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兰

2014年8月份，宜昌市伍家岗区旭光村被划入拆迁范围，当地政府要在该地块规划一个房地产项目，同年10月15日该村七组的吕女士，接到区城管执法局送达的一份《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决定书认定其所居住房屋属于违法建筑，限定其在7日内拆除自家面积为817.5平米的房屋，否则由该局强制拆除。吕女士接到该决定书后，惶惶不可终日，在万般无奈之下，向北京著名征地拆迁律师—李春兰律师求助。李律师了解案情后，依法向该区人民政府提起了行政复议，该区政府于2015年2月2日依法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区城管执法局的《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至此，一战告捷，吕女士暂时可以安心地住在自家的房屋内了。律师点评：李律师接案后，在对全案进行全面了解并对全案的法律关系进行全面分析后，依法向该城管执法局所属政府提起了行政复议，终使吕女士以完美胜诉告终。本案的焦点实际上是城管执法局是否是《城乡规划法》规定的执法主体及进行执法的权力，在执法过程中城管执法局的执法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城乡规划法》并没有赋予城管执法局对农村房屋进行执法的权力。

劳动工伤案例2011年12月1日，外地来京农民工在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的一建筑工地发生工伤事故，及时送医，后于12月1日出院休养。本律师于2012年1月4日接受该当事人委托，担任其代理人，为其申请工伤认定，及与资方协商谈判。本律师接受委托后，通过调查取证了解到，该工地由开发商发包给建筑商，建筑商的施工人员是浙江某建筑劳务公司派遣方工人，委托人也是通过劳务派遣的被派遣者。也就是说从法律关系上来讲，该工伤者是浙江劳务公司的员工，而其注册及社保均在浙江某地。后经本律师多方努力，多次与浙江方面联系，并多次到门头沟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建委等相关单位调查取证和沟通协调，终于在该区劳动局认定工伤。拿到工伤认定书后，该委托人因急于解决问题，以便尽快回老家安心疗养，催促本律师与资方协商。资方在看到工伤已经得到劳动部门的认定、赔偿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并且员工还未完全恢复需要人照顾的压力下，才同意协商解决。经过艰难的谈判，最终于2012年3月20日，协商成功，资方一次性赔偿受害人23万元，受害人不再追究该次事故资方的任何其他责任。

起诉书原告：王某，男，汉族，1970年5月27日出生，北京某起复机具有限公司业务员，住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小店村166号。被告：北京某起复机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施园村法定代表人：某职务：厂长诉讼请求：1、支付2003年12月9日至2009年12月31日拖欠的提成工资125016.3元及2010年1月1日至判决生效之日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说明及明细附后)；2、被告支付2006年5月22日承诺的36000元信息费及2010年1月1日至判决生效之日银行同期存款利息；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03年10月，北京某起复机具有限公司（以下称某厂）某厂长向原告口头承诺，原告为某厂销售业务员，月薪800元，并支付销售额的15%作为提成工资，但2003年12月9日，某厂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时约定只给付销售额的10%作为原告的工资，直至2008年4月4日到期。2009年3月12日和2009年5月19日分别补签2008年4月5日至2008年12月31日和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约定某厂支付原告的工资由以下部分构成：1、销售额的10%提成；2、1年内销售额共超过50万元以上的，超出部分在原提成比例的基础上增加1%；3、销售价格超出出厂价格的，超出部分原告提成比例为50%。但自2004年领取提成工资开始，某厂一直从销售额中扣除17%的税款、差旅费、饭费、回扣等费用之后才给原告10%的提成款，2008年至2009年某厂对1年内销售额共超过50万元以上的，超出部分在原提成比例的基础上增加1%和超出出厂价格部分原告提50%的部分都没给原告兑现，自进入某厂至合同解除也未给原告办理社会保险。原告与某厂厂长因此多次协商，希望某厂补发几年来的提成工资、办理保险未果。鉴于某厂的违法行为，原告于2009年12月31日合同到期与某厂终止了劳动合同，并协商补偿拖欠工资事宜，但某厂以种种无理借口拒绝原告的请求。原告于2010年12月26日向通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通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1年7月22日作出仲裁裁决，认为原告与被告并非劳动关系，现原告向贵院起诉，要求被告支付2003年12月9日至合同解除之日拖欠原告的提成工资、信息费及合同解除之日至判决生效之日前述款项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恳请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此致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原告：2011年8月日

常见的拆违程序八项“欠缺”在一个崭新的法治国家，法律的理解与运用必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轴去展开。而在这个过程中，最难的一个环节恐在于“程序正义”的落地！而司法实践的方方面面也印证了这一点。近来，笔者在北京市顺义区承办了多起拆违维权案件。无独有偶的是，虽然这些案件分布于顺义区不同的镇，但违法建筑的认定主体、认定理由和依据以及方式、限期拆除至最终强制拆除的模式却高度相同：①均由镇政府进行认定；②认定的理由、依据是这些建设于90年代初至本世纪之初的乡镇建设没有取得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城乡规划法》所要求的规划许可；③方式则稍显离奇——镇政府自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取得一些盖有后者公章的留白公函，至为关键的“违建”信息则全部由镇政府自行填充，随意性极强；④限期拆除作出后，依次间隔三天先后作出催告书、强制拆除决定书，并于强制拆除决定书下发后数日便实施强制拆除。这种简单、粗暴的“闪电式”行政执法无论是在行政执法的目的上，还是在实体合法性上均让人侧目，不过，较之这些问题，其程序合法性的欠缺则来得更加明显、高危！针对上文谈到的程序违法问题，笔者进行了归纳总结，其通病莫过于以下八项程序的欠缺：欠缺一：作出限期拆除之前的法定立案、调查程序限期拆除行政决定在法律性质划归上应当归为行政处罚类——我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共七项，虽然前六项列举处罚形式未涵盖限期拆除，但第（七）项兜底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我国《土地管理法》笫八十三条规定：依照本法规定，责令限期拆除在非法占有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必须立即停止施工，自行拆除；对继续施工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有权制止。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对责令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既然《土地管理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责令限期拆除为一种行政处罚，那么，限期拆除行政决定即属于《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第（七）项规定的行政处罚行为。既然限期拆除行政决定行为属于行政处罚行为，那么，应当受《行政处罚法》的调整，应当遵循《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规定：除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66号《建设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七条规定：执法机关依据职权，或者依据当事人的申诉、控告等途径发现违法行为。执法机关对于发现的违法行为，认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立案，但适用简易程序的除外。立案应当填写立案审批表，附上相关材料，报主管领导批准。《建设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八条规定：立案后，执法人员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收集证据；必要时可依法进行检查。执法人员调查案件，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建设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九条规定：执法人员对案件进行调查，应当收集以下证据：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现场笔录。只有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根据前述五项规定，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行政机关必须有规范的立案、调查程序。并且，立案阶段应该有形式完整的立案审批表，调查阶段还应当由负责调查的2名以上执法人员制作行政调查笔录，并由被调查人签字确认。实践中，不规范的拆违程序则往往欠缺这一启动程序！欠缺二：作出限期拆除之前的待处罚事实、理由及依据与三大权利告知程序《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国务院国发[2004]10号《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20条中亦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不利的行政决定之前，应当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并给予其陈述和申辩的机会。此外，《建设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二十一条还规定：执法机关在作出吊销资质证书、执业资格证书、责令停业整顿（包括属于停业整顿性质的、责令在规定的时限内不得承接新的业务）、责令停止执业业务、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以及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根据前述五项规定可知，行政机关在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之前，应当将认定当事人建设的建筑物属违法建设的结果、为何进行该认定的理由以及认定所援引的法律依据（具体条文）向当事人进行告知，此为其一；其二，行政机关还应同时告知当事人享有充分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其三，鉴于限期拆除决定是一种令相当事人对财物永久性丧失占有的处罚措施，属于极其严重的处罚，行政机关还应当同时告知当事人享有申请听证的权利。前述三项告知权利旨在保护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原告不受行政机关非法侵害的权利，并制约作为行政机关的被告滥用处罚权。但是，实践中的“拆违”，当事人基本全是见到限期拆除决定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房子一夜之间就成了“违法建设”，但为何就成了违法建设，则不明就里！与此同时，由于当事人们往往事先未被告知前述权利，也就丧失了依法寻求救济、避免被错误行政处罚的机会。欠缺三：作出限期拆除之后不依法公告《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根据该规定，责令限期拆除的，行政机关负有公告义务。但是实践中，行政机关往往也不进行该公告。欠缺四：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之后不依法直接送达行政机关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之后，应当将限期拆除决定直接送达给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成年家属。不过，在实践中，出于害怕当事人情绪激动或者拒收等心理，行政机关在送达上往往选择回避直接送达这一法律要求的原则性送达方式，而采取张贴在建筑物门上或墙上的“留置送达”方式，并在当时或事后找两名村委会成员签字做“见证”。一方面，这样的送达方式不符合法律确定的以直接送达为原则的要求，；另一方面，此种“留置”送达也不符合法律确定的留置送达的形式要求：其一，送达回证上一般未说明拒收事由；其二，并未采用拍照、录像的方式固定送达流程，尤其是被送达人拒收的情形。行政机关常用的《送达回证》完全可以凭借其地方基层政府的影响力单方完成，难有真实性、合法性可言！当然，在目前的司法环境下，对行政机关的举证证明标准尚不太严苛，即使是不真实的送达回证很多时候也能被法院采信，但笔者相信，随着法治中国的纵深发展、行政诉讼的立法完善、司法环境的进一步改良，这种“低标准、宽要求”的局面势必被纠正！欠缺五：作出限期拆除决定、强制拆除决定时不交代诉权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第20条进一步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后，应当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不过，在实践中，经常发生限期拆除决定乃至于强制拆除决定上一律不交代当事人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及相应的途径和权限。而在这类纠纷中，即使被当事人依法提起法律救济措施，行政机关依然向当事人强调“不要和政府作对”、“不要耽误时间”的主张。如此一来，行政机关不交代诉权的动机就明了了……欠缺六：作出强制拆除决定时当事人救济期限未满《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根据该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必须待当事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满之后，且是当事人未申请复议、未起诉的前提情况下方能进行。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并被明确告知诉权之日起60天内提起行政复议，或90天内提起行政诉讼。那么，即使是在当事人未对限期拆除决定书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在送达限期拆除决定之日起90日内是绝对不能作出强制拆除决定的！但是，正如本文开篇所作交代，往往行政机关作出限期拆除决定后不足10日便下发了强制拆除决定，严重违反了《行政强制法》关于当事人法定救济期限内不得强制执行的禁止性规定！欠缺七：停水停电促拆除《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但是，实践中行政机关为达到逼迫当事人拆除的目的，往往会在下发《限期拆除决定》后一并当事人采取了停水、停电行为，实则严重违反了前述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欠缺八：执行时通知当事人到场并将迁出财产交给当事人根据我国现行法的规定，对于强制迁出房屋、强制退出土地的执行案件，在实施强制执行行为时，应当通知被执行人到场（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应当通知被执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属到场；被执行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通知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到场），此为其一；其二，强制执行情况应当制作笔录，并由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其三，强制迁出房屋被搬出的财物，应当交给被执行人。但反观时间，行政机关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往往会将被执行人带离执行现场，也鲜有制作笔录，而对于建筑物内的财物，往往也不予搬出，而直接被掩埋在拆除废墟之内。有违法必有制裁，这是法律逻辑的一个相对应的反应。程序违法也理应概莫能外，因为程序的正当性能在最大程度上创造一个公平的、用以实现权力与权利冲突时理性抗争与平等对话的游戏规则，从而使得法律条文里白纸黑字框定的正义能够接地气，成为社会层面的正义。故而，对于程序违法，必须严惩不怠！从司法层面来说，即必须让违法的行政机关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拆迁“圈套”多，你入套了吗？一、不谈法律谈政策拆迁就是一场博弈，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为了各自的利益都会使出浑身解数，你争我夺。此时，作为普通百姓的被拆迁人往往会生出很多无力感，觉得自己“无依无靠”。其实，对于拆迁程序、补偿方式等问题，国家法律、法规早有规定，只要拆迁人依法办事，大多数被拆迁人都能得到不错的补偿。但是，对利益的追求永无止境，拆迁方不会满足于合法的土地收益，压榨弱势一方的被拆迁人就成了最佳选择。如何给这种“压榨”披上“合法”的外衣呢？制定红头文件！几乎所有的拆迁方都是拿各种政策说事儿，从他们口中说出的各类文件就是金科玉律，权威性远在国家法律、法规之上。被拆迁人稍有质疑：谁制定的？合法吗？合理吗？拆迁方马上指责你不支持政府工作，跟政府对着干！一顶顶高帽子压得你无言以对，只能默默接受，至此你就钻到拆迁人的圈套里了！二、不谈补偿谈奖励拆迁人为了让被拆迁人尽快搬迁，大多会使用“搬迁奖励”做诱饵。拆迁奖励是指拆迁人确定一个期限，如果被拆迁人在期限内搬迁，会得到“不菲”的奖励。最初，搬迁奖励并不多，只是提前签约、尽早搬家的鼓励，后来却慢慢的变了味道，金额越来越高，期限越来越短。拆迁过程中，拆迁人不谈补偿是不是合理，张口闭口都是期限一过奖励就没。很多被拆迁人内心焦灼，担心得不到奖励，在不清楚补偿是否合法、合理的情况下糊里糊涂的签了协议。其实，羊毛一定出在羊身上，高昂的奖励都是从被拆迁人自己的合法权益中“压榨”出来的，目的就是变相“胁迫”被拆迁人签协议。三、不谈协议谈钥匙在案件咨询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被拆迁人拒绝出示正规的协议文本，只是由工作人员随意的写几项如房屋面积、单价、装修损失等内容，随意性极大。如果被拆迁人同意补偿价格，就先签协议，日后可以拿到钥匙；如果不同意就威胁别想拿到钥匙。在一些偏远地区，很多年轻人外出务工，大多老人都说不清楚补偿的具体内容，被忽悠着就签了协议。其实，拆迁协议应当包括以下内容：（1）拆迁补偿方式，货币补偿金额及其支付期限；（2）安置用房面积、标准和地点；（3）产权调换房屋的差价支付方式和期限；（4）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5）搬迁补助费和临时安置补助费或停产停业损失费发放标准和支付方式；（6）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的方式等。上述所有内容都事关被拆迁人的切身利益，必须要仔细推敲、研究、琢磨。一门心思拿钥匙，最终只能住在面积小、位置差的房子里，是不是有些本末倒置呢！四、不谈原因谈违建如果被拆迁人抵住了诱惑和压力，坚持要获得合理补偿，拆迁人就只能想“旁门左道”了。先查房子有没有证？有没有新建、扩建？但凡有点瑕疵，就下个违法建筑认定，责令你限期拆除。其实，由于历史原因，甚至是行政机关自身的原因，很多建房人都没有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概念。认定“违建”不过是一个逼迫被拆迁人签订协议的手段而已。但是，如果真的走到了这个阶段，被拆迁人就要小心了，应当及时针对不同的法律文书（行政行为）提起复议或诉讼，否则一旦过了时效，任谁也无能为力了！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房子都是一辈子最重要的财产之一，它不仅仅代表着物质生活水平，有时也是一个家庭的精神支柱。面对拆迁，不说获得额外收益，最起码也要争取一个合理的补偿。在树立正确的维权意识后，被拆迁人就要为自己的目标付出行动，除了自己搜索法律、法规，研究市场房价外，还要咨询律师等专业人士。如果自己不明白，还不问明白人，那我们只能说您自求多福吧！

山东邹城违法占用耕地案【简要案情】山东省邹城市XX村郭先生、孙先生等23位村民承包的耕地被当地镇政府以招商引资为名，配合山东某木塑公司、济宁某复合材料公司非法强占施工。2012年3月26日两公司对23户村民承包的耕地进行挖掘破坏，23户得知情况后，决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保护自己承包的耕地，与施工人员发生了语言冲突。镇政府得知情况后，派遣了镇政府有关人员和其他政府司法人员200余人，出动了5辆警车，到达现场，与村民发生肢体冲突，造成几位村民受伤，虽然村民极力反对并依法抗议这种违法占地、施工行为，但结果承包的耕地还是被强行占用。【律师说法】案件发生后，郭先生、孙先生等23位村民委托新翰律师事务所王春刚、李春兰律师代理该违法占地纠纷。经过律师多方努力，违法占地行为最终被查处。2012年9月19日邹城市国土资源局对两公司的违法占地行为予以确认，并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