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峰

有效沟通，贩毒案件量刑意见由八年改为两年半笔者按：本案系张峰律师亲办的案例之一，石家庄犯罪嫌疑人王某某被深圳市龙岗区警方抓获，由龙岗区检察院诉至龙岗区法院，龙岗区检察院向法院递交了量刑建议，建议以贩卖毒品罪判处王某某八年，但经过张峰律师认真研究，该案明显量刑不当。根据201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审理毒品案件司法解释，王某某的量刑应在三年以下。但办案单位仍然沿用此前深圳本地制订的毒品含量折算标准，造成量刑畸重。通过沟通，案件在第二次庭审前夕，检察院将量刑意见改为两年六个月。案件：起诉书指控：经依法审查查明，2020年6月，姚某（另案处理）通过周某介绍（另案处理）联系本案被告人王某某购买复方磷酸可待因糖浆，6月4日，姚某通过王某某的手机指引来到王某某事先租用的库房，将30万元现金放在库房后，租用货拉拉车辆将30件（共计3000瓶，每瓶60毫升）可待因糖浆运走。6月7日，姚某在广东某机场与人交易时被当场抓获。经过公安侦查，在7月份，警方将王某某抓获。办案过程：案件于2020年11月底由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诉至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同时检察院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建议以贩卖毒品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八年。王某某家属委托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张峰律师担任其审判阶段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张峰律师及时到法院进行了阅卷。经过对案卷进行研究后张峰律师发现，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明显不当。复方磷酸可待因糖浆临床用于止咳镇痛，但如大剂量使用，会产生致幻作用，属于国家管控的二级精神类药物，极易造成滥用对人体造成损害，甚至危及生命。2015年4月3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国家卫计委、公安部联合发文，规定自2015年5月1日起，将含可待因复方口服液体制剂(包括口服溶液剂、糖浆剂)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本案涉及的毒品种类是复方磷酸可待因糖浆，生产厂家为DB制药集团SY某制药有限公司，规格为每瓶60ml,每瓶含可待因成分0.12g。本案指控王某某贩卖数量为3000瓶（其中涉及1400瓶证据不足的问题，辩护律师也发表了相应的辩护意见，但在这里不做赘述），那么折合可待因含量总共为360克。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上犯罪均并处罚金。刑法只规定了常见的毒品鸦片、海洛因的定罪量刑标准，但毒品并不止刑法规定的这几种，那么其他被纳入管控的毒品和精神类药品则需要折算成海洛因的数量，从而使被告人获得一个相对应的刑罚标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之前，深圳本地的折算标准是被告人所贩毒品溶液的总量除1000再乘0.08。根据该折算标准，3000瓶的可待因溶液共18万毫升，除1000再乘0.08所折算的海洛因数量是14.4克，对应的量刑区间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故此检察院建议量刑为8年。但是，2016年的司法解释中，对于包括可待因在内的其他毒品的含量如何计算，如何量刑，有了明确的规定，不再需要折算海洛因数量量刑，而可以直接根据涉案物品的含量量刑。根据该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可待因、丁丙诺啡五千克以上，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第一款量刑，即十五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可徒因、丁丙诺啡一千克以上、五千克以下，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三款量刑，即七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司法解释》第一条最后一款还规定了最重要的一点，国家定点生产企业按照标准规格生产的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被用于毒品犯罪的，根据药品中毒品成分的含量认定涉案毒品数量。根据上述规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某贩卖的可待因口服溶液系东北制药沈阳第一制药厂生产，标注规格为每瓶60ML，可待含含量0.12克，3000瓶则可待可含量为360克，而根据司法解释，可待因1000—5000克量刑为七到十五年，其他数量的，若没有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情形，量刑区间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通过对上述规定的研究，张峰律师及时与公诉人进行沟通，希望公诉机关能在开庭前变更量刑意见，但被拒绝。随后张峰律师又联系了主办法官，在开庭前先向法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让法官在开庭前对该案的量刑先有一个初步了解。在第一次庭审结束后，张峰律师又拿着司法解释和案卷与公诉人、法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沟通，最终法官建议公诉人退查一次，最好找公安要一瓶可待因糖浆在第二次开庭时带到法庭。第一次开庭结束后，公诉人退回补充侦查。这期间正好赶上石家庄疫情爆发，在封闭期间，张峰律师接到了龙岗区人民法院的电话，称补侦结束，公诉机关变更了起诉书和量刑意见，将量刑意见变更为二年半。后来张峰律师还了解到的情况是，同案的姚某原先量刑建议是十年，后变更为三年，姚某的一个同伙由原来的三年变更为一年半。该案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人在工作久了都会产生一种思维惯性，或者叫工作惯性。因为经常从事一种工作，随着时间的增长、经验的增加，慢慢失去了接受新事务的能力，产生了惰性，不能坚持学习。正如该案，2016年即出台了司法解释，但办案机关还在沿用之前的折算标准来对被告人定罪量刑，从而造成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差点对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

张峰律师亲办案例之：村干部被指控贪污，法院最终判决无罪张峰律师按：我国无罪案例少之又少，尤其是职务犯罪案件。本案是笔者亲自办理的一起石家庄市藁城区某村村干部被指控在本村征地过程中贪污的案件，通过努力，该案最终认定无罪。公诉机关指控：根据石家庄市藁城区监察委（原检察院反贪局）侦查，藁城区某村书记、会计在高铁路过该村，进行征地过程中，通过虚报村民户数等方式，套取高铁补偿款100余万元，套取的款项用于处理村务。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分六次，采取虚报村民户数等方式，从藁城开发区（该村隶属该开发区，相当于乡镇一级）申请支取石济高铁客运专线赔偿款。相关指控包括：（一）2014年，石济客专项目临时占用该村18亩土地，临时占地补偿费共计112500元已汇入该村会计账户，其中该18亩土地中有13.67亩为村集体土地，没有村民耕种，但该13.67亩土地被村支书、会计虚构村民名义向高铁报账。（二）2015年4月，该村在向开发区申请支取占地赔偿款时，在（三）2014年10-11月间，该村向开发区申请支取占地赔偿款时，村干部通过虚报村民的方式，“套取”款项51万余元，用于处理村务。（方式同第二项）。（四）2014年11-12月间，该村向开发区申请支取被征用地块内附着物补偿款时，虚报村民刘某某等人，支取附着物杨树、槐树、氨水坑等折款6万余元。支取款项用于村务。（五）2014年12月间，该村向开发区申请支取青苗补偿款时，虚报村民郝某某、王某某等18人，支取青苗款5万余元。套取款项用于处理村务。（六）2015年间，高铁临时占用该村边角地，由开发区委管会与村民签订补偿协议，约定了补偿方式。该边角地中有村集体未发包出去的土地（由于无法耕种），该部分土地补偿款，由村干部们商量，通过虚报村民的方式，将款项套取出来，用于处理村务。对案件的分析：侦查机关、公诉机关认为：村干部通过虚报村民人数，从开发区农经站套取出款项，而款项属于征地补偿款，故构成贪污罪。套取的款项用于村务，未被村干部中饱私囊，属于从轻情节，可酌情从轻处理。本案经过辩护律师阅卷和询问当事人，认为本案被告人不构成犯罪。分析如下：1、高铁征地面积是通过卫星测量加地面测量相结合的方式测算的，高铁占用本村多少亩地是一定的，是不可能做假的——这一点侦查机关、公诉机关也不否认。就本案来讲，高铁不论是临时占地，还是永久性征地，其占用该村的土地亩数是没有差错的。因此，高铁方面没有额外支出征地补偿费用。2、地上附着物也是如此，不论是青苗、树木、还是机井、氨水井，高铁方面与开发区、村三方在经过现场评估后，根据评估结果支付补偿费用。3、本案的一个特点是该村被征用或占用的土地，有的被村民承包，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边角地、三角地、河沟低洼地，无法耕种，因此无村民承包耕种，处于荒地状态，但仍属于该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占用后仍然按政策给予补偿。补偿款由高铁方面汇入开发区农经站。4、由于村级财务制度改革，原来由村里自己管理自己的财务，后村级财务上收到乡镇一级，由乡农经站代管村级财务，即所谓的村财乡管，村里花钱需要到乡农经站申报。具体到高铁征地占地补偿，是由高铁建设方将补偿款支付到该村的上一级即藁城开发区农经站账户。然后由该村按照补偿方案，以被征地村民名字、征地数量、领款金额制作表格，上报农经站，领取款项后发放。而除此之外，未被村民承包的属于村集体的土地被占用和征用的补偿款，留存在了农经站。5、由于该村涉及征地、拆迁等等众多事项，造成村民进京上访较多，村干部为了维稳需要，派人进京截访。同时根据当事人陈述，偶尔也需要进行一些销号，但这都需要费用。由于村财乡管，到农经站去支取款项要由正当的名目，但截访肯定是不能入账的。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费用需要报销，也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正常记账。因此，村干部商量，将上述款项采取虚构村民的方式领取出来，用于上述事项的办理。分析结论：通过上述分析可知，（1）所谓的村干部通过虚构村民的方式套取高铁征地补偿款是不存在的，高铁方面没有因为村干部的虚报村民人数而多支出土地补偿款。（2）村干部们虚报村民户数套取出来的款项，本就属于该村集体的财产，只是由于村财乡管，花钱不方便，有些项目（比如截访）不能入账，只好采取这种方式将钱取出来。对贪污罪的分析：一、主体问题，村干部是不是贪污罪的主体？所谓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罪论。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管理时，其可以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对待。因此，本案村干部在涉及征地费用补偿方面，如果有贪污行为则可以构成贪污罪的主体。二、钱款没有被村干部占为已为，可否认定为贪污罪呢？根据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套取出来的款项，全部用于村务，没有被村干部据为已有，中饱私囊。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国家工作人员出于贪污、受贿的故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收受他人财物之后，将赃款赃物用于单位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的，不影响贪污罪、受贿罪的认定，但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因此，钱款没有被村干部私分，占为已有，不影响贪污罪认定，只作为酌情从轻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三、那么，本案能否构成贪污罪呢？虽然村干部可以成为贪污罪的主体，而钱款没有被侵吞占有也不影响定罪，但本案仍不构成贪污犯罪。理由：首先：高铁建设资金属于国有资金，如果套取该资金定然构成犯罪，但是如前所述，高铁占地征地和对附着物补偿，都是经过测量、评估的，被征、占的土地是实际存在的，高铁方面支付给该村的补偿款是不存在问题的。其次：问题出在村干部“套取”的款项的性质，如前所述，有村民承包的土地，支取出来发放给了村民，但没有被承包的土地的补偿款，属于村集体财产，如果村委会处理村级事务需要，是可以支取的。只是向农经站履行相应的手续即可。第三：由于截访、慰问上访户不是正当的——至少是上不了台面的村级事务处理，因此其不可能以到北京截访为由在农经站申请到款项。因此只好采取发放补偿款的方式，虚构村民名单“套取”出来。但这只是属于违反财务制度的违纪行为，没有侵害到刑法保护的法益，没有触犯《刑法》。因此，被告人不构成贪污犯罪，其行为没有侵害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不符合贪污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最终，藁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后续：藁城区法院宣告无罪后，藁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发回重审。经藁城区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开庭审理后，仍然认为不构成犯罪，鉴于此种情况，藁城区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

交通事故中机动车未交纳交强险，虽经调解另一方起诉仍然获赔2010年7月28日21时30分许，曹某驾驶重型自卸货车在石家庄市高邑县某村行驶时，与智某驾驶的摩托车相撞，造成智某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高邑县交警大队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死者智某醉酒驾驶，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曹某驾驶无交强险无牌照并未年检的货车上路，承担事故次要责任，交警大队为双方调解，调解民警认为，根据事故责任划分，损失应三七开较为合适，因此，智某妻子在交警队接受了曹某的42000元赔款，由交警大队做了调解协议书。事后，智某家属为其办理丧事花费巨大，并且智某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智某的死亡对家庭收入影响巨大，并且家属在咨询律师后知道对方没有交纳交强险，在交强险承保范围（122000元）内的赔偿应由曹某承担。因此决定聘请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张峰律师提起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庭审中，被告曹某答辩称，其与原告已达成赔偿协议并交清了全部赔款，不再承担赔偿责任。而原告方认为：首先：被告没有交纳交强险，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应由曹某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超出部分才按责任比例承担；第二：赔偿协议显失公平，协议约定赔偿42000元，而智某死亡给原告方一家造成的损失据计算应有近130000元。差距巨大；第三：死者的子女为死者合法继承人，有权利参与调解，其四个子女未参与调解，赔偿协议不约束该四原告。经过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法院认为：被告曹某未按法律法规投保交强险，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的损失，以其他理由拒赔没有道理，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超过限额的损失，被告应承担百分之三十为宜。原、被告签订的调解协议显失公平，违反了法律规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石家庄市高邑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曹某赔偿梁某、智某等五原告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125796元（先前赔付的42000元应予扣除）。限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1903元，由被告承担。

依合法的公司章程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是有效的，各股东应执行该决议案例：贵州捷安投资有限公司与贵阳黔峰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大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贵州宜康制药有限公司、深州市亿工盛达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确认及公司增资扩股出资份额优先认购权纠纷案【裁判摘要】一、决议内容应当认为符合黔峰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该章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九）项规定股东会以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金、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必须经过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其中对公司增资事宜不仅包括各股东认缴及认购事宜。公司章程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总纲领，公司完全按其意思自治原则决定其自己应该决定的事情，该章程规定性质上并不违反我国公司法有关强制性规范，与我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有关内容并不冲突。因此该股东会决议是有效的，各股东应按照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执行。二、我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其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直接规定规定股东认缴权范围和方式，并没有直接规定股东对其他股东放弃的认缴出资比例增资份额有无优先认购权，也并非完全等同于该条但书或者除外条款即全体股东可以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所列情形，此款所列情形完全针对股东对新增资本的认缴权而言的，这与股东在行驶认缴权之外对其他股东放弃认缴的增资份额有无优先认购权并非完全一致。

一份带插图的工业类产品合同纠纷案件代理词笔者按：本案是一起工业类产品承揽加工合同纠纷，由于该类产品属于小众化产品，日常生活中很少见到，法官、律师对此不甚了解。在代理该案过程中，律师为了了解该产品的生产、安装、调试等全过程，先后四次到生产厂家、两次到施工工地实地调查，详细了解了该产品从生产到交付再到调试的全部内容。为了使法庭能够详细的了解相关情况，代理律师通过插入插图的形式，向法庭说明对方未能按合同约定提供施工条件，其诉求不合理，应予驳回。该案在经历两次庭审后，以双方庭外和解对方撤诉告终。代理词（河北某某水工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接受河北某某水工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某某公司或被告），指派我担任海南DW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海南D建或原告）诉某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代理人，基于代理人职责，发表如下代理意见。法庭审理时总结的焦点是被告是否存在违约。具体来讲就是3、4、5、7四条坝还没有进行调试的责任在原告还是被告？以及6号坝为何还未发货、安装？本律师主要围绕这两点进行叙述。一、已安装的四条坝尚未调试责任在谁的问题根据原被告签订的《水利水工设备生产安装工程合同》第九条规定：甲方提供低压电源至低压电箱。目前3、4、5、7四条坝的坝体和液压泵站已经安装完毕。控制柜存放在施工工地现场，由于没有通电，不具备安装调试条件。正式通电后被告即可安装控制柜进而对钢坝进行调试，调试合格则工程竣工移交。但目前因未通电，上述工作无法进行。因此提供电源是原告的责任，在原告未能提供电源的情况下，被告无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为了使法庭能够更清楚的了解正常情况下钢坝通电的情况，我们专门对一个已经投入使用的同样的水坝进行拍照，如图1：1、正常通电后的钢坝而目前案涉工地的情况如下图2：2、本案工地情况工程尚未通市政电，这是原告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在未通市政电的情况下，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工作。当然，如果在紧急情况下，可以采用临时发电来解决电力问题。根据技术规范要求，机电部分（控制柜）只适用标准电压为380V的市政电力，一般不宜采用发电机发电，因为发电机转速不稳定，会产生瞬时波动电压电流差，从而导致控制柜的低压直流控制器烧毁。如果不得已情况下采用临时发电机发电，必须使用150KW以上的发电机，另再单独配置75KW以上的稳压器才可以。而原告所能够配备的发电机，开始时是20KW，后来更换为100KW，但没有稳压器。因此不符合调试的条件。况且，采用临时发电也多是在市政电断电，而需要紧急启动钢坝时的才用，而进行调试工作并不属于紧急情况。因此，目前尚不具备安装和调试控制柜的条件。根据合同的顺序履行原则，接下来的工作应由原告对工程接通市政电，然后才由被告进行安装、调试。目前四条坝没有安装调试的责任不在被告，被告不存在违约情形。二、6号坝尚未安装的问题6号坝尚未安装的原因则是需要原告做的围堰还没有做。围堰是在该工程施工过程之前，需要将施工位置用土方将水流拦截，将现场施工到符合钢坝安装条件的前置工程。做好围堰后，清理掉施工位置的於泥，将施工预埋部件等隐蔽工程做好。然后再由被告进行钢坝的施工，这是钢坝施工的正确流程。而现在的6号坝现场还是一滩污泥，根本不具备施工条件。根据《民法典》合同篇第七百七十八条规定：承揽工作需要定作人协助的，定作人有协助有义务。因此被告要求原告做好围堰再进行施工是合理、合法的。并且，做好围堰后再施工也符合经济合理的原则，因为做好围堰后，被告将货物拉到现场，由吊车直接将钢坝吊到施工位置，这样只产生一次吊装费用。而围堰没做好的情况下拉来钢坝，需要雇佣吊车将钢坝放在一旁的空地工，等符合施工条件后再雇佣吊车吊装，这样将产生二次吊装费用。因此6号坝没有做的原因也在于原告。同时，本案的案由是承揽合同纠纷，被告承揽该工程后，已于2019年7月份就将全部工作量做完。钢坝做完后存放在被告公司，占用公司场地，且该钢坝是定制件，不能应用于其他工程，只能用于特定的工地。被告公司没有理由不给其发货。若施工条件具备，被告可以随时发货。同时，由于原告的原因，导致发货迟延。被告保留向原告主张仓储保管费用的权利。三、关于原告诉求工程量按50%计算的问题原告该诉求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在被告不服从甲方、监理的管理的情况下，原告才有权更换施工队伍，工程量按实际完成的50%计算。但根据庭审情况可以看出，并没有乙方不服从甲方、监理管理的情况。且原告也没有更换施工队伍，目前双方的合作仍在继续，且也没有更换施工队伍的必要，故适用该条让被告退出按50%结算工程款的前提不存在。其次：其所称的工程量完成70%也没有依据，该案属于承揽合同纠纷，被告已按《合同》要求，完成了合同约定所有钢坝的生产任务，只差后续安装，而安装未完成的过错在原告。因此如果按承揽合同来讲，被告已完成了定作人即原告定作内容的100%，而并不是原告所称的70%。原告由于无法举证证明工程量70%，在庭审时当庭申请对所谓的“工程量”进行鉴定。但基于上述分析，本案做工程量鉴定实属没有必要，只会无端增加诉讼成本，拖延案件审理时间。因此恳请法庭驳回其鉴定申请。综上，原告的诉求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此致XX市XX区人民法院代理人：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年月日

王某某涉嫌贩卖毒品案一审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王某某家属委托，并经本人同意，指派本人担任其涉嫌贩卖毒品案的辩护人。通过庭前阅卷，并参加今天的庭审，使辩护人对本案有了全面的了解，现基于辩护人职责，发表辩护意见如下：一、本案管辖权的问题龙岗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如果指控成立的话，那被告人的犯罪地应属于石家庄市长安区，本案应当移送至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审判。根据在案证据，本案的其他嫌疑人姚某某通过周某某的介绍，到石家庄将涉案物品止咳水从石家庄长安区内一库房取出，通过物流发到广东省潮州市铁马货运站，从铁马货运站拿货后，开车到揭阳机场进行交易，在交易时被深圳龙岗平南派出所民警抓获。在这一系列交易中，没有一起犯罪行为是发生在深圳龙岗区，与本案唯一发生关系的是化名为龙平的在平南派出所报案。称有人在龙岗区平湖街道一带通过微信贩卖毒品，但根据侦查的情况来看，并没有龙平所说的情况，没有证据证明本案所涉及的止咳水是在龙岗区贩卖，该案的全部犯罪事实、犯罪行为没有一起发生在龙岗区。根据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二条：经过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但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应当立即报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制作移送案件通知书，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根据该规定，龙岗警方应当将该案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河北警方进行侦查，在河北当地提起公诉，进行审判。因此，龙岗区人民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二、王某某不构成被指控的犯罪，指控王某某构成贩卖毒品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王某某参与、实施了指控的犯罪。起诉书称“被告人王某某通过手机指引姚某某来到其租赁的河北省石家庄市柳源路041-4门店”，周某某是中间人，这些没有证据支持。姚某某、周某某的辩认笔录显示他们不认识王某某，不确定王某某就是所谓的“河北上家”。周某某供述，他几年前见过河北上家，可以辩认，但辩认笔录显示他根本不认识本案被告人。而姚某某等人，也无法辩认或说清给他货的人就是王某某。而根据王某某的供述，他是在市场上认识了一个可疑的人，该人以利诱的方式，让王某某帮其租一间库房。王某某便帮其找了一处库房。但租库房做什么用王某某一无所知。除上述证据之外，本案再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王某某与本案的关系。而上述证据不能认定王某某就是出售可待因的“河北上家”。因此，本案指控王某某作案缺乏直接证据。其次：间接证据也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不足以认定王某某就是所谓的“河北上家”在间接证据中，警方在王某某处查获的一部手机确实可疑，就是公诉方称的后盖刻“华”字的诺基亚手机，通过警方调查的证据，跟周某某联系的号码曾使用过这部手机，如果当初这部手机的使用人是王某某，那王某某就非常值得怀疑了。那么，仅凭这一点是否足以认定王某某就是出售可待因糖浆的人呢。辩护人认为，这是一种可能性，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案件事实。通过在案证据和庭审我们了解到，王某某被抓之前就是卖二手手机的。警方在他的住处搜到了30余部二手手机和老年机。这证明了他确实是做这个生意。同时，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这么多部手机，他不可能全部记得是什么时间收（买）的、什么人卖给他的。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呢——“河北上家”在做完这一单后，通过同伙或者什么人，将这部手机出售给王某某，从而达到嫁祸他人的目的。辩护人认为是有可能的，毕竟王某某租的库房，与下家联系的手机又在他这里，这下王某某百口莫辨了，正好让真正的犯罪人脱身。这种可能性不仅有，而且还很大。第三、本案还存有诸多疑点，可以反证王某某没有参与犯罪活动（一）在退房租时王某某用自己的微信收钱。这是最容易暴露自己身份的方式，如果真是王某某贩毒，他不可能如此不小心。（二）根据姚某某供述，他可是在现场留下了30万元现金，现金的去向成谜。一般来讲，收到大额现金都会存到银行卡中，而警方调取了王某某的存款记录，包括存款的冠字号，经查证王某某的存款与案件没有关系。即便没有存进银行卡，警方对王某某的住处也进行了搜查，并没有发现大额的现金。（三）韩家楼村马医生的证言和辩认笔录也是很有疑问的。马医生只在电话里听过一个陌生人说过一句简短的话，也不知隔了几天，他就凭声音判断出来者像是给他打电话的人，他记忆力不可能那么好。而且在当时全国人民都戴口罩的情况下，对一个以前从来没见过没有任何交集的当时还戴着口罩的陌生人，时隔5个多月他还能从照片中辨认出来，这一点本身就可疑。综合来看，全案的证据中，唯一能与王某某有所联系的就是该部手机，除这部手机外，没有其他证据材料能够将王某某与出售可待因糖浆联系起来，而刑事案件不能仅凭一个孤立的证据以定案。所以，本案指控王某某证据不足。三、量刑方面在假定王某某就是“河北上家”的前提下，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其建议量刑二年半，也有量刑过重的嫌疑。首先：指控王某某贩卖可待因糖浆的数量不实，查证属实的可待因糖浆只有1600瓶，另外1400瓶证据不足。根据公诉机关指控，本案涉案可待因糖浆有3000瓶，1600瓶被姚某某运回广东，1400瓶被李某某运走。但案卷中没有李某某买走1400瓶的证据。姚某某第一次的笔录，也提到是1600瓶，后来的笔录不知为何又成了3000瓶。同时，他在笔录中称，他是与李某某一起去的，李某某在现场就运走了1400瓶，但在辨认笔录中，他却辨认不出李某某。所以公诉机关指控案涉可待因糖浆的数量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指控由李某某买走1400瓶没有证据证明。其次：与其他同类案件相比较，本案也有量刑过重的嫌疑。庭前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与本案几近相同的一个案例，即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1刑终560号刑事裁定书，根据该裁定书显示，石家庄市无极县的被告人田某，向苑某等人售卖“可非”（即可待因糖浆，与本案可待因糖浆系同类产品，可待因成分含量相同）4000瓶，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而本案王某某被指控售卖3000瓶（1400瓶尚证据不足），被检察机关建议量刑二年六个月，两相比较，差距甚大。在本案的案卷材料中，周某某曾于2017年向姚某某出售了2389瓶可待因口服溶液，被河南省西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而同案的周某某的上家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虽然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刑法的实施应当有相对统一的适用标准和裁判尺度。不同地区的判决也不应差别过大。鉴于此，辩护人建议，如果法庭最终认定王某某有罪，量刑建议在六个月至一年。综上，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构成贩卖毒品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案证据达不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条件。请求法庭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此致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王某某辩护人: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