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炜

通过案例掌握确认劳动关系的要点认定劳动关系的要点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二、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审理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案号：（2016）最高法民再148号裁判时间：2018/08/28基本案情：2009年7月1日，丛某某向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与WH日报社之间自1998年10月至2009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该院一审查明，1999年9月25日，丛某某前妻丛雪滋向WH日报社交纳押金1000元。2002年6月9日，WH日报社为丛某某办理了工作证，丛某某在××区范围内征订、投递WH日报社发行的报刊，WH日报社每月通过银行向丛某某发放报酬。期间，丛某某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发行站员工星级考核为三星级。丛某某在投递报刊时，如因故不能亲自完成，可以找其他人替代，替代人的报酬由丛某某负担。2007年12月WH日报社为了明确用工关系，单方决定将报刊发行劳务按区域实行承包，与有关从事报刊投递工作的人员签订劳务承包协议，并决定将草庙子镇范围的报刊发行劳务发包给丛某某，要求丛某某签订报刊发行劳务承包协议书，丛某某予以拒绝。2009年3月26日，WH日报社不允许丛某某从事报刊投递工作，并停止向丛某某支付报酬。另查明，WH日报社系事业单位法人，丛某某、WH日报社未签订劳动合同。2009年5月，丛某某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WH日报社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判决一审法院审理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与事业单位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适用劳动法的调整。根据该规定，本案中，丛某某、WH日报社未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从该角度分析，2008年1月1日之前，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受劳动法法律法规的调整，不能认定双方于2008年之前存在劳动关系。其次，从劳动关系的特性分析，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提供劳动具有不可替代性，不能委托他人进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具有人格从属性，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劳动者以用人单位内部成员的身份进行劳动，接受用人单位全面的管理；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的是劳动过程，并不单纯强调劳动成果。本案中，丛某某因故不能完成任务时，可以委托他人完成，并自负报酬；丛某某向WH日报社交付的是劳动成果，即每天完成投递任务，在提供劳动成果之外，其劳动力不受WH日报社的支配，也不受WH日报社的管理和监督，因此，双方之间并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基于此，丛某某、WH日报社之间不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特性，不能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的规定，该院于2010年1月19日作出（2009）威环民一初字第2276号民事判决：驳回丛某某要求确认与WH日报社之间自1998年10月至2009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丛某某承担。二审判决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由于WH日报社在2007年12月为明确其与丛某某以及其他从事报定，事业组织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适用劳动法的调整。本案中，丛某某与WH日报社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故不受劳动法的调整，不能认定双方在2008年之前形成劳动关系。关于2008年1月1日之后双方之间的关系刊发行投递人员之间的关系，即分别与相关人员订立了报刊发行劳务承包协议，并通知丛某某签订协议，因丛某某拒绝签订该协议，WH日报社于2009年3月26日拒绝其继续提供报刊发行劳务。以上情节表明，WH日报社向丛某某明确了双方之间在2008年之后仍系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因此，该期间内双方亦未建立劳动关系。一审判决就此认定正确，该院予以维持。同时，从丛某某提供的工作成果看，丛某某只需完成投递任务，并不接受WH日报社的监督管理，与WH日报社之间并不存在人格、身份上的依附性及主体的不平等性，原审认定双方之间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并据此驳回丛某某的请求亦无不当。综上，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丛某某的上诉理由不当，该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该院于2010年10月10日作出（2010）威民三终字第8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丛某某承担。再审判决丛某某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2年3月19日该院作出(2012)鲁民提字第9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该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该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丛某某与WH日报社在2008年之前，未签订劳动合同，不受劳动法的调整，不能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1999年9月25日丛雪滋(丛某某前妻，两人于2001年6月12日离婚)向WH日报社交纳押金1000元，是丛雪滋与WH日报社确定劳务关系开始的书面证据，应予确定。后丛某某开始从事报刊发行投递工作，按时将报刊投递到客户处。2002年WH日报社虽为丛某某办理了工作证，发放了工作服，但此行为不能作为证明存在劳动关系的必要条件。因此，丛某某与WH日报社之间不具备确定劳动关系的要件。2007年12月WH日报社为明确与丛某某之间的关系，通知丛某某签订报刊发行劳务承包协议，其他从事报刊发行相关人员分别与WH日报社订立了协议，因丛某某拒绝签订该协议，不能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原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并驳回丛某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丛某某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该院于2012年10月9日作出再审判决：维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威民三终字第84号民事判决。丛某某不服再审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再审判决认定丛某某与WH日报社不存在劳动关系，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具体分析如下：依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以下简称劳社部发[2005]12号《通知》）第一条、第二条规定，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构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应确认劳动关系成立。事实劳动关系认定的要素包括：主体资格，从属关系，劳动性质。综合考察本案证据情况，应认定丛某某与WH日报社构成事实劳动关系。本院再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原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另查明，WH日报社发行中心制定的《发行工作基础读本》“发行员岗位质量控制标准”第3条第1款规定：坚持做到报纸投送早和准，每天早晨提前到岗接报，迅速完成报纸组合，尽早送到读者手中，不送隔天报，不错投，不漏投。第2款规定：不参加站上会议，每次罚款50元。不按时到岗，迟到30分钟以上的，每次罚款100元。对分配的工作挑三拣四、讨价还价、推诿扯皮，无故拖延投递时间的，每次罚款200元，严重的予以辞退。第3款规定：发生错投、漏投等一般性服务质量投诉，经调查属于发行员责任的，每次罚款50元，当月同一客户发生两次经调查属实的投诉，扣罚200元，站长扣罚100元。一个季度内累计5次被读者投诉，经调查属实，下岗学习一个月，期间只发基本生活费。第4条第2款规定：二次分发时间不得超过l小时，超过规定时间没有出班的，每增加10分钟，扣罚10元，订户投诉的内容是报纸缺版、污秽、损坏或弄湿，每次扣款10元。第5条规定：妥善管理征订发票和其他票据，严禁遗失或损坏。第2款规定：丢失发票者，按税务部门和报社财务规定，按所丢失份数处以罚款，如收到假币，自行承担损失，假币由统计员没收，本人全额补交应交报款。拖欠、挪用报款的，从工资中扣除补交，并处以5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移交公安机关查处。第6条第2款规定：发行员私自缩减订户报纸投递数量的，每次扣罚100元，并按少投报纸原价2倍赔偿订户。第22条规定：发行员上岗需经发行中心和报社政工办批准，按规定填写临时用工表格，保证所填写信息真实准确，交工作保证金壹仟元。因故离岗时，须提前一个月提出申请，待发行站找好替补人员，并带领新人熟悉投递段至能独立作业，所有钱款、票据、物资等都交接清楚后，方可离岗。“分发员岗位质量控制标准”第1条规定：每天凌晨2时到岗上班，首先查看路单报数变化情况，然后按照分工准确分发各路报纸。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到岗必须提前请假，否则记为旷工。旷工的，每次罚款200元；上班迟到超过30分钟影响分发时效的，工作时私自离岗超过30分钟的，每次罚款100元。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丛某某与WH日报社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丛某某主张自1998年10月至2009年3月期间，确认其与WH日报社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丛某某提出上述诉请的法律依据是劳社部发[2005]12号《通知》，但该《通知》的性质是部门规范性文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部门规范性文件不属于法律范畴，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故不能以人民法院未引用规范性文件作为认定法律适用错误的理由。此外，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未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具备劳动关系的标准，而劳社部发[2005]12号《通知》是专门判断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是否具备劳动关系的规范性文件，该《通知》属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未规范内容的创设性规定，不能当然溯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实施之时。丛某某主张确认劳动关系的开始时间是1998年10月，早于劳社部发[2005]12号《通知》的施行时间，劳社部发[2005]12号《通知》不能作为判断2005年5月25日之前丛某某与WH日报社之间法律关系的依据。丛某某认为再审判决未适用劳社部发[2005]12号《通知》，属于法律适用错误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需要说明的是，判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具备劳动关系，并不必然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条件。再审判决以丛某某与WH日报社在2008年之前未签订劳动合同，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调整为由，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中，丛某某主张其与WH日报社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要事实包括：（1）WH日报社认可丛某某从事威海日报、晚报的征订和投递工作；（2）《发行工作基础读本》以及WH日报社为丛某某办理工作证，发放工作服，收取工作押金，丛某某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发行站员工的星级考核中考核为三星级发行员等事实，证明丛某某是WH日报社的员工，受WH日报社规章制度的管理；（3）WH日报社为丛某某办理银行卡，每月根据征订报纸的份数，投递报纸数量和路程、时间决定发放工资具体数额。对此，逐项分析如下：首先，WH日报社最初与丛雪滋（系丛某某前妻）约定报刊投递、征订工作，2002年后丛某某才接手相关事务，并且丛某某在庭审中亦认可系以家庭为单位负责报纸投递。本院认为，丛某某为WH日报社投递、征订报刊并不具有专属性，其家庭成员均可从事，这一事实亦与WH日报社所称丛某某可找他人代替完成投递工作的说法相印证。故WH日报社对丛某某不具有劳动力使用上的专属性。其次，丛某某向法庭提交《发行工作基础读本》并提出WH日报社为丛某某办理工作证、发放工作服以及进行考评等，目的在于说明其与WH日报社之间存在人身隶属性。对此，WH日报社认为办理工作证，发放工作服，仅是方便其进入相关客户单位投递报纸，收取押金的做法已经取消，星级考核只是激励员工，并不区分正式员工还是临时员工。本院认为，《发行工作基础读本》并未明确规定适用人员范围，丛某某也未举证证明曾接受具体管理措施处理的事实。并且办理工作证、发放工作服以及进行考评等事实在劳动关系之外的其他法律关系中亦有存在的可能性，WH日报社的辩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丛某某诉称事实及理由并不能达到认定具备劳动关系的证明标准。第三，WH日报社为丛某某办理银行卡，按月发放一定数额的款项。WH日报社认为发给丛某某的报酬是承包费，并非固定工资加薪酬，具体数额是根据投递报纸的份数决定的，每个月都不一样。丛某某认为工资是根据征订报纸的份数，投递报纸数量和路程、时间决定的，工资是每个月发放的。本院认为，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存在，用人单位支付工资是获得这一生产要素的对价。庭审中，丛某某并未提供证据否认WH日报社关于每个月的具体报酬数额均不相同的事实，同时其陈述投递报刊用的摩托车、车油费由丛某某本人提供，WH日报社并不提供投递报刊的交通工具等。故丛某某向WH日报社提供的不是单纯的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而是结合了其他生产要素包括投递工具之后形成的劳动产品，与劳务关系更为接近。综上，劳社部发[2005]12号《通知》系部门规范性文件，且在丛某某从事WH日报社报刊投递工作之后颁布的，再审判决未将上述《通知》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作为法律适用依据，并无不当。进一步而言，丛某某以家庭为单位，自备投递交通工具，完成WH日报社交给的投递任务，根据投递报刊的份数确定报酬数额。故丛某某提出的事实和理由并未达到认定劳动关系的证明标准，丛某某的申诉理由不成立，再审判决的结果应予以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鲁民提字第9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渝0107民初10309号）原告:龚某，男，1968年7月12日生，汉族，住重庆市XX区XX路XX号X幢X单元X，公民身份号5XXXXXXXXXXXXX。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炜，重庆千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强，重庆千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某，男，19XX年X月XX日生，汉族，住重庆市XX区XX镇XX村XX，公民身份号码5XXXXXXXXXXXXX。被告：凌某，女，19XX年X月XX日生，汉族，住重庆市XX区XX镇XX村XX，公民身份号码5XXXXXXXXXXXXX。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泽茂，重庆市南岸区涂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龚某与被告刘某、凌某民间借贷纠纷案，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龚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炜、朱玉强，被告刘某，被告凌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泽茂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龚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二被告归还原告借款1014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2019年4月19日以1014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随本清；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调整其主张的利息起算日期为2019年4月22日。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二被告自2012年6年至2017年期间多次向原告借款，经原、被告于2017年12月30日对借款进行最终计算共计尚欠原告1060万元，结算后二被告于2018年2月14日、2018年7月20日、2019年2月3日分三次共计向原告归还46万元，现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刘某辩称，原告借款470万元，刘某已归还255.5万元，尚欠214.5万元未还，双方未约定利息，不同意支付利息。被告凌某辩称，凌某在借款合同签字属实，但未收到款项，借款470万元系刘某收取，该借款与凌某无关，请求驳回原告对凌某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二被告系夫妻关系。2009年12月至2015年1月期间，原告通过其银行账户及妻子谭某银行账户向被告刘某转账共计1812.33万元；2009年9月至2019年4月期间，被告刘某通过其银行账户向原告及其妻子谭某转账共计1579.835万元。2014年6月27日，二被告以借款人名义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原告现金人民币100万元，定于2014年12月30日前还清，月息按叁分以借款金额计算;2014年7月1日，二被告以借款人名义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原告现金人民币195万元，定于2014年12月30日前还清，月息按叁分以借款金额计算;2014年8月20日，二被告以借款人名义向原告出具借条张，载明今借到原告现金人民币100万元，定于2014年11月2日前还清，月息按叁分以借款金额计算;2014年11月13日，二被告以借款人名义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原告现金人民币10万元，定于2014年12月31日前还清，月息按叁分以借款金额计算；2014年12月30日，被告刘某以借款人名义向原告出具借条张，载明今借到原告现金人民币85万元，定于2015年6月30日前还清，月息按叁分以借款金额计算；2015年2月1日，被告刘某以借款人名义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原告现金人民币10万元，定于2015年12月1日前还清，月息按叁分以借款金额计算；2015年4月1日，被告刘某以借款人名义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原告现金人民币53.7万元，定于2015年12月30日前还清，月息按叁分以借款金额计算；2017年12月30日，原告(甲方、出借方)与二被告(乙方、借款方)签订借款合同一份，载明乙方于2016年1月1日向甲方借款72万元，于2016年1月1日向甲方借款54万元，于2017年12月30日向甲方借款288万元，共计414万元，同时注明付上述三笔借款时扣7.7万元。2016年2月4日，二被告以承诺人名义向原告出具还款承诺一份，载明2014年6月27日、2014年7月1日、2014年8月20日、2014年11月13日、2014年12月30日、2015年2月1日、2015年4月1日借条七张共计总金额653.7万元，刘某自愿承诺在2016年5月30日前还清，另外还本金算利息。2017年12月30日，原告(甲方、出借方)与二被告(乙方、借款方)另签订借款合同一份，载明乙方于2014年6月27日向甲方借款100万元，于2014年7月1日向甲方借款195万元，于2014年8月20日向甲方借款100万元，于2014年11月13日向甲方借款110万元，于2014年12月30日向甲方借款85万元，于2015年2月1日向甲方借款10万元，于2015年4月1日向甲方借款53.7万元，于2017年12月30日向甲方借款406.3万元，合计1060万元，本合同如由争议，由出借方所在地法院管辖。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交借条金额情况说明一份，载明1、2014年6月27日借款100万，明细如下:2014年6月27日谭某转账99.33万元，6700元是扣的利息，所以写的100万的借条；2、2014年7月1日借款195万是在2014年6月27日之前的借款结算和新的借款，明细如下:原告2013年10月13日转账80万，2014年1月4日转账30万，2014年4月1日转账13万,2014年5月9日转账20万，共计143万，被告在2014年7月1日出具结算借条时须另借55万元，故一并出具195万的借条，后原告在2014年7月12日转账50万，18日转账5万，共计198万元，超出借条金额3万元系被告临时增加的借款，约定以后借款时一并补借条；3、2014年8月20日借款100万，明细如下:2014年8月20日谭某转账87.5万，2014年8月20日原告转账32.5万，超出借条金额的20万元系被告出具借条后临时增加的金额，此次实际借款120万，多余20万已经在被告的其他转账中抵消；4、2014年11月13日借款110万，明细如下:2014年11月5日原告转账15万，2014年11月12日原告转账70万，11月13原告转账19万，共计转款104万，加上超出2014年7月1日出具借条时没有计入借条的3万及2013年6月30日以前的利息3万元，故出具借条为110万；5、2014年12月30日借款85万，明细如下：原告于2014年8月25日转账20万给被告，谭某于2014年10月23日转账35万给被告，原告于2014年11月17日转账15万给被告，原告于2014年11月18日转账15万给被告；6.2015年2月1日借款10万，明细如下:原告2015年1月21日转账8万元，加上了之前的利息，后出的10万元借条；7、2015年4月1日借款53.7万系利息结算而来，明细如下：本金:100万+195万+100万+110万+85万+10万=600万，计息期间2015年1月1日-3月30日，600万*3分月息*3个月=54万，计算利息后对方支付了3000元，后就出具53.7万元的利息；8、2017年12月30日借款406.3万均系利息结算得来，明细如下:(1)100万+195万+100万+110万+85万+10万=600万，计息期问2016年1月1日-2017年12月30日，600万*24个月*2分/月=288万，(2)6月27日100万+8月20日100万=200万，计息期间2015年4月1日-2015年12月30日，200万*9个月*3分/月=54万，(3)195万+110万+85万+10万=400万，计息期间2015年4月1日-2015年12月30日，400万*9个月*2分/月=72万，288万+54万+72万=414万，414万-7.7万=406.3万。被告对此表示，对借款金额情况说明中所载转账事实无异议，但借条金额的组成不予认司。与事实不符。原、被告一致确认，2014年6月27日后，原告向被告转账金额为471.33万元，被告向原告转账金额为255.5万元，2017年12月30日后至，被告向原告转账金额为50万元。原告陈述，原告于2005年经人介绍认识了被告，2006年左右原告曾向被告借过大概20万元，后来还了，2009年开始被告向原告借款，至今有好几十次，一边借同时一边在还，从开始借款至今原告大概转了两千七、八百万给被告，被告大概转了八、九百万给原告，具体数字记不清了，本案中原告出示的银行流水并非双方全部往来款项，之前使用的银行卡有一部分注销了，无法查找记录，2017年12月30日前被告向原告的还款属于双方其他已结清债务，相关的债权债务凭证已经销毁，2017年12月30日后还款50万元属于利息，原告认可借条金额情况说明中的第1笔借款按99.33万元计算，第2笔借款按195万元计算，第3笔借款按100万元计算，第4笔借款按107万元计算，第5笔借款按85万元计算，第6笔借款按8万元计算，第7、8笔借款为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期间利息转结借款，以上述第1-6笔借款的金额为基数，按借条金额情况说明载明的计算方式计算，以上8笔借款合计金额再扣除2017年12月30日后被告已支付的利息50万元，为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中借款金额及利息计算基数金额，如法院认为第7，8笔借款的计算方式部分超过法定标准，认可由法院依法计算出应付金额后再扣除第7笔借款中已付金额3000元及第8笔借款中已付金额7.7万元。被告刘某陈述，原告于2005年经人介绍认识了被告，2009年开始被告向原告借款，原告也有向被告借款的情况，至今有好几十次，一边借同时边在还，很多借条在还款和结算后都销毁，从开始借款至今被告大概转了两千多万给原告，原告大概转了一千多万元给被告，具体数字记不清了，本案中被告出示的银行流水并非双方全部往来款项，因为时间久了打不出来了，2017年，被告坐牢出来，在做工程，做工程需要启动资金，就与原告商量，原告说如果要借钱给被告，那就要把收到的工程款汇到原告的账上，本来中标方说把中标工程卖给被告做，但后来又说要和被告合作做，这样就没有办法把工程款汇入原告的账户了，被告为了找原告借钱，才给他出具2017年12月30日金额为1060万元的借款合同，但是原告实际出借给被告款项为2014年6月27日之后的款项，共计471.33万元，已还款255.5万元。被告凌某陈述，借款合同中凌某的签名系原告来被告家中强迫被告签的，认可被告刘某所述事实。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被告对2014年至2015年期间的借条七份及2017年12月30日借款合同两份中的签名均予以认可，被告凌某主张借款合同中凌某的签名系原告来被告家中强迫其所签，但未举示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上述借条及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被告应当按照借条、借款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向原告履行还款付息义务。根据原告作出的借条金额情况说明，2017年12月30日借款合同所载1060万元实际由2013年10月至2015年1月期间的合计借款本金及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期间的合计借款利息组成；被告主张原告实际出借给被告款项为2014年6月27日之后的款项，共计471.33万元，已还款255.5万元，但对为何于2017年12月30日与原告签订借款合同再次确认2014年至2015年期间的借条金额，未作合理解释，亦未举示证据予以反驳；结合原、被告所述双方有多年借贷关系存在，早期债权债务凭证及部分银行转账记录均已无法举证，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被告认可存在转账事实的2014年6月27日前原告向被告转账款项已经全部还清，以及2014年6月27日至2017年12月30日期间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系对2017年12月30日金额为1060万元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本息的偿还。综上，原告作出的借条金额情况说明不违背常理，被告未举示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本案中原告实际向被告出借款项金额按原告举示的借条金额情况说明所载转账金额予以确认，原告主张的借款本金计为99.33万元+80万元+30万元+13万元+20万元+50万元+5万元+87.5万元+32.5万元-20万元+15万元+70万元+19万元+20万元+35万元+15万元+15万元+8万元=594.33万元，上述借款本金为2014年6月至2015年2月借条六份所涉借款金额，原告于审理过程中明确不再主张其中系利息的部分金额，本院予以确认。上述借条中均约定月息为3%，超过法定标准，对原告诉讼请求中所包含的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期间的借款利息即2015年4月1日借条、2017年12月30日金额为406.3万元的借款合同所涉金额，根据原告作出的借条金额情况说明所载计息期间及原告在审理过程中认可的计算基数、已付应扣除金额计为(99.33万元+80万元+30万元+13万元+20万元+50万元+5万元+87.5万元+32.5万元-20万元+15万元+70万元+19万元+20万元+35万元+15万元+15万元)x2%/月+30天x1093天+8万元x2%/月÷30天x1072天-3000元-7.7万元=4249564.60元。以上合计借款本金。及利息为10192864.60元，再扣除原告认可的2017年12月30日后已支付利息50万元，二被告应当支付原告的借条及借款合同所涉款项为9692864.60元。关于利息的问题。2017年12月30日金额为1060万元的借款合同中未再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原告主张自本案受理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利随本清，不违反法律规定，但借款合同中属于利息部分的金额不应再作为计息基数，故本院确认原告主张的利息为以借款本金594.33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4月22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某、凌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龚某借款本金及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期间的利息共计9692864.60元；二、被告刘某、凌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龚某利息(计算方式为：以借款本金594.33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4月22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龚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1320元，由原告龚某负担1500元，由被告刘某、凌某负担3982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大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判员陈小刚二O二O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钟雨锋书记员刘宏伟书记员曾芜

导语“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诉讼时效制度虽具有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的立法目的，但其实质并非否定权利的合法存在和行使，而是禁止权利的滥用，以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的稳定，进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交易秩序，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是诉讼时效制度的根本立法目的，世界两大法系的诉讼时效立法均体现了这一点。审理法院：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6）渝01民终6600号裁判时间：2016/11/14基本案情2014年2月，重庆市北碚区某工地负责人通过朋友与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取得联系，寻求购买一批建筑材料。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表示同意。2014年2月14日，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将建筑材料送至北碚某工地，价款为12008元，由申某某在销货清单上以收货人身份签字。此后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未收到货款，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曾于2015年1月以重庆XX建筑技术有限公司为被告，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司对其举示的包括本案诉争的销售清单在内的单据上所载明的供货支付货款，但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以不能证明与重庆XX建筑技术有限公司存在买卖关系而判决其败诉。遂向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申某某立即给付材料款12008元以及自2014年2月14日开始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清为止的资金占用损失。一审庭审前，申某某向该院提交答辩状，辩解称不是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所称的材料购买人，且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不同意其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一审法院认为，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申某某未签订书面合同，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的证据只有销货清单1张，证明申某某在收货人栏签字，从证据的证明力看，申某某是否为合同相对方并不清晰，存在疑问。另外，根据合同法，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的同时支付。即使申某某为购买人，其应于2014年2月14日支付货款。但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于2016年5月12日向该院提起诉讼，且未证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情形存在，本案亦应认定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申某某的辩解成立，该院予以采纳。申某某经该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可以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交纳50元（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已预交），由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负担。上诉请求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由申某某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向一审法院举示了2014年2月14日申某某签字的销售清单，申某某在一审开庭前提交答辩状称其不是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所称的材料购买人，一审法院就此认定申某某是否为合同相对方并不清晰，存在疑问属于事实不清，应当认定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与申某某系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1从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提交的销售清单证据可以看出所罗列的建材及其建材价格，并且可以显示是申某某本人收货；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申某某应当对其不是材料购买人进行举证；3申某某没有相反证据证明和推翻前述证据；4本案中的购货属于简单建材购货，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与现实交易习惯符合。结合本案事实，根据民事的高度盖然性原则应该认定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与申某某系买卖关系，申某某应当向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支付材料款。二、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向申某某主张材料款没有过诉讼时效，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销售清单罗列了建材情况、建材价格、收货人。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时效的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合同，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由此可见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2一审中，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陈述本案受理之前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于2015年2月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起诉本案中涉案的材料款，后在一审中败诉，可以看出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因本案中的材料款所涉事宜已经向法院主张过权利，属于诉讼时效的中断。二审判决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与申某某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申某某在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举示的证明其送货累计价值为12008元的销售清单的收货人一栏处签名。申某某在一审答辩状中虽否认自己与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之间建立了买卖关系，但不能举证证明自己系代表何人而进行的收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关于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之规定，本院认定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与申某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申某某尚欠生命经营部货款12008元未支付。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销货清单中未约定货款支付时间。根据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在二审中举示的新证据，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在送货后，并未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但本院认为，该规定只是消灭了债务人对债权人主张权利时的合法抗辩事由，即债务人不能在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行其付款义务时拒绝履行；对债权人而言，具备了行使收取价款的权利，并未规定债权人在买受人收到标的物的同时应当主张债权。据此，本院认定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向申某某主张权利时起算。因有证据证明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向申某某主张权利的时间为其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2016年5月12日），故申某某关于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已超过的理由不能成立。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于2016年5月12日向申某某主张权利后，申某某并未支付货款12008元，其行为已构成违约，故本院认定申某某应向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支付该货款，并应以该货款为基数，从2016年5月12日起至付清时止向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计付资金占用损失。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请求按年利率6%计算，本院认为，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予以支持。但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要求主张的该资金占用损失从2016年2月14日起算，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的上诉请求绝大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被改判，系二审中出现了新证据等因素所致，故不属一审错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时效的司法解释》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6民初6535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申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沙坪坝区某某建材经营部给付材料款12008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12008元为基数，从2014年5月12日起至付清时止按年利率6%计算）；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工伤认定是劳动行政部门依据法律的授权对职工因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是否属于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给予定性的行政确认行为。关于用人单位、职工及其近亲属、工会组织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时限是否适用中止、中断的问题，在实践中争议较大。在民事诉讼中，如果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权利人向对方主张权利则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诉讼时效的中止与中断。笔者认为工伤认定的申请期限应是可变期间，可以突破最长规定的一年期限。理由如下：第一，《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据此规定，用人单位30日的申请期限是可以延长的，是可变的。《工伤保险条例》对工伤职工或者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的申请期限虽无可以延长的类似规定，但从《工伤保险条例》平等保护用人单位与职工利益并侧重保护职工利益的立法精神出发，对该1年申请期限的理解应当等同于对用人单位一方申请期限的理解，也属于可变期限。第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发〔2016〕29号第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延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一）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二）职工由于被国家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等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不能申请工伤认定的；（三）申请人正式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但因社会保险机构未登记或者材料遗失等原因造成申请超时限的；（四）当事人就确认劳动关系申请劳动仲裁或提起民事诉讼的；（五）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说明一年的申请时限系可变期间。第三，国务院法制办（2005）39号《关于对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第64条关于工伤认定申请时限问题的请示》的复函中指出，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应扣除不可抗力耽误的时间，说明一年的申请时限系可变期间。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有下列情形之一耽误申请时间的，应当认定为不属于职工或者近亲属自身原因：（一）不可抗力；（二）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三）属于用人单位原因；（四）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登记制度不完善；（五）当事人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仲裁、提起民事诉讼。说明一年的申请时限系可变期间。第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43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申请期限和起诉期限性质类似，都是对权利人提起申请或提起诉讼的期限的限制，不同的是，申请期限针对的是工伤认定行政机关，起诉期限针对的是人民法院，从该条的立法精神来理解，申请期限在特殊情况下亦是可变的。

审理法院：四川省筠连县人民法院案号：(2020)川1527民初72号裁判日期：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基本案情黄XB系筠连县3组村民，其在武德乡冒鼓村做工时发现冒鼓村小地名“马颈子”处村民杨大全的承包地里的杉木树的树梢上筑有一个马蜂巢。2019年10月5日下午5时许，黄XB分别打电话给同村村民即黄XH、韩XX及巡司镇红星村村民朱XX，提议到杨大全的承包地摘取上述蜂巢，取蜂巢里的马蜂蛹吃，黄XH、韩XX、朱XX表示同意。当天晚上8时许，黄XB、黄XH、韩XX、朱XX在小地名“两河口”处集合，黄XB带上防蜂衣、灭蚊剂、口袋、锯子、绳子等工具，准备一起到冒鼓村“马颈子”处摘取蜂巢，在去取蜂巢途中，朱XX因不熟悉路，遂在途中等候，未与另外三人一起去摘蜂巢，黄XB、黄XH、韩XX于当晚9时许到了杨大权的承包地“马颈子”处，黄XH、韩XX遂在距离上述蜂巢约三十米远的杨大权的房屋处等被告黄XB去摘蜂巢，因野蜂巢长在杉木树的树梢，黄XB穿上防蜂衣爬上杉木树，用绳子的一头将挂蜂巢的树枝拴住，绳子的另一头拴在树干上拉着，用灭蚊剂喷杀蜂巢里的马蜂以杀死蜂巢中的马蜂，之后将挂蜂巢杉木树枝锯断，锯断后黄XB将蜂巢的外壳掰开，又用灭蚊剂朝掰开的蜂巢里喷杀，之后将绳子解开将蜂巢放进口袋中，随即黄XB、黄XH、韩XX三人提走装蜂巢的口袋离开该处与在途中等待该三人的=朱XX一起到韩XX家中，四人将蜂巢里的蜂蛹取出后加工食用。2019年10月6日下午4时许，武德乡冒鼓村三组村民王XX到其距离住房1公里左右小地名“大包”的承包地砍柴，王XX去砍柴的途中需经过黄XB摘取蜂巢附近的道路，在王XX经过距离该蜂巢20米左右的上坡路段时，被马蜂群蜇伤。村民发现王XX被马蜂蜇伤后当即将其送到筠连县巡司中心卫生院医治，王XX病情诊断为：蜂蜇伤全身多处，巡司中心卫生院对王XX进行抢救，王XX因抢救无效于当日22时6分死亡，死亡原因在病情诊断证明书载明：1.全身泛发性蜂蜇伤；2.过敏性休克；3.多器官功能衰竭；4.DIC。另查明，1.死者王XX系农村居民户口，1950年6月2日出生，其父母已去世，无妻子及子女。王XX父母共生育三个子女即原告王X1、王X2和死者王XX，死者王XX系王X1之弟、王X2之兄。一审判决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王XX因被马蜂蛰伤造成的损失其法定继承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野蜂回巢现象是其一般生活习性，马蜂在蜂巢被破坏后通常会在蜂巢附近发生攻击蜇人等情况。被告黄XB、黄XH、韩XX、朱XX在前往事发地摘取蜂巢时，采取了穿防蜂衣、携带了灭蚊剂等一定的防范措施，说明其已充分认识到摘取马蜂巢时的危险性及摘取马蜂巢后所可能产生的危害性，应当在处理蜂巢时做到干净彻底，防止剩余马蜂对人的攻击，但被告未将马蜂消灭干净，致使马蜂大量回巢，给事故的发生设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最终导致王XX被马蜂蛰伤，四被告对摘取蜂巢具有共同的意思联络，属共同侵权行为，四被告对造成王XX被马蜂蛰伤均应负有一定的过错责任。被告黄XH、韩XX、朱XX辩称其三人未实施摘取蜂巢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死者王XX长期在该地生活，应当知道本地段生活有马蜂，且在事发当日早上有村民告知王XX附近树林中有成群野蜂攻击并蜇人的情况，王XX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被马蜂蛰伤的危险及蛰伤后对身体的危害性，应加强自我保护，尽量不到有马蜂的路段通行，避免遭受马蜂的攻击，但其对危险缺乏预判，仍然到有马蜂的路段通行，在通过事发路段时也未注意观察通行及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致使其遭受马蜂攻击蛰伤后死亡，自身未尽充分的注意义务，应减轻四被告的赔偿责任，其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四被告提出事发地段附近在事发前有其他马蜂巢，王XX被马蜂蛰伤并非一定是其所摘取蜂巢中的马蜂蛰伤的辩称意见，因事发地附近的另一个蜂巢已在四被告摘取蜂巢的十天前被他人摘除，四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蜂巢的马蜂在摘除时未被消灭干净，且距王XX被蛰伤时间较长，同时，四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蜂巢中马蜂已被其彻底灭除干净，故对四被告的该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四被告摘取马蜂巢的行为与王XX被蜇伤存在因果关系，又因王XX系被马蜂蛰伤后当天送到医院医治无效后死亡，四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王XX的死亡系其他原因造成，根据巡司中心卫生院病情诊断情况，应认定王XX系马蜂蛰伤致死，故四被告摘取蜂巢的行为与王XX死亡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确定的责任比例为：王XX自行承担70%的责任；四被告中被告黄XB在此次摘蜂巢过程中系提议摘蜂巢并负责实施摘取蜂巢行为的人，相对于其他三被告过错较大，应承担15%的赔偿责任，被告黄XH、韩XX、朱XX各承担5%的赔偿责任，四被告对共同实施的侵权行为，相互之间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王XX法定继承人为原告王X1、王X2，故其因被蜂蜇伤死亡造成的损失应由四被告根据其过错责任赔偿给二原告。王XX系农村居民户口，且长期居住在农村，发生事故时已年满60周岁，其无劳动能力，故原告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本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因王XX死亡的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142197.3元[按2018年四川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331元计算，由于王XX在死亡时已超过60周岁，应减少超出的112个月计算死亡赔偿金，即13331元/年÷12个月×（240个月-112个月）]；2.丧葬费：32358.5元[按2018年四川省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64717元计算6个月，即64717÷2]；3.交通费：200元（本院根据王XX亲属在其受伤后送到医院救治支出交通费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4.误工费：1200元（根据王XX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造成的误工损失）；5.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因四被告的侵权行为造成王XX死亡给原告造成了精神损害，故本院根据相关法律确定原告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以上损失共计225955.8元。根据被告黄XB、黄XH、韩XX、朱XX各自的过错责任，本院确定由被告黄XB赔偿二原告损失33893元（225955.8元×15%），被告黄XH、韩XX、朱XX分别赔偿二原告损失11298元（225955.8元×5%），四被告相互承担连带责任；二原告自行承担损失158169.8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XB赔偿原告王X1、王X2各项损失33893元；被告黄XH赔偿原告王X1、王X2各项损失11298元；被告韩XX赔偿原告王X1、王X2各项损失11298元；被告朱XX赔偿原告王X1、王X2各项损失11298元，前述款项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被告黄XB、黄XH、韩XX、朱XX对前述款项相互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原告王X1、王X2的其他诉讼请求。

审理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案号：（2020）粤民再94号裁判日期：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基本案情王某1与谢某经亲属作媒而认识，2015年10月1日王某1、谢某订婚，经双方家属商谈后确定彩礼为198000元，后谢某到王某1家居住。王某1于2015年10月5日通过父亲的银行账户向谢某转账支付了彩礼198000元。谢某于××××年××月××日生育一女孩王某2。2016年9月22日，谢某与王某1家人发生矛盾后报警处理。2017年中，谢某与女儿离开江西，来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现户籍地居住。期间，王某1有通过微信多次向谢某另外支付一些款项，王某1在2017年3月17日通过银行向谢某转账支付10000元。因王某1、谢某至今没有登记结婚，王某1向江西省宁都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谢某返还王某1人民币208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谢某负担。后因谢某提出管辖异议，江西省宁都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赣0730民初2269号民事裁定，移送本案至一审法院处理。一审判决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首先是哪些属于彩礼性质。其中于××××年××月××日支付的198000元，是为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给付的，应属于彩礼。对于原告主张于××××年××月××日支付的10000元，该款发生在原、被告已经共同居住期间，并不是为结婚而给付的，而且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也是说被告为经营淘宝需要资金向原告借款10000元，被告则认为是原告给付生活费，故该款项不是为结婚而支付的彩礼，应是原、被告之间的其他款项来往，原告在本案中以彩礼的性质请求返还，本院不予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其次是彩礼应否予以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本案中，原、被告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此，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彩礼符合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考虑被告为准备结婚应有支出，且双方虽未正式登记结婚，但已共同居住一段时间及被告在此期间生育一女儿，被告为家庭等也需生活费用支出等，即全部彩礼退回也不合理，本院综合考虑，确定被告需退回彩礼100000元给原告，原告的诉讼请求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在诉讼中提出原告应支付女儿的抚养费，因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在本案中不作处理，被告可另循法律途径提出主张。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谢某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某1返还彩礼100000元；二、驳回原告王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上诉请求谢某上诉请求：1.改判谢某无需返还王某1彩礼1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王某1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对于谢某与王某1未能登记结婚，王某1应承担全部责任，王某1要求谢某返还彩礼不应得到支持。谢某与王某1虽然没有登记结婚，但已按农村的风俗同居将近两年时间，且在同居期间谢某与王某1生育一女儿。在谢某坐月子期间，王某1的母亲殴打谢某，并将其赶出家门。为此，谢某向赣州市公安局章贡分局水南派出所报警，接处警登记表己写明双方系因家庭矛盾引起纠纷继而发生肢体冲突。谢某在身体最为虚弱的时候仍受到王某1家人的殴打，可见谢某与其女儿生活的环境极其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谢某若不愿与王某1缔结婚姻，又何必与王某1同居长达两年且为王某1生儿育女。谢某在××××年中与女儿一起离开回到广东，系因王某1及其家人从未友好善待谢某，王某1也直言不愿和谢某结婚。为了子女有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谢某不得己从王某1家中离开。双方没有登记结婚，完全系王某1与其家人的责任，谢某在这段感情关系中本就是一个受害者，不应由谢某对这段未缔结的婚姻承担任何责任。二、王某1给付的彩礼不足以弥补谢某的损失。双方生育的女儿一直由谢某抚养，谢某提供的单据已显示谢某为女儿的生活以及家庭开支支出13万余元，且从××××年6月份开始，王某1未支付过女儿的抚养费。现女儿的抚养费每月约3000元，王某1之前给付的彩礼均用在谢某与王某1的家庭支出以及抚养女儿上，谢某并未随意挥霍。王某1作为一个父亲，本应与谢某一起负起养育女儿的责任，然而王某1现在不仅不给付女儿抚养费，反而要求谢某返还208000元，实令谢某心寒。谢某自与王某1在一起生活尤其生育女儿后，出于照顾家庭和小孩辞去工作，原本每月有接近1万元的工资，现只能待业在家。谢某父母为了减轻谢某压力，也放弃工作帮忙照顾女儿。一审法院认定女儿的抚养费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在本案中不作处理，让谢某另行提起诉讼主张。从法律上而言，婚约纠纷与抚养费纠纷确属两个不同的纠纷，但为了不浪费司法资源，基于本案王某1给付的彩礼谢某确实己经用于家庭支出和小孩的抚养，不如从保障女儿有一个基本的生活条件出发，在本案中对王某1应该支付但未支付的抚养费一并给予解决。如让谢某另行起诉解决女儿的抚养费，只会增加诉累。谢某在这段感情纠纷中，既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又成为一个母亲，负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不应仅仅机械地依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而且一审判决并未考虑到农村风俗习惯的结婚系办酒席之后同居生活继而生育后代的情况，并非进行法律上的结婚登记仪式。其实夫妻应有的义务谢某与王某1均已履行，不属于双方未长期共同生活且未生儿育女的情形。三、王某1给付的19.8万元彩礼符合当地彩礼给付的标准。王某1在庭上也确认19.8万元的彩礼数额与当地标准相符，不存在谢某多索取彩礼的情形。二审判决二审期间，王某1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谢某提交单据若干张，拟证明一审判决作出之后至现在双方女儿日常生活费用和医药费合共约12万元。本院组织王某1进行了质证。本院认为，该部分费用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内，本院对上述单据不予审查。经审理，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彩礼的给付与婚姻关系的缔结息息相关，按照双方二审期间的陈述，王某1和谢某未能结婚源于双方在购房、购车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不能归咎于单独一方的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可以请求返还给付的彩礼。据此，王某1请求谢某返还其此前给付的彩礼于法有据。王某1给付彩礼是在××××年××月××日，××××年××月××日谢瑶生育女儿，××××年年中谢某离开王某1家来到顺德居住，可见谢某和王某1共同居住的时间未满两年，在此期间，王某1还向谢某给付数额不等的生活费，其中在××××年××月××日转账1万元。谢某一审提交的费用单据中，有部分支出是谢某本人使用的，与家庭生活没有关联。抚养子女是为人父母均应承担的义务，不能完全由其中一方负担，而且据谢某所述，女儿刚出生至××××年6月的生活费王某1都有负担。因此，对谢某以19.8万元彩礼已经在家庭生活中消耗完毕为由，认为不应返还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综合考虑双方同住期间家庭生活的开销情况，确定谢某返还10万元并无不当。至于女儿的抚养费问题，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而且谢某在本案中也没有提出反诉，谢某可另行主张。综上，谢某上诉所提，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谢某已预交4420元），由谢某负担。谢某多交的2120元，经其书面申请后，由本院予以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再审请求谢某申请再审称：（一）王某1应对双方未能登记结婚承担全部责任，王某1要求谢某返还彩礼不应得到支持。1.王某1与谢某虽然没有办理登记结婚，但已经按照农村风俗结婚。双方同居近两年的时间且已经生育了一个女儿。2.谢某做月子期间，王某1的母亲殴打谢某并将谢某赶出家门。谢某身体虚弱时仍被王某1家人殴打，可见该环境不利于小孩健康成长。3.如果谢某不愿与王某1缔结婚姻，则不会与其同居长达两年且生育女儿。4.谢某将出生不久的女儿带回广东是因为王某1家人不能善待谢某，而王某1也直言不愿与谢某结婚。5.二审法院认为王某1与谢某是因为双方在购房、购车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导致不能结婚错误。6.王某1多次要求谢某做其贷款担保人且与谢某多次发生争执，导致谢某处于恐慌的痛苦生活中。（二）谢某在与王某1的生活中，支出较多的家庭生活费用，王某1之前给付的彩礼不能弥补谢某的损失。1.××××年××月开始谢某怀孕后养胎及生育和照顾女儿没有收入来源，且彩礼钱已经全部用于家庭生活费用。谢某提供的单据显示其为女儿支付的生活费及家庭开支已经有20多万元。2.王某1自2017年6月份开始未支付过女儿的抚养费，而顺德乐从当地的生活水平显示女儿的抚养费月均5000元。在本案中应一并解决女儿的抚养费负担问题。3.谢某自订婚后与王某1生活在一起，王某1强制要求谢某辞职在家照顾家庭，谢某失去了月入10000元的工作。4.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需退还彩礼，应是指双方未长期共同生活且生儿育女的情况制定的，不适用本案。（三）王某1支付的198000元彩礼符合江西省当地彩礼给付的数额标准，不存在谢某多索取彩礼的情形。按照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第十九条“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超过两年或已经生育子女，因感情纠纷提出分手或离婚的，一方要求返还彩礼的，不予支持”的规定，谢某无需返还彩礼给王某1。据此，谢某提出再审申请。王某1答辩称：王某1与谢某未能登记结婚是谢某的原因造成，谢某应返还彩礼。谢某一直往返顺德、宁都，并未与王某1在宁都生活。谢某平常向王某1要去大额生活费，且要求王某1购买房、车并登记在谢某个人名下，方肯回宁都居住并登记结婚。谢某与王某1同居时是断断续续并未满两年。谢某索要的彩礼198000元在当地属于较高的水平，当时一般是100000元左右。王某1支付的彩礼是借自其父亲，由王某1的父亲转账支付的。谢某收取彩礼后在顺德买房并未用于家庭生活支出。本案在广东法院审理，不适用江西省高院的规定。谢某已经另行起诉王某1要求支付抚养费，该案已经调解并生效，王某1也一直有支付抚养费。谢某提供的票据无法证明是用于同居期间的家庭支出，且票据大部分是谢某用于个人消费。再审判决本院再审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针对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需审查的是谢某应否返还彩礼198000元给王某1，本院对此分析如下：我国倡导建立以感情为基础的文明、自由婚姻，并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根据王某1与谢某的诉辩意见可知，江西省宁都县客观存在迎亲嫁娶前给付彩礼的习俗，王某1支付198000元给谢某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顺应当地风俗习惯而实施的支付彩礼行为。因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王某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要求谢某返还彩礼。在习俗观念中婚姻关系的实质在于男女双方是否共同生活，结婚登记为法律形式要求。在处理按照习俗支付的彩礼应否返还及返还数额时，人民法院应以双方有否共同生活、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原因、彩礼的数额、生育子女的情况、财产使用情况等作为考量依据。本案中，谢某虽未与王某1办理正式的婚姻登记手续，但是已经按照当地风俗订婚并共同生活近两年且育有一女。双方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不能归责于单独一方的过错。谢某自女儿出生后放弃工作一直携带抚养女儿，对家庭生活付出较多。综合上述情形考虑，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8条“应照顾妇女、儿童的利益”的法律原则，本案中，谢某无需返还上述198000元彩礼给王某1。二审法院判令谢某需返还100000元彩礼给王某1，处理不当，应予纠正。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2729号民事判决和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6民终623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某1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2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共计4510元，由王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