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微

原告诉称：我与被告原系夫妻关系，x年x月x日经法院判决离婚，判决时同时确定婚生子冯某由被告抚养，我每月支付抚养费人民币400元至其年满十八周岁时止。判决生效后，我每月都按时支付抚养费，履行好我的相应义务，但是被告在我探视冯某时却不予配合，离婚后我仅仅见过冯某几次，我91岁的高龄母亲甚至仅仅在孩子出生时见过孩子一次。x年x月x日，被告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孩子的名字变更为张某，知道我最近一次探视孩子的时候才得知这个情况。我与被告离婚后，虽然孩子的抚养权归被告，但是由于被告长期生活在国外，不能对孩子尽扶养义务，长期由被告的父母帮忙照顾，而被告的父母年龄较高且身体多病，无力照看孩子。我原来是国家科研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前常常需要在国外工作，所以由于我的工作原因未能实践自己变更孩子抚养权的想法，现在我已经内退在家了，经济状况也非常好，我的现任配偶和我也没有再生育子女的想法，我们能够共同抚养好孩子，所有我比被告更适合抚养孩子，现在也正是孩子世界观形成和学习方法培养、教育的关键期，故我诉至法院请求判决张某的抚养权归我，同时要求被告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被告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所述的法院判决离婚和确定抚养权的情况属实。孩子已经年满12周岁，其本人意愿是继续跟我生活，法院应当尊重孩子本人的意愿，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我和原告自2000年12月16日经法院判决离婚后，孩子一直由我抚养，与我形成了深厚的母子感情，而原告从来没有尽到扶养义务，没有变更抚养权的事实依据。原告称我定居国外的情形并不属实。再者，原告目前的婚姻生育状况也不适合抚养孩子，原告和我结婚属于再婚，原告和第一任妻子有一个女儿，原告在和我离婚后又再婚了，其第三任妻子非常年轻，所以很有可能生育第三个孩子，无法保障张某的幸福，而我不可能再有孩子了。总之，我的经济状况、生活物质条件、教育背景状况等各方面都优于原告，能够继续给孩子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确保孩子健康成长，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查明：x年x月x日，原、被告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x年x月x日，原、被告生育一子冯某。x年x月x日，原、被告经法院判决离婚，婚生子冯某由被告抚养，原告自x年x月x日起每月给付抚养费人民币400元至其年满18周岁时止。此后，冯某一直跟随被告生活，并更名为张某，由被告父母协助被告照顾。婚生子张某自x年至x年在学业及兴趣爱好等方面均取得优秀成绩，由于其已经年满十周岁，本院征求了其本人对随父亲生活还是随母亲生活的意见，张某在谈话中能够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意思，有礼貌、积极自信、健康活泼，表现出良好的综合素质，并且明确表示在过去的十余年中跟随母亲和外祖父母生活愉快，与母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愿意继续与母亲生活。另，原告与被告结婚前与第一任妻子育有一女儿，原告与被告离婚后另行结婚；被告未再婚，无其他子女。原告系中国x公司的内退职工，退休前系该公司副经理、高级工程师，退休后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被告亦提交其公司的证明，证明其在x公司担任总监，年薪丰厚。上述事实有民事判决书、证明信、获奖证书、婚生子张某当庭陈述、双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确定子女抚养问题，应当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妥善解决。本案中，张某随被告生活时间较长，被告对张某的抚养教育也是恰当的，不存在对其成长明显不利的因素；张某的外祖父母与张某共同生活，有能力协助照顾张某；张某目前学业较繁重，突然改变环境反而可能对其健康成长不利；被告没有其他子女，而原告还有一女儿。本院还考虑到张某本人向本院表达了强烈的与被告共同生活的意愿，故现在不应当轻易变更张某的抚养权，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律师说：孩子的抚养权往往系离婚案件中的焦点问题，如何确定孩子的抚养权，需要综合考虑双方的各方面因素，不仅仅局限于双方的经济条件，还需要考虑孩子的生活环境及生活习惯等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因素。对于年满十周岁的孩子，还应当征询其本人的意见，尊重孩子的选择，

原告诉称：原告之母与被告于x年x月x日相识，x年x月x日确定恋爱关系并开始同居，x年x月x日，原告之母生育原告。x年x月x日，原告之母、被告及原告共同在阳朝医院做亲子鉴定，鉴定结果为被告系原告的生物学父亲。原告之母怀孕期间，被告每月给付生活费2万元。原告出生后，被告每月给原告之母1万元，直到次年1月，由于原告之母与被告对给付原告抚养费一事未协商一致，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每月给付原告抚养费2万元。被告辩称：我与原告的母亲于x年x月x日在北城一家夜总会相识，当晚我们发生了第一次性关系，当时原告之母也有男朋友。此后半年多我们没有见面。半年后，原告之母在外地给我打电话，说她打胎很久了，而且说孩子是我的。我说我不相信。过了一两个月，原告之母又给我打电话，我已经回北城了，说已经回北京了，提出见面。10月8日，我们见面，晚上我喝醉了，与原告之母发生第二次性关系。12月9日，我出差回北城，原告之母告诉我她又怀孕了，我又是不相信，我一直劝其不要生，但她一意孤行，我也没有办法，开始背着家里和同事，偷偷摸摸给其支付各种开销。次年8月原告出生后，我和原告之母在朝阳医院做了一次亲子鉴定，至今我都没有看到鉴定报告。鉴定结论是被告之母告诉我的，其声称我们两人确定恋爱关系并同居的说法不成立。至今我们双方所有的接触时间加起来不超过5天。起诉状中其住址是其生产时我托朋友给她找的，我承担房租，但从未踏足过，更谈不上同居。原告要求我支付抚养费，我认为应当以确定我是原告的生父为前提，因此我申请法院进行司法鉴定，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之母与被告于2010年5月相识，原告之母系未婚，被告系离异。之后原告之母与被告发生性关系，致原告之母怀孕，于次年8月生一子，即原告。庭审中，被告申请对原告是否为被告之子进行亲子鉴定。本院依据被告的申请，委托xx司法鉴定所进行该鉴定。根据该所出具的法医物证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在排除同卵多胞胎、近亲及外源干扰的前提下，支持xx、xx是xx的生物学父、生物学母，从遗传学角度可以得到科学合理的解释。”被告支付鉴定费3600元。原、被告对该鉴定结论均予以认可。庭审中，被告提交工资单和完税证明，证明其每月平均收入为13000元，被告表示愿意每月给付原告抚养费5000元。以上事实，有鉴定报告、工资单、完税证明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作证。本院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现原告年幼，被告作为不直接抚养原告的生父，对原告有抚养和教育的义务。故原告要求被告给付抚养费，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要求的抚养费数额过高，本院依据被告的收入情况及被告本人的意愿予以酌定。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月起每月给付原告抚养费五千元，至原告年满十八周岁止。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律师说：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权利，履行同等的义务。这体现了我国《婚姻法》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保护，非婚生子女在尚未成年时享有同等的被抚养的权利，成年后负有同等的对其父母的赡养义务。父母婚姻关系是否存续，原则上不应当影响其子女的合法权益，这也体现了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人文关怀。

近年来，房价的持续走高催生了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假离婚。为了买房买车、拆迁补偿、逃避夫妻债务等，婚姻成为一些人突破政策限制、获取灰色收益的筹码。但正所谓收益越高，风险越大，这种中国式假婚姻，亦隐含着不可预知的风险。中国式假婚姻，以假离婚为典型代表。但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虽然名义上称为假离婚，但其在法律上的后果同真离婚并无二致。因此，虽然通过假离婚获取利益后又复婚的例子不在少数，但一不小心真单身的例子也数见不鲜。广东省某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男方与女方协议离婚，约定两套婚后共有的房屋归女方所有，男方放弃女方名下的其他财产，离婚后不得再有争议。后男方起诉要求撤销该离婚协议，称该协议并非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系双方为了回避限购政策而假离婚买房，且双方口头约定购房后复婚，并提供了证人证言及相关证据。而女方则称离婚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男方因有过错而选择净身出户。一审法院驳回了男方的诉讼请求，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该案例可谓“假离婚”变“真离婚”的典型案例，当事人在选择假离婚时只考虑到了眼前的利益，往往忽视了其中隐含的法律风险。首先，我国当前尚无关于无效离婚或可撤销离婚的法律规定。其次，我国法律赋予当事人婚姻自由意味着是否离婚以及是否同意复婚，完全取决于当事人本人的意思表示。而在假离婚案件中，当事人往往选择协议离婚，婚姻登记机关对婚姻关系的解除往往只进行形式审查，对双方的感情状况和结婚、离婚的真实动机则不得而知，亦不负实质审查的义务。最后，我国法律对于离婚协议中财产的分割，只有在被欺诈或者胁迫的情形下，才能要求法院撤销或者变更，而假离婚的当事人往往对此难以举证。婚姻不是筹码，不应拿来冒险或者博弈，它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一种情感的结合，需要法律的保障。只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中时，婚姻亦将处于危险之中。

夫妻家事代理权，又称日常家务代理权，是夫妻之间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为一定法律行为时享有对对方的当然代理权，被代理的他方对由此所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日常家事的具体范围，各国法律对此做出了不同的界定，大致可以归纳总结为日常家务主义和生活需要主义两种。日常家务主义将日常家事的范围限于维持夫妻及家庭成员正常生活运转，且一般用于家庭生活的必需品，以日本为典型；而生活需要主义则适用于与家庭相当的生活需要范围内的全部法律行为，除了通常必要的基本事项外，还包括与家庭经济相符合的改善家庭生活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支出，以及为家庭生活需要的其他特殊法律行为，该模式为德国所采纳。我国《婚姻法》及司法解释对这一制度仅作出了较为概括和零散的规定。《婚姻法》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婚姻法》解释（一）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夫或妻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但仅止步于此，未再加以具体规定。笔者认为，我国《婚姻法》确有必要将该制度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夫妻需要处理的日常琐事繁多，虽然事事双方共同处理能体现共同意愿，但现代生活要求快捷便利，因此若凡事均需书面授权，不仅增加了费用开始，亦使得婚姻生活有所不便。其次，该制度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利。通过对该制度的规定，第三人的行为有了明确的行为规范指引，其能够了解哪些事项对方可直接决定，而无须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既减少了不必要的交易成本，也能够有效避免不可预知的风险。婚姻关系双方的家事代理是当前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日常行为之一，意味着由此产生的问题也不在少数。因此，我国有必要将夫妻家事代理制度纳入立法的日程，从而更好的解决由此产生的众多法律纠纷。

不久前，山东省济南市推出“离婚冷静期”制度，期限3个月。该期限内，双方需保持冷静和理智，原则上不准提出离婚。该冷静期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冷静期内，如果双方已和好，可到法院撤销起诉；倘若确实属于“死亡婚姻”，则按照流程进入审判程序。该制度一经提出，便在全社会引发了热议，部分人认为该做法彰显了司法关怀，也有部分人认为这一制度限制了当事人的婚姻自由。实际上，这一制度并非我国原创，当前国外已经存在更为完善的别居制度，其意义就在于给予婚姻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充分的时间冷静考虑后再决定是否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别居，是指婚姻关系的双方当事人暂时或者永久性地解除同居关系，与离婚不同，别居期间夫妻之间仍然负有除同居之外的其他义务。该制度最早系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会法的禁止离婚主义下为不堪共同生活的夫妻而设定的制度，随着立法观念的发展不断演变为现今的别居制度。当前大多国家实行离婚与别居并存的模式，别居后可以转化为离婚，也可以转化为婚姻的继续延续。这种模式既保护了当事人的婚姻自由，亦可有效避免离婚自由的滥用。笔者认为，婚姻关系作为一种同时包含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综合性法律关系，也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状态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若对该法律关系适用完全的“个人本位”则稍有欠妥。当前我国社会整体离婚率几乎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若仍不加以调整，于整个社会的长期发展亦有不利。此外，在司法实践中，许多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的夫妻往往仅是因为一时冲动，起诉之后选择撤诉的案例亦不在少数。如果任由当事人如此不加限制的行使其离婚自由，容易导致对司法资源的滥用和浪费。因此，别居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其本质并非限制当事人的婚姻自由，而是引导当事人对婚姻采取一种更为慎重的态度。其次，别居制度的存在并未否认离婚制度的意义，对于起诉到法院的达到“感情确已破裂”的婚姻案件，当事人仍享有完全的离婚自由。当前各地法院陆续推出“离婚冷静期”制度，可以视为别居制度在我国的萌芽，仍需要进一步的成长。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可以考虑逐渐将该制度纳入法律调整的轨道，既促进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也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