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一祺

2013年3月26日，张某为车牌号为京QKxxx号的宝马BMW730Li轿车（以下简称被保险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及机动车商业保险，车损险、三者险，上述保险的被保险人为张某，保险期间为2013年3月30日起至2014年3月29日止，张某依约缴纳保费。2013年4月2日17时，张某驾驶被保险车辆行驶至北京朝阳区太阳宫国美电器商城停车时，与停放在停车场内车牌为京LXxxxx的奔驰GL550轿车（以下简称事对方事故车辆）相撞，造成两车前部受损，张某负此次事故全责。事故发生后，张某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前往现场进行侦查但未定损，未理赔张某对两车支付的修理费。张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车辆的修理费和对方事故车辆的修理费共计76850元；此案受理费由保险公司承担。2013年5月3日我所收到张某委托指派宋一祺律师、郭悦律师为张某代理与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的代理律师。审理中，双方确认保险公司未出具定损单，保险公司对于某宜修中心的维修资质和维修行为不持异议，对于被保险车辆和对方事故车辆的实际维修项目和更换配件不知持异议，认可两车实际维修项目和更换的配件系因本案事故而必要发生，对于某宜修中心出具的汽车维修施工单以及开具的北京市国家税务局通过手工发票予以认可。案件最后判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张某赔偿保险金七万六千八百五十元，本案受理费由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011年12月21日，江某向王某借款80万元并签署借据，明确约定还款期限为2012年3月21日，借款利息每月4万元。借款期满后，江某至今未还。故王某诉至法院。2012年6月10日我所收到王某委托指派宋一祺律师、康婧律师为本案代理律师。审理中王某当庭提交证据：借据，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明王某向江某支付了80万元借款，利息在本金中扣除掉，实际支付了76万元。法院对该两份证据给予确认，并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依据江某书写的借据，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最终法院判决江某与判决生效之后十日内偿还王某借款本金七十六万元及利息，诉讼费由江某负担。

案件经过：原告与被告系父子关系，2009年10月原告居住的朝阳区孙河乡康营某处院落拆迁，被告在拆迁之前将户口迁回祖宅。后被告代理原告与拆迁人签订了腾退补偿协议，及数份购房协议，购买康营家园的房产（以下简称“争议房产”）。但是被告自争议房产交付后，即拒绝将房屋交付父亲，导致年过古稀的原告有家难回，不得不在外租房居住。后原告通过律师调查发现，不知通过什么手段，被告竟然成了祖宅宅基地的权利人。庭审要点：本所宋一祺律师作为原告代理律师，在一审审理中指出：1、原告与已经过世的妻子才是宅基地的真正权利人，被告采用非法手段篡改了宅基地的权利证明，当初办理该片区域宅基地确权事宜的村委会已经因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受贿问题，全军覆没，都在朝阳看守所待审，因此一个腐败的村委会出具的确权证明其效力大打折扣；2、即便被告是宅基地权利人，但原告也是共同居住人，依法有权获得相应拆迁利益；3、被告只是家庭成员的代理人，代理大家签订合同，但不能因为代为签订合同就把全部拆迁利益据为己有；4、被告的行为有失人子孝道，已近丧尽天良；经审理，一审法院认可原告提出的意见，判决争议房产中的一套房产由原告使用。被告不服，提出上诉，认为这四套回迁安置房屋都属于被告所有，在二审的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代理律师宋一祺律师重申了一审中代原告发表的上述观点，上诉人也就是一审被告未能提出新的观点和证据。审理结果：最终，上诉人被迫撤诉，法院裁定准许上诉人撤回上诉，各方均按原审法院判决执行。案件点评：北京思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原告（被上诉人）作为家庭成员之一，是被拆迁宅基地上的共同居住人，符合被安置资格，理应获得拆迁安置房屋。购房协议书虽然是被告（上诉人）与拆迁单位签订的，但是该购房协议是针对腾退居民定向安置购房的，原告（被上诉人）有权签订购房协议获得拆迁利益，被告（上诉人）是代理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家庭成员与拆迁人签订购房协议，所以该房屋应该有属于被上诉人的份额。律师建议：当家庭共有房屋即将面临拆迁时，家庭成员之间应该事前订立分家协议或者立下遗嘱，在与有关部门签订拆迁或腾退补偿协议的时候，应尽量本人前往，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以避免日后产生纠纷，影响家庭和睦。

如果在具体的诈骗犯罪当中，行为人是团伙的形式进行作案的话，我们称之为团伙诈骗。此时，仍然要对团伙诈骗犯罪当中的每一个成员进行对应的处罚。究竟涉嫌团伙诈骗罪该如何量刑处罚？详细内容请阅读下文进行了解。一、涉嫌团伙诈骗罪如何量刑1、以诈骗总额来量刑。2、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3、诈骗定罪量刑的主要因素是诈骗数额和情节，在达到定罪标准后，依据《最高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数额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20万元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因此诈骗数额大小就是量刑的主要参考标准。4、如果嫌疑人有自首和立功情节，法院还会从轻或减轻处罚。5、主犯对自己从事的及所有团伙成员的犯罪数额负责，从犯只须对自己从事犯罪的数额负责。另外从犯从事不属于诈骗行为的其他犯罪，主犯并不知晓的自己负责，主犯不承担连带责任。二、诈骗罪需要请律师吗一些犯罪嫌疑人家属认为，既然事儿都出了，判不判，怎么判是司法机关的事，请律师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其实，有许多案件由于律师的介入，从法律的角度与司法人员探讨沟通，当事人的权益得到了更好的维护。有的案子在侦查阶段就结案了，有的到了检察院不予起诉，有的在法院被宣告无罪。聘请律师辩护与聘请普通公民辩护主要有两方面的区别：第一，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享有一些其他辩护人没有的权利，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查阅本案的卷宗材料，向证人调查取证等，而非律师的辩护人不享有这些权利。第二，作为专业人士，律师的法律专业水平、诉讼技巧一般要高于非专业的辩护人。因此，诈骗案件委托律师代为辩护，更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文章来源网络

对于犯罪行为，公民都有义务制止。但我们制止犯罪的手段和限度必须合法，否则也将可能构成犯罪。那在哪些情况下制止犯罪是合法的?制止犯罪在什么情况下是合法的：刑法第二十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相关知识阅读：犯罪的含义根据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犯罪必须具备以下特征：(1)社会危害性，即行为人通过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行为对社会造成一定危害。(2)刑事违法性，即犯罪行为应当是刑法中禁止的行为。(3)应受刑罚惩罚性，即犯罪是依照刑法规定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但是，行为人的危害行为虽属于刑法规定禁止的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其社会危害尚未达到应当受刑罚处罚的程度，法律不认为是犯罪。文章来源网络

农村房屋拆迁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村民自发性的旧村改造拆迁，另一类是因国家建设需要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后的房屋拆迁。从目前来看，存在问题较多的主要还是征地后的房屋拆迁，不但量大面广，而且涉及拆迁补偿、安置等，关系到拆迁户的直接经济利益，处理不好容易引发拆迁上访，牵制领导精力，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探讨农村房屋拆迁的特点，把握规律，研究对策，对于加强征地拆迁管理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确保重点项目顺利开工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近几年的工作实践来看，农村房屋拆迁工作主要有以下七个特点：一、农民对拆迁政策普遍缺乏了解，对房屋补偿和安置要求过高。大多数农民不了解拆迁、安置政策，心里预期比较高，以为一般性的住宅房屋一旦被拆，就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赔偿钱，能安置理想的新房。尤其是对商业性用房的拆迁，被拆迁人对补偿的心理价位更高，因为对他们来说商业性用房是他们的经济命根子、摇钱树，一旦自己的商业性房屋被拆，就是断了他们的经济命脉，所以对房屋补偿的要求非常高，如果达不到目的，就坚决不拆，这一点与城市拆迁初期类似。二、农村拆迁户中经济贫困者居多，亲群关系复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青年人外流就业、求学者较多，多数呈现老年村现象，因此其经济相对落后，多数农民经济比较拮据，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的住房建造年份较早，质量差，可补偿价格低，而安置的新房质量都比较好，不少贫困户就无力承担新旧房屋的差价部分，于是这些贫困拆迁户就成为不刁难的“刁难户”，这已成为农村房屋拆迁中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同时由于历史上农村形成的村落聚居习惯，拆迁户之间亲属关系多，情况复杂，个别自然村拆迁中，有亲属关系的拆迁户甚至要占绝大多数，这种特征使拆迁户之间信息交流特别快，容易抱成一团。三、违章建筑及抢建、抢装现象普遍，部分拆迁户房屋面积超标严重。分析目前已拆迁的房屋情况，违章建筑和抢占、抢饰房屋数量所占比例较高。这些违章建筑分别建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近几年来，一是由于多年来对农村村民私人建房的严格控制，部分农民迫不及待地扩建房屋增加居住面积;二是因城市建设的推进，部分房屋拆迁使被拆迁户得到了较大的利益，认为违章搭建照样能实行拆迁安置，以小投入得到大回报;三是因大造旧村改造的声势所致使部分农民心理过急，致使农村出现了量广面大的抢建、抢搭、抢装饰。按政策规定这些违章建筑(包括抢装饰)一般不予补偿，但由于涉及拆迁当事人经济利益较大，而且影响量很大，涉及拆迁户面广，在实际处理时，往往不能完全区别对待。因此，违章建筑是否也应给予赔偿，是否要与合法建筑相区别，怎样区别对待等等一系列问题，就成为农村拆迁工作中非常棘手的问题。另外，拆迁补偿安置是根据房屋建筑面积实行安置补偿，由于农村所处的地理环境的特殊性，有的拆迁户房多地多，有的房少地多，房屋占有面积大大超过每户法定限额标准面积。而但在实行迁建安置方式时，一些用地面积超标的拆迁户，往往都想得到原面积的地基，否则就不愿意拆迁，这种情况也给拆迁工作增大了难度。四、住宅用房与附属用房的界定难，要求分户、扩户增加安置面积现象严重。房屋拆迁安置中一般以住宅用房作为调产安置的依据，而农民大多数有附属用房，且相当于住宅用房的20-30%，主要用于堆放生产资料以及养猪等，有些住宅用房从结构来说甚至还比不上附属用房，有些原为住宅用房而现作为附属用房使用，拆迁人对住宅用房与附属用房的认定是按使用性质还按房屋标准来划分，对所涉及拆迁户的经济利益出入很大，界定工作确实很困难。特别是近郊农村拆迁，由于多年来对农民私人建房的严格控制，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的子女到了法定年龄未审批个人建房，要求拆迁时一并考虑分户、扩户增加安置面积，而且要求安置价格很优惠。另外对子女未到法定年龄的家庭是否考虑扩户安置面积，对子女已到法定年龄的女社员是否与男社员一视同仁来考虑，已成为农村拆迁中的一个政策盲区。五、房屋补偿价格与当地实际交易价格相差悬殊。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村居民点往往比较分散。如我区城乡区域范围内，两端相距达几十公里，一个线型工程的拆迁项目，部分在近郊，部分在山区，同样等级的住宅房屋，在拆迁补偿上，以当地实际可补偿价格测算，靠近近郊的要比山区的多出好几倍。又如某非线型工程项目拆迁，按有关政策可补偿价格与当地实际交易价格相差近10倍。针对这种情况，如何予以补偿，如何实施拆迁，存在较大的操作难度，这也是农村拆迁中常常会碰到的一个难题。六、“移民性房屋拆迁”更是难上加难。农村房屋拆迁，一般是在拆迁地段附近进行安置，离土不离乡，可称为“非移民性拆迁”。该类拆迁安置的农民还有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其生活安置无后遗症，当前农村拆迁中较为普遍。但也有些的农村房屋拆迁在远离城市的山沟沟，一般安置在发达的镇(乡)，他们必须离土又离乡，这种拆迁方式将使他们远离他们留恋的家乡，永远离开土生土长的地方，拆迁后须在新的安置地生活，在那里人生地不熟，生产资料和生活出路都需要另行解决，这种形式的拆迁可称为“移民性拆迁”。如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等建设项目的拆迁。移民性拆迁安置与非移民性拆迁比较，除了同样要进行拆迁房屋安置外，不但要给移民户重新安置生产资料，解决生活出路，而且因条件限制，还要将移民村拼入被挂靠村进行安置对接，但由于移民村大多数经济贫困，移民村要拼入被挂靠后并享受当地村社员待遇，再加上移民后必须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由原来靠山为生改变为平原耕作的劳动方式，其必须解决的问题多，移民工作难度大。此外，由于农村土地二轮承包30年不变政策基本结束，如果要从农民承包土地中重新调剂出土地来，作为移民户的安置生产用地，谈何容易，所以说“移民性房屋拆迁”是农村拆迁工作中的最难点。七、安置方式呈现多样化。农村房屋拆迁安置一般根据每个项目的地段情况确定安置方式。一般来说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在近郊镇区内，由于规划的限制和土地利用要求，一般多数采用调产安置方式，其特点是安置房屋多数为多层成套住宅，有利于统一规划和节约土地，但安置周期长。第二种采用迁建安置的模式，即由拆迁人提供安置土地，拆迁户自行建造房屋，一般适用于近郊区外的拆迁安置。这种方式有利于缩短过渡时间，加快拆迁速度，有利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是农村房屋拆迁中普遍采用的一种。第三种是根据拆迁户的实际情况和要求，不愿就地安置房屋或迁建安置的，给予一次性货币安置。该方式对拆迁人来说，有利于政策处理，拆迁速度快，灵活性大，拆迁工作后期矛盾少。转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