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韧

某起交通事故，我方车辆驾驶员负次要责任，造成本车损坏。因对方车辆脱保等原因，索赔困难，我决定起诉本车车损险保险公司，要求全额赔偿车辆损失。庭审时，保险公司代理人以保险条款明确约定按事故责任比例赔偿车辆损失为由，只同意最多赔偿30%的费用，并对定损金额提出异议。对此，我提出如下代理意见：1.投保时，我方是对车辆的整个损失进行投保，而不是对部分损失投保。保险公司也是按照整辆车的损失为依据计算保险费，发生事故后理应全部赔偿，而不是部分赔偿，才符合合同关系的权利义务一致性。2.车辆损失保险是财产保险，不是责任保险。如保险公司按事故比例赔偿，不仅不符合财产保险填补损失的基本要求，且全责方的车辆可以全部赔偿，无责车辆反而得不到赔偿，明显排斥被保险人合法利益，会造成巨大的道德风险，不符合管控风险的基本原则，违背保险目的。3.保险公司在全部赔偿我方损失后，可按照责任比例向对方车辆追偿，我方可予以配合，法理上不会对保险公司造成损失。4.保险公司原来的定损金额过少，不足以让我方及时修复车辆。因我方是营运车辆，不能拖延，故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自行委托公估机构重新评估损失，并予以修理，并不构成违约。且保险公司作为利害关系人，对车辆损失的评估意见容易偏低，发生争议后又罔顾我方需及时修车投入营运的实际情况，不主动与我方协商解决办法，已构成违约。我方委托具有权威资质的公估机构，作出的评估结论，显然比保险公司“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评估意见更具有公信力。本案经法院审理，很快支持了我方的全部诉讼请求。

某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我方当事人负交通事故全部责任，已向受害人赔偿，遂依据商业三责险保险合同向保险公司追偿损失。但保险公司以保险合同明确约定只按照基本医疗保险赔偿医药费为由，拒绝赔偿非医保部分的医疗费。又以部分医药费系治疗糖尿病所用，与交通事故无关，拒绝赔偿。并且出具由我方公司盖章确认的投保书以证明尽到免责条款告知义务，上面载明投保时已告知免责条款，我方应特别注意。为最大限度争取我方当事人利益，我发表以下主要代理意见：1.保险条款中虽约定“按照基本医疗保险规定赔偿医疗费”，但并没有列入“责任免除”一章，而是列入了“赔偿处理”一章，且没有用突出明显的字体标识。投保单虽载明告知了免责条款，但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已经提醒、说明了“赔偿处理”一章中的相关内容，该证据不具有关联性。2.即便该免责条款被认定有效，也应当对非医保的医药费，参照医保标准减额赔偿，而不是全部不赔。3.因为交强险不区分医保和非医保，根据约定不明时应采取有利于被保险人进行处理的法律原则，我方有权要求交强险保额的1万元，全部计入非医保费用，而保险公司的计算方法是全部计入医保费用，显属不当。4.关于治疗糖尿病的费用，系伤者在治疗交通事故损伤时，必须对慢性病进行控制，有医生证明。故此项费用也是交通事故造成的，保险公司应当赔偿。此案经法院多次开庭审理，最终判决支持了我方的全部诉讼请求，其中包括非医保及治疗糖尿病的医药费，保险公司均需全部赔偿。

某起单车事故，发生在浦东。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只注明属于交通意外，驾驶员不负事故责任，但未载明事故发生原因。经询问驾驶员，系公路上一窨井盖未盖好，车辆撞击上去后造成侧翻损坏，且该车没有投保车损险。我审阅案情后认为此系道路管理部门未尽到养护职责所致，遂决定代理车辆所属公司起诉浦东新区公路管理署，要求赔偿各项车辆损失费用，并全额退回我方已经缴纳的路产设施赔款。庭审时，代理公路署的律师提出三点主要的答辩意见，拒绝作出任何赔偿：1.经原告律师申请法院调查，只能确认事故发生后窨井盖被撞离原位，交警认为有可能是汽车驶过时的吸引力使其拔出，不能确定事发前没有盖好。2.事发窨井盖上标有“电力”字样，系电力部门所设，应由电力部门负责养护管理，与公路署无关。3.即便是公路署具有养护管理义务，但不可能24小时在公路各个地点不间断检查巡视，只能按照规定时间检查和维修设施，依据公路署的养护记录，其职工已定期巡查，尽到了养护责任。对此，我当庭发表主要代理意见如下：1.经事故认定书和交警的陈述确认，事发时我方驾驶员没有过错，车况完好没有机械故障，且天气晴朗，所以事故原因只能是道路设施养护不当造成的，没有其他可能性。即便如交警所言，有可能不是窨井盖没盖好，而是车辆行驶过程中因力学作用将其带出，也是因为窨井盖周边缝隙太大，不符合技术规范所致，同样属于公路管理部门养护不当。2.按法律规定，虽然公路上的各种设施可以由不同的部门和单位设置和养护，但公路的管理义务必须由公路署承担，应养护不当造成损害的，受害方可以要求实际养护单位赔偿，也可以直接要求公路署赔偿。（为诉讼方便，我决定不追加电力部门为被告）3.公路署即便出具养护记录，也是其自行书写的，有利于自己的书证，真实性难以确认，且其所谓的巡查规定，巡查间隔时间等，都是自行拟定，没有法定标准予以遵守。现在事故既已发生，就已经证明其内部规定的不合理性，不足以保证公路安全。作为专职管理公路的行政机构，只要允许某条公路通车，就应当保证车辆在遵守交通法规的前提下，可以安全通过。经多次开庭审理，最终法院采纳了我的代理意见，认为事故是因为窨井盖养护不当所致，比较符合事实。除路产赔款属不当得利争议纠纷，应另案处理外（后经另案调解，公路署也主动归还），基本支持了我方的所有诉讼请求。

很多服务行业都会有最低收费的经营模式，例如大众最熟悉的，坐出租车有起步价。即便乘客坐车的旅程和时间再短，出租车也会按一个最低标准来收费。在物流运输领域中，如果物流公司也给客户设定一个配送服务的“起步价”，但最终的实际配送量不大，业务费用比“起步价”低许多，却又要求客户按“起步价”付费，能否获得法律的支持呢？在某起法院诉讼案件中，一家餐饮公司与一家物流公司订立了货运合同，约定物流公司按照餐饮公司的实际需求提供运货服务，并按实际配送量计算配送费用。但同时约定，每天至少配送一次，否则在合同期限内最低按每天一次的频率计算费用，也就是“起步价”。结果餐饮公司的实际业务量并没有那么多，最后的实际业务费用仅有4万多元，而物流公司的“起步价”，竟然超过了15万！在餐饮公司看来，我的实际运输量只值4万多元，这一点物流公司也认可，且物流公司已经收取了实际运输量的费用，并开具了相应的发票等单据，应该视作其对运输费用的认可，不应增加收费。而物流公司的观点则更加简单明了，双方合同明确约定了“起步价”，餐饮公司当然必须至少按照这一价码支付费用。双方无法协商解决分歧，于是物流公司诉诸法院，要求餐饮公司补足运费。法院认为本案有两个争议焦点：一、双方在交易过程中，是否以实际的履行行为变更了合同约定？也就是说，物流公司按照餐饮公司的指示进行配送，而频率远低于合同约定的“每天一次”，又收取了相应费用并开具票据，是否可以视作物流公司放弃了对运费差价的支付要求？二、餐饮公司如需按照比实际业务量高出许多的“起步价”支付价款，是否公平合理？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第一个争议点，合同明确约定配送频率未达到合同约定时，应按“起步价”收取费用，餐饮公司实际指定的配送次数较少，是其自行放弃了部分合同权利，并非物流公司违约。至于物流公司收取款项并开具票据，只能证明它对这部分费用的认可，并不能证明它放弃了运费差价的合同权利。如果真如餐饮公司所言，双方变更了合同约定，那么对物流公司而言，是放弃了原来合同上明确约定的重大权利，但双方既无书面变更约定，物流公司也没有任何放弃权利的明确意思表示，且物流公司一直都在催讨欠款，仅凭出具已收款项的票据，法院难以支持餐饮公司的主张。关于第二个争议点，从餐饮公司的角度讲，合同既然明确约定了“起步价”，餐饮公司自愿签署，物流公司并不存在任何隐瞒欺诈、威胁误导的行为，故餐饮公司应对自己的意思表示负责。至于实际业务量过少，导致费用相差悬殊，这是餐饮公司经营管理上考虑不周造成的损失，并非物流公司的过错。且合同签订时，餐饮公司就应当充分考虑到配送次数太少会造成的法律结果，其应当遵守合同约定。而从物流公司的角度来讲，它在签署合同时充分考虑自己的经营利益，是正当合法的。通俗的讲，物流公司做一单生意，当然要考虑能赚到多少钱，例如这单业务，它考虑至少收费15万才去做，否则很有可能就不会和对方签约。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对方自行减少了业务量，是对其合同权利的自由处分，但不能因此损害对方的合同权利。据此，法院判决支持了物流公司的主要诉求，餐饮公司应按“起步价”补足运费差价。通过这一案例，我们看到，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注意合同效力的严肃性，在谨慎考虑和充分协商后再做决定。一旦合同成立，就要受其约束，如果事后才发现不合算，往往会悔之晚矣。

有一托运人通过物流托运站运送一批中药材，结果收货单位发现其中一种药材缺失了10公斤，价值3万元。于是托运人状告托运站，要求赔偿。这一看似简单的案件，两级法院却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决。本案有两个要点。一是托运人在托运时，写明了货物的品种和重量，但托运站辩称承运时没有称量，不能确定托运货物的实际重量。二是收货单位在收货时，没有提出异议，直到三天后才发现重量不对，并通知托运人。一审法院认为，承运人应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责任。虽然托运站辩称没有称量过重量，但托运人注明了托运货物的重量，托运站没有提出异议，应视作确认了货物重量。对于收货单位出具的货物实际重量减少的书证，虽然托运站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没有提供反证，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因此判决托运站赔偿托运人3万元。托运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中院。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对于货物起运时的重量，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正确的。但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这10公斤药材，是否是在运输过程中灭失的？又该由谁承担举证责任？合同法规定，收货人应当在约定的或者合理的期限内检验货物，未对货物的数量、毁损等提出异议的，视作承运人已完整运输的初步证据。本案中，收货单位已按照运单上载明的货物品种和重量签收，该货物丢失的风险已转移至收货人。虽然法院并不否认最终货物的重量少了10公斤，但时隔三天，并不能证明该损失是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托运人主张货物是承运过程中发生的灭失，却无法提供相关证据，根据证据规则，应承担不利后果。最终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托运人的诉讼请求。虽然本案已经有了生效的判决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二审法院的判决，最终承担损失的并不是托运人，而是收货人。因为在本起案件中，托运人和承运人都确认了起运时的货物重量，这一重量与收货人收货时确认的重量一致，故而对于之后收货人发现货物缺失的情况，只能由其自行负责。对托运人而言，虽然起诉承运人要求赔偿失败了，但还是可以尝试起诉收货单位，要求按照他们之间的合同，支付货物价款。

我们知道，因合同产生的法律纠纷，无论具体案情如何，都离不开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合同相对性原则。也就是说，合同缔约人只对其他合同缔约人承担约定的合同义务，而无需对合同以外的人承担合同责任。以违约为由，要求他人承担责任的，其前提是双方必须是同一合同的当事人，或者说双方之间存在有合同关系，否则，如果任何一方不是合同当事人，即不存在违约一说。在海上运输贸易中，海运合同的主要凭证，是海运提单，提单上通常都会记载有托运人和收货人的信息，一般而言，这就是托运人和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据。在某起因无单放货造成的海运诉讼纠纷案件中，某海运公司在目的港交货时未收回正本海运提单，违反了《海商法》的规定，由此导致的法律后果是，该海运公司无法证明其已向合法收货人交货，完成运输任务。而实际后果就是，该批货物最终去向不明，其所有权人没能收到一分钱货款，从而蒙受巨大损失。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海运公司为了逃避责任，抓住海运提单上的瑕疵做文章。原来本案的实际托运人，同时也是货物的所有权人，是一家纺织公司。因为商贸原因，纺织公司通过层层委托货运代理公司进行托运，没有直接和承运人签订货运合同，提单上记载的托运人是某一货运代理公司，而没有任何关于纺织公司的记载。由此，海运公司认为纺织公司不是提单上记载的托运人，法律上也没有所谓“实际托运人”的概念，两家公司又未订立过书面运输合同，故而纺织公司根本不是合同当事人，无权向其主张违约索赔。持平而论，海运公司的这种抗辩理由，的确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它试图说明，我跟你之间根本没有合同关系，你怎能主张我违约，进而索赔呢？但可惜的是，法院并没有采纳这种意见。法院审理认为，我国的《海商法》主要借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会议《汉堡规则》，规定缔约人和实际交货人都是托运人，而托运人又是海上运输合同的主体，即合同当事人。这一规定符合国际惯例，适用于国际海事纠纷的裁判。《海商法》没有强制规定交货人作为托运人时必须在提单中载明，因此交货人能否作为托运人，不以其名称是否出现在提单上为法定条件。根据案件调查事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纺织公司是这批货物的唯一交货人和所有权人，因此它有资格作为托运人，也就是合同当事人向海运公司主张索赔。笔者认为，法院会有这样的审理结果并不意外。在此主要谈两点。一是合同相对性原则虽然重要，但对于有违约行为的当事人，他总是要承担责任的。合同当事人并不一定局限于书面文件上的主体，根据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实际履行合同义务的人，承受合同权利的人，都可能成为合同主体。本案中，承运人企图钻法律空子，逃避自己的违约责任，结果未能如愿。二是对于货物运输而言，承运人真正要承担的，并不局限于合同义务。如果货物因为承运人的过错灭失或者毁损，即使承运人真能通过某种方式规避掉违约责任，但恐怕也难逃侵权责任。理由很简单：任何人不得损坏他人的合法财产，承运人当然也不例外。所以无论提单上怎么写，承运人都应该恪守诚信原则，严格按照规范操作各个环节，保护运输货物的安全，而不能寄希望于出事后钻法律空子，这才是预防赔偿风险的灵丹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