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金娥

来源：人民法院报裁判要旨网络平台诱导网络从业者（主播）以不正当方式违规实施直播活动，严重影响网络从业者（主播）合法合规输出演艺并获得报酬之合同目的实现的，网络从业者（主播）可以“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由解除合同。【案情】2021年4月1日，李某某签约某公司成为该公司一名普通主播。双方签订《视频签约协议》，约定由某公司为李某某提供其运营的几个关联网络平台，李某某配合输出演艺内容，某公司采用保底每月4000元加绩效提成的方式按期与李某某结算薪酬，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赔偿金。双方另在《补充协议》中就每月直播天数、每天直播时长等进行了约定。合同履行过程中，因认为某公司存在未购置社会保险、无故克扣工资、诱导以不正当手段开展直播活动等行为，李某某向某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于2021年7月28日向重庆市万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因认为本案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受理范围，该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李某某遂起诉要求解除与某公司之间的合同，某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2791元。某公司认为李某某擅自停止直播、违约解除合同，遂提出反诉，请求判令李某某承担违约责任并支付赔偿金11.8万元。【裁判】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某与某公司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应为劳务合同关系。某公司未支付李某某劳务报酬，构成违约，因该公司逾期履行合同主要义务，李某某有权解除合同。遂判决，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宣判后，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除某公司未在合理期限内支付劳务报酬，李某某享有解除权外，某公司诱导李某某以不正当手段开展直播活动的行为亦违反法定义务，应受法律的否定性评价。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评析】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李某某是否因某公司诱导实施违规直播活动而享有解除案涉合同的权利。1.网络从业者（主播）与网络平台公司签约的合同目的。合同目的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期望得到的东西、结果或者达到的状态，通常表现为一种经济利益。合同目的又分为一般目的和特殊目的。实践中，合同目的因当事人不同或合同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别。就合同的一般目的而言，通常是指订立和履行某一类合同所要达到的基本的、共性的目的和结果，其固化于特定类型合同中，任何一个理性自然人均能够依据交易习惯事先预判，无须在合同订立时特别声明。本案中，对于网络从业者（主播）而言，其与某公司订立并履行直播表演协议旨在通过演艺输出获得相应报酬，此系网络从业者（主播）订立并履行合同的一般目的。众所周知，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且不得有悖公序良俗。因此，网络从业者（主播）与某公司即使未明确约定协议的订立及履行须合法合规，基于法律规定和常思常理常情，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进行演艺输出并合法合规地获得报酬，亦属网络从业者（主播）不言自明之合同的一般目的。2.某公司诱导违规直播违反法定义务且影响合同目的实现。网络安全法、《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管理办法》、《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规定，网络平台应当切实履行签约账号管理责任，不得组织、制作、营销含有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的活动。维护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既是网络主播的法定义务，亦是网络平台的法定义务。本案中，某公司诱导网络从业者（主播）以不正当方式实施网络直播，违反上述相关规定，且直接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污染网络直播的从业环境。网络从业者（主播）如接受违规直播的安排，其行为将受到法律的负面评价，其所获报酬将脱离合法收入范畴，进而影响其“获得合法合规报酬”之合同目的的实现；如某公司通过考评考核、降低评价、限制发展、扣减报酬等方式对拒绝实施违规直播行为的网络从业者（主播）进行打压或惩治，亦将直接导致网络从业者（主播）以演艺输出获得报酬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3.网络从业者（主播）可依“其他违约行为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解除合同。学理通说认为，除不可抗力、预期违约、迟延履行之外，其他违约行为包括各种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的行为，如拒绝履行、部分履行和加害履行，以及违反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应承担的注意、照顾、忠实等附随义务的行为。上述违约行为若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当事人可依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关于“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解除合同。在实践中，判断其他违约行为是否属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需根据违约的具体形态，结合实际情况，通过一定的因素和标准进行认定。本案中，某公司所运营的网络平台作为一家专业MCN机构即“网红孵化中心”，却诱导李某某以不正当方式实施直播活动，该行为属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亦属其他违约行为。同时该公司通过克扣、拖欠报酬等方式对拒绝从事违规直播活动的李某某进行“管理”，严重影响李某某合同目的实现，应受到法律否定性评价，李某某据此享有合同解除权。因此，李某某可依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解除案涉《视频签约协议》及《补充协议》。本案案号：(2021)渝0101民初12679号，（2021）渝02民终3800号

来源：人民法院报裁判要旨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口头协议，并通过履行部分“合同”义务谋取差价，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应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案情】被告人宣某某与王某某系夫妻关系。2018年以来，宣某某为骗取他人财物，在物流市场上搜取他人发货时所留的收货人手机号，使用昵称为“南通家纺厂家”“家纺批发”等微信添加被害人为微信好友，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家纺的图片、低于市场价的家纺信息引诱被害人订货。被害人全款支付货款后，宣某某通过少发货物、发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货物等方式骗取被害人，之后以种种理由推脱或者将被害人拉黑。从2018年9月30日起，宣某某单独或伙同王某某，通过上述方式以及使用变声软件与被害人聊天等手段，累计诈骗多名被害人，犯罪数额为40310元。【裁判】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二被告人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通过在朋友圈发布虚假信息诱使被害人签订合同的方式实施诈骗，被告人虽然表面上履行了供货义务，但该“供货义务”实质上是被告人的诈骗手段，即被告人通过履行部分“合同”义务谋取差价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二被告人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应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沁阳法院于2021年3月31日作出（2020）豫0882刑初392号刑事判决，判决：被告人宣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王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宣某某提出上诉。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4日作出（2021）豫08刑终127号刑事裁定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该判决已生效。【评析】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存在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以履行部分合同义务、不全面履行全部合同义务的方式骗取被害人款项，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其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行为特征，应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根据合同履行了部分发货义务，但是该“合同”不是导致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而作出财产处理的主要原因，被告人履行供货义务实质上是其采用的诈骗手段，即被告人通过履行部分“合同”义务谋取差价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合同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特殊形式，诈骗罪的特征在合同诈骗罪中也具备。诈骗罪侵犯的客体为公民的财产权利，合同诈骗罪作为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种罪，侵犯的客体包括市场经济秩序和公民的财产权利，且罪责评价更侧重于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关于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分，主要从以下几点来把握：第一，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否订立合同。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约定的内容必须受市场秩序所调整，不受市场秩序调整或者主要不受市场秩序调整的“合同”，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婚姻、监护、收养、扶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以及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第二，行为人是否实施与合同内容有关的经济活动。要认定合同诈骗罪，行为人必须实施与合同约定内容相关的经济活动，即具有与签订、履行合同相关的筹备、管理、经营活动。即使合同条款中明确了双方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但行为人根本不存在任何筹备、管理、经营活动的，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如果行为人客观上没有实施任何与合同内容相关经济活动，“合同”就意味着仅是一个道具，未实质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而仅是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利。第三，“合同”是否系导致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而作出财产处理的主要原因。即使行为人与被害人订立了合同，且行为人实施了与合同内容相关的经济活动，要认定合同诈骗罪也不够，还必须要求合同系导致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而作出财产处理的主要原因。本案中，二被告人已明知采用少发货、发不符合约定的货物骗取他人财物系违法行为，但通过谎称自己系家纺厂家，可以提供质优价廉的货物，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诱使被害人支付货款，且为了掩饰真相，使用变声软件伪装成女声与被害人聊天，而后通过少发货、发质量差的货物骗取被害人款项。二被告人虽与被害人达成口头协议，被告人根据合同履行了部分发货义务，但是该“合同”不是导致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作出财产处理的主要原因，被害人处分财产的主要原因是被告人在朋友圈发布了虚假的信息，谎称自己系家纺厂家可以提供质优价廉的货物导致被害人陷入了错误认识；被告人虽然表面上履行了供货义务，但该“供货义务”实质上是被告人的诈骗手段，即被告人通过履行部分“合同”义务谋取差价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综上，采取买卖劣质商品的方式骗取被害人财物的，应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案号：（2020）豫0882刑初392号，（2021）豫08刑终127号

来源：人民法院报裁判要旨使用虚假临时身份证补办被害人的手机卡，再用补办的手机卡用以接收被害人雷达网账户登录及交易验证码，盗窃虚拟货币的行为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和盗窃罪的想象竞合，应择一重罪处罚。关于犯罪数额的认定，应重点审查被告人的销赃金额、被害人的购入成本或者投入成本，合理确定犯罪数额，做到罚当其罪。【案情】邓某获取了包括受害人李某在内的多人雷达网账户，再从张某处获取了雷达网账户绑定手机号的机主信息，然后根据获取的机主信息并使用同伙王某的照片制作了虚假被害人临时身份证，由邓某带领王某等人使用虚假临时身份证补办了被害人手机卡，补卡成功后张某将手机卡装至自己手机中，用以接收被害人雷达网账户登录及交易验证码，再由杨某负责根据获取的验证码后台登录被害人雷达网账户将被害人的虚拟货币全部转出，由龚某负责接收杨某转移的虚拟货币并进行套现，非法获利共计600余万元。【裁判】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虚拟货币虽然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虚拟货币也不具有法偿性，不属于法定货币，但虚拟货币对于其持有人来说还是具有特定价值的，盗窃罪侵犯的客体包括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虚拟货币可以作为盗窃罪的侵犯客体。关于盗窃数额的认定，不宜以被盗虚拟货币的市场价格认定盗窃数额，应以被告人套现获利金额认定盗窃数额。法院遂以盗窃罪对被告人邓某、龚某等人定罪量刑。宣判后，邓某、龚某等人提出上诉，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虚拟货币可以成为盗窃罪侵犯的客体，遂维持了青云谱区法院关于被告人邓某某、龚某某等人构成盗窃罪的判决。【评析】一、虚拟货币可以成为盗窃罪的侵犯客体盗窃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所谓财物并不仅限于有体物，只要财物符合以下三个特征就可以是盗窃罪侵犯的客体：即具有管理的可能性、具有转移的可能性、具有价值性。虚拟货币具有管理的可能性，虚拟货币的所有权人可以占有虚拟货币，并对其进行诸如转移、支付等管理；虚拟货币还具有转移的可能性，很多虚拟货币官方自带转账功能，可以将虚拟货币转至行为人控制的“加密钱包”；虚拟货币对于所有权人来说还具有特定价值，需要所有权人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才能获取相应的虚拟货币。从以上角度分析虚拟货币完全可以成为盗窃罪的侵犯客体。虽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于2021年9月15日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货币属性，虚拟货币受到政策监管，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款：“盗窃毒品等违禁品，应当按照盗窃罪处理的，根据情节轻重量刑”之规定，违禁品也可以作为刑法中的财物加以规制，虚拟货币的监管性并不影响其作为盗窃罪的侵犯客体。二、邓某等人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和非法获取计算机系统数据罪的想象竞合邓某等人使用虚假临时身份证补办被害人的手机卡，再用补办的手机卡用以接收被害人雷达网账户登录及交易验证码，再用获取的验证码后台登录被害人雷达网账户将被害人的比特币、以太坊、雷达币等虚拟货币全部转出，邓某等人未经服务器管理者同意获取管理权限并侵入服务器，获取虚拟货币的公钥以及私钥并转移虚拟货币的占有，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同时，邓某等人以秘密的方式获取受害人虚拟货币的公钥以及私钥并转移虚拟货币的占有，最终将虚拟货币套现获利，其行为也构成盗窃罪，邓某等人以一个主观故意实施一种犯罪行为，触犯两个罪名，构成想象竞合，应择一重罪处罚，即应按照处刑较重的盗窃罪对邓某等人定罪量刑。三、盗窃虚拟货币的犯罪数额应如何认定根据《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中任何所谓的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为代币或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等规定，鉴定机构不会也不能对虚拟货币的价格认证进行受理，同时，我国也不认可国外虚拟货币交易价格平台发布的虚拟货币价格，因此，关于盗窃虚拟货币的犯罪数额认定在司法实践中一直是一个难点。当前，司法实践中普遍的做法就是以被告人的销赃金额确定其犯罪数额，该种认定方式简便易行也能做到罪责刑相适应，但同时也存在缺陷，即如果被告人盗窃虚拟货币后尚未出手获利的情况下如何认定犯罪数额便不再适用。在此情况下，我们应当重点查明受害人取得虚拟货币的方式和成本，如果受害人通过“挖矿”方式获取虚拟货币，则应以受害人的挖矿成本确定犯罪数额，如果受害人从交易平台买入虚拟货币，则应以受害人的买入成本确定犯罪数额，尽量做到罚当其罪。本案案号：（2021）赣0104刑初274号，（2022）赣01刑终1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