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振鼎

2013年1月6日下午，市区萧先生夫妇从鹿城法院法官手中拿到了一份“特殊”的民事裁定书。凭这张裁定书，他们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法院拍卖掉市区陈某夫妇抵押给他们的那套房子。这是鹿城法院自今年1月1日新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实施后，在全国范围内作出的首份实现担保物权民事裁定书，大大缩短了原本冗长的诉讼时间。2011年6月23日，市区陈某夫妇为解决资金周转困难，向萧先生夫妇借款500万元，期限自2011年6月23日起至去年6月22日止，月利息1.5%。他们将其坐落于市区隔岸路某小区房产抵押给萧先生夫妇，双方依法到鹿城区房管局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事后，陈某夫妇不仅没有按照约定支付利息，还“玩起”了失踪。萧先生夫妇无奈之下，于2011年9月将陈某夫妇告到鹿城法院，要求对方偿还本金及利息。因为陈某夫妇下落不明，法院一审遇上送达难题，直到去年5月30日，这份判决书一审才生效。拿到等待近一年的生效判决，萧先生原以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拍卖掉陈某夫妇原先抵押给他们的那套房产就可以把本息收回来了。岂料他们原先只提起了借款合同纠纷，要求对方偿还本息，并没有请求法院确认抵押权，提起拍卖、变卖方式对房产变卖后的价款在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也就是说，萧先生夫妻还无法实现对陈某夫妇提供的房产抵押权。他们还得向法院提起确认抵押物权的民事诉讼。按照之前的程序，他们还要再等上一年。无奈之下，去年10月份，萧先生夫妇又向法院请求实现抵押权。没想到，新一年才过了6天，鹿城法院就作出终审裁定：准予对陈某夫妇抵押的房产采取拍卖、变卖等方式依法变价，申请人萧先生夫妇对变价后所得价款在500万元的范围内优先受偿。据了解，以往实现担保物权，需要适用普通的诉讼程序，一审程序，往往需要3个月，遇到需要公告的，诉讼周期将长达6个月至1年不等，并按照诉讼标的额缴纳诉讼费，且为二审终审，当事人抱怨不堪诉累。但《新民事诉讼法》第197条规定，当事人为了实现担保物权，向法院提出申请之后，法院经过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拍卖、变卖担保财产，当事人依据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根据法律规定，今后实现担保物权的案件将会在立案之日起30日内或者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审结。如果担保事实清楚，法院经过审查之后，几天内就能审结案件。这套流程无需支付任何申请费用，且为一审终审。鹿城法院法官举例说，以银行作为原告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例，诉讼标的往往高达几千万元，以前需要缴纳的诉讼费动辄十几万元，而今后则无需支付任何申请费用。像萧先生夫妇的500万元标的额的案子，若是今年直接来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话，就能省下4万元的诉讼费。

[裁判摘要]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作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虽然可以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由于交通事故认定结论的依据是相应行政法规，运用的归责原则具有特殊性，与民事诉讼中关于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归责原则有所区别。交通事故责任不完全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案件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根据民事诉讼的归责原则进行综合认定。原告：葛宇斐。被告：沈丘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侯自功，该公司总经理。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市分公司。代表人：王向阳，该公司总经理。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公司。代表人：左德丙，该公司经理。原告葛宇斐因与被告沈丘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丘汽运公司)、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周口市分公司)、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沈丘支公司)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向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葛宇斐诉称：2009年6月17日17时30分左右，被告沈丘汽运公司的司机鲍士许驾驶豫P28950／P6255挂号重型半挂车，沿沪宁高速公路由东向西行驶，至汤山出口匝道附近时，因左前轮爆胎致车辆失控向左撞断中心隔离岛两侧护栏冲入逆向车道。葛信国(葛宇斐之父)驾驶的苏DR5853号轿车由西向东正常行驶，被鲍士许驾驶的豫P28950／P6255挂号重型半挂车撞击，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事故导致史永娟(葛宇斐之母)当场死亡，葛信国、葛宇斐受伤。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该事故属于交通意外事故。涉案豫P28950号牵引车、豫P6255号半挂车分别在被告人保周口市分公司、人保沈丘支公司投保交强险。故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赔偿医疗费65885．8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90元(每天18元，计算55天)、营养费1080元(每天12元，计算90天)、护理费4500元(每天50元，计算90天)、残疾赔偿金41096元(每年18680元，计算2．2年)、精神损害抚慰金7500元、交通费500元、鉴定费780元，合计122331．85元。被告沈丘汽运公司辩称：对原告葛宇斐陈述的事故经过无异议，涉案的豫P28950号牵引车、豫P6255号半挂车在被告人保周口市分公司、人保沈丘支公司处投保，请求法院依法处理。被告人保周口市分公司、人保沈丘支公司辩称：对事故发生不持异议。由于该事故属于交通意外，双方均无责任，应当在交强险无责赔付限额内赔偿。原告葛宇斐主张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鉴定费合理，而主张的营养费、精神损失费过高，不应当全部支持。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法院一审审理查明：2009年6月17日17时30分左右，被告沈丘汽运公司雇佣的驾驶员鲍士许驾驶豫P28950／P6255挂号重型半挂货车，沿沪宁高速公路由东向西行驶至汤山出口匝道附近，因左前轮爆胎致其车失控向左撞断中心隔离岛两侧护栏冲入逆向车道，与由西向东正常行驶至此的由原告葛宇斐之父葛信国驾驶的苏DR5853号轿车相撞后，货车又撞断逆向车道边缘(南侧)防护栏方停住车。该事故导致葛宇斐之母史永娟当场死亡，葛信国、葛宇斐、鲍士许三人受伤，车辆、路产受损。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该起事故属于交通意外事故。原告葛宇斐伤后经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常州市中医院诊断为：1．脑震荡；2．头皮挫裂伤；3．右锁骨粉碎骨折；4．右侧肋骨多发骨折；5．血胸；6．肺挫伤；7．右上臂烧伤；8．失血性贫血；9．低蛋白血症，住院治疗55天。2009年9月14日，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书，鉴定意见为：1．葛宇斐四根肋骨骨折构成十级伤残；2．葛宇斐右上肢功能部分丧失构成十级伤残。另查明，事发当日鲍士许驾车驶入沪宁高速公路前，对所驾车右边第二桥外面的轮胎进行了补胎修理。事故发生时，涉案车辆码表已损坏，装载情况为空载。豫P28950号牵引车、豫P6255号半挂车分别在被告人保周口市分公司、人保沈丘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案件审理中，涉案事故受害人就交强险赔偿达成一致意见：交强险赔偿限额优先赔偿伤者葛宇斐，交强险限额剩余部分赔偿死者史永娟。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涉案机动车保险单、询问笔录、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鉴定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门诊病历、出院记录、医疗费票据、司法鉴定书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涉案事故属于交通意外事故，能否据此认定驾驶员无过错。保险公司主张在交强险无责任赔偿限额内进行赔偿能否予以支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及财产权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本案中，虽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涉案事故属于交通意外事故，但是交通意外事故并不等同于民法上的意外事件，交通事故责任并不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分配不应当单纯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的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来确定，而应当从损害行为、损害后果、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主观方面的过错程度等方面综合考虑。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规定：“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本案中，鲍士许在驾驶车辆码表已损坏的情况下，仍将具有安全隐患的车辆驶入高速公路，主观上具有过失。涉案车辆发生爆胎后，鲍士许在车辆制动、路面情况均正常且车辆系空载的情况下，未能采取有效的合理措施，导致车辆撞断隔离带护栏后冲入逆向车道，与正常行驶的葛信国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致使葛宇斐受伤。鲍士许的不当行为与损害事实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其主观上亦存在一定过失，葛信国驾车系正常行驶，主观上不存在任何过错。鲍士许系沈丘汽运公司雇用的司机，案发时正在履行职务，因此涉案事故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沈丘汽运公司负担，沈丘汽运公司应对葛宇斐受伤后的合理经济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被告人保周口市分公司、人保沈丘支公司认为事故系交通意外事故，鲍士许在事故发生时无过错，主张应当在交强险无责任赔偿限额内赔偿，是对民法上“过错”含义的片面理解，沈丘汽运公司应对损害后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人保周口市分公司、人保沈丘支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赔偿限额内赔偿葛宇斐的经济损失。对于被告人沈丘汽运公司、人保周口市分公司、人保沈丘支公司认可的原告葛宇斐主张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鉴定费，依法予以确认。对于原告主张的营养费，考虑到其受伤情况，结合其出院医嘱，原告主张的1080元(每天12元，计算90天)并无不当。对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考虑原告在本次事故中遭受的痛苦程度以及伤残等级，酌定为7000元，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予以赔付。综上，原告因涉案事故的经济损失为：医疗费65885．8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90元(每天18元，计算55天)、营养费1080元(每天12元，计算90天)、护理费4500元(每天50元，计算90天)、残疾赔偿金41096元(每年18680元，计算2．2年)、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元、交通费500元、鉴定费780元，合计121831．85元。涉案事故被害人就交强险限额分配比例达成一致意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予以准许。人保周口市分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36938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元)，人保沈丘支公司分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36938元。葛宇斐超出交强险限额的经济损失47955．85元，由沈丘汽运公司予以赔偿。据此，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17日判决：一、原告葛宇斐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121831．85元，由被告人保周口市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36938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元)，被告人保沈丘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36938元。二、原告葛宇斐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的47955．85元，由被告沈丘汽运公司予以赔偿。三、驳回原告葛字斐的其他诉讼请求。人保周口市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主要理由是：1．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已经认定涉案事故属于交通意外，事故双方均无责任，故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按无责赔付，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不承担责任；2．精神损害抚慰金认定数额过高；3．涉案鉴定费用不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被上诉人葛宇斐口头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葛宇斐二审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原审被告人保沈丘支公司、沈丘汽运公司述称：同意上诉人人保周口市分公司的上诉意见。原审被告人保沈丘支公司、沈丘汽运公司二审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交通事故认定书能否直接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根据该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本身并非行政决定，而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做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主要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在分析判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时，与民事审判中分析判断侵权案件适用全部民事法规进行分析有所区别，而且，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与民事诉讼中侵权案件的归责原则不完全相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从交通事故认定书划分责任的依据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交通事故的责任有两个因素，即行为人对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前述条款中的“作用”与“过错”并列，与民法中的“过错”不是同一概念，在交通事故中，行为人有同等的过错不一定承担同等的责任，过错大的不一定是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人。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该规定中，此类交通事故归责的依据不是发生侵权行为时的过错大小，而是侵权行为发生后其他违法行为。因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时归责方法与民法上的归责原则存在区别。此外，在举证责任负担、责任人的范围等方面，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也与民事诉讼存在不同之处。综上，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做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虽然可以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由于交通事故认定与民事诉讼中关于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归责原则有所区别，同时，交通事故责任也不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应当结合案情，全面分析全部证据，根据民事诉讼的归责原则进行综合认定。本案中，鲍士许在驾驶车辆码表已损坏的情况下，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将具有安全隐患的车辆驶入高速公路。肇事车辆发生爆胎后，鲍士许在车辆制动、路面情况均正常且车辆系空载的情况下，未能采取有效的合理措施，导致车辆撞断隔离带护栏后冲入逆向车道，与正常行驶葛信国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致使车内被上诉人葛宇斐受伤。该起事故的发生并非不能预见，事故后果并非不可避免。因此，应当认定鲍士许有过错，其不当行为与损害事实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葛信国驾驶的车辆正常行驶，车内的葛宇斐无过错。一审对此认定准确，应予维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根据前述条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的规定，一审法院酌定7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关于鉴定费用的承担问题。鉴定费用是被上诉人葛宇斐因涉案事故而进行的合理支出，一审判决由败诉方承担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据此，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21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法释〔2017〕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2017年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10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基础上增加两款，分别作为该条第二款和第三款：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法〔2017〕4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家事审判工作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家事审判工作中，正确处理夫妻债务，事关夫妻双方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事关婚姻家庭稳定和市场交易安全的维护，事关和谐健康诚信经济社会建设的推进。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10次会议讨论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对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增加规定了第二款和第三款。2017年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为依法妥善审理好夫妻债务案件，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一、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原则。在处理夫妻债务案件时，除应当依照婚姻法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保护夫妻双方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还应当结合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理念，增强法律和司法解释适用的社会效果，以达到真正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促进交易安全、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目的。二、保障未具名举债夫妻一方的诉讼权利。在审理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的案件中，原则上应当传唤夫妻双方本人和案件其他当事人本人到庭；需要证人出庭作证的，除法定事由外，应当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在庭审中，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规定，要求有关当事人和证人签署保证书，以保证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未具名举债一方不能提供证据，但能够提供证据线索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调查取证；对伪造、隐藏、毁灭证据的要依法予以惩处。未经审判程序，不得要求未举债的夫妻一方承担民事责任。三、审查夫妻债务是否真实发生。债权人主张夫妻一方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九条规定，结合当事人之间关系及其到庭情况、借贷金额、债权凭证、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债务是否发生。防止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仅凭借条、借据等债权凭证就认定存在债务的简单做法。在当事人举证基础上，要注意依职权查明举债一方作出有悖常理的自认的真实性。对夫妻一方主动申请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的，应当结合案件基础事实重点审查调解协议是否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合法权益。对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案件，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要求，注重审查基础法律关系的真实性。四、区分合法债务和非法债务，对非法债务不予保护。在案件审理中，对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的债务，不予法律保护；对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夫妻一方举债用于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而向其出借款项，不予法律保护；对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后用于个人违法犯罪活动，举债人就该债务主张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不予支持。五、把握不同阶段夫妻债务的认定标准。依照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和第四十一条有关夫妻共同财产制、分别财产制和债务偿还原则以及有关婚姻法司法解释的规定，正确处理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所负债务问题。六、保护被执行夫妻双方基本生存权益不受影响。树立生存权益高于债权的理念。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执行涉及到夫妻双方的工资、住房等财产权益，甚至可能损害其基本生存权益的，应当保留夫妻双方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执行夫妻名下住房时，应保障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一般不得拍卖、变卖或抵债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七、制裁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伪造债务的虚假诉讼。对实施虚假诉讼的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和证人等，要加强罚款、拘留等对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适用。对实施虚假诉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除依法制裁外，还应向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或者行业协会发出司法建议。对涉嫌虚假诉讼等犯罪的，应依法将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侦查机关。以上通知，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2月28日法释〔2017〕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2017年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10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基础上增加两款，分别作为该条第二款和第三款：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附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附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99次会议通过根据2017年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10次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修正）为正确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对人民法院适用婚姻法的有关问题作出如下解释：第一条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当事人请求解除的同居关系，属于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依法予以解除。当事人因同居期间财产分割或者子女抚养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第二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案件后，经审查确属无效婚姻的，应当依法作出宣告婚姻无效的判决。原告申请撤诉的，不予准许。第三条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后，经审查确属无效婚姻的，应当将婚姻无效的情形告知当事人，并依法作出宣告婚姻无效的判决。第四条人民法院审理无效婚姻案件，涉及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的，应当对婚姻效力的认定和其他纠纷的处理分别制作裁判文书。第五条夫妻一方或者双方死亡后一年内，生存一方或者利害关系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的规定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第六条利害关系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宣告婚姻无效的，利害关系人为申请人，婚姻关系当事人双方为被申请人。夫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为被申请人。夫妻双方均已死亡的，不列被申请人。第七条人民法院就同一婚姻关系分别受理了离婚和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案件的，对于离婚案件的审理，应当待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案件作出判决后进行。前款所指的婚姻关系被宣告无效后，涉及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的，应当继续审理。第八条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第九条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第十一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下列财产属于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一）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二）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三）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第十二条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知识产权的收益”，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第十三条军人的伤亡保险金、伤残补助金、医药生活补助费属于个人财产。第十四条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发放到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等一次性费用的，以夫妻婚姻关系存续年限乘以年平均值，所得数额为夫妻共同财产。前款所称年平均值，是指将发放到军人名下的上述费用总额按具体年限均分得出的数额。其具体年限为人均寿命七十岁与军人入伍时实际年龄的差额。第十五条夫妻双方分割共同财产中的股票、债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以及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时，协商不成或者按市价分配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数量按比例分配。第十六条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二）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行分割。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让，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用于证明前款规定的过半数股东同意的证据，可以是股东会决议，也可以是当事人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取得的股东的书面声明材料。第十七条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合伙企业中的出资,另一方不是该企业合伙人的，当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其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对方时，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的，该配偶依法取得合伙人地位；（二）其他合伙人不同意转让，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受让权的，可以对转让所得的财产进行分割；（三）其他合伙人不同意转让，也不行使优先受让权，但同意该合伙人退伙或者退还部分财产份额的，可以对退还的财产进行分割；（四）其他合伙人既不同意转让，也不行使优先受让权，又不同意该合伙人退伙或者退还部分财产份额的，视为全体合伙人同意转让，该配偶依法取得合伙人地位。第十八条夫妻以一方名义投资设立独资企业的，人民法院分割夫妻在该独资企业中的共同财产时，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一方主张经营该企业的，对企业资产进行评估后，由取得企业一方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二）双方均主张经营该企业的，在双方竞价基础上，由取得企业的一方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三）双方均不愿意经营该企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有关规定办理。第十九条由一方婚前承租、婚后用共同财产购买的房屋，房屋权属证书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第二十条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房屋价值及归属无法达成协议时，人民法院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双方均主张房屋所有权并且同意竞价取得的，应当准许；（二）一方主张房屋所有权的，由评估机构按市场价格对房屋作出评估，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应当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三）双方均不主张房屋所有权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拍卖房屋，就所得价款进行分割。第二十一条离婚时双方对尚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尚未取得完全所有权的房屋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不宜判决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判决由当事人使用。当事人就前款规定的房屋取得完全所有权后，有争议的，可以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二条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第二十三条债权人就一方婚前所负个人债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五条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一方就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基于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向另一方主张追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第二十六条夫或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二十七条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以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为由向人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但当事人在协议离婚时已经明确表示放弃该项请求，或者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一年后提出的，不予支持。第二十八条夫妻一方申请对配偶的个人财产或者夫妻共同财产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可以在采取保全措施可能造成损失的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财产担保数额。第二十九条本解释自2004年4月1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婚姻家庭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后，此前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属于公诉案件，即首先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然后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最后由法院进行审判，无前一程序即无后一程序，因此公安机关独享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立案启动权。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严肃查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和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犯罪行为的通知》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可提请人民检察院予以监督。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立案侦查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从条文表面上看，对公安机关立案监督（不是制约）是存在且可行的。但是，这种无法律后果（如果公安机关坚持不立案，其并不承担任何法律后果）的监督，其实际效果会大打折扣的。更何况，在地方公安局长同时担任地方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或地方政府副职的情境下，法院或检察院强力监督的可能性更值得考量。综合理论界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诉程序启动模式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公诉细化、完善说，即在坚持公诉机制不动摇的基础上，实行执行法院回避制度，进一步细化、完善本罪在执行法院证据移送，公安接受立案和使用证据的操作规范和证据标准，并赋予申请人一定的救济权。自诉说，即由申请执行人作为自诉人直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既保护其合法权益，又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说，即在保证公诉制度的基础上，适当地引入自诉程序；公诉与自诉并行说，即公安机关和申请执行人均可自行决定本罪的追诉程序，一旦公诉程序不启动或中途受阻，自诉程序便可以随时跟进。笔者赞同“公诉与自诉并行说”追诉模式，理由如下。首先，公诉与自诉均有成立的法理基础。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侵犯了双重法益，一方面是人民法院的正常司法活动；另一方面是权利人的人身或财产合法权益。当人民法院的正常司法活动受到侵犯时，法律赋予相应的国家机关通过公诉的方式维护国家利益，这是勿庸置疑的。但当权利人的人身或财产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从法理角度分析，法律理应赋予其相应的诉权，以达到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其次，公诉与自诉并行有法可依。自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机关规定）实施后，我国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追诉程序明确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属公诉案件。之后，1998年4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2007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严肃查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和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犯罪行为的通知》均分别依据六机关规定，对拒执罪的追诉程序进行了规定，即均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随着2012年3月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出台后，2012年12月26日，六机关重新发布了《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已经删除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规定，同时该《规定》最后一段明确规定“本规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1998年1月19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同时废止。而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追诉管辖均未规定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另外，依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三类案件：一是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二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三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由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最高法定刑为有期徒刑三年，因此属于轻微刑事案件的范围。同时，因本罪侵犯了申请执行人的人身或财产权利，如果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行为人拒不执行的刑事责任，而申请执行人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故也属于自诉案件的范围。再次，公诉与自诉并存有利于畅通本罪的追诉渠道，保障人民法院的中立地位，提高本罪的司法适用率。现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追诉程序造成公安机关不愿管、法院无权管、申请执行人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又无法从程序上得到法律救济的现象，而法院为了推进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的进展，又不得不主动与公安进行沟通协调，原本法院与公安在刑事诉讼中的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演变成求助与施助的关系。在公诉与自诉并行模式中，当公诉程序不启动或中途受阻，自诉程序便可以随时跟进，申请执行人可直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主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案件的审理中，申请执行人也可以根据自己权利的实现情况，自主决定是否调解、和解或撤诉，从而既能有效地解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诉启动难的问题，提升本罪的司法适用率，避免法院的尴尬地位，又能达到执行案件的案结事了的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就首先查封法院与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处分查封财产司法解释答记者问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首先查封法院与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处分查封财产有关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就《批复》主要内容接受了记者采访。问：请您介绍一下《批复》出台的背景。答：根据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的规定，执行程序中应当由首先查封法院处分查封财产。这个规则符合查封制度的法理，也有利于调动申请执行人的积极性，及时发现、控制财产并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实践效果总体是好的。但是当该查封财产上存在其他顺位在先的担保物权、优先权保障的债权（以下简称优先债权）时，如果首先查封法院迟延处分财产，就会损害到优先债权人的利益，优先债权制度的目的将会落空。实践中，导致首先查封法院迟延处分查封财产的原因较为复杂，有制度不协调的因素，也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因素。各地法院陆续制定了一些规范性文件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由于司法解释层面的规则不清晰，地方法院的做法面临依据不足的困难。为回应司法实践的需求，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针对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讨论通过了本《批复》，希望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统一规则，以解决这一较为普遍的问题。问：《批复》的目的与基本思路是什么？答：《批复》的目的就是解决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首先查封法院与优先债权执行法院查封财产处分权冲突”的问题。《批复》的基本思路为：保障实体法上优先债权制度的实现，兼顾执行程序法上首先查封制度的价值，在协调实体法与程序法制度的基础上，以“批复”的形式，“短、平、快”地解决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批复》共四个条文：第一条规定了优先债权执行法院要求首先查封法院将查封财产移送执行的条件，本条是《批复》的核心条款，确立了处理争议问题的一般规则；第二条规定了查封财产移送执行的程序性事项；第三条规定了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对移送执行财产的处分与分配；第四条规定了法院之间争议的协调解决程序。问：刚才您在《批复》基本思路中提到“协调优先债权制度与首先查封制度”，请问《批复》是如何具体协调这两种制度的？答：优先债权制度是实体法制度，首先查封制度是程序法制度。这两种制度在逻辑上并无冲突，但是如上所述，当首先查封法院迟延处分查封财产时，就会损害到优先债权的实现。正是在此意义上，产生了两个制度的协调问题。整个《批复》都贯彻了协调两种制度的思路，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通过《批复》第一条设定“首先查封法院将查封财产向优先债权执行法院移送执行的条件”，来调整“首先查封法院负责处分查封财产”规则。首先查封法院向优先债权执行法院移送财产处分的具体条件有四个：一是优先债权为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二是在优先债权执行法院进入了执行程序；三是自首先查封之日起已经超过了60日；四是首先查封法院尚未就该查封财产发布拍卖公告或者进入变卖程序。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同时符合了上述四个条件，优先债权执行法院才能要求移送。其次，《批复》第二条、第三条明确了具有操作性的程序，来保证《批复》第一条实体性规则的实现。《批复》第二条针对“优先债权法院商请”与“首先查封法院移送”两个环节，明确了各自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设计了商请移送执行函与移送执行函的文书样式作为《批复》附件。《批复》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可以持首先查封法院移送执行函办理相关手续”，以解决优先债权执行法院与协助登记机关的程序衔接。《批复》第三条第三款还规定对于尚未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首先查封债权，应按其清偿顺位，预留相应份额。这些规定增强了程序的可操作性，能够提高制度的实效。最后，通过《批复》第四条的法院争议协调程序来进一步平衡两种制度。在协调程序中，可以解决两类案件的争议。一是应当移送执行而不移送的案件；二是虽然在形式上符合移送条件，但基于案件特殊情况可以不移送执行的案件。协调程序不仅能够保证《批复》第一条移送规则的实现，还能对某些特殊案件进行特殊处理，进一步实现了两种制度的协调。问：我们注意到，《批复》并没有区分首先查封是保全程序中的查封还是执行程序中的查封，将保全阶段的查封财产移送给优先债权执行法院，是否会影响到正在进行的审理程序？答：将保全阶段查封的财产移送执行不会影响到审理程序。理由在于，查封“负担优先债权的财产”，申请人的利益在逻辑上仅及于查封财产除去优先债权的余额。将查封财产移送优先债权法院处分并未损害查封债权人的利益，也未危及查封制度。《批复》制定过程中曾考虑过区分保全查封与执行查封，但并不是担心影响审理程序。当时的具体想法是，当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商请移送时，如果首先查封为保全查封，首先查封法院应立即移送；如果首先查封是执行查封，则在满60日不处分时予以移送。当时考虑的是，保全查封一般会比执行查封在财产处分上更为迟延，更有移送的必要。后来考虑到这种区分的实践意义不大，为了简明规则，《批复》最终统一做了规定。问：《批复》中使用了“优先债权”的概念，能否介绍一下优先债权的具体含义与范围？答：在《批复》中，优先债权是关于“对查封财产有顺位在先的担保物权、优先权的债权”的简称。关于这一简称，我们曾考虑过“优先受偿权”“优先受偿债权”等多个名词，后来参考相关司法解释的表述，采用了优先债权的概念。优先债权具体包括各种担保物权担保的债权及各类型优先权担保的债权。具体主要包括如下几种：第一，抵押权担保的债权。解决抵押权担保债权执行法院与首先查封债权执行法院之间处分权的冲突，是本《批复》的主要目的。第二，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第三，其他担保物权担保的债权和其他优先权担保的债权。质押权、留置权和船舶优先权所担保的债权，符合《批复》关于优先债权的定义，虽然实践中此类优先债权与首先查封债权发生冲突的案例不多，但无疑属于《批复》调整的范围。问：《批复》在移送的具体条件中，为何选择了60日的期限，并将“发布拍卖公告或者进入变卖程序”作为时间节点？答：一般而言，60日不足以完成从查封到拍卖公告的整个程序，所以这里的60日并非要给首先查封法院留出足够的处分财产时间，而是要给首先查封法院一个缓冲期，避免某些很快就能进入拍卖或者变卖程序的财产变更处分法院。这一期限体现了保障优先债权人的意图。关于“发布拍卖公告或者进入变卖程序”，《批复》最初条文表述为“变价程序”，讨论中大家认为“变价程序”容易发生歧义，比如评估算不算变价程序等。为了避免理解上的歧义引发争议，《批复》最终采用了“发布拍卖公告或者进入变卖程序”这一明确的时间节点。问：您能否具体讲一讲如何理解《批复》第三条中的“按照法律规定的清偿顺序分配”？答：这涉及到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处分财产后清偿债权的范围。对此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只清偿受移送法院执行的优先债权，剩余款项交首先查封法院。第二种观点主张清偿所有优先债权，剩余款项交首先查封法院。第三种观点主张该财产上存在的各个债权，无论是优先债权还是普通债权，都应该予以清偿。但是如果首先查封法院还查封了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无需将其他查封财产及其整个执行案件移送。第四种观点主张首先查封法院在移送该查封财产的同时，应当将首先查封所涉案件及其他查封财产一并移送。综合考虑实现优先债权的目的、法院之间的程序衔接等因素，《批复》采纳了第三种方案，规定“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清偿顺序分配”。讨论中有人提出，条文无法体现上述清偿范围。我们认为，在移送执行的财产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清偿顺序分配，除此之外未附加任何清偿范围的限制，应该能得出上述清偿范围的结论。此外，这里的“分配”是在广义上使用的，并非狭义的“参与分配”概念。具体讲，不仅包括狭义的参与分配情形，也涵盖多个债权人对于同一债务人申请执行而不符合参与分配条件的情形。比如在一个执行程序中同时实现一个优先债权与一个普通债权的情形，也属于该条意义上的分配。问：请问上级法院在协调法院之间关于查封财产处分权争议时，应该坚持什么原则，考虑什么因素？答：上级法院协调相关争议时，原则上应按照《批复》第一条的规则处理。在《批复》制定过程中，第四条曾表述为：“共同的上级法院在指定执行法院时，应当按照本批复第一条的规定处理，……”但在后来的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第一条作为一般规则在逻辑上适用于整个《批复》，上级法院在协调时当然应予以遵照执行。第四条对此无需予以重申，只规定应考虑的例外因素即可。《批复》第四条具体列举了上级法院协调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对此应予以综合考量，总体把握。具体说明如下：第一，“首先查封债权所处的诉讼阶段”大致能反映出将来处分财产的时间，以及对优先债权实现的迟延程度。第二，“查封财产的种类及所在地”，主要是不动产应优先考虑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执行。第三，关于“各债权数额与首先查封财产价值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单理解为：优先债权数额占查封财产价值的比例越高，则移送的必要性越大。如果比例极低，比如优先债权100万，查封财产价值5000万，则移送的必要性不大；只要比例相当，原则上就应予以移送；如果比例超过了100%，则除非案件极为特殊应一律移送。第四，案件情况千差万别，如果存在影响移送的其他因素的，也应予以考虑，比如，涉案财产涉及首先查封法院当地职工的大量劳动债权，就应予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