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恒毅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诉安徽康泰玻业有限责任公司系列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原告方就三件专利在陕西、河北、山东、辽宁等四省发起了八件诉讼。朱恒毅律师接受本案被告安徽康泰玻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进行抗辩，尽管对手实力强劲且诉讼前景不乐观，但是朱恒毅律师率领团队动用了各种对抗手段，历时一年多，团队成功无效了原告方的一件专利，同时利用各种程序，成功迫使原告撤回了六起诉讼，大大降低了委托人的损失。本案再次证明，某些情形下，程序对抗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胜诉前景不明朗，积极应诉也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损失。【朱恒毅律师简介】安徽汇朴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执业专利代理人，率领汇朴律师事务所的专家团队（双证律师，专利代理人，商标代理人）为委托人提供专业的知识产权服务。联系方式：013865992968，hengyi@yahoo.cn，QQ:1822119【汇朴律师事务所简介】安徽省第一家具备专利代理资质的律师事务所，也是唯一的一家专业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执业领域涉足专利、商标、著作权、植物新品种、地理标志、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业务线全面覆盖了知识产权的基础申请、维权诉讼以及高端非诉业务，已成为安徽省内知识产权法律服务领域最综合的机构。

合肥美菱日用电器有限公司系“一种手摇升降晾衣架”实用新型专利权（专利号为ZL200820184895.9）的独占许可人，该专利记载的技术方案创造性的将动滑轮引入手摇晾衣架产品中，产品面世后，受到市场的广泛好评。被告安徽省外某公司未经专利权人及原告方许可，大规模的在全国市场销售涉嫌侵权的手摇晾衣架产品，并投入重金进行广告宣传。本案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被告向国知局提起了无效宣告，进过朱恒毅律师与对方代理人的多次沟通，被告迫于较大的败诉风险，并考虑到前期巨大的市场投入，接受了原告提出的和解条件，双方分别撤诉。据本案承办法官评述，在合肥中院的同类型既往案例中，本案达成的赔偿金额是最高的一起。【朱恒毅律师简介】安徽汇朴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执业专利代理人，率领汇朴律师事务所的专家团队（双证律师，专利代理人，商标代理人）为委托人提供专业的知识产权服务。联系方式：013865992968，hengyi@yahoo.cn，QQ:1822119【汇朴律师事务所简介】安徽省第一家具备专利代理资质的律师事务所，也是唯一的一家专业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执业领域涉足专利、商标、著作权、植物新品种、地理标志、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业务线全面覆盖了知识产权的基础申请、维权诉讼以及高端非诉业务，已成为安徽省内知识产权法律服务领域最综合的机构。

本系列案件涉及美术作品著作权问题。出于管辖权问题的考虑，2009年底，被诉上海公司在江苏南通提起一系列侵权诉讼，而本案委托人仅在合肥市有商业活动，因此，本案的管辖权问题十分关键。期间，被告方出于各种因素的考量，在南通撤诉。乘此机会，2010年初，朱恒毅律师代理案件迅速在合肥法院提起确认不侵犯著作权诉讼，从而把握住了主动权。其后，被告方又在南通立案。双方法院就管辖问题请示上级法院，最终双方上级法院均请示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就此问题下达了批复。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律师评析】关于确认不侵犯著作权诉讼案件，在全国范围内案例极少，本案在安徽省内应当是第一起。通过确认不侵权诉讼争夺管辖，为维护委托人正当权益提供了一种思路。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安徽汇朴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告时白林的委托，指派我们作为时白林诉陈精根侵权著作权纠纷一案中原告的诉讼代理人，现就与本案有关的事实与法律问题发表如下代理意见：一、原告诉讼请求一合法、恰当。依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在作品上署名的人是作者，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案24个涉案唱段的著作权属于原告及其他著作权人，对此原告已经举出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此处不再赘述，因此，原告依法享有作者应当享有的全部著作权利。原告诉请一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出版、发行涉案图书，是要求判令被告不要将涉案图书再次付诸出版（即再版）并对已经出版的图书停止发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因此，发行应理解为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行为。这里的发行已经不仅仅限于销售商的行为，被告本人同样可以做出发行行为，如：将已出版的图书出售或赠与他人的行为。在本案中，被告在2011年春节期间向原告赠与涉案图书的行为就是一种发行行为。因此，原告诉请一合法、恰当。被告认为原告诉请一只能向相应的出版单位或销售单位提出的主张是错误的，请法院支持原告诉请一。二、王少舫先生作为有话语权的重量级人物，有能力维护自己的著作权，而在其去世后，被告无权主张王少舫先生的著作权。众所周知，王少舫先生是黄梅戏界演唱艺术方面的泰斗和权威，其生前曾担任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副）团长等重要职务，是有话语权的重要人物。而涉案唱段都是王先生生前曾经亲自演出过的剧目中的唱段，如果王先生对涉案唱段曲谱著作权真有异议的话，那么他在生前完全会也有能力加以改变。但事实是，无论少舫先生本人还是其继承人或受遗赠人至今对涉案唱段均未提出任何异议，这说明王先生本人及其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对于涉案唱段曲谱著作权现状的认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作者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保护。本案中，被告既不是王少舫的继承人，也不是王少舫的受遗赠人，依法不是主张王少舫享有著作权的适格主体。被告试图通过主张王少舫享有著作权来否定自己的侵权事实，更是于法无据的。三、王少舫不是本案涉案唱段的曲作者1、被告无证据证明王少舫先生对涉案唱段的音乐拥有著作权，被告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涉案唱段均无关联性被告主张王少舫享有涉案唱段的著作权，但被告当庭承认，此前除了涉案图书，在其他出版物包括官方出版物中，均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王少舫是本案涉案唱段的曲作者。而被告所能提供的大量证据也清一色的仅仅是学术论作或者是黄梅戏相关座谈会上的发言摘录，这些证据绝大多数只是泛泛的提及王老对黄梅戏声腔艺术曾经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王在黄梅戏演唱中的艺术特色，在戏曲改革中发挥的作用，或针对作曲写好的某些唱段提出本人的意见或建议，以及王老对所演人物的理解和感受。这些证据或者没有具体指向及针对性（无关联性），或者属于自证或言辞证据（证明力低），因此无法证明王少舫先生是涉案唱段的著作权人。2、在试唱演唱作曲的唱段时，表演者提出的未直接落实到曲谱具体表达这一程度的口头意见和建议不应视为创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著作权法所称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为他人创作进行组织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物质条件，或者进行其他辅助工作，均不视为创作。从被告提出的证据看，王少舫先生只是在本案部分涉案唱段中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原告在某些乐句中借鉴传统戏里的某某旋律等，而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王少舫先生实际参与了涉案音乐作品的编创工作并将其落实为涉案曲谱的具体表达，且这些说法仅是王少舫先生一面之词，因此，仅仅提出一些口头意见和建议，不应当被视为曲作者之一。3、《选集》中收录的被告自己编创的音乐作品，并未将王少舫先生署名为曲作者之一，这充分证明被告主张的矛盾和荒谬——被告在对待他人作品和自身作品时采用双重标准假设被告关于演唱者必然是乐曲创作参与者的主张成立，那么就可以推断如下：即只要剧中的演员或其他人员在音乐创作过程中对该剧的任何一段唱段进行过试唱演唱或提出过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那么就应当享有音乐曲谱的著作权。被告陈精根也是一位黄梅戏曲作家，在本案中是上述假设的支持者，但是在涉案图书《王少舫黄梅戏唱腔选集》中（见第11页至第14页的目录），由被告编曲、王少舫演唱的众多音乐作品在曲作者处仅仅注明“精耕曲”。而事实上，作为被告岳父的王少舫先生，一定非常重视其爱婿的创作工作，必然会毫无保留的以毕生之学提出诸多建议与意见。举例来说，被告证人之一的方绍墀先生在《黄梅戏艺术》（2010年4期）里一篇纪念王少舫的文章描述：“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曾经移植排演过《包公赔情》。王少舫在这出戏里扮演包公，黄梅戏里原本没有花脸行当的唱腔，一般按老生唱法处理，王少舫和音乐工作者合作设计了花脸唱腔。”这里所说的合作者就是本案的被告，这段唱腔刊登在被告涉案《选集》中的第225页。按照被告的前述主张和方绍墀先生的介绍，王少舫必然是曲作者之一，可被告为什么独署其自身的名称呢？显然，被告在采用双重标准！可见，被告的主张自相矛盾，上述假设不能成立。4、被告主张的演员唱腔著作权不成立，其以演员唱腔著作权来对抗原告的音乐著作权是在混淆和偷换概念1）演员唱腔与音乐曲谱是两个具备不同内涵及外延的概念根据《辞海》解释：唱腔指戏曲音乐中人声歌唱的部分，是同乐器伴奏的部分相对而言的。被告代理人在法庭上也明确采用该解释作为“唱腔”定义。根据该解释可知，唱腔是人声部分，与乐器伴奏部分相对独立。被告提供的诸多证据都力图证明王少舫先生对黄梅戏演唱艺术包括唱腔有巨大的贡献，代理人不否认王少舫先生对黄梅戏艺术的巨大贡献，但是本案原告一直主张的都是音乐曲谱的著作权，与王少舫先生在演唱艺术上的贡献甚至创造是具有不同内涵及外延的两个概念——也就是说，唱腔与音乐曲谱是不同的作品，即便王少舫先生享有唱腔著作权，与音乐曲谱著作权也是两个不同的著作权，将王少舫先生的名字作为曲作者署在音乐乐谱上是极其不恰当和违法的。举例来说，涉案《选集》一书为汇编作品，该书作者为被告，而该书同时收录了众多他人作品。按照被告的说法和做法，如果唱腔著作权人可署名于音乐曲谱，那么被收录作品的作者也可以要求署名为《选集》一书的作者。此外，根据被告重要证人夏承平的证言：王少舫先生认为戏是死的，但演唱是活的，要把谱唱活，演员在演唱时就需要在已有的固定曲谱上进行自己的发挥；有些极小的润腔装饰音在曲谱上甚至是无法体现的，这就是不同的演唱者在表现同一唱段时所产生的差异，因而带来高低好坏之分；并且王少舫先生对参与演唱的唱段超越曲谱的发挥并未实际落于包括涉案曲谱在内的曲谱之上，对曲谱（包括涉案曲谱）并未有实际的影响。因此，证人夏承平的证言印证了原告的主张，音乐曲谱和唱腔是相对独立的两种概念。被告所主张的少舫先生对唱腔的二度创作和贡献并未对本案涉案音乐曲谱有任何影响和改变，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2）被告主张的唱腔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王少舫先生对黄梅戏的发展以及对黄梅戏声腔艺术上的贡献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被告关于王少舫先生拥有唱腔著作权的主张是否成立，是值得商榷的。被告举证证据十三，是用以证明涉案唱段音乐采用了“男彩腔”。但是经过当庭比对，两者乐谱是完全不同的，这说明即使存在所谓的“男彩腔”，“男彩腔”也存在着多形式的具体表达。况且，这些也属是被告自己当庭演唱，自说自证，王少舫创造的“男彩腔”究竟什么样，既无文字证明，也无音像证据证明，仅凭被告自己演唱是无任何证明力的。由此，代理人认为，被告主张的所谓“男彩腔”或“唱腔”，是一种演唱样式或传统曲调套路，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具体表达，而且这些曲调在不同的演员演唱时，会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差异性。而著作权法的保护仅及于作品的具体表达，而不及于该作品表达的思想、思路、构思、原则及概念等。因此，被告主张的所谓“男彩腔”或“唱腔”，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范围。5、被告作为官方出版物《黄梅戏（1953-2003）优秀唱腔选段》的编委之一，在本案纠纷发生前已认可涉案作品著作权人的表述现状。本案证据之一的《黄梅戏（1953-2003）优秀唱腔选段》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为纪念黄梅戏剧院建院50周年而出版的一本官方出版物。该选集中收录了大量涉案唱段，被告本人也是该出版物的编委。本案纠纷发生前，作为编委之一的被告未对其中收录的涉案唱段曲谱的著作权问题提出过任何异议。6、王少舫先生参与编创的乐曲，其著作权已获得充分尊重与体现。被告当庭陈述：过去演员由于缺乏版权意识，以及行业规则等原因，是不可能在曲作者处署名的。但是，王少舫先生在黄梅戏《罗帕记》、《箭杆河边》、《年轻的一代》等众多剧目中，对部分唱段就享有曲作者的著作权，大量官方出版物也记录了该项事实，这充分说明，对于真正参与创作的人员，不论是作曲家还是演员，其音乐著作权均会得到充分的尊重与体现。7、原告时白林先生自己写的文章中，提到的王少舫先生对黄梅戏的重大贡献，但并没有特指王少舫参与创作了本次涉案的具体唱段，因而不能证明原告认可王少舫拥有涉案唱段的音乐著作权。综上所述，王少舫先生不是涉案唱段的曲作者之一。四、传承性、集体性不能否定原告拥有的著作权1、演绎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由此可以看出，《著作权法》对“独创性”的要求标准不高，既保护创作作品的著作权，也保护改编作品的著作权。演绎作品受著作权保护，是因为演绎作品作者对已有作品在实质内容上有明显的创新，投入了其独创性劳动。具体到本案，不论是作曲（独创性最高）、编曲甚至唱腔设计，其作者都享有著作权，应当受著作权法保护。2、任何智力成果或文化都具备传承性戏曲的创作过程实际上就是在继承基础上的扬弃，甚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不断扬弃的过程。没有人能否认历史，没有基础的创新是不成立的，继承和创新是一种辩证关系。我们不能因为继承而否认创新，也不能因创新而排斥继承。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原名黄梅调、采茶戏等。清末湖北省黄梅县一带的采茶调传入毗邻的安徽省怀宁县等地区，与当地民间艺术结合，并用安庆方言歌唱和念白，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戏曲剧种，当时称为怀腔或怀调，这就是早期的黄梅戏。其后黄梅戏又借鉴吸收了青阳腔和徽调的音乐、表演和剧目，开始演出“本戏”。后以安庆为中心，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黄梅戏成为安徽主要的地方戏曲剧种和全国知名的大剧种。从黄梅戏的发展史可以看出，王少舫先生并不是黄梅戏剧种的创始人，王先生是京剧里的老生演员，直到1950年以后才正式转行做了一名黄梅戏演员，此时的他在黄梅戏界只是一位新兵，对黄梅戏的传统音乐的了解尚在初级阶段，如果被告以戏曲创作的继承性来否认原告对涉案作品享有的著作权的话，那么王少舫先生同样没有著作权，被告在涉案作品上署上王少舫的名字也是错误的。3、戏曲的集体性与原告拥有涉案曲谱著作权并不矛盾原告从来都不否认戏曲创作需要依靠的集体性。一部好的戏曲一定是包括导演、演唱人员、曲作者、乐师、服装、化妆等等众多工种分工合作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的。所以戏曲一定具有集体性。但本案原告主张的是涉案曲谱的曲作者著作权，涉案音乐作品是可以独立主张著作权的作品，因此，戏曲的集体性并不能否定原告拥有相关著作权，更不能否定被告侵权的事实。五、被告认为涉案唱段为法人作品于法无据1、被告代理人认为涉案曲谱为法人作品是错误的。所谓的法人作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是：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或者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法人作品由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根据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除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原告创作黄梅戏曲谱一般是在接受单位任务之后，在自己家中独自完成或与其他著作权人合作创作完成。音乐的谱曲是原告根据自己的音乐才能，根据黄梅戏的特点及剧情需要谱写而成，它无需“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进行创作，因此，本案涉案唱段最多算得上是职务作品，原告应得享有包括署名权在内的全部著作权。被告曾长期和原告在同一单位从事同一种性质的工作，如果被告代理人坚持认为原告的作品是法人作品，那么被告创作的音乐作品亦然。2、被告认可原告拥有涉案音乐作品的著作权（包括财产权和人身权），被告与其代理人的观点自相矛盾。被告提供的证据十七《稿酬单》，证明了被告在未经许可出版发行涉案《选集》后，曾于2011年春节后向原告赠与涉案图书并支付稿酬的事实，这应视为被告对原告享有涉案音乐曲谱著作权的认可。如被告认为涉案音乐属法人作品，被告应向安徽黄梅戏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稿酬。六、被告汇编作品《王少舫黄梅戏唱腔选集》侵犯了原告对涉案唱段享有的著作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第四十七条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二）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三）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四）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被告汇编作品《王少舫黄梅戏唱腔选集》中收录了大量原告独创或参与创作的唱段作品，但事先却未经原告本人许可和过目。同时，该书在曲作者署名方面出现严重失实，其中仅涉及原告独创或参与创作的唱段部分的署名错误就多达二十四段之多。在这二十四段作品中，王少舫先生并未参与创作，不是曲作者，但却被被告列为曲作者之一。被告的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侵犯了原告对涉案唱段依法享有的著作人身权和财产权。如果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及黄梅戏界长期以来公认的作者署名现状由任何个人违法随意增加或减少的话，那么安徽黄梅戏界的艺术秩序必将大乱。这一错误不被制止与纠正，不仅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公然违反，动摇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必将对众多乐曲创作者造成极大的伤害。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用证据说话原告已提供了大量、充分的证据证明原告对涉案音乐曲谱拥有著作权以及王少舫先生不拥有相关作品著作权。而被告提供的证据或者没有关联性、或者属于低证明力的自证或言辞证据，不足采信，被告关于学术专业上的论述更是与本案无丝毫关联性。因此，恳请法院把握法律原则，以证据定纷止争。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被告汇编《王少舫黄梅戏唱腔选集》一书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对涉案音乐曲谱所享有的著作权，恳请贵院查明事实真相，判如所请。代理人：朱恒毅，李素梅二O一二年五月四日

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难题之一，安徽省中小企业的发展相对滞后，融资困难已经成为限制其发展的瓶颈。在当前经济环境下，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不仅仅是政府保证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本文从知识产权角度出发，探讨了当前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政策环境以及安徽开展此项业务可行模式。一、经济环境和政策2008年8月份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下滑，2007年底中央制定的“两防”经济政策，到8月被修改成“一保一控”。当下，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保持经济增长的任务十分艰巨。2008年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经济形势，并安排部署了四季度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十条措施，其中，第（二）条“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完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加大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政支持力度。”同年11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其中第十项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法律政策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和2007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均明确规定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可以出质。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应收帐款质押登记办法》明确规定将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权列入应收帐款，可作为权利质押。2008年3月12日颁布的中国银监会《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第十五条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服务业企业授信应当探索和开展多种形式的担保方式。积极开展应收账款质押、组合担保等已经相对成熟的业务，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质押等其他行之有效的担保方式”。三、国内各省市的一些做法人总行有关统计显示，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总额中，四分之三是商标权，其他为专利和版权，截至2007年底，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的数字显示：进行专利权质押登记的合同共有300多项，涉及专利700多件，质押总额仅近60亿元；由于国家商标局目前没有公开商标权质押登记的合同数，由人行方面公布的统计数据推算，到2007年底，商标质押总额接近180亿元。银行方面，该项贷款业务在国内做得较早的是的交通银行北京分行，自2006年10月推出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以来，截至2008年8月末，授信企业37家，共计发放贷款44笔合40275万元，所有到期企业全部还贷，未形成一笔不良贷款，相关报道显示，目前国内有近百家银行和金融机构涉及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以下是国内各省市的一些典型做法：1、交通银行北京分行“展业通”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展业通”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是交通银行北京分行在交银“展业通”统一品牌下，向中小企业发放的、以企业或企业主所拥有的知识产权作质押担保的、用于满足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正常资金需要的、一定金额的贷款由于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自身存在的评估风险、法律风险和处置风险，该产品由交通银行北京分行主导，协同北京资和信担保有限公司、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和连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07年7月共同推出。鉴于担保公司的参与，可以初步推断出该模式是由担保公司向银行提供担保，企业向担保公司提供知识产权质押作为反担保来获取贷款。该模式是银行主导的一种典型模式，由银行直接定义推出并具体操作。2、湘潭模式2006年人民银行湘潭市中心支行制订了《湘潭市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管理办法（试行）》，2007年该行又制定了《湘潭市专利权质押贷款管理办法（试行）》。两个管理办法均适用于湘潭市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两办法具体规定了贷款的对象、用途和条件，贷款额度、期限和利率，贷款申办的程序以及贷款的管理。根据上述管理办法，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区别于一般贷款的特殊环节为：银行可向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征询借款人相关信息；借款人应当委托依法登记注册的商标评估机构出具商标价值评估报告；签订借款合同后，借款人应当及时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办理商标专用权质押合同登记手续并将商标专用权质押登记情况报送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而专利权质押贷款区别于一般贷款的特殊环节为：借款人持专利证书和承贷银行认可的评估机构出具的专利价值评估报告等有关资料向湘潭市知识产权局提出书面申请，湘潭市知识产权局初审合格后出具推荐意见；经过贷款人审批签订借款合同后，借款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手续，并将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情况报送湘潭市知识产权局，经湘潭市知识产权局审查合格，加盖公章后，贷款方最终方予以认可。由此可见，湘潭市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工作是由人民银行湘潭中心支行与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地方商标主管部门）和湘潭市知识产权局（地方专利主管部门）共同推动的，是在自上而下的行政行为推动下开展起来的。在操作程序中，商业银行是贷款的直接受理者和审核者，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只起到辅助作用。2006年，依据《湘潭市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管理办法（试行）》，毛家饭店和湖南胖哥槟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利用商标权质押成功获取了银行的贷款1500万元。3、上海浦东模式2008年10月，上海市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了《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专项资金操作细则》，2006年发布的《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专项资金操作细则（试行）》自动废止。依照操作细则，“十一五期间”,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每年安排2000万元，设立专项资金。专项资金存入上海浦东生产力促进中心在银行的专户，银行按照2-2.5倍放大贷款规模。概括来说，由上海浦东生产力促进中心的专项资金为通过审批的企业向银行提供担保，企业以自有知识产权质押和业主信用为反担保，银行收到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担保确认文件后，再办理各种贷款手续并发放贷款。上海浦东生产力促进中心是具体操作部门，该中心在浦东新区市民中心设立了受理窗口,直接受理此类贷款申请。中心收到申请后，会审核该申请是否符合各种规定，必要时会组织浦东知识产权中心等单位对企业提供质押的知识产权进行评估。可见，上海浦东模式是由行政机关推动并在具体操作中起主导作用的一种模式。与该模式类似的还有成都市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该市科技局通过成都生产力促进中心，设立4000万元的成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专项担保基金，成都市商业银行则按1：3的比例，放大提供1.2亿人民币的贷款授信额度，为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此次融资平台的运作模式是由成都市科技局（知识产权局）先期投入融资担保基金，对有需求的融资项目进行首轮“面试”，并推荐给金融机构，进行复审。4、其他据有限资料显示，其他省份如湖北、重庆、山东、福建、江苏、浙江、山西等也进行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有益尝试。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2008年青岛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的贷款案例。该案例中，澳柯玛公司将旗下170个商标专用权一并质押给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换得对方为澳柯玛6.1006亿元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四、安徽省的知识产权融资之路在知识产权融资方面，我省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早在前几年，商标权方面，安徽的红星宣纸，恰恰食品，绿宝电揽等等中国驰名商标通过省内的担保机构，以商标权质押担保的方式，向银行申请了贷款，总额在一个亿左右。在专利权方面，2008年年初，安徽省科技厅与省工商银行签订《支持自主创新合作协议》。安徽省科技厅向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推荐31家企业35个项目，采取有形资产抵押和无形资产质押组合的方式，申请贷款6．5亿元，其中用于质押贷款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71件。根据现有情况来看，该方式缓解了省内部分企业的融资困难，但由于各种制约因数仍在困绕企业的融资难题，如何形成知识产权融资的长效机制，为安徽企业的自主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信贷资源，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探索。我省地处内陆中部，经济相对落后，中小企业的发展更是滞后。相较经济发达地区，我省中小企业实力较弱，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在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小企业发展更加困难，融资渠道也愈发狭小。虽然政府出台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同时也积极鼓励金融机构支持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缺乏银行认可的担保，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取发展必须的资金支持。这导致了一种尴尬的局面，一方面银行大量资金无法贷出，另一方面大量的中小企业资金紧迫捉襟见肘。对于这些中小企业，融资的成功与否意味着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必须为中小企业融资打开一条通畅的渠道，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无疑就是这样一条可行的渠道。下面比较分析一下知识产权融资的三种典型模式。第一种北京交通银行展业通模式，是目前国内最成功的模式，这种银行主导业务的模式也是最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但是施行两年多来，纵观全国仅此一家。同时，民间担保公司的引入，无疑会增加贷款成本。第二种湘潭模式，通过行政手段推进知识产权融资工作进行。金融主管部门虽然制定了较为详细的规则，但该规则未考虑到如何避免银行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中承担的各种法律风险、评估风险和处置风险，而且具体业务还是由各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银行主导，因此，可以料想到该模式存在曲高和寡的情况。也就是说，由于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固有风险，各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银行缺乏开展具体业务的主动性，业务主导环节的懈怠必然会导致该模式的效率低下。第三种上海浦东模式，和第二种湘潭模式一样，也是由行政部门自上而下推动的，但两者有明显的区别，区别之一是浦东模式有财政专项资金作为贷款担保，这就解决了银行的风险问题，区别之二是由于政府部分承担了风险，因此政府部门在贷款审核中起到了主导作用，经过审核的贷款申请，将获得财政专项资金的担保，因此银行会很顺利的发放借款。由此可见，同样是行政推动，浦东模式解决了银行的风险问题，保障了银行的资金安全，只要行政部门高效运作，就会保证该模式的高效运作。我省各级人民政府为了扶持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每年均划拨了不少专项资金，涉及商标专利版权等知识产权方向上比较大额的专项资金有；省商务厅的品牌扶持专项资金，合肥市农委的农业产业化发展资金，这些专项资金为安徽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这些资金往往是面向企业，面向项目无偿发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属于洒胡椒面的方式，可以理解为对于企业的奖励，并不能解决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融资难的问题。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配合合芜蚌自主创新的试点工作，我们认为：通过财政资金和金融机构的有机结合，集中相关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逐步建立起知识产权融资担保基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更有效运用好这些资金，使知识产权融入经济发展、企业发展的大框架中，值得各级政府和金融部门积极探索。五、担保资金规模的初步估算我们首先假设一个前提条件：即假设我省仿照浦东模式设立专项担保资金，银行按照1：3的比例放大贷款信用额度，并提供一年期贷款。在此前提下，结合我省现状，大致需要多大规模的担保资金可以有效满足安徽省内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1、专利截至2007年底，我省累计获得授权专利22033件，其中有效专利6438件。有效专利中，发明专利829件，实用新型专利3468件，外观设计专利2141件。适宜作为质押权利的有效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共计4297件。假设我省每年有1%的专利用来办理质押贷款，平均每笔贷款额100万元，则需要担保资金4297×1%×100÷3=1432.34万元。2、商标我省现存有效商标4万件，其中安徽省著名商标900余件，驰名商标20余件，同样假设我省每年有1%的商标用来办理质押贷款，平均每笔贷款额100万元，则需要担保资金40000×1%×100÷3=13333.34万元。综上所述，在假设条件下，年知识产权担保基金金规模在15000万元左右，便可以有效运转起安徽省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市场。我们认为，安徽的知识产权融资刚刚起步，还有很多工作需要细化，相关金融和政府工作部门对于该事务也有一个逐步认识过程，因此，采取三部走的策略，稳步实施无疑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一：金融机构和知识产权机构合作展开调查，面向信誉好，实力强的驰名商标，著名商标企业开展知识产权融资试点，需要时可采取组合贷款的形式，增加部分有形资产担保，以降低风险，保证成功。二：在成功案例的基础上，和政府方面分管知识产权口的相关机构开展相关行业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试点，由于知识产权价值的稳定性和相关行业的成长性密切相关，也和政府对行业的扶持政策密切相关，因此，相关行业不同规模企业的选择性试点可以保证贷款的有效性，同时降低风险。三：在条件成熟后，吸收政府有关机构的知识产权奖励资金，成立知识产权联合担保基金，由省财政担保公司牵头，全面开展业务，为安徽的自主创新企业，为省政府的“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