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电臣

追打他人时猝死死者家属获赔9万-------人民网新闻闫先生在追打王先生的过程中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死亡。记者昨天获悉，顺义法院一审判决王先生赔偿闫先生家属9万余元。闫先生是顺义居民，其家属称，2011年6月28日夜间，闫先生与3名同伴在顺义仁和地区某大厦迪厅消费时，与王先生发生口角并互殴。王先生从三层跑出大厦，闫先生等人在后追赶，追逐过程中闫先生突感身体不适被送至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顺义公安分局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显示，闫先生符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发作，造成急性心肌梗死致急性心力衰竭死亡。根据司法鉴定意见，闫先生死亡与其生前与他人之间发生纠纷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闫先生的家属要求王先生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等共计24万余元。王先生在开庭时同意赔偿原告全部合理损失的10%，法院对此不持异议。法院依照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的事实以及有关法律规定和统计数据，一审确认王先生应承担的赔偿金数额为9万余元。（记者裴晓兰）

第三人侵权情况下安全保障义务责任探析【案情】2011年11月18日晚，案外人罗某等人酒后至张某经营的洗浴中心兼KTV娱乐。因罗某在浴室休息大厅调戏技师引发纠纷，从而与张某及洗浴中心的工作人员厮打。后案外人罗某为报复洗浴中心，纠集数人手持钢管赶至洗浴中心，本案被告张某及洗浴中心工作人员见状迅速从后门跑到旁边的工厂院内躲避。此后，在洗浴中心洗完澡的龚某刚走到洗浴中心门外，被误认为洗浴中心工作人员而遭到罗某等用钢管连续打击致严重颅脑损伤当场死亡。后罗某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受害人的亲属将洗浴中心经营者张某告上法院，要求被告依法赔偿死亡赔偿金等费用。被告张某辩称，龚某洗澡后离开浴室，在浴室门口被案外人罗某持钢管猛击头部致死，龚某的死亡是由罗某造成的，民事赔偿责任与被告无关，其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且该事件是极其严重的暴力犯罪，是其不能制止的，所以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审判】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从事娱乐经营活动或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本案中，洗浴中心兼KTV的经营者张某，在从事娱乐经营活动过程中应当对前来消费的顾客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原告的亲属龚某系在洗浴中心门外遭到案外人罗某的击打致死，被告张某辩称受害人之死系他人暴力犯罪所致，其对此不能制止，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认为，事发地点应为被告直接管理和控制的空间范围，且事发前被告张某先行与案外人罗某发生纠纷，被告张某及洗浴中心工作人员在案外人罗某等人前来报复的情况下，从后门离开躲避而置顾客安全于不顾，可见被告在其经营管理范围内未尽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故依法判决被告对受害人龚某之死承担15%的补充赔偿责任。宣判后，原、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评析】本案中，因第三人罗某与经营洗浴中心的被告张某及工作人员发生冲突，在报复过程中将被害人龚某殴打致死。对于经营洗浴中心的被告张某来说，第三人致使被害人死亡的暴力犯罪行为，究竟能否成为阻却其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事由从而免除其安全保障义务责任?本文从以下方面探讨第三人侵权情况下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承担问题。一、安全保障义务的内涵及义务来源安全保障义务始于德国法上的一般安全注意义务理论。德国侵权法上有“基于侵权行为法旨在防范危险的原则，发生的所谓社会活动安全注意义务，而有从事一定作为的义务”。根据该理论，社会生活中存在潜在、抽象的发生损害之虞的一般危险活动，基于社会公共安全的需要，任何人无论其为危险的制造者还是危险状态的维持者，都有义务采取一切必要和适当的措施保护他人免受不当危险的侵害。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1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第1款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相类似的法律规定还有《商业银行法》第6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安全保障义务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法定义务。法律直接规定的义务，是最直接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来源，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经营者、服务提供者对消费者人身和财产安全保护的规定。二是合同义务。当事人约定的合同义务，合同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合同当事人应当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如旅客运输合同中旅客的人身安全保障义务。三是附随义务。例如，餐饮业、旅馆业向顾客提供服务，按照诚信原则的解释，应当保障接受服务的顾客人身安全负有保障义务。由此可见，安全保障义务的基本性质有两种，即法定义务、合同义务，事实上这两种义务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竞合的。经营者既可能构成侵权责任，也可能构成违约责任，致使被侵权人产生两个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对此，赔偿权利人有权选择一个最有利于自己的请求权行使，救济自己的权利损害。二、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范围及构成要件1、义务主体范围。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安全保障义务主体为“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和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可见安全保障义务的义务主体有两类，即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和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笔者认为，出于保护受害人的目的，对于义务主体范围外延的界定，应当作出目的扩大解释，既包括该公共场所直接的空间管理范围，也包括附设的一切附属设施，同时还应当及于管理人和组织者所提供的服务。2、权利主体范围。《侵权责任法》将安全保障义务的权利主体规定为“他人”，没有规定具体的范围。但安全保障义务所欲保护的主体应为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既包括经营活动中的消费者、潜在的消费者及其他进入经营活动场所的人，也包括进入虽无交易关系，但可被特定主体控制的具有某种开放性场所的人。也就是说，只要和经营者有符合一般社会观念所讲的“社会接触”的人，就应该认定为安全保障义务的权利主体。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来看，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需要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主要包括怠于防止侵害行为、怠于消除人为危险行为、怠于消除经营场所或者活动场所具有伤害性的自然情况和怠于实施告知行为;其次应当具备损害事实要件，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第三，义务人的违反义务行为与受保护人的损害之间，应当具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最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行为的行为人具有过错。具体说，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人有无过错的标准是，行为人是否达到了法律、法规、规章等所要求达到的注意义务，或者是否达到了同类公共场所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组织者应当达到的注意程度，或者是否达到了诚信、善良的管理人或组织者所应当达到的注意程度。三、第三人侵权情况下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承担《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2款规定，“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如果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在对他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前提下，在防范和制止他人侵害方面未尽义务造成受保护人损害的，构成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这是一种特定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类型。因为安全保障义务主体了解其服务设施、设备的功能、以及相应的管理法律、法规的要求，了解服务场所的实际情况，具有更优势的力量和相关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更能预见可能发生的危险和损害，从而更有可能采取必要的措施(如警示、说明、劝告、救助)防止损害的发生或减轻损害。这就要求义务主体必须以积极的作为来保护相对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义务主体应该依赖自己基本的判断能力和预见能力，依靠自己或借助一些必要的手段有效地防止危险的发生，或者说最大程度地缩小危险的范围。如果义务人应当作为而没有作为，发生了对相对人的损害，那么就必须承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是补充责任，即在其未尽合理限度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在补充责任中，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的责任是能够防止或制止损害范围内的过错责任，其责任赔偿范围的大小与第三人赔偿责任大小有关，但又不能绝对取决于第三人直接赔偿能力的大小。因为安全保障义务设立的宗旨在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要求从事经营或其他社会活动者履行积极的注意义务，若他们未履行此等义务则课以侵权责任予以惩罚，如果仅要求安全保障义务人在第三人无法确定或无赔偿能力时才承担赔偿责任，那么会给他们一种侥幸心理——寄希望直接加害人承担全部责任，逃避自己责任的承担，这样的结果不利于安全保障义务人谨慎履行自己的注意义务。具体到本案中来看，因洗浴中心工作人员与第三人发生冲突，在第三人前来报复的过程中，受害人遭第三人击打致死。作为洗浴中心的经营者，在从事娱乐经营活动过程中应当对前来消费的顾客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而被告张某及洗浴中心工作人员在案外人罗某等人前来报复时，在预见到有可能会发生危险的情况下，未采取任何警示、告知等措施，直接从后门离开躲避而置顾客安全于不顾，明显未尽到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受害人之死系他人暴力犯罪所致，并不能成为阻却经营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事由从而免除其安全保障义务责任。最终，法院酌情确定被告张某对原告亲属龚某之死承担15%的补充赔偿责任。

离职后违反竞业条款及保密协议应否赔偿[案情摘要]2012年7月6日，被告黄某与原告广西某经纪有限公司签订劳动会同，并设定限制同业竟争条款及保密协议，约定“员工在公司任职期间离职半年内，非经公司同意不得在同一区域与公司经营或者提供同类服务的地产企业担任任何直接竟争性的职务”、“公司在员工的工资报酬中已考虑了员工保密报酬，并另行支付保密工资”。合同签订后，原告公司送被告到有关培训机构进行业务培训，并支付了9640元的培训费用。2013年1月14日，因被告的原因，双方协议解除劳动合同，但限制同业竟争条款及保密协议仍应按原约定履行。原告离职后，在网上开设了“金门房地产”工作室，通过网络开展房地产中介业务。名丰公司于2013年4月9日，以被告违反保密协议侵犯其商业秘密及违反禁止同业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案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前审查，认为本案诉争的法律关系属劳动合同关系，存在仲裁前置程序，法院无直接管辖权。但双方当事人均有和解的意愿，希望法官主持调解。经调解，双方达成由被告一次性即时给付原告经济赔偿2000元，被告在约定期间内限制同业竟争的和解协议。至此，该禁止同业竞争案得以高效化解。[案例评析]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当今社会是信息化和竞争化的社会，技术、经营秘密在商业价值上具有极高的财产权益。同时，商业秘密作为一个企业的核心机密，它关乎着企业的盛衰，甚至主宰着企业的兴亡。如果听凭其任意披露而不加以限制，企业便难以在竞争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对社会整体而言，企业出于害怕商业秘密的丧失，对员工处处防范，不仅不利于经营，而且会造成信誉基础的动摇，将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如果对禁止同业竞争不加以限制，势必造成劳动者的就业、择业权以及自主创业方面的不合理限制。在劳动法律关系中，用人单位即雇主的地位显然高于劳动者，动辄以解除劳动合同相威胁或实现之，已是司空见惯之常事，倘若雇主随意解除劳动合同，而又以禁止同业竞争将劳动者封杀，显而易见有悖于社会公平与正义，正是基于此考虑，应以正当理由为限制。除劳动合同另有约定外，《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均可作为正当理由。用人单位以此为由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才承担保守商业秘密和禁止同业竞争的义务。同时，劳动者有获得履行保密义务的补偿额的权利。只有劳动者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获得的工资足以与其保守的商业秘密的重要性相称，在劳动合同终止后，获得的经济补偿足以抵销其出卖商业秘密而获得的利益时，该条款在实施上才真正有了物质上的保障。用人单位在因劳动者违反此项义务提出索赔时，也应以其支付的工资和补偿为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10号山东高级人民法院：你院报送的《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收悉。经研究，原则同意你院的倾向性意见。即：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此复2010年3月17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工作时间内受伤是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请示（鲁高法函[2009]31号）最高人民法院：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办理垦利县人民法院报送请示的原告李克英诉被告垦利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中，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工作时间内受伤是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形成不同意见，就有关问题向我院请示。我院研究后认为，相关法律适用问题涉及面广，各地规定不一致，特向你院请示。一、案件的由来原告李克英之夫许长峰系利津县明集乡玉皇庙村农民，1942年9月15日出生。许长峰自2008年6月2日至2008年9月29日在东营市龙翔石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事门卫工作。2008年9月29日19时左右，许长峰由北向南推人力三轮车过公路时，与一机动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许长峰死亡。原告李克英于2008年12月30日向被告垦利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报许长峰工伤认定申请，被告垦利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09年1月5日以受害者许长峰于1942年9月出生，至受伤之日时年龄已经超过60周岁为由，根据《工伤保险条例》以及《山东省工伤认定工作规程》之规定作出[2008]NO．6-02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申请人的申请决定不予受理。李克英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二、东营中院对案件处理的不同意见多数人意见：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应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的调整范围，对其发生的损害赔偿争议，可通过民事诉讼等方式解决。理由是：对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又受聘到新工作单位工作，在工作时间内受伤是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争议焦点在于，该类人员与现工作单位之间是否构成《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关系。如构成劳动关系，则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反之，则不应适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1999年3月9日发布了《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通知指出：国家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本案当事人许长峰发生事故时年龄已达到66周岁，不管其身份是农民抑或离退休人员，均属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其与现工作单位之间已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调整的范围。同样也不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进行调整。少数人意见：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与现用人单位间可以形成劳动关系，因工受伤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理由是：我国《劳动法》只有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仍然从事劳动的人员，法律未作禁止性规定。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与劳动者之间，只要形成劳动关系，即劳动者事实上已成为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为其提供有偿劳动，适用劳动法”由此可见，是否形成劳动关系应看劳动者是否事实上已成为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为其提供有偿劳动。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趋势，离退休人员及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民二次就业的情形会越来越普遍，认定他们与现用人单位间存在劳动关系有利于对这一人群的劳动保护。三、东营中院请示的问题及我院意见东营中院向我院请示的法律问题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工作时间内受伤是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进行工伤认定。我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后认为，法律并未禁止使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民工，而且作为农民也无所谓何时退休。超过六十周岁继续在城市务工的农民比较多，有些与用工单位形成劳动关系，依法应当保护这些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给予其平等对待。从《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来看，也没有将这些人排除出去，既然用人单位已经实际用工，职工在工作时间受伤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离退休人员与现单位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以及工作时间内受伤是否适用问题的答复》精神，应可以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进行工伤认定。鉴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影响面较大，各地做法不一致，对于今后的案件审理具有指导意义，为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现提出对以上问题的请示，请予答复。二00九年十二月九日附录：相关法律规定相关法律规定一、目前针对超龄职工在工作中受伤是否为工伤的认定在全国各个省市规定并不相同，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明确规定不予受理。如《北京市实施办法》规定不予受理，其规定：“工伤认定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受伤害人员是用人单位聘用的离退休人员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二)明确规定可以享受劳动保险。如《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医疗保险局关于实施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本市用人单位聘用的退休人员发生事故伤害的，其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按照《实施办法》的规定执行，工伤保险待遇参照《实施办法》的规定由聘用单位支付。”(三)没有明确规定，如东营市对此未规定，但实践中的做法就是对此类申请不予受理。二、《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离退休人员与现单位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以及工作时间内受伤是否适用问题的答复》：“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六十一条等有关规定，离退休人员受聘于现工作单位，现工作单位已经为其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其在受聘期间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退休人员与现工作单位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以及工作时间内受伤是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问题的答复[2007]行他字第6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你院[2006]渝高法行示字第14号《关于退休人员与现工作单位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以及工作时间内受伤是否适用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原则同意你院第二种意见，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2条、第61条等有关规定，离退休人员受聘于现工作单位，现工作单位已经为其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其在受聘期间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

2012年，贾先生由于生意上周转不灵向易先生借钱，易先生也够义气，借给贾先生100万元，只是提出让他们共同的好友丁先生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丁先生同意后，三人签订由易先生提供的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该100万元的借款期限是从2012年4月5日至2012年7月4日止，而丁先生的保证期间为借款之日起两年。值得商榷的是，在这份合同中，借款期限“2012年4月5日至2012年7月4日”是手写的，而“保证期间为借款之日起二年”则为打印字体，但是在保证期间之后的注释起止时间“2012年4月5日至2012年7月4日”又为手写。借款到期后，贾先生并未还款，易先生只得向法院提起诉讼。在庭审过程中，丁先生提出，合同上的保证期间是2012年4月5日至2012年7月4日，现在时间已过，自己不需要承担责任。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保证期间为保证责任的存续期间，事关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债权债务能否行使或履行，也是确定保证债务与诉讼时效关系的依据。本案中，对于保证期间，既有打印的“自借款之日起二年”，又有手写的“2012年4月5日至2012年7月4日”，且手写部分与借款期限一致，担保期限手写部分与打印部分前后矛盾，该保证期间约定应视为约定不明，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规定，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二年，即应从2012年7月5日至2014年7月4日，易先生在这期间向丁先生主张权利，丁先生均应承担担保责任。据此，法院判令贾先生还款，丁先生承担连带责任。

2004年1月，李女士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共出资200万元购买商品房一套，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50万元，并办理银行贷款，房产登记在李女士名下，2008年3月与王先生结婚前，李女士又用个人财产还贷50万元，剩下100万元贷款于2008年10月开始用婚后夫妻共同财产还贷，并于2011年8月13日离婚前清偿完毕，此时离婚，房产市场价也已达到600万元。离婚时该房产归李女士，李女士应向王先生补偿多少？另外，结婚当月，即2008年3月该房产市场价350万元；2008年10月该房产市场价为400万元。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该案中王先生取得的财产由两部分构成：一、还贷支出部分，共50万元（100万元除以2）；二、其支付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一般情况下平均分割增值部分，即王先生对应的增值部分为25万元，但若考虑下列因素除外：（一）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二）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给予补偿，而不能简单地以增值部分除以二来处理；（三）增值的财产系产权人婚前购置，即增值基于产权人的行为；（四）另一方居住条件。在该案中，计算时应注意两个问题：1、增值时点。应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之时开始计算。在本案中，应以开始用婚后夫妻共同财产还贷的时间2008年10月为增值时点，此时的房产市场价400万元为计算基数。而不能以购买时或结婚时的房产市场价为计算基数。2、相应财产增值额。应以增值时点房产市场价为增值基数来计算，本案中应以2008年10月的400万元房产增值基数，即：离婚时该房产增值部分为：600万元－400万元＝200万元；增值部分200万元由原400万元财产增值，财产增值率为200÷400×100%=50%；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相对应的财产增值部分：100万元×50%＝50万元；王先生支付款项相对应的财产增值部分：50万元÷2＝25万元。王先生还贷支付款项及相对应的增值应为：50万元+25万元＝7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