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豫0184民初11318号原告(反诉被告):卢某德，男，1956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康，河南智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靳某，河南智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刘某超，男，1991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准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伟，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某瑀，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卢某德与被告(反诉原告)刘某超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卢某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康、靳某，被告(反诉原告)刘某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伟、常某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卢某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刘某超赔偿卢某德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费用共计173986.2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10月3日14时25分，卢某德驾驶电动三轮车与刘某超驾驶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卢某德与刘某超受伤。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出警并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某超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双方曾多次协商赔偿事宜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故诉至法院。刘某超辩称，一、根据事故认定，卢某德驾驶电动三轮车逆向行驶，其行为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因素，起主要作用，负主要责任;刘某超起次要作用，负事次要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因此，应判决卢某德承担90％的责任。二、卢某德系农村户口，应按照农村标准赔付。三、根据卢某德提供的病历、费用清单、用药清单等，应扣除非医保用药10％。四、护理费应提供护理人员的身份证、工资收入证明，且卢某德家住农村，后期护理依赖产生的护理费标准应按农业从业人员计算;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应以正式票据为凭，并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卢某德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其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并结合当地的生活水平，酌减为3000元为适。刘某超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卢某德赔偿刘某超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39813.48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10月3日，刘某超驾驶电动自行车与卢某德驾驶电动三轮车发生碰撞，造成卢某德与刘某超受伤。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出警并出具路交通事故认定，卢某德对事故负主要责任。事故发生后，卢某德拒不履行赔偿责任，故提起诉讼。卢某德针对刘某超的反诉辩称，根据省法院文件精神，本案责任应以三、七开为宜;应审查排除刘某超过高的医疗费;刘某超主张的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明显过高，愿意在合理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0月3日14时25分许，卢某德驾驶电动三轮车沿郑州市郑新路东半幅由北向南行驶至郑新快速路绕城高速口北约200米处时，与刘某超驾驶电动自行车沿郑新快速路由南向北行驶至比处发生碰撞，造成卢某德和刘某超受伤。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作出第41010412018000061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卢某德驾驶电动三轮车在道路上逆向行驶，其行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重要因素，起主要作用，对此事故负主要责任;刘某超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未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其行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部分因素，起次要作用，对此事故负次要责任。卢某德被郑州某医院诊断为创性颅内出血、脑挫伤、锁骨骨折等伤情，住院治16天，长期医嘱单记载住院期间陪护人，支出医疗费126230.42元。出院医嘱为注意休息、加强营养，视恢复情况再次手术植入合金材料修补颅骨等。2019年4月25日，河南省直某医院司法鉴定中心接受本院委托，作出豫省直某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055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确认卢某德颅胞外伤致左侧肢体偏雍评为四级伤残。卢某德为此支付鉴定费1000元、检査费(放射费、CT费、脑心电)1139元。刘某超被郑州某医院诊断为开放性面部损伤、腓骨干骨折等伤情，住院治疗5天，支出医疗费14178.48元。出院医嘱为术后4-6周复诊，必要时住院康复治疗，院外继续治疗等。本院认为，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对涉案事故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符合客观事实，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采信。因此，卢某德、刘某超对于此事故的发生、两人受伤均存在过错，刘某超应依据事故责任对事故给卢某德造成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卢某德应依据事故责任对事故给刘某超造成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卢某德要求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于法有据，本院子以支持，但赔偿数额应以其实际损失依法计算为限。(一)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收费票据，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可计医疗费127369.42元(含伤残评定检査费1139元)，刘某超辩称应扣除非医保用药10％，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信。(二)按照50元/天的标准，住院16天，可计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三)按照20元/天的标准，住院16天，可计营养费320元。(四)卢某德要求按照河南省2018年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39522元/年标准计算护理费，符合有关规定，参照医疗机构意见并结合卢某德伤残情况，护理期酌定为180天，可计护理费19490.30元。(五)根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统一城乡标准试点工作的意见(试行)》规定精神，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件的残疾赔偿金统一按照河南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74.19元/年的标准计算。结合卢某德年龄及伤残等级，依法计算17年，可计残疾赔偿金379302.86元。相应地，刘某超要求按照农村标准予以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六)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卢某德伤残，使其遭受精神痛苦，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情节等因素，本院对其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酗定30000元。(七)鉴定费为1000元。(八)根据卢某德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就医等情形，本院对其交通费酌定320元。刘某超应当承担卢某德上述损失558602.58元的30％，即167580.77元。刘某超辩称卢某德应承拒90％的责任，缺乏相应的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刘某超要求卢某德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赔偿数额应以其实际损失依法计算为限。(一)根据医疗机枃出具的收费票据，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可计医疗费14178.48元。(二)按照50元/天的标准，住院5天，可计住院伙食补助费250元。(三)按照20元/天的标准，住院5天，可计营养费100元。(四)刘某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实际减少收入情况，参照河南省上年度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45677元/年的标准计算误工费;参照医疗机构意见并结合刘某超伤情，误工时间酌定60天，可计误工费7508，55元。(五)刘某超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护理人员因护理实际少收入情况，参照河南省上一年度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45677元/年的标准计算护理费;参照医疗机构意见并结合刘某超伤情，按1人护理计算10天，可计护理费1251.42元。刘某超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卢某德应当承担刘某超上述损失23288.45元的70％，即16301.92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ニ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ニ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某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卢某德各项损失167580.77元;二、反诉被告卢某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反诉原告刘某超各项损失16301.92元;三、驳回原告卢某德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反诉原告刘某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3780元，由原告卢某德负担139元，被告刘某超负担3641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98元，由反诉原告刘某超负担235元，反诉被告卢某德负担16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陈卫东人民陪审员王纯人民陪审员王改英二0一九年十二月二七日代理书记员刘冉

赵某博与上海某咨询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豫0105民初2720号原告：赵某博，男，1986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军，河南天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某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定代表人：张某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李某康，河南智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某博与被告上海某咨询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军，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李某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赔偿原告租金损失及物业费共计99225.99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6月1日，被告与原告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承租原告位于系郑州市××水路××楼××单元××号房屋作为办公用房，租赁期限自2013年6月6日起至2018年8月5日止，共计62月。合同签订后，被告为办公需要，拆除了1801号与1802号之间的隔墙，并在合同中承诺退房时复原。2017年1月初，被告单方提出终止租赁合同并搬离租赁房屋，可并没有按合同约定复原1801号与1802号之间的隔墙。2017年1月6日，在原告的再三催促下，被告出具书面声明，承诺2017年1月20日前恢复1801与1802之间的砖墙结构。可被告出具书面声明后，仍迟迟不履行。在原告的再三催促下，才于2018年4月13日向1802号房主陈某珍汇付了13000元，作为恢复墙体的费用，让原告与1802号、1803号房主自行找人恢复。综上，原告认为，由于被告迟迟不履行其义务，造成被告搬离原告房屋后的后续出租不能正常进行，对此三个月的租金及物业费用损失，被告理应赔偿。原告分别多次向被告要求按照合同约定同期租金标准支付租金及物业费用损失的赔偿费用，均遭到被告的拒绝。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被告辩称：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未及时恢复房屋隔断而产生的租金、物业费损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一、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首先，被告及时办理了退租手续，于2016年12月5日向原告出具提前退租通知书，履行了合同约定的提前告知义务，同时，在租赁合同解除后，被告严格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并未向原告主张要求退还租赁保证金，故被告依约解除合同，不存在违约行为。其次，被告自始至终不存在迟迟不履行恢复墙体的行为。2017年1月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书面声明，明确表示在2017年1月20日前恢复墙体隔断，但近半个月的时问里，原告以及刘某三、陈某珍三人一直不予提供恢复墙体隔断的厚度、宽度以及用料材质，造成被告无法进行隔断恢复（若被告强行恢复，不能达到原告的要求，被告平白多做无用功）。1月20日后，被告再次与三人沟通恢复事宜，因为四方针对是恢复原状？还是补偿价款？补偿价款多少？怎么转款？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磋商，被告需要兼顾三方，三方表达意见又均不ー致，后又穿插春节、过年，直至2017年3月10日，四方才签订了第一份《协议》，之后陆陆续续于3月17日、18日完成三份《协议》的签订。3月18日至4月12日，此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被告既要接受信件、确认各方意见，又要审批盖章、将协议送还各方，而后进行审批、及时拨款。针对墙体恢复一事，被告在协议签订前积极协同三方磋商，促成协商结果；在协议签订后，严格按照合同履行。被告一直尽心尽力满足三方的要求，何曾出现迟迟不愿履行恢复墙体的行为？结合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可以看出，原告诉称的事实与理由严重背离了案件事实。最后，2017年3月18日被告与原告以及刘某三、陈某珍签订《协议》，明确约定，恢复墙体的工程总价款为13000元，此协议价为一次性包死价格，并最终签字、盖章确认。后被告于2017年4月12日向三方指定账户支付13000元，至此，双方房屋租赁合同一事已解决完毕，再无任何纠纷，但原告现在却强行突破《协议》的约定，在事情处理完毕一年半以后又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违背了契约精神，其诉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二、原告诉称的损失，属于预期可得利益损失、间接损失，本案的情况不具备间接损失的构成要件，原告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从法律角度来讲，间接损失的构成要件有三点：存在违约行为、存在损害事实，违约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首先，2017年1月5日，被告搬离涉案房屋，此时间节点，原告在诉状中也做了陈述，故双方合同解除的时间为2017年1月5日，根据约定合同解除后，被告负有的义务只有一条：恢复墙体。关于恢复墙体，双方签订有《协议》，并已经实际履行，原告墙体的损失也已经得到了弥补，且协议约定协议价为一次性包死价格，是双方针对房屋租赁事宜最终的一次性了解，自价款支付之日，双方关于租赁事宜再无任何纠纷；被告依约履行协议，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告诉请赔偿损失的基础根本就不存在。其次，出租房屋想要成功，需要考虑种种要件，比如：有没有客户来看房？客户对房屋的空间是否满意？双方对于房屋租赁费用是否达成一致？中间有没有进行磋商？最后，被告2017年1月5日已经搬离房屋，合同实际解除的时间为2017年1月5日，作为房东，如果房屋真的存在因为墙体隔断一事而造成无法出租的情形，通常的做法都是自已先进行墙体恢复，先把房屋租赁出去，保证房屋一直获取收益，减少自已的损失，而后再起诉前承租人要求赔偿墙体恢复费用，反观原告，在获得墙体恢复费用之后，又诉求巨额赔偿，实属不该。被告认为：隔墙一事与是否能够成功出租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隔断一事并不是导致房屋无法出租的主要原因，被告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被告在依约履行合同的基础上，又出于人道主义补偿了原告一个月的房屋租金。涉案合同实际解除的时间为2017年1月5日，但被告支付房屋租金的时间至2017年2月5日，也就是说，2017年1月5日实际解除合同后，被告额外以房屋租金的形式补偿了原告31833元。抛开原告诉请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均达不到预期可得利益、问接损失的构成要件，即使说被告存在过错，那么额外补偿的房屋租金也足以弥补原告的相关损失。综上，被告依法解除合同，因解除合同而产生的义务亦履行完毕，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原告诉求损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2013年6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合同，主要约定：原告将坐落于郑州市金水区房屋出租给被告使用，房屋建筑面积共计250.83平方米，使用面积182.12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13年6月6日起至2018年8月5日止，共计62个月；单位租金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天3.6元计（含税），月租金总额为27500元，租赁费每年按5%递增；原告交付出租房屋时，可向被告收取租赁保证金30000元，并向被告开具收据；原告应于2013年6月6日前将本合同项下房屋交付被告使用；租赁期内，使用该房屋所发生的水、电、气、通讯、设备、物业管理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租赁期届满或租赁合同提前解除，被告无需对出租房屋恢复原状，但被告应将出租房屋及其固有设施在保持安全及正常使用的状态下返还给原告，并且退房时将恢复原1801室与1802室之间隔墙；原告应在被告返还房屋并结清租赁费后10日内，将租赁保证金退还给被告；本合同终止后，被告应于终止后1日内迁离出租房屋，并按本合同约定将其返还原告；原、被告各方不履行本合同所约定的义务造成对方损失的，应赔偿对方遭受的损失，租赁期内，原、被告双方都不得借故提前终止或解除合同，如被告确需退租的，应提前两个月通知原告，且无权要求原告退还租赁保证金。后，被告向原告转账支付租赁保证金30000元，并支付租金至2017年2月5日。2016年12月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一份提前退租通知函，主要载明：被告将于2017年2月5日前搬离该租赁房屋并退租，请原告在本条约定的时间之前与被告就退租事宜进行协商并交接该租赁房屋，否则自2017年2月5日起将视为被告已经与原告就房屋租赁合同的解除达成一致，且被告已按照上述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方式完成了交房义务；自2017年2月5日起，双方因上述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承担的租赁权利义务全部终止；其他退租事宜按合同约定执行。2017年1月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一份声明，主要载明：“承租xx原本租期五年，现因我方单方违约，提前终止合同，自动放弃违约金及剩余房租。并承诺，于2017年1月20日前恢复1801与1802，1802与1803间的砖墙结构”。2017年3月1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协议，主要约定：就郑州市某路**号*号楼*单元18层1801、1802、1803出租房墙体恢复事宜达成如下协议：施工地点为郑州市XX1801、1802、1803室内；工作内容为按原设计图纸尺寸，恢复1801与1802与1803间的墙体、内粉、内墙涂料及拆除现有墙体的垃圾外运、清理；工程造价为13000元整，经征得原告、陈某珍、刘某三三位房东共同同意，工程款由原告、陈某珍、刘某三三方共同承担，若原告、陈某珍、刘某三三方之间因恢复墙体费用等事宜产生纠纷的，将自行解决，与被告无关；原告、陈某珍、刘某三三方指定户名为叶某、开户行为建行新乡经开区支行、账号为55×××31的账户为期收款账户；被告向上述账户付款后，即视为被告向原告、陈某珍、刘某三三方履行了付款义务和原告、陈某珍、刘某三三方已收取了该款项，原告、陈某珍、刘某三三方将自行承担因上述指定账户所产生的责任和后果；四方签订协议，被告一次性付款后协议生效，此协议价位一次性包死价格，协议生效后原告、陈某珍、刘某三三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再向被告索要墙体恢复费用。2017年4月13日，被告通过其名下账（尾）号0379向上述叶某名下账（尾）号1831转款13000元。原、被告因上述房屋租赁合同发生纠纷，诉至本院，酿成诉讼。本院认为：涉案房屋租赁合同、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告提前退租并于2016年12月5日向原告出具提前退租通知函载明将于2017年2月5日前搬离。被告亦发出声明自动放弃违约金及剩余房租。同时，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原告在被告已提前告知退租时间的情况下，也应采取自行修复等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且之后原、被告就墙体恢复事宜又达成协议并实际履行完毕。协议载明被告一次性付款后协议生效，此协议价位一次性包死价格，协议生效后原告等不得以任何理由再向被告索要墙体恢复费用。故原告诉请被告赔偿因墙体修复产生的2017年2月至2017年4月三个月的租金及物业费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某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1元，减半收取1140.5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张岩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书记员王芳

旅游时，因突发疾病而死亡，旅行社赔不赔？【基本案情】2015年，以案外人朱某为代表的25人（含蒋某，82岁）与被告旅行社签订了旅游合同，旅游内容。在出发前，蒋某等人签订了高龄人士参团免责书。当日下午，到达目的地，被告组织旅游者参加自费项目乘船活动，蒋某未参加，在晚上到达旅馆时发现其抽搐、语言不清等情况，后旅行社导游拨打120救助电话，诊断为脑梗死，冠心病、高血压病。旅行社派员与蒋某三个子女赶赴医院，三原告在不考虑医院神经手术治疗和转入重症监护室的建议，要求回上海医院治疗，在回上海途中死亡。原告认为被告存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起诉法院要求旅行社赔偿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合计30余万元。【法院裁判】被告存在注意义务的缺失，有一定过错，而受害人死亡是由于其自身疾病引发，最终法院酌定被告承担15%的赔偿责任，合计5万余元。【律师解答】被告作了旅游风险告知，受害人蒋某等人也签订了高龄人士参团免责书，虽然受害人对此存在风险自甘，但作为被告方，对高龄老人应比常人应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在发现受害人身体不适后，被告在旅游地相对游客更具有地理、人和方面的优势，应给予及时送医、垫付医疗费等措施提供帮助。本案中，受害人从发现身体不适到入院治疗，存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期间也未垫付过相应的医疗费，时间上存在延误治疗的情况，故推定被告存在注意义务的缺失，有一定过错，且受害人死亡是由于其自身疾病引发。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的规定，法院酌定被告承担15%的赔偿责任。【律师建议】对于旅游中风险的防范和规避，注意以下几点：一、作为游客，对自身的安全具有第一位的保障责任，切勿疏忽，同时旅行前购买好足够的旅游意外险。二、作为旅行社：（一）出发前或者行程中履行好安全告知义务：1、切忌走形式，履行告知义务内容必须做到具体明确，而不是只告知旅行者注意安全，而要告旅行者知如何注意安全；2、导游在履行告知义务过程中，要非常详尽地介绍旅游目的地的情况，具体到告知旅行者如何横穿马路等；3、履行义务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例如，发放安全告知书、行程单，并保留签署回执等。（二）发生事故时尽量能保存现场照片；（三）发生事故后及时救助，履行好送医治疗、适当垫付医疗费、协助理赔等事项。【相关法条】《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由第三人承担责任；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旅游者请求其承担相应补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加盟保安公司需要什么条件办理条件设立保安服务公司条件：（一）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名称、章程、组织机构和服务范围；（二）有符合国家规定并与服务范围相适应的注册资金；（三）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必备的设备、设施；（四）有一定数量的保安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五）法定代表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和一定的法律专业水平及保安管理工作经验；（六）国家设立企业法人的其他条件。二、申报材料1、设立请示原件3份申报者盖章2、《保安服务公司申请表》原件3份申报者盖章3、章程、组织机构、服务范围、注册资金、场所和设备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原件3份申报者盖章、现场考察等４、有一定数量的保安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2份申报者盖章5、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2份申报者盖章6、国家设立企业法人的其他条件证明材料三、加盟保安公司需要注意事项1、取得保安服务许可证的申请人应当在办理工商登记后30个工作日内将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报送省公安厅。2、取得保安服务许可证后超过6个月未办理工商登记的，保安服务许可证失效，省公安厅收回保安服务许可证。3、保安服务公司拟变更法定代表人的，由申请人填写《保安服务公司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向所在地设区市的公安申报。设区市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保安服务公司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后１５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审核并签署意见后，由申请人将《保安服务公司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报省政务中心省公安厅窗口。

一、合同没有约定付款时间怎么办1、合同中没有约定具体的付款日期，并不意味着付款方可以随意决定付款时间。根据合同法之规定，可根据交易习惯等确定，如仍确定不了，则债权人可随时主张，但应给予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2、如果没有约定具体的违约金，则可根据合同法之规定，要求违约方赔偿对方因此遭受到实际损失，赔偿损失是合同法的规定，即使合同中未予约定，合同相对方认可向违约方主张。二、合同有效期限怎么写合同的有效期限就是这份合同生效和废止的时间长度。一般会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自某时开始至某时截止或者至签字之日起到某时截止，还有约定是某个事项完成之日截止，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定。有些合同虽然约定了有效期限，但有未完成事宜的，合同中的权利义务项不受合同有效期限的限制（一般要在合同中约定）。我国合同法中有关合同无效的规定主要有法定无效、被撤销以及自然终止三种，其中有效期届满的无效属于合同自然终止一类。按“合同有效期”的文意上理解，即过了有效期，就意味着其没有了任何效力，当然，合同法特别规定的除外，如合同法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也就是说，在满足合同约定的有效期的前提下，合同本应失效，但实际上仍然有发挥其效力的需要存在，如合同中结算、清理条款的效力、诸如保密条款等后续义务的效力、以及事后当事人根据合同内容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效力等，这些实际上与合同有效期的含义形成了一定的冲突。二、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约定不明的补救，，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单位给员工调岗，稍不慎就违法！导言：单位在经营过程中，因为业务发展、经营情况或业务考核的需要，会对某些岗位进行调整，企业如何调整才能合规合法，如何调整才能让员工心甘情愿换岗，这其中牵扯到的法律关系不是很复杂，但处理不慎，就会违法，企业就会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到那时真是“赔了钱，又丢了员工”,通过以下几个判例，希望能给企业带来一些启发与警世。一、用人单位违法调整员工的工作岗位，被判赔偿金[案情简介]原告自2009开始到被告处工作，原被告双方签署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约定的原告的工作岗位是高级业务经理，基本工资为4000元/月。2015年7月16日，被告向原告下发了一份《关于变更劳动合同的意见函》，将原告的工作岗位变更为初级工，基本工资变更为1720元/月。原告不同意公司的调岗降薪行为，被告便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原告认为被告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但原告只同意支付经济补偿金。[法院判决]法院经审理认为，用人单位因生产经营需要，对工人工作岗位进行调整时，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一）用人单位因生产经营需要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应具备正当性、合理性；（二）调整工作岗位后劳动者的级别、劳动报酬、福利待遇不得低于原岗位；（三）非侮辱性或惩罚性。在本案中，被告未举证证明调岗的正当性、合理性，而且调岗后的工资明显低于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更远低于原告劳动合同解除前的工资，拟调岗的工作岗位亦低于原告工作岗位的级别。故法院判决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违法，在扣除被告已支付的经济补偿金外，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差额50000元。[律师点评]用人单位在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时，原则上应当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用人单位确因生产经营需要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时，应当对调岗的正当性、合理性承担举证责任。二、签署了离职协议，可否反悔？[案情简介]原告李某系某公司职工，2016年7月8日，李某在离职时与公司签署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的内容为：“乙方（李某）在甲方（公司）工作，合同尚未到期，经双方协商同意解除合同，现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于2016年8月31日前向乙方一次性支付经济补偿金人民币50000元整。甲乙双方劳动关系于2016年7月8日解除（包括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双方互不追究，互不补偿。二、乙方保证不再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社会保险、工资、津贴、公积金、加班费、经济补偿金、违约金等等）。”原告已领取了50000元经济补偿金。后原告反悔，认为《协议书》是受到公司的欺骗所签署，又向公司主张医疗补助费42000元。[法院判决]法院经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10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原被告双方已签署《协议书》，根据《协议书》，原被告双方是协议解除劳动合同，被告已支付给原告50000元的补偿，且原告已承诺“保证不再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上述《协议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其受到欺诈和胁迫，故该《协议书》的内容合法有效，原告不应再向被告主张权利，故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律师点评]劳动者在离职时，如果认为公司提供的离职协议不合理，可以不签署，并寻求法律救济，但劳动者一旦签署了离职协议，除非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签署协议是受到公司的欺诈或胁迫等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否则该离职协议就是有效的。三、劳动合同到期，用人单位是否应当向员工支付经济补偿金？[案情简介]原告管某于2008年1月份开始到被告某公司处工作，双方签署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2015年12月31日，被告向原告发出了《劳动合同不续约通知单》，通知原告2015年12月31日劳动合同到期后，被告不再与原告进行续约，原告于同日签收了该《通知单》。原告认为，被告终止劳动合同，应当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而被告认为，本案是劳动合同到期终止，不是劳动合同解除，所以被告不应当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双方遂发生纠纷。[法院判决]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6条第5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根据上述规定，用人单位在终止员工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以支付员工经济补偿为原则，以不支付为例外。在本案中，被告在未与原告协商续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单方面终止劳动合同，应当向原告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律师点评]实践中，一些公司对于劳动合同到期存在误解，认为劳动合同到期则劳动合同自然终止，用人单位不需要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但事实上，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只有在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时：“１、企业提出与员工续订劳动合同；２、续订劳动者的条件不低于之前劳动合同的条件；３、员工不同意与公司续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终止与员工的劳动合同才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否则用人单位均要支付员工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四、用人单位不积极举证，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案情简介]原告孔某在2014年9月至2016年9月期间在被告处工作，原告称其在工作期间经常加班，并提供了出勤记录和被告公司公布的《通知》予以证明加班时间。被告否认原告存在加班，且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不予认可，但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也没有提供其公司的工资表、考勤表等证据。由于被告拒绝向原告发放加班费，双方遂发生纠纷。[法院判决]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6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因公司的考勤表、工资表等证据均由被告所掌握，被告不提供上述证据，故其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而且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通知》已明确表明，被告公司存在加班现象，原告也提供了详细的出勤记录，原告已经尽到了作为劳动者所能提供的证据。故法院采信原告关于加班的主张，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加班费40000元。[律师点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所以在劳动争议案件中，用人单位要积极举证，否则就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