。但对于如何区分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绑架罪等易混淆罪名，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认识不统一，致使“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发生。因此，正确认识和运用抢劫罪与他罪的区分标准，是认定案件性质和维护司法权威的迫切要求。一、“两个当场”的功能和边界应理性定位案例一：被害人巫某曾向犯罪嫌疑人葛某借高利贷并全部还清。案发当日中午，巫某欲再次向葛某借款，葛某联系了另一从事放高利贷业务的王某。谈妥后，王某、葛某等人带巫某至本市某酒店。王某在核实被害人身份信息时发现巫某提供的工作单位虚假，便恼羞成怒，以语言威胁、扇耳光的方式，逼迫巫某写下一张1.5万元的欠条。因巫某表示没钱，葛某遂提出以前有巫某母亲代还欠款的情形。于是王某、葛某电话通知巫家人要求当天还钱，并在电话中称“如果不还钱当天就不释放巫某”。期间，被害人巫某趁犯罪嫌疑人不注意，向其母发送内容为“打110报警”、“不要还钱”的短信。巫某的母亲虽明知巫某之前的所欠高利贷已经全部还清，但被迫同意犯罪嫌疑人的还钱要求。当晚，严某伙同他人驾车，将巫某带至其母亲住处楼下。巫某母亲看到儿子在汽车里，面部带有伤痕。后双方经讨价还价决定“归还”1.1万元，并由严某出具收据，写明债务已结清。巫某被释放后立即报案。本案行为性质，开始时较接近敲诈，发展过程中又接近抢劫，最后取财的方式却接近于绑架，处于敲诈勒索罪、抢劫罪和绑架罪这三个罪名的交叉地带。抢劫罪与他罪的区分通常采用“两个当场性”、“暴力手段及程度”和“主观目的”等标准，这些标准应如何运用，又存在哪些局限和需要注意的方面，司法实务中存在较大争议。因此，对抢劫罪与他罪认定标准的进一步厘清就显得尤为必要。“两个当场”的表述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9条：“抢劫罪表现为行为人劫取财物一般应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具有‘当场性’。”即通说认为的抢劫罪的构成在客观方面应表现为当场使用暴力、当场劫取财物。“两个当场”被作为区别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绑架等罪的关键。通说认为：第一，抢劫罪的威胁，是当着被害人的面直接发出的，且扬言当场实现；而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可以当面发出，也可以通过书信、电话或第三者转达，且一般是扬言在以后某个时间实现威胁的内容。第二，抢劫罪是实施威胁当场取得财物；而敲诈勒索则可以在当场，也可以在事后取得。即认为抢劫罪必须具备“两个当场”，而敲诈勒索则不一定具备。在区分抢劫罪与绑架罪时，通说认为：抢劫罪表现为行为人劫取财物一般应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具有“当场性”⑴；而绑架罪表现为行为人以杀害、伤害等方式向被绑架人的亲属或其他人或单位发出威胁，索取赎金或提出其他非法要求，劫取财物一般不具有“当场性”。“两个当场”由当场使用暴力和当场劫取财物两部分组成。当场使用暴力，是指“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或其他在场人当场实施暴力、以当场实施暴力相胁迫或者采用其他当场侵犯人身”⑵的行为。需要指出的是，当场使用暴力应是抢劫罪中所要求达到的暴力，而非他罪甚至普通意义上的暴力，在运用时不应混淆。而对于当场劫取财物，理论界争论颇多。笔者认为，“两个当场”的标准在实务操作中，作为区分抢劫罪与一些相似犯罪的常用方法，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不应随意推翻，应当对其进行适度的扩张，理解不能过于狭窄，除了最普通的“行为处于同一时空”的情形外，有时候暴力行为与取得财物间表现出一定时间的延续，且可能不在同一地点，但只要整个行为的过程并无间断的，也应认定为当场取得财物。有学者认为，抢劫罪中的强制性行为与抢走财物的行为在发生的时间、场合上具有统一性。⑶这里所指的统一，不能片面理解为暴力先出现取财后发生，应从宏观上把握因果关系。使用暴力和取得财物的行为性质不同，相互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案例二：2011年6月上旬，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在网上冒用女性网友的身份取得被害人田某某的信任，并于同年6月18日将被害人约出见面。张某某事先纠集陆某等人共同商量，预谋对被害人进行殴打并劫取其手机和现金。后徐某某以女网友的身份将田某某带往至某绿化带，期间徐某某以打电话为由“借”得被害人手机。至绿化带后，张某某等人即对被害人实施殴打，后徐某某等人携手机先行离开，张某某等人从被害人处劫得现金人民币100元后逃离现场。最终检察机关对张某某等人以抢劫罪提起公诉。法院最终以抢劫罪判处张某某等被告人1年2个月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案例二中的夏普手机并非通过殴打抢得，而是由犯罪嫌疑人徐某某在诱骗被害人至草坪过程中骗取，对于该行为的认定就涉及到了当场劫取财物的延续性问题。该行为和之后殴打被害人后取得的财物的行为是整个抢劫犯罪过程中两个相互关联的行为阶段，宜看作是一个整体而不能割裂开来。本案中，在见被害人之前，犯罪嫌疑人经预谋，对整个计划做出分工并先行踩点选择了作案地点，意在殴打被害人后劫取其手机和钱。该部手机的取得方式是徐某某在没有使用任何暴力或威胁的情况下获取的，看似不是暴力为因取财为果的关系，但对抢劫罪中的“当场性”的理解不应过于狭窄，一行为是否构成抢劫罪，关键是看暴力行为与取得财物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本案中，尽管徐某某在途中以借用为名将被害人的手机一直拿在手中，但此时手机的实际控制权还是掌握在被害人手中，徐某某只是暂时借用，按常理用后应予以归还。而在被害人被多名犯罪嫌疑人殴打之后，被害人迫于暴力威胁，不敢开口向徐某某索要手机，此时手机的控制权才真正从被害人处转移至犯罪嫌疑人一方。因此，犯罪嫌疑人获得手机的行为应被认定为抢劫。对于当场劫取财物的争论远未止于此。由于非现金支付的发展，出门携带大量现金的情况已不常见，导致财物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够立即获得的，是否应当否认当场劫取财物这一标准？笔者认为不妥。行为人无法立即获得财物往往有以下几类情形：第一，行为人当场劫取到银行卡、支票等财产性凭证或者金融凭证。此类情形下，如取得的凭证可兑现，则应当视为当场劫取财物。第二，被害人随身的可被劫取财物过少，行为人采取进一步行为，如押解被害人到银行取款，或者限制被害人自由、杀害被害人之后自己拿银行卡取款，或者给予被害人警告让被害人自己去取款等。此类情形下，若成立抢劫罪，其行为仍可以视为当场劫取财物。例如，押解被害人到银行取款，或者限制被害人自由自行取款，对被害人人身控制的行为应视为继续施加强制，而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财物，应当被视为在暴力等方式的绝对压制下劫取的财物，符合当场性的要求。又如，杀害被害人之后自己拿银行卡取款的情形。此种情形是建立在行为人已经获得银行卡及密码的基础之上，应当视为当场劫取了财物，至于抢劫后杀人的行为要视具体案例具体分析，但并不影响抢劫罪的成立。第三，行为人发现不可能从被害人身上取得较大数额的财物，甚至连当场劫取“财物”的行为都没有，而是直接要求被害人告诉家中财物、银行卡存放地点和银行卡密码等等。这类行为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但是倘若行为人间得存款地点后，没有对被害人进行后续限制行为或其他暴力，而是放任其自由，其与强行打听别人隐私的行为无异，成立抢劫罪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与没有当场劫取财物关系亦甚微。二、抢劫罪的暴力对象及程度的进一步厘清暴力是抢劫罪与他罪区别的另一个重要标准，可以包括是否存在暴力、暴力程度、暴力对象和暴力场合等具体方面。在实务中，抢劫罪的暴力对象能否扩张、暴力程度应怎样衡量等问题都有待解决。（一）抢劫罪的暴力对象应为被害人本人本罪的暴力对象可否为物？对此问题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肯定说认为，抢劫罪的暴力对象虽主要为人身，但也可包括物。有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如果行为人采用暴力手段破门而人，当着被害人的面对室内的财物进行毁坏，然后公然夺取部分财物逃走，但始终没有对被害人实行殴打、伤害或者发出明确的暴力威胁，也构成抢劫罪。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暴力没有施加于人身，但其猖狂的举动已经对被害人的精神产生了巨大的强制作用，使后者感到如果制止其砸抢行动，必将遭到伤害，这与一般公然抢夺他人财物的行为，是有所不同的。⑷否定说认为，抢劫罪的暴力对象只能是人，而不能包括物，因为抢劫罪是通过压制被害人行为而劫取或使被害人交出财物，其对象只能是人，不可能从“物”的控制范围内劫得财物，亦不可能强迫“物”交出财物。笔者赞同否定说，理由是：从抢劫罪的犯罪模式进行分析，不难得出抢劫罪的暴力意在排除人的反抗，在客观上表现出的砸毁、撕毁、燃毁等行为，从表面上看是对物实施了暴力，而其实质则是意图使被害人因恐惧而不敢反抗，即一种胁迫手段。“采用暴力破门而人”在普通认知中属于暴力行为，但其是否能被看作抢劫中的“暴力”，不是取决于行为人是否对“门”这个物使用了暴力，而是这个暴力行为是否对被害人起到了精神强制，使其不敢反抗。从犯罪客体角度分析，抢劫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其中包括人身权，无论行为人采用何种暴力手段，都只有在侵犯被害人人身权之后，才可能被评价为抢劫罪的暴力手段。单纯对物使用暴力而未侵害到被害人人身，就不是抢劫罪中的暴力；而当对物的侵害能够转化为对人的精神产生压制，就带有了人身侵害的性质，是为抢劫罪中的胁迫。在具体案例中，若对物的暴力只代表更多的物品将被损坏而不涉及对被害人人身权的侵犯时，就不能不构成抢劫罪中的胁迫，该暴力可能是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罪的一种手段，因为人身权并不是这些罪的必要的客体。例如，甲到乙家抢劫一件珍贵文物，乙便将该文物紧抱胸中，甲去夺而乙不给，甲担心该文物在抢夺中被毁坏，就用铁棒猛砸乙家的财产，并用打火机点火企图烧毁乙的房屋。乙自知无力反抗，在确保该文物不造成毁损的情况下被迫将该文物交给甲（以下称“案例四”）。⑸案例四中，甲存在两个暴力行为，一是用铁棒损毁乙家的财产，二是企图使用打火机烧毁乙的房屋。利用暴力对象的标准进行评价，铁棒打砸是对物的暴力，且并未有迹象显示会转为对乙人身的暴力，持续下去可能意味着更多的物品被损坏，这应是敲诈勒索罪的暴力。而企图点燃房屋的行为则应视情况分析：如果甲未限制乙离开房屋，则烧房屋只是一种对物的暴力，具有与第一种手段相同的性质；如果甲将乙关在屋内，则烧毁房屋既是对房屋的暴力，也是对乙人身的暴力，应认定为抢劫罪的暴力手段。与前一设问相类似，抢劫罪中，暴力的对象能否包括其他在场人？问题的答案亦类似于前一命题，如果对在场的其他人使用暴力，目的是迫使财物所有人、持有人或者管理人当场交出财物的，实际上是通过向第三人实施暴力胁迫被害人本人，仍属于对被害人的胁迫。这里能够视为抢劫罪“暴力”的并不是“行为人对在场其他人使用的暴力”，而应是对被害人精神产生的压制作用这种行为，即在场其他人被使用暴力的情形对被害人产生了胁迫。因此，笔者认为，抢劫罪的暴力对象应为被害人本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既然抢劫罪的暴力对象是被害人本人，那么暴力对象与财物实际交付者是否必须为同一人？有人认为，抢劫罪必须是由被害人实际交付财物，暴力行为针对的对象必须与实际交付财物者同一，是否由第三方交付，是绑架罪与抢劫罪的重要区别。笔者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从抢劫罪的本质可以看出，本罪只是要求当场交付财物，并未要求必须是被害人亲自交付财物，因此不排除也是被害人委托第三方代为交付。也就是说，抢劫罪并不要求暴力行为的对象必须是财物的实际交付者，抢劫罪中也有可能出现三方，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是否存在三方关系区分绑架罪和抢劫罪。（二）抢劫罪暴力程度“三不”标准的进一步厘清我国刑法理论认为，抢劫罪的暴力手段主要包括三种：暴力、胁迫和其他方法。其中，暴力是指对财物的所有人、管理人、占有人的人身实施不法的打击或强制，致使被害人不能反抗的行为。胁迫是指对行为人以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进行精神强制，从而使其产生恐惧而不敢反抗的行为。其他方法，是指使用暴力、胁迫以外的方法使得被害人不知反抗或无法反抗的行为。也就是说，我国学界在对抢劫罪暴力的研究中，认为三种暴力手段分别需达到“不能反抗”、“不敢反抗”和“不知反抗”的程度。这似乎对判断抢劫罪提供了标准，但这个抽象标准要实际运用还存在几处需要明晰的地方：抢劫罪的暴力表现形式是否需要限制？抢劫罪的暴力又需要达到何种效果？抢劫罪是一种严重的暴力犯罪，从其立法设定上来看，起刑点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刑可至死刑，说明其本身是一个量刑较重的罪，相应的，其暴力程度也应为较重程度。但是，“严重暴力”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其外延如何界定？有学者认为必须是“足以危及其身体健康或者生命安全，致使被害人不能抗拒，任其当即抢走财物，或者被迫立即交出财物”⑹。笔者并不赞同该观点，“足以危及被害人身体健康或者生命安全”的一般是十分严重的暴力行为，这种理论可能会导致抢劫罪的暴力、胁迫外延严重缩小。实践中，一些未明显使用暴力的案件也可能构成抢劫罪。在案例一中，暴力和威胁行为主要发生在两处。一是行为人发现被害人巫某工作单位信息不实后，采取了语言威胁和扇耳光等方式；二是在逼迫被害人写下欠条后，行为人对被害人进行人身自由的限制，并且在此期间没有证据证明被害人受到了其他暴力和威胁。言语威胁、扇耳光甚至限制人身自由都不能被理解为“足以危及被害人身体健康或者生命安全”的暴力行为，但是却有可能符合抢劫罪的暴力要求。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对抢劫罪暴力程度的判断，倾向于实质判断，而非表现形式的限制。我们所考察的暴力是抢劫罪中的暴力（包括暴力、胁迫和其他方法），而非普通意义上的“一拳”或者“一刀”。相应的，其暴力程度也是抢劫罪所定义的暴力程度，而非轻微伤与重伤的区别。也就是说，抢劫罪的暴力程度并不能等同于暴力表现形式的严重与否。扇耳光、语言威胁的是否能达到抢劫的程度，就应该考量其暴力和威胁是否达到了对被害人产生足够威胁的程度。被害人虽然提供了虚假的工作单位，但这个过错不足以使被害人受到思想钳制，达到使被害人不敢不写欠条的程度，写下欠条还是由于犯罪嫌疑人打耳光、语言威胁等行为产生了效果。即使犯罪嫌疑人有可能主观上认为自己的行为只是出于逞强好胜，并不具有控制被害人的目的，但是这种行为在客观上导致了被害人受到强烈威慑而不敢反抗，那么扇耳光和语言这种看似轻微的暴力、威胁就完全可能满足抢劫罪的暴力程度。既然采用的是实质判断的方法，就应当通过衡量暴力行为达到的效果，即是否“足以使被害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不知反抗”，来认定一行为是否能够达到抢劫罪的暴力程度。在众多争论中存在“主观说”和“客观说”的不同观点，其中“主观说”又可以分成“被害人说”和“行为人说”。“被害人说”认为，只要被害人迫于行为人的暴力或者威胁而交出财物就认定抢劫罪；“行为人说”认为，只要行为人认为自己的行为足以抵制被害人的反抗，并在此意思下取财即可认定抢劫罪成立。⑺“客观说”认为，认定暴力或者威胁是否“足以抵制被害人的反抗”要综合行为人和一般人的观点。日本法院判例和通说主张的是客观说，即应该从暴力、胁迫的性质作为判断，也就是以是否达到足以抑制普通人反抗的程度作为客观的判断标准。⑻我国持客观说的学者也认为：“暴力行为只要足以抑制对方反抗即可，不要求事实上抑制了对方的反抗，更不要求具有危害人身安全的性质。”笔者有保留地赞同“客观说”。因为，“被害人说”与“行为人说”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就是构罪标准会随着案件当事人的个人情况不同而产生较大差异，这样不确定的标准很难称之为标准，在实践应用中容易使案件认定受个体差异影响过大。笔者所说的“有保留”是指“客观说”应当加上必要的前提。“客观说”综合考虑被害者的有关情况（如被害者的人数、年龄、性别、性格等）、行为的状况（如作案的时间、场所等）、行为人的有关情况（如暴力、胁迫行为的表现形式、行为人的外貌等）等进行判断，如果认为某种暴力、胁迫从社会观念上，足以使一般人陷入不能反抗的状态，那就可以认为是抢劫罪的手段行为。但是，这样的判断应基于一个前提：被害人并非自愿放弃反抗，其不能、不敢反抗须是由于行为人暴力行为产生的抑制作用。如果事实上被害人是不愿反抗，那么基于此情形产生的抑制反抗的结果，即暴力、威胁行为“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的判断中，“足以”是不能够成立的。换言之，被害人本身不愿反抗，即反抗自始不会存在，那么如何判定暴力行为是否抑制了被害人反抗呢？如果将这种情形判定为抢劫罪的暴力，就会无端扩大抢劫罪暴力方法的内涵。据此，笔者认为，对暴力行为是否“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应采取有条件的“客观说”。实践中，抢劫罪的暴力程度可以作为区分其与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罪的重要标准。以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为例，虽然敲诈勒索是以非暴力的威胁、恐吓为主，而抢劫罪大多都存在严重暴力行为，但是实践中有些敲诈勒索也有比较轻微的殴打行为，抢劫罪中也有可能只有轻微的暴力行为。这就要结合客观说，进行具体的分析。在案例一中，一方面，被害人的人身自由从中午到晚上8点一直受到限制，在人身自由受限的情况下被迫写出欠条，并被从上海市普陀区带至浦东新区，这种长距离、长时间的自由限制，以一般的社会观念可以被认为就是一种威胁程度严重的体现。另一方面，被害人的行为也可以作为判断暴力程度的客观因素，案例中被害人给母亲发短信要求其报警，如果他没有切实感受到自身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一般不会考虑报警，只有感到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程度，才会产生强烈的请求国家机关救助的愿望，这也证明了其暴力程度已经达到严重程度。三、正确认识主观目的在抢劫罪认定中的作用理论中对抢劫罪的主观方面研究较少，只是简单认为抢劫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目的是“非法占有公私财物”。那么，是不是主观方面在区分抢劫罪与他罪时就无足轻重呢？有学者认为，如何理解刑法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⑽笔者同意这种观点，前文已经分析过，“两个当场”的条件并非抢劫罪一罪所特有，实践中，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抢劫等罪也可能在特殊情况下符合“两个当场”的条件；而在暴力程度上，抢劫罪虽要求达到“三不”的标准，但其暴力行为的外在表现可以是轻微的暴力，而其他相似罪名也可以表现为轻微暴力。也就是说，并非一个行为符合“两个当场”的条件、暴力达到抢劫罪的暴力等客观方面的内容就能认定为抢劫罪。区分抢劫罪与他罪，还应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进行综合判断，否则容易陷入“客观归罪”。那么，目的又是如何作为抢劫罪与他罪区分标准呢？要解决此问题，我们先应当明确两点：第一，我国刑法分则是一个层次清楚、排列有序的体系性结构，每一个罪名有其在分则体系当中的大致位置。刑法分则以同类客体为标准，将所有的具体犯罪分类，然后按照所侵犯同类客体的严重程度，由重到轻依次排列。⑾因此，按照调整客体的不同可以避免刑法出现重复罪名。一些犯罪可能在实际案例中有相似之处，但不会完全相同，一行为一般不会完全符合两罪的犯罪构成（特别条款与一般条款除外）。如果某一具体行为的客观方面和主体方面均符合两罪的构成，则其主观方面应该仅符合一罪的要求。第二，犯罪客体解决了立法者为什么要把某行为规定为犯罪的问题，是此罪与彼罪的最终区分标准，但其过于抽象，在实务中通常不能直接作为判断标准，需要借助其他方面来判断。我们需要通过对主观、客观等方面进行判断一行为侵害或者威胁了哪个或哪些社会关系。尽管行为的客观方面更直观，在实务中更容易进行判断，但这种“容易”是相对的，许多行为之所以难以区分此罪与彼罪，正是由于该行为的客观表现可以符合两罪或两罪以上的犯罪构成。此时，我们应当可以通过主观方面来进行区分。抢劫罪属于直接故意犯罪，与抢劫罪易混淆的其他犯罪也均为直接故意犯罪。直接故意犯罪中，行为人的目的一定是明确的，即侵害或者威胁某一或某些社会关系。具体而言，勒索型绑架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也包括公民的人身健康权，而抢劫罪也侵犯了复杂客体，且亦为公私财物所有权和公民的人身健康权，但是两罪分别归属于刑法分则第4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第五章侵犯财产罪”，这就体现出两罪调整倾向的不同。绑架罪更倾向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相应的，绑架行为的一定要带有控制“人质”的目的。例如，案例一中，行为人迫使被害人凭空写下1.5万元的欠条，并有数小时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的行为，期间打电话向被害人母亲索要“欠款”，之后又驾车带被害人向其母当面索要钱款。这一系列客观行为既有可能符合绑架罪的构成要件，又不能排除构成抢劫罪的可能性。认定是此罪或彼罪就要考虑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否具有将被害人作为“人质”向其母索要钱款的目的。认定被拘束人是否被当做人质应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被害人的人身自由被剥夺，处于被拘禁状态；第二，拘禁行为具有公开性，这是指行为人故意让第三人知晓被害人已被拘禁的事实；第三，行为人以被害人的安危为筹码，向第三人提出不法要求。被拘禁人的安危与行为人的不法要求实现之间具有对价关系。⑿而本案中，一方面，行为人向被害人母亲索要钱财是基于其母不知道欠条为假的认识，想设置骗局取得钱财，而非想通过将被害人人身健康或生命作为筹码换取钱财；另一方面，行为人提出的不法要求，即索要金额为1.5万元，这与被害人的人身安危不能产生对价关系，如果犯罪嫌疑人主观上面有绑架的意图，赎金应该不止欠条上的金额，本案索要数额的确定显然是从符合借贷关系的角度考虑的，是可以使被害人家属相信的一个金额，而不是根据被害人经济状况索要尽可能大的金额。基于以上判断，笔者认为行为人没有将被害人当做“人质”的目的，该案应被认定为抢劫罪。

第四个大问题，构成要件的交叉这里涉及到法条竞合和想象竞合的区别。这个问题在我们中国实际上在刑法修正案（九）之前争议就一直很激烈，争论了20多年，而且还会争论下去。构成要件的交叉就是说，一个条文规定了三个行为A、B、C，另外一个条文规定了C、D、E。当这个人实施的行为是C的时候，不就是一个交叉吗？有的是另外一种情形，扰乱法庭秩序罪的行为完全可能和另外的罪存在一种交叉关系，比如说第二项，殴打司法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员。那我们的寻衅滋事罪第二项就是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表面上看，殴打司法人员好像是一个特别的法条，寻衅滋事罪规定殴打谁都够，现在是殴打司法人员或诉讼参与人员，而且是在法庭开庭时候去殴打司法人员或诉讼参与人员，可是如果说是特别法条的话，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如果你在法庭上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那适用特别法条定聚众扰乱法庭秩序罪。寻衅滋事罪是5人以下多次实施，要说这是特别法条就不合适了，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如果这样攀比下去的话，那法律最高刑都是死刑。再比如说第四项，有毁坏法庭设施，法庭设施不是财物吗，这又是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特别法条。可是故意毁坏财物罪最高是七年有期徒刑，这个只有三年。如果说是特别法条的话，那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于是只处三年。如果采取这个观点，特别法处罚的轻，如果坚持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只能叫想象竞合。我们国家的刑法理论，一部分学者要坚持国外所说的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但是他们又把国外的特别法条进行了几乎是无限的扩大。特别法条是触犯了一个，必然触犯另外一个，才能是特别法条。但是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并不是实施了好的社会秩序必然触犯寻衅滋事罪或故意毁坏财物罪。比如说，之所以打司法人员一耳光是因为司法人员说了一句对律师很不尊重的话，那你能说这是寻衅滋事罪吗？不能说。再比如说，毁坏法庭设施不一定数额较大，不能叫特别法条，只能叫想象竞合。修正案（九）增加了一条：“对未成年人、老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除此之外，我们刑法还有另外一个罪，虐待家庭成员罪，只处两年以下。这个是处三年以下。如果虐待的家庭成员是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定哪个罪？肯定有律师答，定虐待家庭成员罪，因为只判两年。有人说，负有监护义务，应该适用修正案（九）的规定判三年。这两个哪个是特别法条？不可能有特别法条，犯一个罪并不必然犯另外一个罪。比如说，丈夫虐待妻子，妻子也没有疾病，很年轻，不符合修正案（九）规定的范围，反过来，家里请的保姆虐待患病的人叫虐待家庭成员罪吗？不叫。所以任何一条都不是另外一条的特别法条，只能是想象竞合。想象竞合和法条竞合在适用法律上的区别在哪里？法条竞合时，只能说行为人触犯了一个法条，在判决书中，在起诉书中，绝对不能说行为人触犯了两个法条，这是法条竞合。因为法条竞合是排除另外一个法条的适用，既然排除另外一个法条的适用，就不能说人家同时触犯两个法条。比如说，杀人在国外被认为是伤害罪的特别法条，凡是杀人，都要同时触犯伤害，没有一种杀人是不经过伤害，啪一下就死了，哪有这种杀人？对不对？任何杀人都要经过一个伤害，只不过我们现在看到人死了就不鉴定伤害程度了。但是任何人死了，在这之前依然有一个伤害。所以，当有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时候，你不可以在起诉书或判决书上说行为人同时触犯杀人罪和伤害罪，不可以这样讲。为什么？因为你认定杀人罪的时候就排除伤害罪法条的适用，排除适用你就不可以说他触犯两个法条。但是，想象竞合，我们国家虽然没有规定想象竞合，但是我们理论上一致认为它不一样，它同时适用两个法条，并且宣告行为人构成两个罪，只是按照一个重法条量刑，这个在理论上被称为想象竞合的民事机能。我在判决书告诉你，你犯了两个罪，如果我只说犯一个罪的话，就可能导致有误解。比如说，我先举个另外的例子，随意殴打他人，把他人打成轻伤了，而且情节恶劣，这个时候，如果是在德国日本的话，尤其是在德国的话，他的判决书上一定要说，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与寻衅滋事罪，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我只是在寻衅滋事罪的法定刑内去处罚，那么为什么只按寻衅滋事罪这个重的法律处罚，一定要说他构成两个罪呢？这是为了让一般人和被告人知道，我告诉你，你只要把人打成轻伤，你就是犯罪。如果我只说他构成寻衅滋事罪，那适用的法律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就会导致一般人和被告人认为，我只要打人不是随意地打成轻伤了，那就无罪，就会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一般人，不看刑法条文，谁看刑法条文？你们学刑法的回去问你们的父母，你们的那些不是法学的亲戚，他们读过刑法条文吗，不读的，但是他们会在？？看的，看这个判的啊，是不是很弯曲的，对不对，我们人都是通过判决，仅有一点，通过判决去了解法律的，所以你在判决上，要这样去讲那就告诉了一万人，告诉了被告人，你不是随意打，但是只要你打成轻伤了我告诉你是构成故意伤害罪，这就两个都告诉他了，就成为想象竞合犯的民生基本，这个民事的这个基本，就是主要围绕着就是说它特殊预防的单方作用。那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刚才这一个虐待被监管看护人和虐待家庭成员，当一个人虐待家庭成员，成员又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你说他构成两个罪，说第一你构成虐待家庭成员罪，对吧。另外你说，他同时构成虐待被监护、被看管人，哦，一看，未成年人即使不是家庭成员，你也你虐待他也是构成犯罪，换句话说有点像那宣传法，宣传刑法，这些法制教育的，但是由于你的行为重合的，有重合的，所以只是按照一个重法处罚，这个刑法修正案九，这个构成要件交叉，特别特别多，刑法修正案九中关于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罪名依照？？的规定定罪处罚这一条，就以往的刑法？？除此之外还有好多的，比如我随便举个例子，他有一个条文说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宣传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这是强制他人穿戴佩戴宣传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制品，额，服饰标志，对不对。那，刑法又规定了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这个犯罪，就是说，这个条文他、他规定，以制作，散发宣传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像制品或者其他物品，其他物品当然包括服饰，标志、对不对，通过讲述，发布信息等方式宣传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或者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那好，假如强迫已在公共场所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服饰制品是不是同时构成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间接罪犯或者是教唆犯，对吧。这一看这里交叉的，这些例子太多了，举不胜举，另外我看大多数人也没有带修正案九，我要具体整改去讲吧，这一下也记不住，对不对，我就讲这个观点是什么，不要像我们刑犯里那样，动不动就说他是特别犯，这个我刚才讲下实际上在国外特别犯法条很少，比如说结果加重犯，结果加重犯与基本犯相比，他是特别犯，结合犯与其中一个罪比是特别法条，除此之外呢，可能有罕见，如果两个罪在不同的章节，在国外几乎不可能叫、几乎不可能叫特别法，因为侵害的法益不一样，比如我举个例子，在日本啊，日本有个叫强制罪，强制罪是什么呢，就是使用暴力胁迫等方法强制他人做没有义务做的事情，或者妨碍他行使权力，比如说人家要开始听课，他就用暴力威胁他，他不能在这听，这在日本就构成强制罪，人家吃饭，在主舍里吃，你不准叫吃用暴力胁迫不准叫吃，这也构成强制罪，这个罪很厉害，一个兜底的罪，对吧，或者妨碍人家行使权力，或者让人家做没有义务做的事情，对不对，人家没有义务做，你让人家做，对吧，碰到一个人，你现在把我送到机场去，那肯定至少构成强制罪，但还可能抢劫罪，看你是否抢，对吧，那他、他可能是在滥用职权，在滥用职权。滥用职权罪是什么，这个日本德国的滥用职权罪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什么叫滥用职权，就是公务员滥用职权让人家做没有义务做的事请情，或者妨碍他人行使权力你一听，就觉得滥用职权罪是强制罪的特别法条，对不对，你看都有，那个后面的表示一样，额，但是在日本，强制罪最高刑是3年，而滥用职权罪只有两年。如果你说滥用职权是特别法条，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于是，使用暴力，公务员以职权相要挟的时候，对吧，利用职权相要挟的时候，你定滥用职权罪只能处两年以下，一个普通人要挟他人的时候反而处以三年以下，所以这个时候日本学者没有任何争议的认为，这两个法条不是法条竞合，想象竞合，想象竞合，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而且在德国，一个罪，一个罪和另外一个罪在既遂的时候是法条竞合的时候，未遂他就变成想象竞合，额，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用我们国家的例子来举啊，我刚才讲杀人罪和伤害罪这两者的光系，一般认为杀人罪是特别法条，但这是以既遂为？？？？如果杀人既遂了，杀人既遂了，那你就要认定为杀人，不能认定为伤害，但是德国也有类似于我们的伤害，严重伤害、危险伤害，就是我们讲的故意伤害他人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这个伤害他人造成重伤或者终身残疾的，要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对吧。234条第二款，那现在我举个例子，行为人以特别残忍的手段杀人，但是至少造成终身残疾，因为被警察及时制止送到医院而没有死，怎么办，这个时候德国刑法理论和判例的通俗，这个时候立马变成想象竞合，为什么？如果这个时候还适用法条认为故意杀人的话，那是故意杀人未遂，未遂的话就是可以从轻减轻，那就看你只处3年上十年以下，对不对，可能只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那不行，你想一想，单纯伤害的时候这个都是要处以十年以上到死刑、所以这个时候德国的刑法理论通俗就马上变成想象竞合，认为组织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哎呀，这个理论啊。很奥妙，这个解释真是奥妙无穷，追求的就是法律的协调，刑法的公平正义，而不是像我们国内很多学者动不动就说他是刑法的问题，跟我没有关系，对吧，实际上是自己解释的不协调，那，同样，比如那在我们国家保险诈骗最高只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普通诈骗最高处无期徒刑，对吧？那假如说我们现在量刑实践是，我不知道大连是不是，假如说普常的作法是诈骗一千万就判无期徒刑，假如说量刑标准是这样子，那个保险诈骗呢，诈骗一千万，我再说多点，诈骗两千万，还定保险诈骗，这个如果是德国，立马就会认为，当诈骗数额超过一千万应当判无期徒刑的时候，这个时候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就变成想象竞合啊，所以，法上竞合和想象竞合他是，他不是固定不变的，这个？？额，不过，我不是，但你们能不能接受是另一回事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法条竞合和想象竞合这个区别他不是刑事的标准，那接下来修正案九取消的那个嫖宿幼女罪，对吧，你们这都知道的，这个总是有人问我，说取消对还是不对，我说无所谓，额，不取消有问题吗，不取消没有问题，为什么说不取消没有问题呢，这就涉及到构成要件的交叉，我是怎么理解的呢，我是认为，如果说嫖宿幼女和普通奸淫幼女相比是法条竞合，那嫖宿幼女是特别法条，这是勉强可以接受的，勉强可以接受，为什么嫖，奸淫幼女通常说，普通的奸淫幼女是处以3年以上十年以下，那嫖宿幼女呢，嫖宿幼女是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所以有人嫖宿幼女，你定嫖宿幼女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的话，这个比奸淫幼女要重对吧，对不对？要重吧，特别法条，也可以理解，对不对。也可以，问题是，比如说，嫖宿幼女致人重伤死亡，多次奸淫幼女奸淫幼女多人，如果是奸淫幼女致人重伤死亡，多次奸淫幼女，奸淫幼女多人，那就236条第三款，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那我就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想象竞合，按照我的观点，那就是想象竞合，这个嫖宿多人和多次嫖宿幼女，致人重伤死亡的嫖宿幼女请假恶劣等等这些，他和奸淫幼女就是想象竞合，想象竞合意思就是说你犯了两个罪我按照一个最重的法律的去处罚，于是你就还是可以定他强奸罪，适用236条第三款，而且还可以再从重处罚，所有按照我的这个观点，嫖宿幼女对行为的处罚没有放纵，有的人不懂法，包括个别人大代表，总说一句话，奸淫幼女可以判死刑，嫖宿幼女怎么不能判死刑，嫖宿幼女本身不能判死刑，问题是党拟嫖宿幼女致人重伤死亡认定为奸淫幼女的时候当然可以判死刑，对不对？这一次删，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因为没有正确理解嫖宿幼女和法条竞合的关系，把他删掉，所以你可以说这次删除了嫖宿幼女，是导致对通常的嫖宿幼女的处罚变得更轻了，对不对，他就变成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了嘛，原本是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的嘛，对不对，恩，他现在变成3年以上了那你说嫖宿幼女比普通奸淫幼女重一点没有理由吗，我怕觉得也有道理啊，对不对，你不能说嫖宿幼女，幼女同意了，那怎么还处罚重一点，幼女的同意是无效的嘛，所以这个同意你不要把它当回事，无效嘛，对不对，无效的就不要，不要考虑了嘛，但是你说为什么可以重呢，我觉得，你看，第一个是行为人以为是卖淫的，所以他对幼女这种？摧残的时间肯定比普通奸淫幼女的数据要长的多，对吧，这是可以想象的嘛，对不对？第二，预防的必要性大，一般预防必要性大，法律性他是可以提高的，而不是单纯的看违法的轻重，比如说故意毁坏财物和盗窃相比，你作为被害人你想一想，你有两步一模一样的手提电脑，一个人一个电脑被人砸坏了，另一个被人家偷了，你他偷那个谁，你会发现偷的可以追回来，那个砸坏的呢，砸毁的你追不回来了，对吧？从对于你的财产侵害来讲，故意毁坏财物是更严重的，可是从古至今没有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对故意毁坏财物罪规定的法律性重于盗窃的，为什么，故意毁坏财物罪的一个预防的必要性小，没有人动不动就去毁坏别人的财物，但是盗窃罪预防的必要性大，对吧所以他法律性就重，那嫖宿幼女为什么法律性重一点，我就是这个道理的，这个意义上来讲，你说删掉好吗？删掉可能不好，对不对，但你要再回过头来说，哎呀，我们刑法也是太重了，轻一点可以，那你删掉也可以，对吧？但是不管删不删，就是是法条竞合和想象竞合的？？关系是要弄明白的，我，整个国家现在都，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太值得研究的，呃。我原本呢，是说还讲一个重点法条的解读的，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讲这个问题，因为我昨天答应了我们的组织者，我要讲一讲这个律师在刑辩的过程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我只想提一些建议，原本是只讲给律师听的，但是又有法官，检察官们在这里，因为我只给律师讲的时候我就会说律师有哪些做的不对，对吧，但是我跟法官讲课的时候就说法官哪些做的不对，跟检察官讲课的时候就说检察官做的不对，对吧？我这么多年来所结识的律师，包括外国的律师，我也跟许多律师讨论过很多案件。下面我只是想提出一些建议。我没办法去建议怎么做好律师，对吧，这个我做不到。我从来没有做过律师也从来没有做过代理人。我只是要讲不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