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叔宝

案情简介广州市女子李X芬与广州市增城新塘一经营脚手架的五金店长期有业务来往。五金店老板持票额70万元的支票和仿造李X芬签名的欠据到公安机关报案。控告李X芬诈骗。公安机关把李X芬抓获，公诉机关以票据诈骗罪起诉李X芬，一审、二审被告人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李X芬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省检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省法院撤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增城巿人民法院，二审、一审的有罪判决，发回增城巿人民法院重审；增城巿人民法院重审后以(2007)增法刑初字第516号刑事判决书宣判被告人无罪。李**票据诈骗案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本律师受增城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并经被告人李秀芬的同意，担任李秀芬被控票据诈骗一案重审程序中的辩护人。现发表辩护意见如下：起诉书指控李秀芬犯票据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主要理由如下：一、公安机关没找吴照元调查取证，导致本案事实难以查清，违反程序。根据被害人廖远东在2001年11月14日、15日两份报案笔录中陈述，是被害人单位卖货给李秀芬，李秀芬直接将货卖给吴照元，吴照元开支票由李秀芬转给焕发五金店，廖在东莞的金月弯工地上找到一个财务员，打听到吴照元的手机号码，并成功与吴通电话。吴还回答“没有钱”。在2001年10月27日3时许，廖远东与其员工廖志清找吴照元，工地有人答他，吴照元出去了。由此证实，吴照元此人确实存在，但公安机关没找吴照元调查取证，导致本案事实难以查清。二、证人廖远东、黄远梅、李玉贵、陆超忠证人证词的证明力较差，不应取信。证人廖远东与黄远梅曾合谋伪造了李秀芬签名的送货单总汇。被查证后，又改口原货单总汇遗失了。当公诉机关、公安机关到黄运梅办公室寻找证据时，见黄运梅脸色苍白，黄远梅后解释：李秀芬当时确实在贷单上签名，后遗失了，报案时为了使公安机关相信，便伪造了李秀芬的签名。黄远梅最后的陈述又变为：见三十万元支票已兑现，所以没有要求李秀芬在总单上签名。由于证人廖远东、黄运梅的陈述前后矛盾，经常根据客观因素变化和利益影响而作推翻以前的陈述。廖远东、黄运梅并不具有证人所必须具有的“诚实”，其证人证词的证明力较差，不应作为证据使用。公安机关在2003年1月10日分别向证人李玉贵、陆超忠作调查，案发至调查日相隔14个月，李玉贵、陆超忠竟然凭自身记忆记得李秀芬提走七种货物的具体数量。这些货物数量700个至10000个不等，数量无特点，李玉贵、陆超忠不可能记得，显然是在调查之前别人授意其如何作证的。并非由李玉贵、陆超忠本人所知的案件客观事实作证的。其证词不应作为证据使用。李玉贵、陆超忠都是廖远东的员工其陈述易受廖远东意志影响，廖远东已作伪证，李玉贵、陆超忠的证词不应取信。三、没有证据证实李秀芬使用熊鹰开出的100万元支票用于诈骗。（1）、熊鹰提供的号码为03631909支票存根与廖远东提供号码相同的支票，其分割切口不吻合，存根的切口平直，而支票的切口在左上角有一弯位还残留部份分割标线。而存根则保留部分割标线，支票存根与支票不是由同一张支票上分割出来的，且此存根在上次开庭时熊鹰无法提供，后来却能提供，故有合理的理由怀疑此存根是伪造的，请法庭进一步查清。（2）、熊鹰陈述吴照元已失踪多年，但吴照元出现在东莞金月弯的工地上，被害人廖远东称曾与其通电话，工地上工人也说吴照元出去了。熊鹰、李秀芬均出现在东莞金月弯工地上，三方均在一个金月弯工地的窄圈子内。发生同一宗脚手架租凭。熊鹰与吴照元肯定相见。由此可见，熊鹰作了虚假陈述，其信用程度较差，其陈述不应作定案依据。（3）、熊鹰陈述收到中建五局的30万元电汇款后再开出三张拾万元支票给李秀芬，中建五局分别于2001年9月12日、同月20日、同年10月22日汇出款。由此推算，熊鹰在2001年10月22日之后才开出这三张各拾万元的支票。熊鹰陈述看到中建五局收货收据后才开出50万元和20万元支票，因此这两张支票应在2001年9月13日（中建收货最后日期）后开出。但根据廖远东陈述，李秀芬是在供货期内即2001年8月5日至9月4日将五张支票交给他的。由此可见廖远东收到支票的时间（2001年8月5日至9月4日）在前，而熊鹰开出支票的时间（2001年10月22日之后）反而在后。黄远梅最后的陈述为：“见三十万元支票已兑现，所以没有要求李秀芬在总单上签名”，黄远梅是在2001年10月15日与李秀芬结算（根据李秀芬结算时留下的欠据上的日期），熊鹰在2001年10月22日之后才开出这三张各拾万元的支票（上已述）。黄远梅不可能在熊鹰开出三张支票最少7天之前就已将支票兑现。如果熊鹰所述属实的，李肯定是先提走货物再行结算，李肯定有提货凭证留下由被害人收执；如果被害单位员工的陈述李秀芬先将一百万元支票作抵押才提货是属实的，则在熊鹰开出支票之前，李秀芬并没有金月弯工地的收货凭证，必定要李秀芬签下收到五张共100万元支票的证据给熊鹰。但现时证据，既没有李秀芬提货的书面凭证，也没有李秀芬借支票而留下的书面欠条。熊鹰与被害人员工的陈述存在矛盾，彼此间不能互相印证、不能形成证据链。不得认定李秀芬取走五金店价值1196028元货物和使用熊鹰五张共100万元支票诈骗。（4）、根据熊鹰陈述，他与李秀芬只是相识，彼此并不太熟识，无生意来往。且多次问话都说“本来不肯开支票的”按常理熊鹰开出100元的支票给李，必要求李写回欠条或其它书面凭证收执，最低限度要李芬在支票存根上签名，而根据熊鹰提供的支票存根中，有一张6000元的存根都有李秀芬签名。现时100万元却不用签收，难以令人信服。现熊鹰提供的支票存根虽有李秀芬的字样，但其笔迹不是李秀芬亲笔签名的。如果李拿了支票不汇款进帐户，熊鹰、吴照元就会负上100万元的债务。同时，熊鹰陈述李借了帐户和印鉴办电汇，如果李利用印鉴开出支票，将会造成不可估计的损失，而熊鹰借了帐户和印鉴给李秀芬而不需李留下任何的书面证据，应不能支持熊鹰的说法。不能排除熊鹰作伪证。总之，公诉机关指控李秀芬使用明知是印鉴不付和余额不足支票只有熊鹰口头陈述，没有相关的书面证据，没有双方使用、借用帐户而留下的任何凭证。而熊鹰的口头陈述亦是漏洞百出，违反常理。到底熊鹰、吴照元是真正的买主，而熊鹰、吴照元付了空头支票，还是李秀芬根本未使用该帐户，现时的证据无法确定。根据上述的（1）、（2）、（3）、（4）的意见，应不能认定李秀芬要求熊鹰开出100万元的支票，不能认定李秀芬利用支票诈骗。四、无证据证实李秀芬从焕发五金店提起价值1196028元货物。1、根据证人黄运梅、陆超忠、李玉贵证实，李秀芬每次取货将货物点算上车后，都是由陆超忠、李玉贵、廖志清告知黄运梅货物数量，黄运梅制单给李秀芬签名确认，交回黄运梅收执。但到目前为止公诉机关都不能出示有李秀芬签名的取货凭证。在原审几次法庭调查和辩论中，公诉人曾解释每次由李秀芬在送货单签名，在李秀芬签总单时，将分单交回了李秀芬。本律师对此解释表示怀疑，因为在货物交易中，送货单起码有二联以上，即使在顾客付款后，也是将顾客联给回顾客，也应有一联留在五金店财务人员的手中，以便做帐。而且后来，证人黄运梅又将证词改成：“当时因为已有30万元的支票兑现了，所以没有叫李秀芬在总单上签名。第一次给公安机关的货单就是原单，只是为了让公安机关相信便冒李秀芬签名”。既然李秀芬没有在送货总单上签名，那么就不能支持黄运梅原来所述：“总单签名后，就将每车货的分单交回李秀芬的说法”那么，这些每次车货都由李秀芬签名确认送货单在哪里呢？在每次开庭，辩护人都在追问此单据去向？公诉人在法庭调查和辩论阶段没有作任何解释，翻遍全部案卷材料和静听公诉人所读的证据。仍然无法找到这些送货单的去向。而且黄运梅的最新证词在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存在，五金店每车货价值仅5万元都要李秀芬签名确认。总单上仍欠70万元，反而不用签名，此种大违常理的解释，何以令人信服。这显然是廖远东、黄运梅、陆超忠、李玉贵作伪证。由此可知，李秀芬根本没有分多次从五金店取走价值1196028元货物，也没有在送货总单上签名。2、李秀芬从焕发五金店提走的货物并不就是中建五局东莞金月弯使用的货物，根据焕发五金店的财务人员黄运梅记录，李是在2001年8月5日至9月4日间提走货物。而运货的司机、被害单位均证实李随提货随车到东莞工地，两地之间只有一小时左右车程，但根据中建五局的财务人员王云，保安袁英德证词陈述，凭送货单的记录和袁英德的书面记录，工地是在2001年8月8日至9月13日收货的，两者分别相差3天和9天。不应认定李秀芬从新塘焕发五金店取起价值119万元货物和将货物运至东莞。中建五局人员王云、袁英德对本案的处理结果无利害关系，而本案处理结果与五金人员有利害关系，故王云、袁英德的证词证明力比五金店人员的证词证明力较强。在今天法庭调查中，本律师提供了证人伍新、齐俊辉、候俊龙的证词，证实李秀芬供给东莞金月弯的脚手架是从黄埔运到金月弯，而不是从新塘运去的。被告人也辩解：从焕发五金店购买的脚手架送到广州工地。故不能证实李秀芬从新塘煤炭发五金店取走价值119万元货物运至东莞金月弯工地。3、从新塘焕发五金提供被李秀芬提走的货物数量与东莞金月弯工地收到的货物数量并不相符，而五金店员工和司机均证实全部货物运至金月弯工地，因此不能证实李从五金店车走货物到工地。综上所述，公诉机关指控李秀芬犯票据诈骗罪都是以口头言词证据，没有充足的物证，由于口头言词证据易受利益和证人的主观意志影响，证人可能会作虚假陈述，公诉机关仅凭言词证据指控李秀芬犯罪，并不能排除证人恶意诬害李秀芬，证据并不具有排除性。而只有物证才不受任何主观意志影响，能真正反映案件客观事实。在有物证的前提下，应以物证为准。例如李向熊借帐户、开支票应立书面凭证，没有立的，就不能认定，李向焕发五金店购货。除即时清结货款外，应写下收货凭证或欠款凭证，但五金店不能提供李的提货凭证的底联或双方结算凭证。就不应认定李与五金有货物买卖。另外，有一点必须特别强调的，本案的所有物证都不约而同和大违常理地灭失，能提供的物证都是伪造出来的，如果李秀芬的确实施了票诈骗行为，肯定会有物证留下。五金店或熊鹰其中一方的物证灭失，已经很难令人信服。现时却二方的物证同时灭失，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显然是五金店的人员和熊鹰作伪证所致。因此，本律师认为公诉机关指控李秀芬犯票诈骗罪的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根本无充足的证据证实，李使用了梅州市梅江市政工程公司100万元支票向焕发五金店购货。也不能证实李秀芬取走焕发五金店价值1196028元货物。本案并不能排除熊鹰、廖远东、吴辅华、黄远梅、李玉贵、陆超忠串谋诬告李秀芬的可能。故请求贵院依法判决李秀芬不构成票据诈骗罪。无罪释放被告人李秀芬。以上意见，请贵院予以采纳。此致增城市人民法院辩护人：律师：徐叔宝二OO七年九月三日

范某1等侮辱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06）穗中法刑一终字第575号上诉人（原审自诉人暨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叶某0。诉讼代理人徐武，增城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范某1。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某2。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徐叔宝，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审理原审自诉人暨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叶某0控诉原审被告人范某1、张某2犯侮辱罪刑事附带民事一案，于2006年9月22日作出（2005）增法刑初字第78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原审自诉人暨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叶某0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自诉人暨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叶某0与被告人范某1、张某2均是增城市派潭镇背阴村范屋社的村民，两家是近邻，被告人张某2是被告人范某1的儿媳妇。自诉人叶某0与被告人范某1及其家人的关系素来不和，双方时常因生活中的琐碎小事发生争吵，多次经村干部及有关部门做调解工作均无效。特别是2001年11月5日，被告人范某1的儿子范伯苗将自诉人叶某0的儿子范飞强打致轻伤，范飞强未能得到赔偿，且范伯苗至2004年11月间才归案。为此事，两家人的矛盾不断加深，自诉人叶某0经常对被告人范某1及其家人以唱山歌等方式进行辱骂，引致双方多次对骂和打架。2004年8月18日和2005年2月3日，自诉人叶某0因为以唱山歌方式辱骂被告人范某1及其家人而分别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十五天。被告人范某1及其家人为逃避自诉人叶某0多年的随意辱骂，为避免与自诉人叶某0发生更大的矛盾和冲突，现已全家离开家园迁移到荔城等地居住。自诉人叶某0在诉状中列举其被两被告人侮辱的具体事实查明如下：2004年2月20日上午10时许，自诉人叶某0见到被告人张某2哼着小调从家中出来，自诉人叶某0认为被告人张某2在嘲笑她，于是即对被告人张某2进行辱骂，骂被告人张某2是“无儿无女的孤头婆”等，被告人张某2大声喝令其不要骂，再骂就用尿水泼她，但自诉人叶某0仍然在骂，被告人张某2即回家用桶装了尿水泼向她，后双方扭打在一起，致自诉人叶某0的头部及右手掌受伤（经法医鉴定属轻微伤），被告人张某2也因此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十五天。2004年6月28日早上，自诉人叶某0用唱山歌方式在村中谩骂被告人范某1及其家人时，被被告人范某1打了两巴掌（经法医鉴定为轻微伤），被告人范某1也因此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十五天。2004年12月18日8时许，自诉人叶某0在自家的门口唱山歌谩骂被告人范某1时，刚好被告人范某1挑着一担尿水经过，自诉人叶某0便跟着被告人范某1边走边骂，被告人范某1在愤怒之下便用挑着的尿泼向自诉人叶某0。2004年12月18日16时许，自诉人叶某0看见被告人张某2在本村温屋社与他人在打麻将时，便以唱山歌的方式辱骂被告人张某2是“孤头婆、鸡婆”等，被告人张某2便与其对骂，后自诉人叶某0和其儿子一起与被告人张某2发生推打，致双方受伤，被告人张某2的伤情经法医鉴定为轻微伤。2005年1月13日上午，自诉人叶某0在村中又以唱山歌方式辱骂被告人范某1，被告人范某1用尿水泼在自诉人叶某0身上。被告人范某1因此事和2004年12月18日用尿泼自诉人叶某0一事，于2005年2月3日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十五天。原审据以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有：一、自诉人叶某0向原审法庭举证，经原审法院确认的如下证据：1、证人范伯苗（范某1儿子）于2004年12月21日在增城看守所所陈述的证言证实，2001年11月间，其打伤范飞强（叶某0儿子）后逃跑到荔城镇打工，至2004年11月才被抓获归案，其同意向范飞强道歉和赔偿医药费。2、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证实，被告人范某1的儿子范伯苗于2004年11月至12日，因故意伤害致范飞强轻伤被刑事拘留和逮捕。3、证人范某明于2005年11月11日所陈述的证言证实，叶某0和范某1、张某2均是其村的村民。2001年11月间，范某1的儿子范伯苗与叶某0的儿子范飞强发生争执，范飞强被范伯苗打伤，到医院治疗花费约1500元，之后叶某0要求范某1赔偿该医药费，但范某1拒绝赔偿，且范伯苗也一直在逃。为此事，两家人经常发生争执。在2001年冬至那天，两家人发生争执，范某1的几个子女强行将叶某0按在臭水沟里，范的几个子女因此被公安机关各行政拘留十五天。2004年2月间，范某1的儿媳张某2与叶某0发生口角，张某2用尿泼在叶某0身上。后双方又发生多次纠纷，其参与多次调解工作收效不大。4、被告人张某2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证实：2004年2月20日上午10时许，在家中听到叶某0在辱骂她，于是其用尿泼了叶某0，后来双方打起来，叶某0用胶桶打了其头部和身上，其就用手打了叶某0的背部和身体；2004年12月18日下午，其在本村与他人在打麻将时，叶某0过来骂其，其被骂得不耐烦就骂回叶几句，叶某0与其打了起来。5、法医学鉴定书证实，叶某0于2004年2月20日、同年6月28日被打伤的伤情均为轻微伤。6、医药费药费单据6张（其中1张是2004年12月18日的，医药费为18.63元；另5张是2004年2月20日至同月28日的，医药费共629元），合计647.63元。7、被告人范某1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证实，因几年前，其儿子范伯苗打伤叶某0的儿子范飞强，事后其儿子逃走了，故此事一直未得到解决，叶某0就因此对其家产生很大意见。之后叶某0就经常挑衅他及其家人，经常无故以唱山歌来谩骂他及其家人，双方因此多次发生较大的冲突。于2001年12月间，叶某0与其妻子发生争执、拉扯，后其妻子很气就服药自杀，其子女知道后就与叶某0发生冲突，后其子女受到公安机关的处理。于2004年2月间，叶某0又无故谩骂其儿媳张某2，张某2忍不住就与她对骂起来，并互相用水泼对方，后张某2用尿泼到叶某0身上，两人就发生打架，此事在派出所调解了几次都未能解决。于2004年6月28日早上，其在家中听到叶某0在门外辱骂他及其家人约3个小时，其没有理会她，便开门出去，叶某0又跟着他后面继续骂，后其躲回家中，叶某0又在他家门口继续骂他，后他开门出来时，叶某0冲过来撞他，他就打了她两巴掌，之后叶某0说去报案就走了。2004年12月18日上午，叶某0在其家的门前唱山歌辱骂他及其家人，其没有理会她。后其挑了一担尿水出田施肥时，叶某0又跟着其身后继续骂他，其被骂到忍无可忍就放下担子，用尿水泼在叶某0的身上，叶某0被泼了全身尿水后才停下来。还有在2004年农历11月初和2005年1月初，其分别用尿泼过叶某0，均是因为她在其家门口大声辱骂其家人，吓到其孙子不敢去上学，其叫叶某0离开不要骂，但叶某0不听，继续在骂，其忍无可忍才用喷雾管抽尿液来喷叶某0的，她被喷尿后才停口离开。8、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书证实，派潭派出所于2004年12月27日委托鉴定叶某0作案时是否患精神病及有无责任能力，委托鉴定的原因是在2003年下半年起，叶某0经常在镇党委、政府、派出所等处，以唱山歌的形式骂领导、干部，不听劝阻，怀疑她有精神问题，故要求对其进行精神司法鉴定。鉴定结论：叶某0患无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症，作案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削弱，有限制责任能力。二、被告人范某1、张某2向原审法庭举证，经原审法院确认的如下证据：1、自诉人叶某0于2004年2月20日、2004年6月28日、2004年12月18日、2005年1月13日，分别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证实，其与范某1一向都有矛盾，加上2001年11月间，范某1的儿子范伯苗打伤过其儿子，其对范某1一家极大憎恨，所以其才唱山歌骂他及他家人的。2004年2月20日10时许，其见到对面家的张某2唱着小曲从家里出来，其感到张某2是在嘲笑她，于是其就骂张某2是“无儿无女的孤头婆”等，阿琴就大声喝令其不要骂她，但其仍然在骂她，阿琴就拿水泼其，其也用水泼她，后阿琴说要回家装尿来泼其，其跟着她去，后阿琴用胶桶装尿液泼在其身上，其就用胶桶打阿琴，其两人扭打在一起，后由他人劝开，其的头部及右手指被打肿；于2004年6月28日早上，其唱山歌骂范某1的老婆在2001年吃药想死来害其，范某1见其骂他老婆，先用手来打其的嘴，后又用鞋打其的脸和头，其想还手又不够他打就报警；于2004年12月18日8时许，其在其家门口唱山歌骂范某1，刚好范某1在其家门口路过，其就跟着他边走边唱，走到范屋社祠堂门前，他停下来用喷雾杆打其及抽尿喷其。当日16时许，其看见张某2在本村温屋社与他人在打麻将时，其开始唱山歌骂张某2是“孤头婆、鸡婆”等，当时张某2没有理睬其，这时其儿子刚好经过，张某2对别人说其儿子是傻仔，并站起来推其儿子，其帮儿子一起打张某2，其儿子推了几下张某2就无打了，其被张某2推倒在地上，双方打起来；于2005年1月13日上午，其在村中唱山歌骂范某1是“恶霸”，后范某1回家拿了喷雾杆抽尿液喷在其的身上。2、证人范某民于2004年6月29日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证实，于2004年6月28日早上，其看见同村的妇女叶某0坐在范屋社祠堂门口唱山歌骂范某1及其家人，骂他家的女人是“做鸡的”（即卖淫）等，并上前挑衅范某1打她，后其离开该处，不知范某1有无打叶某0。3、证人温某胜于2004年6月30日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证实，叶某0是其同村村民范炽昌的妻子，她在四、五年前开始乱骂人，特别是见到范某1及其家人，每天都骂，见到就骂，没有见到就走到范某1家门口骂，骂范某1是“鸡头、恶霸”等，骂范某1的儿媳是“孤头婆，没有孩子生”等，骂范某1的女儿和妻子是“做鸡”等等。4、证人温某红、温某清于2004年7月7日，分别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均证实，叶某0与他们是近邻，因为几年前，范某1的儿子打伤了叶某0的儿子，且没有赔偿，所以叶某0经常唱山歌骂范某1及其家人，因此引起范某1及其家人对她的殴打和侮辱，两家的矛盾更加尖锐，叶某0更是经常走到范某1家门口骂范某1及其家人，骂范某1是“恶霸”，骂范某1的妻子、女儿是“做鸡”、女儿怀的是“野种”，骂范某1的儿子、儿媳是“孤头佬、孤头婆”等，由此双方引起了几次的冲突，村委和政府有关部门曾多次进行调解、平息，但一直未能解决。5、增城市派潭镇背阴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材料证实，范某1及其子女家人听从其村委和派潭派出所意见，为避免与叶某0发生矛盾，自2004年12月至今，迁出本村，在荔城街居住。6、增城市公安局出具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1）2004年2月20日，张某2在自家门口与叶某0发生殴打，造成叶某0轻微伤，张某2被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十五天的处罚；（2）2004年6月28日，范某1在门口殴打叶某0，造成叶某0轻微伤，范某1被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十五天的处罚；（3）2004年12月18日上午，在增城市派潭镇背阴村范屋社，范某1因被叶某0以唱山歌形式辱骂，而用尿泼及殴打叶某0，后多次发生类似事件。范某1于2005年2月3日被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十五天的处罚；（4）2003年下半年来至2005年1月13日，叶某0以唱山歌来辱骂及挑衅范某1及其家人，于2004年8月18日、2005年2月3日，分别被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十五天的处罚。7、法医学活体检验鉴定书证实，张某2于2004年12月18日被打伤的伤情为轻微伤。三、原审法院在庭审中出示，并经向自诉人及其代理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当庭质证、认证，双方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采信的证据：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自诉人叶某0、被告人范某1、张某2的户籍证明材料。原审判决认为：自诉人暨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叶某0控告被告人范某1、张某2犯侮辱罪的事实中列举了于2001年12月5日，被告人范某1的家人闯入其家中，强行将其拖到村边，将其头部按入臭水沟中喝臭水，并将其衣服撕烂的事实，因被告人范某1、张某2并没有参与此事，因此，自诉人叶某0控告两被告人的上述侮辱事实不成立，不予支持。自诉人叶某0还控告在某天的晚上，其在自家的门口与被告人范某1发生争执，之后被告人范某1突然将屎尿泼到其身上和2004年某日，被告人范某1与其在本村禾场附近发生争执，之后被告人范某1用屎尿反复泼到其身上的事实，因自诉人没有提供相关的依据佐证上述控告的事实，不予支持。自诉人叶某0还控告被告人范某1于2004年6月28日，在与其发生争执过程中，被告人范某1用力打了其两个耳光，之后又用鞋底打了其脸部和头部致伤；以及控告被告人张某2于2004年12月18日，在与其发生争执过程中，被告人张某2将其推倒在地上，并用砖块、拖鞋殴打其受伤的事实，因上列的两宗事实均是自诉人叶某0与被告人范某1、张某2发生争执、打架的事实，不存在侮辱行为，且自诉人叶某0当时的伤情只是轻微伤，未达到构成犯罪的条件。因此，自诉人叶某0控告两被告人的上述侮辱事实不成立，不予支持。另自诉人叶某0控告被告人张某2于2004年2月20日，与其发生口角后，将尿泼到其身上的事实；和控告被告人范某1于2004年12月18日上

潘**故意伤害案情简介潘**于2010年8月16日在其位于**村的出租屋内，被**村的治安队员索取治安费，因治安队员索取治安费并无合法依据，潘**只给了一半，治安队员突然持手电筒将潘**头部打破（经鉴定为轻伤），潘**即持菜刀将该治安队员斩伤（经鉴定为轻伤）。本律师接受委托后，以潘**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被害人有重大过错为由辩护。法院虽然未采纳潘**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的辩护意见；但却打破暴力犯罪一般不适用缓刑的惯例，作出*-*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0）**法刑初字第**号，判处潘**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潘**故意伤害案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公诉人：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潘**的委托，指派徐叔宝律师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辩护人经阅卷、会见被告人及出席了庭审，对本案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现辩护人对本案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一、被告人的行为属正当防卫，不应承担刑事责任。1、被告人是在受到**村治保人员无故殴打，被打得头破血流造成轻伤的情况下，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才持刀砍伤治保人员，仅造成治保人员轻伤，根据对等的原则，并未超出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2、当时治保人员打伤被告人后并没有退出潘**的住宅，不法侵害的危险仍然存在，仍继续追打潘**，仍继续企图继续强行收取非法费用，治保人员非法侵入潘**私人住宅仍在持续，对于动不动就将人打得头破血流的治保人员，只有采取强度更大的暴力手段才能制止治保人员的不法侵犯。潘**采取同样造成轻伤的对等伤害程度的防卫行为，将治保人员赶出其私人住宅完全是合理合法的。而且砍伤治保人员都是发生在潘**的住宅内，并没有超出正当防卫的范围。3、在本案现有的证据中，不能证明治保人员收取费用是经合法批准的。本案是因治保人员非法收取保护费而引发的，治保人员以打伤潘**头部（造成轻伤）的手段，强行收取非法费用，治保人员这种“不给非法费用就打破你的头”的行为应构成抢劫罪，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综上所述，潘**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二、即使贵院认为潘**的行为构成犯罪，潘**亦具有以下从轻处罚的情节：1、潘**的行为符合自首的条件，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引致本案的发生被害人有过错，且对矛盾的激化有直接的责任，是被害人首先非法侵入被告人私人住宅并无故殴打被告人致轻伤而引发本案的，依法应从轻处罚被告人。3、被告人是在被治保人员打致轻伤，造成心理极度恐慌和愤怒的情况下才砍伤被害人，属于激情犯罪，依照《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对“故意伤害罪”量刑意见的第四点第2项规定：“因激情、义愤故意犯罪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30%。4、案发后，被告人已赔偿10000元给被害人，并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请求对被告人量刑从轻处罚。在2010年9月4日，被害人与被告人家属达成协议书，被告人自愿赔偿被害人10000元，被害人表示不追究被告人法律责任。在9月14日，被告人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自愿立下申请书，表示不追究被告人的一切法律责任。故请贵院对被告人量刑从轻处罚。综合以上量刑意见，如果认为潘**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建议贵院对潘**处以六个月以下拘役刑期，并适用缓刑。以上意见供参考，希贵院采纳。辩护人：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叔宝二O一O年十一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