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是为生命而辩、为自由而辩、为尊严而辩.
   聂某某案件被改判无罪又如何呢？其坟上已青草萋萋，当年的青春少年，如今已白骨哀哀，值此聂某二十一年案件终被判无罪之际，我想说说自己代理的刑辩的那些事。
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个案例：被告人杨某（男）与刘某（女）系情人关系，刘某在当地的歌舞厅工作，杨某在晚上到情人家等情人下班回家，情人家没关门，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和孩子的大娘躺在床上睡觉，在等待的过程中，情人四岁的孩子醒了，哭着要找妈妈，于是杨某抱着孩子去情人单位找她，可是没找到，杨某给刘某打电话也不接。在杨某抱着孩子找孩子母亲的时候，孩子的大娘醒了，找不到孩子，就报了警，当晚杨某被派出所抓获，第二天以绑架罪立案。
   被告人的弟弟找到我时，案件已到法院审判阶段，接受委托后我向法院递交了委托手续，复印了全部的案件材料，经过阅卷，发现刘某回避了两人是情人关系的事实，对此完全否认。我认为确定两人的情人关系是本案的关键所在，因此如果两人是情人关系，当晚杨某的情节就根本就构不成犯罪。
   因此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法院申请调查双方的通信记录和短信内容；一审法院让公安机关补充提供了此部分的证据。通过双方通知记录显示，两人经常半夜三更打电话，甚至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通知两人短信内容，短信中有女方发给杨某的我喜欢你的类似暧昧字眼。一审时，我为辩护人做的是无罪辩护，开完庭后，在核对笔录时，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审判长的话，他说：“被告人已赔偿又获得谅解，情节又很轻，这个案件完全可以不诉的”。审判长的话，令我对案件的结果产生无限的希望，我认为被告人获得一个无罪的判决应该是不难的吧。
   一审的判决结果却让我很失望，判决杨某犯绑架罪，判决五年有期徒刑。
   此时杨某的家庭也马上面临解体，妻子因不堪别人的冷言冷语，准备离婚，正在上初中的女儿不堪同学的冷眼辍学外出打工，杨某的母亲无法承受如此严重的打击也含恨离开人世，当我拿到一审判决再次到看守所会见杨某时，他精神处在崩溃的边缘，一会对我说，季律师，我怎么这么冤啊，判我五年，太重了，我要上诉；一会又对我说，季律师，上诉有什么用呢？我听号里的人说，上诉99%都是维持，而且上诉了还要让家里再花钱，我已经对不起家人了，我不上诉了。做刑事辩护的律师，和整天手拿手术刀的人是一样的，貌似血是冷的，我没有安慰他。
   大多数人平时岁月静好，爱自己所爱的人，懒得花时间关心所谓的负能量；而我却是律师，律师的职责让我无法结束这个案件，刑事制度，事关每一个人，不问世事的平民，有可能会被屈打成招。而这个案件，很明显的似乎杨某也是被犯罪了。甚至他在被抓前连绑架是何罪名尚不知的情况下就被公安立案了。这个案件，被告人的兄弟们似乎也放弃了，我反复给被告人的弟弟打电话，以减免律师费为条件终于说通他，在上诉的最后一天来所里办理了委托手续， 此时12页的上诉状我早已写好。当把上诉状递交给一审主审法官手上时，他说了一句，公诉机关起诉的罪名是绑架罪，我在我能力范围内已经判的最轻了。我理解法官，理解体制，我只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极力的为被告人争取罢了，这样我才能告慰我的律师职业，才能心安。
   上诉状递交上去之后，我向中院递交了要求二审开庭审理的书面申请，同时鉴于被害人陈述自相矛盾，又向中院申请对被害人进行调查。在这里我特别感谢二审法院的认真负责，没有让这个案件变成形式。二审法院做了被害人的笔录，笔录与原公安侦查阶段的笔录亦存 重大矛盾。案件事实已经很明确，被害人害怕两人情人关系被家人和邻居知道，因此在公安机关做证时做了伪证，将责任都推卸到被告人杨某身上。二审开庭时，面对我提出的被害人陈述的多处矛盾的客观事实，公诉机关只说了一句话：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发回重审。
   我根本就不指望二审能直接改判，因此这样的结果已经是给了我和被告人杨某无限的希望了。发回重审后，我向法院申请了取保候审申请，一审法院不同意，在此期间，被告人的父亲也因病去世，杨某在看守所期间接连失去父母至亲。这也许是对被告人杨某另外一种惩罚吧。
  发回重审后，我仍然坚持无罪辩护，我认为根据案件事实，杨某就根本构不成犯罪，顶多应当受治安处罚。但是最终一审法院却选择了一个妥协的方法，认定被告人构成拐骗儿童罪，判决一年有期徒刑，被告人因在看守所已关了一年，在接到一审判决三天后，被告人就被释放了。罪或无罪，此时对被告人来讲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获得了自由。
在此期间，我与被告人妻子的多次沟通，最终被告人的妻子终于原谅了杨某，没有和他离婚。被告人杨某恢复自由身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新乡，亲自将一面“维护正义”的锦旗送给我，痛哭下跪的那一该，我深深的体会到当律师的责任和使命感。我并没有为一审的判决而喝彩，相反，我感到满满的无奈，为什么法院不可以判决无罪呢？为什么法院要选择妥协呢，到底是要照顾谁的面子？
   如果当初我也能够随波逐流，如果当初我不选择坚持，那么这个案件也许就按5年执行了， 此时被告人应该还在监狱服刑，对我而言，我并没有损失什么，可是明知上诉的路很艰难，为何还要执意的代理下去？我不知道，也说不清楚，面对这复杂的司法体制，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坚持。这个案件，只是我办理众多刑案其中的一个，虽然不是什么大案要案，可是5年变1年，这其中，应该是被告人杨某最能体会到自由的弥足珍贵吧。所以选择坚持总会没错的，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我的这个职业和良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