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帅

西安陈女士三十刚出头，第三次婚姻却又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她与比自己少一岁的帅小伙刚结婚不到2年，还生育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儿子。本是非常幸福的家庭，却因为家庭的一点鸡毛蒜皮常常争闹不休，感情是珍贵的，因此也是脆弱的。双方终于很快闹到法庭。西安陈女士通过亲朋介绍找到了刘帅律师。通过案件的全面了解和沟通，刘律师为案件做好了一番充分的取证、分析等准备工作，依法提起诉讼，在充分的证据面前，在双方激烈且精彩地辩论之后。最终于2012年4月12日开庭当天，男方同意当庭调解，并同意儿子跟随陈女士生活、共同承担抚养费；男方放弃在女方当地的征地安置房和补偿款等重大争议权利。刘律师工作注重细节、重点，重视证据的收集和法理的辨析，多采用“缓进急取”的策略，使对方在证据、法理面前措手不及，让法官感到“言之有理、证据充分”，争取到了庭审的主动权和制高点，使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主要是为当事人据理力争，维护了应有的合法权利。刘律师为陈女士争取到、维护住应有的权利，使将来的生活具有了坚实的物质现实保证。近日，似乎陌生的电话传来了豁达开朗的女声，陈女士说：感谢你，是你当初劝我考虑将来的人生，不要随意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更是你为我维护住我的权利，使我保住了应有的物质条件，让我很快从阴影里走了出来，使我的生活不会因此遭受双重的打击，我准备好了，我要大胆、慎重地向美好的明天出发！每每接受离婚案件，总有一种莫名的怪味。是自己的认真服务，获得了一份释然。是像陈女士这样的当事人走出山穷水尽、走向柳暗花明，使我们获得了一份欣慰！感谢生活！感谢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们！

房客未登记而入住宾馆因失火被烧伤能否请求宾馆赔偿？案情简介2011年6月1日，肖某某等四人入住由被告副食品批发部开办的某宾馆502房。该房间为标准的双人间，登记人为肖某某，登记的同住人为其兄弟肖某。原告冯某某及另外一人亦同时住在该房间，但没有办理加铺登记手续。第二日凌晨三时左右，该宾馆因302房间的住客失火，火势迅速蔓延，导致宾馆三层以上发生重大火灾，原告冯某某等人为逃生而破窗跳楼，身上有多处被火烧伤，另外还有跌伤等其他一些损伤，随身所带物品也由于失火付之一炬。事发后，被告为平息事态，先行支付了原告的前期医疗费用。原告出院后，曾经与被告交涉财产、误工等损失及后期整容费用等问题，但因双方意见相差悬殊而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意见。于是原告冯某某将该副食品批发部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其多项损失共计39666.50元。律师解析第一、本案原告是利用他人登记入住的条件，以不支付对价而住宿为目的，这种行为不符合建立消费合同关系的双方协商一致、等价有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因而，原告不能与被告成立住宿合同关系，其与被告之间没有形成消费合同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不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但是应该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以普通侵权损害赔偿来处理。第二、因被告提供服务及其管理行为与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并无因果关系，且被告无过错，故对原告的损失被告可不承担民事责任。另外，宾馆失火是由第三人的过失引起的，失火者是直接的加害人，所以，原告对失火造成的损害也不存在过错。《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第三、本案中存在的实际情况是被告作为宾馆服务的提供者，其对住客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另外，当然负有防火的注意义务，又因原告确实在宾馆内受到损害，故可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公平原则，要求被告对原告作适当补偿。法院判决该县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原告未经登记而入住被告开办的某宾馆，且没有办理加铺手续，故原告行为违法，原、被告之间不构成消费合同关系。原告所受到的损失因失火者造成，属于侵权损害赔偿，应按《民法通则》规定，向责任者请求赔偿。但被告是该宾馆的管理者，对旅客入住情况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被告在本起火灾中虽也是受害人之一，但其应该有注意防火安全的义务，原告又确在被告宾馆内受到损害，故可按《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之规定适用公平原则，根据原告的实际损害合理分担损失。因被告在审理过程中已与失火者就损失赔偿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协议，被告的部分损失已得弥补，故经法院主持调解，原、被告双方于2011年9月13日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补偿原告损失7000元（除被告已支付的医药费外）。房客未登记而入住宾馆因失火被烧伤可以请求宾馆赔偿，依据是公平责任原则。

无证驾车交通肇事案李冬玄交通肇事案「案情」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礼彪，男，36岁，系本案被害人周小平之长子。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礼东，男，31岁，系本案被害人周小平之次子。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慧玲，女，33岁，系本案被害人周小平之女。被告人：李冬玄，男，36岁，汉族，湖南省桂阳县人，无业，住湖南省嘉禾县塘村镇民主街54号，因本案于1998年11月24日被刑事拘留，1999年1月25日被逮捕。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黄祖才，男，40岁，汉族，湖南省蓝山县太平乡农民。1998年8月，黄祖才购买塘村镇英花村周义标的无号牌、无行驶证的柳州产双排座微型汽车一辆。黄祖才购车后在塘村供销社租房居住。1998年11月22日晚，被告人李冬玄到塘村镇供销社黄祖才家就餐，饭后两人于当晚20时许，由黄祖才驾驶他的微型汽车从供销社开到该镇街上载客。李冬玄要求学开车，黄祖才同意并教李冬玄开车。李冬玄将车起动后开出五米许时，车右轮撞在公路右边的人行道台阶上，黄祖才见状便帮助扳方向盘，并要李冬玄刹车。李冬玄在慌乱中误将油门踏板当制动器踩，加大了油门，汽车快速行驶，将一只脚站在公路上、另一只脚搭在人行道上的被害人周小平（女）撞倒，并拖行一段距离。致周小平脑挫裂伤、颅内血肿、多发性肋骨骨折、创伤性休克、头皮裂伤。被害人周小平受伤后被及时送往嘉禾县第二人民医院抢救治疗，后转嘉禾县人民医院抢救治疗，但因伤势严重，经抢救无效死亡。被告人李冬玄交通肇事后，为避免与被害人的亲属发生冲突而离开现场，前往嘉禾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投案，如实供述了肇事过程。案发后，嘉禾县交警大队经现场勘查和调查分析，认定李冬玄无证驾车、占道行驶，应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黄祖才将车辆交给无驾驶证的人驾驶，应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周小平在人行道上正常行走，无违章行为，不负责任。另查明：被害人周小平出生于1940年6月7日，无父母、配偶，婚生刘礼彪、刘礼东、刘慧玲三个子女。事故发生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支付抢救被害人的医疗费677.7元（人民币，下同）、交通费500元。被告人李冬玄的亲属代其支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赔偿费12000元。黄祖才所有的肇事车，案发后被嘉禾县交通警察大队扣押。「审判」湖南省嘉禾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李冬玄犯交通肇事罪，向嘉禾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礼彪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李冬玄、黄祖才赔偿医疗费、交通费、丧葬费、死亡补偿费等共计人民币47138.7元。嘉禾县人民法院经合并审理后，于1999年4月20日作出（1999）嘉刑初字第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李冬玄犯交通肇事罪，并在肇事后逃逸，判处李冬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礼彪经济损失32997.09元；判令黄祖才赔偿刘礼彪经济损失14141.6元；李冬玄、黄祖才相互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宣判后，被告人李冬玄不服，以量刑过重、民事部分判决不当为由，提出上诉。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遗漏了诉讼主体，违反了诉讼程序，于1999年11月17日作出（1999）郴刑终字第10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案发回重审后，嘉禾县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追加刘礼东、刘慧玲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被告人李冬玄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辩称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是因害怕被打才直接到县交警队投案，没有逃逸；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的赔偿请求未提出异议，但提出自己无赔偿能力，没有财产可供执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委托代理人提出，被告人李冬玄交通肇事后逃逸，并具有特别恶劣情节，应从严惩处。嘉禾县人民法院经过重审认为：被告人李冬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无证驾车，占道行驶，以致发生一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李冬玄犯罪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李冬玄驾车肇事后虽离开现场，但不具备逃逸的特征，也无其他特别恶劣的情节，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方委托代理人提出被告人李冬玄交通肇事后逃逸，并具有特别恶劣情节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李冬玄、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黄祖才系本案交通事故责任者，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当按照其所负交通事故责任的大小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李冬玄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黄祖才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应承担次要赔偿责任。被告人李冬玄目前暂时无赔偿能力，依法可由机动车所有人黄祖才负责垫付，但不能免除赔偿责任。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七）、（八）、（十）项、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于2000年4月25日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李冬玄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3966.7元（包括医疗费677.7元，交通费500元，丧葬费2662元，参加处理交通事故人员交通费、误工费126元）和死亡补偿费43172元，共计47138.7元，由被告人李冬玄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礼彪、刘礼东、刘慧玲共计32997.09元（包括已给付的12000元）；由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黄祖才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礼彪、刘礼东、刘慧玲共计14141.61元。李冬玄暂时无力赔偿的部分由黄祖才负责垫付。宣判后，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也没有提出抗诉。

交通肇事故意杀人[案情]被告人肖某系某公司汽车司机，于1994年2月13日19时许酒后驾驶无牌照的小轿车，载着张某、唐某从某市街道行驶在超车时，将在机动车道上停留下来的系鞋带的妇女郑某及其子李某撞倒，致李某死亡、并将郑某带挂于车下。此时肖某将车暂停了一下。被告人张某、唐某发现该车撞人后，有人前来追车，即对肖某说：“有人追来了，快跑。”肖某在明知车底下有人的情况下，又驾车逃跑，将郑某拖拉500米，致郑某颅底骨折、广泛性脑挫裂伤、胸腹重度复合伤、急性创伤性休克而死亡。事后，张某曾两次对唐某说：“撞人的事，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公安人员第一次讯问张某时，张某说事故发生时自己不知道，直到唐某家门口时才知道。当日公安人员第二次讯问张某时，张某即供述了全案的基本真实。某市人民检察院以肖某犯交通肇事罪恶和故意杀人罪、张某犯包庇罪、唐某犯窝藏罪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肖某交通肇事、故意杀人案判决及评析[原判]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肖某违反交通管理法规，酒后驾驶无牌照的汽车在马路上行使，造成汽车撞死他人的严重后果，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又在明知他人被撞倒带挂于车底的情况下，为逃避法律制裁，不顾他人死活继续驾驶车将被害人郑某拖拉500余米致郑某死亡，其行为又构成故意杀人罪，手段残忍，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张某在案发后供述了案件的基本事实，并未作虚假证明：被告人唐某未给肖某提供藏匿处所，也未帮助其逃匿，张某、唐某的行为均属于知情不举，尚不构成犯罪。该院依照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人规定，判决被告人肖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告被告人张某、唐某无罪。一审宣判后，肖某以不是故意杀人、量刑重为由提起上诉；市人民检察院以张某构成包庇罪、唐某构成窝藏罪为由提出抗诉。[改判]二审法院认为，肖某违反交通管理法规，酒后驾驶无牌汽车拉人肇事，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肖某在驾车逃跑时意识到车底下挂着人，但仍不停车，继续驾车逃跑，将被害人郑某拖拉500余米，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导致郑某创伤性休克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肖某所得不是故意杀人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人张某、唐某人行为均属知情不举，不构成犯罪，原审对二人判决并无不当，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不予采纳。肖某的犯罪手段恶劣，情节特别严重，应当判处死刑，但考虑到被害人不应在快车道上停留系鞋带等具体情况，对肖某可不立即执行死刑。该院依照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二）项的规定，维持一审判决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肖某有期徒刑六年、宣告张某、唐某无罪的部分；撤销对肖某故意杀人罪的量刑部分；肖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和交通肇事罪处刑六年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评析]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实践中对于具体的交通肇事中致人死亡如何正确定性、量刑常常发生争议，就本案来讲一、二审法院也有不同意见。一、被告人肖某有行为构成一罪还是数罪，对此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肖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酒一驾驶汽车在马路上行驶，将李某当场撞死，驾车逃逸中又将郑某拖拉500米，致其死亡，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肖某违反交通运输法规，酒后驾车，将李某当场撞死，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其明知郑某被拖挂车下，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不顾郑某的死活，驾车逃逸，将郑某拖拉500米，致其死亡，又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对被告人肖某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并罚。以上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从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的主观方面讲，交通肇事罪是由过失构成，故意杀人罪是由故意构成，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本案中被告人肖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酒后驾车，将李某撞死，肖某对这一结果主观上是过失的心理，因此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之后，肖某在明知郑某被拖挂车下，为逃避制裁，仍不顾他人死活，驾车逃逸，这时肖某的主观心理已发生变化，即由撞死李某时的过失转化为对郑某造成危害结果的放任，结果使郑某被拖拉500米而死亡，肖某对这一死亡结果是持放任心理，也就是一种间接故意，因此这一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对其实行数罪并罚。本案中如果被告人肖某将郑某撞倒但未拖挂车下。而驾车逃逸，造成郑某死亡，那么肖某的行为仍只构成交通肇事罪。二、关于本案的量刑相同，一、二审判决被告人肖某交通肇事罪量刑相同，对故意杀人罪的量刑不同。一审判决对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是因为被告人肖某杀害郑某的手段残忍、情节特别恶劣；二审判决不但考虑到被告人肖某的犯罪手段、情节、后果，而且考虑到被害人郑某快车道上停留系鞋带，也违反了交通规则这一重要情节，因此对肖某的故意杀人罪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审法院的这一判决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在全面考虑双方的责任、过错的基础上作出的结论。三、一、二审判决张某、唐某不构成犯罪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公诉机关却认为二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对知情不举行为的认识不同。我们认为，张某、唐某知情不举是一种不作为行为，对于不作为行为，法律规定为犯罪的才能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律规定，不作为构成犯罪在客观方面要符合三个条件，即1.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的义务。2.行为人有履行特定义务的实际可能而未履行；3.不作为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客体和对象。可以看出，张某、唐某不符合上述三个条件，因此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果本案中张某、唐某在事后资助肖某躲避追捕或者在公安机关向其调查取证时做虚假证言以使肖某免受刑罚，则可考虑二人是否构成包庇罪、窝藏罪或者伪证罪。[重点提示]1．交通肇事中造成他人死亡，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主要根据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决定；2．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有无过错是重要的情节，如果被害人有过错，对被告人量刑时应予以体现；3．知情不举行为不构成犯罪。

交通肇事被判刑还应赔偿事故损失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认为，肇事者因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后，对受害人家属在单独提起的民事诉讼中所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不予赔偿。但是，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作出了新规定。日前，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就依据该司法解释审结了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该院一审判决被告李某向受害人的继承人许某等人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各种费用75067.86元。超载运输酿事故2003年10月22日12时左右，被告李某为陈某从泰兴市黄桥镇运回面粉，当其驾驶超载三吨多面粉的江苏F-D0219号变型拖拉机沿204国道由南向北行驶至海安县某服饰有限公司门前路段时，在超越同向行驶的一辆拖拉机过程中，将经该路段由东向西横穿公路的邵某撞倒受伤。邵某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共花去医疗费3294.83元、丧葬费3000元。事发后，李某即用手机向\"110\"报警，并向公安机关如实供述了事故发生的经过。经公安机关对李某驾驶的车辆进行检测，鉴定肇事车辆为不合格，并认定李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此后，李某按照公安机关的赔偿建议书确定的赔偿份额交纳赔偿金58000元。交通肇事获刑罚2004年2月12日，海安县人民检察院以李某涉嫌交通肇事为由，向海安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3月1日，海安县人民法院在查明上述事实后作出判决，认定李某构成交通肇事罪，但因其事后主动报警，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因李某驾驶不合格车辆并严重超载行驶，可酌情从重处罚；李某当庭认罪态度较好，且预缴事故赔偿金，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法院判决李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为获赔偿上公堂在料理完邵某的后事后，因李某与邵某的继承人就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等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邵某的继承人许某等人遂以李某和陈某为被告向海安县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庭审中，原告许某等人诉称，2003年10月22日，被告李某驾驶未经年检且经鉴定不合格的号牌为江苏F-D0219号变型拖拉机为被告陈某装运面粉，当其行驶至204国道海安某服饰公司门前，在不具备超车条件下强行超车，将已注意观察路面通行状况由东向西步行靠近公路左边线的邵某撞倒，邵某经抢救无效死亡。由于李某超载达到核定装载重量的350%，且存在多种违章行为，应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被告陈某明知李某车辆核定装载重量仅为1吨，仍指使李某超载，对事故的发生有着不可规避的因果关系，应当与李某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要求李某与陈某共同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费用合计95379.80元，但是原告并未能举证证明陈某指使或者强行要求李某超过有关部门核定的装载质量为其装运面粉。被告李某辩称，本起事故经海安县及南通市两级公安机关责任认定，我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对原告方有证据证明的各项费用愿意按照公安部门出具的赔偿建议的比例予以赔偿。由于我已经被科以刑罚，原告再向人民法院主张由我对其进行精神损害赔偿，该请求不应得到法院支持，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方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被告陈某则辩称，我在事故中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事故的赔偿责任。查明事实断是非海安县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交通事故当事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存在违章行为，以及该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邵某横穿马路，对道路的动态情况观察不够，没有注意避让机动车辆，其行为属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是发生事故的因素，应当负事故的次要责任。被告李某驾驶超载车辆在超车过程中遇有情况未及时采取制动措施，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因素，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是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计算的，具有财产损害赔偿性质，而非属于精神抚慰金，依法应当得到支持。被告李某与陈某之间属于运输合同关系，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陈某指使或者强行要求被告李某超过有关核定的装载质量从事运输导致事故的发生，因此原告要求被告陈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与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作出了上述判决。法官点评：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当事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是否还要支付因受害人死亡而产生的死亡赔偿金。对这个争议的处理，实际上涉及到我国现行立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在受害人死亡后对有关赔偿范围计算方法的规定问题，关系到对死亡赔偿金的性质问题，即是对精神上的抚慰还是一种财产性的损害赔偿。从我国的现行立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对于自然人因遭受人身损害而死亡后，其继承人在主张损害赔偿时对各种损失的计算方法经历了\"扶养丧失说\"向\"继承丧失说\"的嬗变。所谓\"扶养丧失说\"，是指在计算各种损失时应以被扶养人丧失的生活来源作为计算的依据。基于此种学说，在受害人死亡后，其生前依法定扶养义务供给生活费的被扶养人因此而失去了生活来源，赔偿义务人对此就予赔偿，但赔偿的范围仅是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即只对受害人的继承人造成的具体的、直接的、积极的财产损失进行赔偿，除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外，不承认有其他财产损失。对于因受害人死亡而导致家庭的整体收入减少，因其属于抽象的、间接的、消极的财产损失，而未被纳入\"扶养丧失说\"的财产损害赔偿范围。《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而对于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将其界定为\"精神损害抚慰金\"，属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也明确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如果以\"扶养丧失说\"为标准，受害人死亡后，如果肇事者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受害人的继承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就缺乏法律依据。为了使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能够得到合理救济，在不改变刑事案件受害人不得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现行救济模式下，对死亡赔偿改采\"继承丧失说\"就显得迫在眉睫，这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死亡赔偿的利益失衡，使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能够获得相对公正的司法救济。所谓\"继承丧失说\"，是指在计算死亡赔偿的各种损失时，应该以受害人死亡导致的家庭整体收入减少的收入作为计算的依据，这主要是因为，受害人的个人收入并非全部用于个人消费，除其中个人消费部分以外，其余的收入应当用于家庭共同消费或者家庭积累。受害人因人身损害死亡，家庭可以预期的其未来生存年限中的收入因此丧失，实际是家庭成员在财产上蒙受的消极损失。依据损害赔偿法原理，消极损失同样应当予以赔偿。由此可见，采用\"继承丧失说\"比\"扶养丧失说\"更容易保护受害人及其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采用了\"继承丧失说\"，该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据此可以看出，本条解释所规定的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已经不是精神损害抚慰金了，而是残疾者家庭和死者家庭整体减少的家庭收入，是一种财产性的损害赔偿。根据\"新的司法解释优于旧的司法解释\"的基本原理，本案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采用了\"继承丧失说\"的观点，判决支持了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从本案可以看出，\"以刑抵赔\"的传统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它不能再成为犯罪分子逃避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借口\"。希望全社会的广大公民要正视\"以刑抵赔\"的传统思想，真正树立\"权利本位\"意识，尊重生命，保障权利，从而使法律的价值得到进一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