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

2006年年底的一天，厦门某环保科技公司（以下称甲公司）找到本律师，说一家公司（以下称乙公司）拖欠其环保设施建设工程款，想起诉索要款项。经询问甲公司负责人及审查材料，发现这起合同纠纷中，债权虽然明显，但合同履行过程仍有许多不利于甲公司的内容：如合同前面明确约定了工程完工的期限，后面又暗示工程可以整改（造成完工期限的模糊）、前面约定了完工设施出水水质必须达到的地方标准（数十项指标），后面又仅5项指标进行了约定。目前乙公司以部分出水指标不达标为由扣住应付甲公司的工程款近30%！由于本案纠纷焦点在工程完工及整改后的环保部门验收环节上，故本律师要求一周左右时间研究案情和举证范围的确定。就在紧锣密鼓地研究案情和确定举证范围时，甲公司通知暂不起诉，因乙公司又新汇来一笔20%工程款！而且承诺说很快就结清所有工程款项。又过了一周左右，突然接到甲公司火急火燎的通知：乙公司已将他们告上法庭！要求甲公司承担数十万元的违约金和其他经济损失赔款。案情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本律师仔细审阅了乙公司的诉状及证据，发现乙公司前一周付款的行为纯属配合其诉讼之需所采取的：即付掉大部分的款项，造成己方合同义务已基本履行完毕的事实。看来乙公司是精心准备、有备而来的！既然对手已经出招，我方已没有迟疑和幻想的余地，只有积极迎战并提出反诉！经精心准备和调整诉讼方案，我方提出了要求其支付剩余工程款项及利息的诉求，针对其提出的违约金诉求，我方将双方履约情况全部材料进行仔细分析和研究，并到环保部门调查该工程验收过程及结果的信息。最后在举证期限内我方提交了足以认定我方积极履约、对方消极履约的证据。庭审中，由于准备充分，说理翔实，本反诉经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审理，最终以全部驳回本诉原告（乙公司）诉求，支持反诉原告（甲公司）全部工程款之诉求而告终。就在一审判决行将生效的最后时间，乙公司又以原审中的一个诉求为上诉请求提出了上诉，即已放弃了要求甲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诉求。很明显，就该合同履行经过，乙公司心知肚明，只能在合同价金上继续纠缠。本律师在二审中精心准备，就对方律师提出的询价证据进行重点反驳。很快，二审结果出来，维持原判。纵观本案，虽然委托人甲公司在合同履行中有瑕疵，但积极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中有关违约金承担的条件，乙公司在诉讼中也未能举出任何证明其有损失的证据。而乙公司尽管在起诉前突击付款，但仍未达到合同约定的要求。尽管其出招在前，且在一审败诉后调整重点，但仍难免落败。因此，我们认为，目前商业往来中虽然大家都知道签订合同，但履行时难免出现漠视合同约定、投机取巧的现象，通过该案，也给不认真履行合同义务的合同当事人提了个醒：当你在合同上签上你的名字或盖章后，你就依法接受合同内容的约束，如有违反，必将接受法律的制裁！

2009年6月，F城市某知名企业（甲公司）在当地法院将厦门一家小企业（乙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并要求厦门企业向其返还货款及赔偿损失，总金额接近百万元。乙公司负责人慌了阵脚，要知道，一旦败诉，这笔赔偿金将会导致这家小企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由于审理法院在F城，而原告甲公司又是当地知名企业，且其提交的证据材料又极不利于乙公司。当案件材料呈现在我和另一位承办律师面前时，我们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不为别的，我们深感责任重大，这个案件的成败将决定着一个企业的生死命运，决定着几十号人的衣食饭碗问题。我们在悉心审阅原告的起诉状以及所有证据材料后发现，看似言辞凿凿的起诉状并非滴水不漏，看似严密的证据锁链并非完全无懈可击。由于原告已经出招了，被告不接招也不可能，因此出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挽救企业的目的出发，我们决定承办该案。接下来，我们向乙公司详细了解案情，针对原告的起诉事实以及证据一一与乙公司核实。原来2006年9月乙公司向甲公司出售了一批设备并在当年底安装到位且通过了初验收，2007年4月，当甲公司开始启用时，认为效果达不到预期，于是乙公司多次前往整改，并出具书面材料陈述整改方案（后被原告当做“问罪”的主证据），由于甲公司不同意，事情拖延下来，2008年6月，甲公司匆匆找了一家当地鉴定机构对讼争设备进行单方鉴定，后又向新的设备商采购设备，并于2009年3月完全拆除了讼争设备，安装上新采购设备，而甲公司一直未向乙公司支付剩下的一半货款，并于2009年6月提起诉讼。乍一看，原告甲公司有理有据：甲公司依约按进度支付货款，由于采购设备一直未进行最终验收且不断整改，后经权威部门鉴定质量不合格，导致其重新采购并拆除不合格设备，因此要求解除买卖合同、卖方向其返还货款并承担违约金及其他损失。我们仔细研究材料并进行缜密分析后发现了一些问题：首先，买卖合同是甲公司的格式合同，对设备验收环节规定苛刻且无法操作是导致本案一直未予正式验收的重要原因；其次，甲公司的单方面质量鉴定只针对讼争设备部分型号所作而非全部型号，不能以偏概全证明所有设备不合格；再则，甲公司在初验合格后在长达两年半后才起诉，对买卖合同的法律性质而言明显超出合理期限；另外，被告乙公司虽书面承认整改，但也陈述了甲公司与讼争设备配套的基础条件的欠缺以及要求双方共同承担整改费用的意思；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由于甲公司已在诉前自行拆除了设备，无法在诉讼中再行鉴定，导致法庭无法对设备质量进行准确判断，而且其野蛮拆除已经导致所有讼争设备毁损。当然，分析归分析，实践归实践。案件诉讼是一门精深且影响因素极多的活动，专业的法律分析和最终的法律裁判并不总是一致，有时候甚至是大相径庭。但是，毋庸置疑，为了赢得诉讼，为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律师必须要进行案件精准的分析和认真细致的经办过程。这是一个前提条件，也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必然有预期结果的充分条件。事实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第一步，在我们对案件的多次讨论分析后，我们制定了案件应对方案：针对原告解约的诉求，被告可针对性地提起反诉，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要求原告支付剩余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这种对抗性极强的诉求须建立在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整体把握的基础之上，因为处理不当，不仅导致本、反诉俱败而大败，还会增加被告巨额的诉讼费用。而处理得当，则会给法官在案情无法彻底查明艰难裁判时留有选择余地，即，非此即彼的选择，另外对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惯常的组织双方调解增加了操作空间和回旋余地。第二步，我们对本、反诉拟举的证据进行了精心安排。本诉主要抗辩对方解约的理由不充分，不同意解约，反诉主要是证明合同须继续履行的理由。第三步，我们分析预测了几种可能出现的案件裁判后果，并决定在本诉中分级抵抗，让原告代理人疲于应付。根据执业经验和本案具体案情及当事人特点，我们分析这个案件很可能在一审中出现不利于被告的情形，而二审法官素养一般高于一审且是最终裁判，因此我们选择了两审中不同的侧重点：即一审注重案件事实的澄清，二审注重案件法律的正确适用（事实证明，这个决策完全正确）。一审开庭前法庭组织双方交换了证据，并要求提供书面质证意见。一审开庭是在法院一间会议室里进行的，甲公司代理律师信心满满，非常轻松简略地发表着意见。庭审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会议室里还有两个中年妇女在一侧窃窃私语，我们示意主审法官给予澄清。经法官询问，这两人系另案当事人，在会议室等人，在不情愿地被法官请出去后，庭审继续进行。我们不清楚为何法院在会议室里进行庭审，刚才的插曲也使人疑惑，但我们始终坚持之前的诉讼策略，谨慎应对，庭后为补充说理效果，我又向主审法官提交了详细的代理意见。一个多月后，判决结果出来了：一审法院依据原告的单方鉴定解除了鉴定所涉的设备合同，其他没有鉴定的设备则被认为原告应当支付货款给被告（即认为合格），这样一来算上原告已支付的货款，被告反而要向原告退还部分货款，且承担二十余万元的违约金，另外一审法院驳回了被告的所有反诉请求。我们看完判决后，觉得有几个地方不可思议：首先，法庭居然认可了漏洞百出的原告单方鉴定结论并依此裁判；其次，鉴定结论涉及的那两台设备被解除合同，而没有涉及的同型号另两台设备却认定买卖有效，即，鉴定你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没有鉴定就是合格的逻辑，匪夷所思！最后，更为离奇的是，原告举证的现场照片已经证实讼争设备被拆除后已经完全变形毁损，法院却判决原告将这些设备返还被告！看得出，一审法官慎重地采纳了我们的一些合理合法的法律意见，同时为了显得判决结果公道一些，法官已经非常努力地平衡了双方的得与失，判决结果已经将原告近百万元诉求压缩至二十余万元，应当是照顾乙公司了。得到判决结果后，虽然乙公司松了一口气，但是卖出的设备连成本都没收回来，且要承担二十余万的违约金，还要自行去将被拆毁的设备拉回来，真是够窝心沮丧的了。在判后与乙公司负责人的说明、商议中，我们提出，一审判决存在着重大瑕疵，尽管已将对方诉求数字大大压缩，但是无论从事实认定还是法律适用上都存在问题，建议乙公司进行上诉，将不利的局面彻底扭转。乙公司负责人对此犹豫不决，一方面对甲公司在当地的影响力颇有忌惮，另一方面担心出现更不利的局面。在我们多次进行详细客观的分析后，该负责人在反复权衡利弊后，决定上诉并和对方将理争到底。而原告也不满意一审的结果，亦决然提起上诉。二审中，我们按照侧重法律、澄清事实的策略展开诉讼活动。因为原被告双方的诉求是相互对抗的，原告要求解约，而被告要求继续履行。按照法律规定，解约后果是恢复原状。我将二审法官面临原被告相反的诉求进行裁判非此即彼的必然选择分析的非常透彻，即，如果判解约，则必须恢复原状，返还财物。我在二审中及庭后的代理意见中着重提出原告拆毁设备的事实，也就是说原告根本不可能恢复设备原状和返还被告，这也就将二审法官逼向了只能接受被告继续履行合同的诉求。将一审中“验收手续”是否完成？鉴定结论是否有效？产品瑕疵是否存在？等双方多个争议焦点，集中到一点，即，让二审法庭关注讼争设备的现状这一个焦点。尽管这个焦点我们在一审中也着重提及，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一审法官没有重视这个关键事实。二审法官显然是接受了我们不断着重提及的关键事实——讼争设备已经拆毁。围绕这个事实，支持被告的理由和法律已经非常充分：合同虽有规定严苛的验收手续，但基于是原告的格式合同且规定的具体验收无法现实操作，且由于本合同纠纷为买卖合同（原告试图界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告购买设备达3年多后主张解除于法无据，原告单方组织的鉴定是讼争设备运行一年多后进行的，不可能是设备交付时的正确质量认定，考虑到被告曾自认设备不理想且在保修期内，故适当承担维修费用。最终法院判决原告甲公司向被告乙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在扣除小额的维修费用后，甲公司仍需向乙公司支付四十余万元的货款。虽然这个判决是在二审开庭后数个月才作出，但经过漫长焦急诉讼等待的乙公司获知后欣喜不已！我们作为代理人也是非常高兴，既欣慰为当事人维权成功，也为我国的司法公正叫好！虽然甲公司不甘落败，后来又提起了再审，但是二审法院说理透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公平正义之判在更高级法院的审核之后予以维持。由于甲公司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我们又代乙公司启动了执行程序，尽管在执行中阻力重重，后经我们的努力，最大限度地帮助乙公司拿到了本该属于他们的辛苦钱。企业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轻装上阵在市场中继续搏杀发展了。回首历时一年多的这场案件，我们作为代理律师，感想颇多。当初也有顾虑，也有压力，好在我国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化解了我们之前的担忧，我们也欣慰于能在公平竞技场上进行法律较量，只要把握了案件的关键，以弱胜强是可以做到的。

2010年3月的一天，一个衣着简朴的四川中年男子来到我的办公室，用蹩脚的“川普”向我描述他那让人揪心的儿子刘某犯事的经过：2009年初的一个上午，刘某在厦门某网吧上网，与邻桌的小青年发生口角，由于对方人多，刘某忍气退出网吧，后纠集多人且独藏刀具来到现场，要出口气。事情的结果可想而知——两帮人对打的结果是，没有刀具的对方被携带刀具的刘某捅了3人，一人重伤，两人轻伤。双方见有人被捅伤，竞相逃散。。。。。。后刘某这边参与打架的曹某、谭某等人被抓，刘某潜逃回四川老家躲避直至年底被抓获。先期被抓捕的曹某、谭某经审判获刑五年半，判决也已生效。刘某在潜逃近一年后被公安机关抓捕，并被押解回厦门。在老刘的恳请下，我以近乎法律援助的方式接下了这个案件。根据案情和常理，作为通缉潜逃多时的案件主犯刘某肯定刑期要大大高于从犯曹某、谭某。尽管老刘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但是也无法逾越这个常理。我安慰老刘说，你的孩子虽然是案件发生（与人口角后纠集人群打架）、结果（一人捅伤三人）的主要因素，还有长期潜逃以逃避抓捕的恶劣情节，但是也不要急于下结论，等待律师阅卷、看守所会见刘某、分析案情后再说。接下来我开始接洽本案检察官，阅卷、复制案件材料后仔细分析，并就案情中的要点和疑点与看守所里的刘某会见时一一甄别明确。通过对全案的了解，我大致确定了辩护思路：首先，在这起恶性伤害事件中，起因也有被害人一方的过错，并非公诉书指控的寻衅滋事。其次，伤害过程其实是一场聚众斗殴，并非公诉书指控的一方伤害另一方。另外，被告人刘某秉性较好，日常表现尚可，系初犯偶犯，并非公诉书描述的街头流氓形象。最后，被告人有较严重的癫痫病史。因此结合以上事实，辩护的总体思路是建议法庭酌定给予被告人刘某从轻处罚。针对这个辩护思路，一方面，我在仔细分析对比各涉案人员笔录以及与被告人刘某的陈述中，在众多卷宗材料中找到可以相互印证事实的只言片语，将这些内容摘抄提炼出来，作为开庭辩护中提示法庭予以关注的内容；另外，建议老刘从其家乡——刘某成长过的学校、村委会等机关寻找对刘某有利的书面材料，以证明其犯罪前的日常表现；同时，提示老刘提供刘某日常献血等良好事迹的证明材料。没想到，老刘竟然提供了几份刘某日常献血的证书（有些还是从四川老家翻出来的），更为可贵的是提供了一份刘某同意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证书。虽然这些材料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足以让我在法庭上可以很好地做足文章了。开庭前，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就被告人的癫痫疾病与精神疾病的关联知识进行了学习了解，对捐献干细胞的常识性知识进行了补习。同时为了作足姿态，甚至为刘某制作了一份精神病鉴定申请书，以便开庭时提供。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提示法庭，被告人具有严重的癫痫疾病，应当给予鉴定，造成法庭重视其疾病给予刑事责任能力减轻的推想空间。另一方面，在此前的案情研究与辨析中，我发现，被告人刘某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处于神志清醒、进退自如的状态，也就是说，刘某当时处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状态。如果此前就提起鉴定申请，鉴定结果一定对其不利，反而堵死了一个可供辩护的管道。根据我的执业经验，庭审阶段提出鉴定申请的，法庭一般不会应允实施，以免拖延审限。但是不鉴定，又会给法庭一个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想象空间。开庭时，老刘和他的所有亲戚都来了，加上被害人的亲属，旁听席上人满为患，我满怀信心地按照辩护计划一一实施。对侦查机关的证据，我没有意见，但是就笔录材料里的，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被我一一提示出来，串成了一系列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之前我阅卷中也调取了已判决的曹某、谭某判决书，根据该判决书，展示给人的是刘某等人恣意闹事、欺人、伤人的恶劣事实。在我的提示下，给法庭的却是这样的事实：被害人一方有错在先，在打斗中人数甚至多于被告人一方，在打斗中也使用了铁棍这样的凶器。第一个回合下来，检察官已经有些乱了，显然无法回避双方互殴的事实，与其公诉书上只字不提斗殴性质，全力攻击被告人恣意伤人的起诉意见出现重大出入！检察官只能尴尬地承认是互殴，但是又无力地补充了一句：尽管被害人一方人数多于被告人，但仍造成一重伤、两轻伤的后果，证明被告人一方穷凶极恶。对此，我嗤之以鼻，根本不予回敬。因为法官都知道，那是因为被告人一方使用了刀具的结果，并非是穷凶极恶的表现。检察官无力的辩驳，反而证明其公诉意见出现了严重不实。检察官此时拙劣的表现与我阅卷时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官僚派头显然判若两人。正是在他的指控下，同案曹某、谭某没有任何挣扎地进了他们该去的地方。轻车熟路的检察官，面对相同案情、迟迟归案的主犯刘某以及阅卷时谦恭的辩护人，开庭前一定认为胜券在握、易如反掌。没想到碰到了忠实于法律和委托人并且较真的我！在我精心设计的询问被告人环节，我与被告人客观的几个问答回合下来，给了合议庭对被告人的几分好感。接下来我大讲被告人刘某的献血义举，对刘某同意捐献干细胞更是大肆渲染。我侃侃而谈的间隙，瞄了一下庭上不断轻微点头的审判长，更加坚定了我的既定辩护计划。在我的通篇辩护中，公诉书中描述的恶魔被告，成了一个因疾病缠身不能报效祖国（当兵后因癫痫被退兵）、日常喜爱助人为乐、受人挑衅后不堪容忍才纠集人群互殴的热血青年。显然，辩护是极其成功的，检察官没有发表第二轮对抗性的公诉意见。庭审结束后，合议庭成员颇有深意的眼神以及书记员对我说话语气的异常礼貌均证实了我的判断。老刘和他的亲属围上前来，赞叹不绝，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他们发自内心的谢意给了我很好的自我满足感，尽管在执业过程中我经常接受到这样的谢意。案件宣判结果既在意料中，也出乎意料。被告人刘某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五年七个月，仅比先前判决的从犯曹某、谭某多一个月！老刘非常惊讶于这个结果，我也有点意外。要知道，刘某没有任何法定从轻、减轻的情节，案件因他而起，伤害后果归其一人，且被通缉多时。仅仅是我从法官酌定量刑的缝隙中发现并牢牢攫取住了属于刘某的救命稻草。回过头来，我发现曹某、谭某的判决是多么的值得玩味：仅仅是帮助朋友刘某参加了一次互殴打斗，既无伤人，也无任何恶劣情节，却获刑五年六个月！我只能发出感慨，如果他们当初聘请负责任的律师给予良好的辩护就好了。从他们的判决书上看，他们不仅认可了所有的指控，而且由于他们的量刑结果，直接导致主犯刘某的起点刑期就在五年六个月之上！可能有人会问：他们为什么没有请律师？也许有人会感慨：害人害己啊。。。。。。

近日《海峡导报》专栏讨论一些私家侦探公司开展公开“盯梢”业务，读者以及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发表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本律师也接受了导报记者的电话访谈，发表了一些个人观点。其实，现在生活多样化的结果会导致各种各样新的社会现象、社会举动出现，因而各种法律问题随着浮出水面，毕竟法律规范的存在土壤就是活生生的社会物质生活。面对公开“盯梢”的现象，法律界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导报报道上看，这些私人调查公司的新业务——公开盯梢，就是在公开情境下，盯梢者隔着一段距离实施跟踪、监视，给被盯梢者造成一些心理压力和恐慌，进而达到其委托人要求达到的效果。委托人的多数需求是索债，通过调查公司的这项业务，造成赖账者心理负担和压力，从而尽力还债以化解纠纷和矛盾。初看，的确也没什么，甚至和法律常识中的“自力救济”有些沾边。如果大量纠纷通过这种方式快捷了断，的确省去了很多的司法资源，也省了当事人打官司的漫长过程和不确定性。但是任何事物都是物极必反，你想想，如果满大街到处都是盯梢的“贼眼”，到处都是匆匆躲避的背影，给社会秩序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大？甚至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就不是简单的一项调查公司的业务有什么影响的问题了。但是，从法律手段和途径上看，被盯梢者能维权吗？报警吧，警察指定不管，没有证据啊！没有显现的损害后果啊！打官司吧，你连盯梢你的人是谁都不知道，怎么进行诉讼啊？更不要谈举证的问题，根本就是水中花，镜中物。因此，被盯梢者通过法律维权是有极大困难的。因此，只要这种盯梢没有泛滥成灾，没有造成被盯梢者什么物质损害（精神损害也要非常严重才可以）的地步，任何机关的介入以及是否急需解决的必要性上看，都没有到十分必要的程度。毕竟社会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太多，很多非常重要的事务尚且解决未果、无果，暂时还没有能力顾得上这种事情。还是那句话，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赖账者毕竟存在过错，毕竟给债权人造成了损失，如果连被盯梢都要保护，那么债权人的利益谁来保护呢？本律师建议，还是在道德层面来解决这种事情。解铃还须系铃人，谁自己惹得骚，还是自己去解决为好。但是也要建议调查公司，不要太宣扬、不要太过，否则触及到法律最低限度时，法律仍然不会袖手旁观。。。。。。

自从人类聚居，告别田野建起钢筋水泥的丛林后，就把自己命名为市民，自己住的地方叫城市。随着马车变汽车，汽车多的数不过来时，又制定了各种通行规则。目的就是营造通行秩序，各行其道，安全、高效。随着人权的提升，对生命的珍视，安全的需要已经大大地加强了。这样就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人性化突显的第三条和第四十七条。这两条分别是这样规定的：“第三条——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应当遵循依法管理、方便群众的原则，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第四十七条——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通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这两条规定无疑是以方便群众和行人为立法意旨，以保护相对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为立法出发点。但是实际情况呢？除了太过拥挤堵塞的城市干道以外，所有适宜车辆飞奔的道路，一辆辆疾驰而过的车辆无不让正在人行横道穿行的行人胆战心惊。这种状况别说是老年人，就是腿脚利索的年轻人过马路也是一慢、二看、三不过。你想想，现在城市道路越修越宽，真正能坦然横过数十米的道路也需要个十秒八秒的，看着那连绵不绝、疾驰的穿梭车辆，年轻人都只能看准时机紧跑几步，再看、再跑。。。。。。徨论老年人了。这样一来，过个马路真是个心惊肉跳的事情，出事也在所难免。以厦门金尚路为例，对于急弛飞奔的绵延车辆，不断增加的人行横道标识及交通灯仍然无法明显改变行人过路问题。对行人来说，在醒目的斑马线穿行尚且如此狼狈，那么在非人行横道穿越马路就不仅是狼狈，可能真有搭上性命之忧了！对比四十七条，只能说驾车人要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不了解，要么就是漠视该法，置法律和社会公德于不顾（将穿行的行人弄的如此狼狈）。法律规定“车让人”，而实际情况是“人让车”，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究深层次原因，只能说明社会的一贯陋习促成如此：有车谁会走路呢？走路的人多是社会底层群体，驾车的多是社会强势人群。在各行其道时，这种抢道的潜意识就发挥的淋漓尽致。驾车人认为马路就是为行车人铺设，除非不得已的红色信号灯阻挡，通行应是畅通无阻。行人只是临时穿越道路，对路的占有使用欲望肯定没有驾车人强烈，所以只能眼望着穿梭的车辆疾驰而过，抽空疾奔得以穿行。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久了，也就习惯了人让车，那四十七条只有束之高阁，成了摆设。这确实是件遗憾的事,不仅使得立法者平衡社会利益的目的没有达到,而且大众普遍漠视法律之陋习继续得以延续。其实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真不少，例如保障妇女儿童权益以及劳动者权益的法律，保护消费者权益对生产者克以严格责任的产品质量法等多部法律。保护弱势群体的条款也挺多。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的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等等。这些深受社会弱势群体欢迎的良法既是立法者平衡社会利益的结果，又无不体现“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但是为什么美好的初衷总是在实际执行中得不到很好的贯彻实施呢？因为再人性化再民主的国家都必然遵循客观规律，那就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在社会中掌握较多资源的人群势必比资源较少的人群占有生活优势。随便举个例子，风雨天，有人出行乘坐轿车，有人出行骑自行车。骑车人被淋的透湿，可能还会被扬长而去的轿车车轮溅一身泥水。。。。。此情此景下维权是不太可能的，久了也就习惯了，习惯了也就自然了。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那么多良法难以贯彻执行的原因了，因为社会弱势群体已无能力自己维护合法权益：站在斑马线上只能望车兴叹，不可能振臂挡车。掸掸身上的泥水，不可能追赶扬长而去的车辆。。。。。。。那么，谁来充当维权的力量呢？只能是平衡社会权益的国家机器。所以说良法制定出来还应有相关配套的保障机制才行。但愿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美好，但目前我们只能疾呼：车儿啊，你慢些走！

【编者按】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无不映射着一个国家国民在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汇聚起来就能得出一个国家的社会规则能否被普遍遵守的实际状况。“方寸空间人来人往，热闹热闹!上下奔波你进我出，走好走好！”此对联真可谓电梯的动人写照。写字楼里，每个人都无法不与电梯打交道，每天都要数次进出电梯，花销一些时间来忍耐无语的电梯运行。最近我注意到我们所在的写字楼电梯运行中的一些怪事，也颇感无奈，叫“梯灾”也不为过。我们在这幢写字楼的最高一层——顶楼30楼，每天中午下楼用餐时，总是发现等电梯非常困难。按说你在顶楼，又在中午下班高峰时分，多等一段时间无可厚非。然而，在考验你耐心的异乎寻常的超长时间等待之后，电梯门开了，出现的一幕既出乎你意料又让人一头雾水：只见人头攒动，高高低低各色人等已撑爆了有限的轿厢，各种眼神并无好意地争相打量着你！此刻的你既无插足进去获取可怜空间的可能，也似乎因你按键让本已勉强运行的电梯不得不停下而导致轿厢内人群的怨气！此时，我只能怀着抱歉的眼神任电梯自行关闭并耐心等待下一部电梯的到来，下一部仍然如此，只好一直等下去。。。。。。说来真是费解，我们本在顶楼，中午时分电梯里的人群绝无一人是来顶楼的，电梯开门后本应是空空荡荡，为何是人满为患？我想起了一个朋友对我说过的话：有中国特色的事情你永远搞不懂！虽然是一句戏言，也说出了当前社会出现的一些非理性现状。后来我下楼用完餐再上楼时终于搞懂了事情的原委。在电梯上行过程中，电梯不断停下，门开了，外面的人问：是下去的吗？当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们迟疑了一下，居然作出了令人吃惊的举动，他们选择鱼贯而入，迅速挤满了轿厢的位置，嘴里絮叨着“先上去再说！”之后电梯不断停下来，每次都要挤进来几个，电梯到了顶楼后，我几乎已很难挤得出去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电梯要等那么久！为什么电梯开门后有那么多的人！因为很多人（包括相当多10楼以下的）为了下楼，从他们的楼层进入上行的电梯，不怕拥挤、不怕窒息、排除万难，坚持到达顶楼后再坐下去！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不顾电梯内污浊的空气，宁愿多坐很长时间的电梯呢？我的些许好奇心使我不经意间通过观察和听取这些人的对话得知，这是一种恶性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人群中蔓延所致：有一部分人（在中国，应当说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懂得电梯正确的按键方法，要么将电梯的上下键一起按，要么就是错误按键。比如他在10楼要到1楼，现在电梯正在10楼以下，他会错误地按上行键，而不是正确的下行键。从他的理解上讲，你电梯正在下面，我在上面，我要你电梯上来，当然就按上行键了。这样一来，一部上行的电梯就停在了他所在的楼层，他理所当然地走进电梯，还以为是下行电梯呢！这种对电梯运行的无知还并不是导致“梯灾”的主要原因，更深层次的是原因是，有一部分人在知道按错了电梯（也许并不知道）、知道电梯运行方向与自己期望的方向相反后，仍然坚持进入电梯，并漠视长距离无效乘坐电梯造成的时间浪费和空间的浪费。要知道，第一部分人发生错误后，又有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发生错误的人，越积越多，当后面正确的乘坐人发现如果按照规则乘坐，将无法进入电梯，不得已，他们也被迫加入到错误乘坐的行列中。比如20楼的人要下楼，当他发现从30楼下来的电梯已是人满为患的时候，下次他就会选择先上后下，至少多一点挤进电梯的可能。这，就是可怕的恶性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整幢大楼的人在高峰时段不得不用更多的时间等待电梯，用更多的时间乘坐电梯（先上后下），用更多的时间沉浸在污浊的轿厢空气中，用更多的时间等待电梯由于超负荷运作而停运检修。。。。。。。，“梯灾”由此而发生。这种情形在一幢大楼的电梯配置不足时最易发生，在用梯高峰时，当大家不按应有的乘梯规则（该上则上，该下则下）乘坐时，会造成大量的无效乘梯，电梯等待时间加长，电梯超负荷运转。时间是什么？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一切！有时你要急着下楼办事、接人、赶飞机，多等一分钟的电梯都可能让你急得跳，更何况多等的何止是一分钟？大家在无奈的等待中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这，也是老外们看不懂的中国特色现象。大楼里的人群，为了自己行为的任意性或乘坐电梯更有把握，争相漠视电梯乘坐规则，结果大家都不方便，大家都浪费了时间和空间，电梯也由于超负荷工作，寿命大大缩减，安全隐患大大增加。日常生活中，这种现象不在少数：一辆直行车辆会由于红灯而停在右转弯车道，导致后面所有可以右转的车辆无法前行而拥堵成串；一个人随手丢弃废物后，第二个、第三个人再乱丢，最后导致垃圾遍地。。。。。。。大家为漠视社会规则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细想我们倡导的和谐社会建设，说通俗一些，不就是建立公平的社会规则，让大家遵守吗？如果人人能够遵守社会规则，和谐的实现就不会困难。然而相当数量中国民众骨子里的不守规则之陋习并非是短时间能够根除的，社会上总有一些人，挑战规则、漠视规则、率先打破规则（因为他们是如此轻易地做到这一点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跟进者则怕自己独守规则吃亏也加入到破坏规则的行动中去（说重些，就是助纣为虐），最终导致恶性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电梯里恶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已经能影响到一幢大楼的正常运行，一个国家如果产生这种效应，岂不让人不寒而栗？因此，我们呼吁周围的亲朋好友，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从守规则做起，至少自己应当做到。也衷心期盼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更加美好，更加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