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版权知识的宣传,越来越多人都意识到自己要对自己的智力成果作品进行保护,也就是保护自己的工作成果。知情权也是公众的基本人权之一,那么公众知情权的范围都有哪些呢?阅读完以下法律快车小编为您整理的内容,一定会对您有所帮助的。

公众知情权的范围

  一、公众知情权的范围

  知情权,又称为信息权或了解权,知情权作为政治民主化的一种必然要求和结果,首先是公法领域内的概念。现今,随着知情权作为一项独立权利的发展演变,其外延已不断扩大,不仅涉及公法领域,也涉及私法领域,如消费者知情权即是知情权扩展至私法领域的具体表现。

  知情权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知情权是指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与权利,包括从官方或非官方知悉、获取相关信息。狭义知情权仅指知悉、获取官方信息的自由与权利。随着知情权外延的不断扩展,知情权既有公法权利的属性,也有民事权利的属性,特别是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是公民作为民事主体所必须享有的人格权的一部分。而狭义的知情权仅指公法领域内的一项政治权利,故现在的知情权概念一般是指广义的知情权。

  关于知情权的范围,我国学者的分歧较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五权说”,认为知情权包括知政权、社会知情权、对个人信息了解权、法人的知情权和法定知情权(指司法机关享有的了解案件有关情况的权利);“三权说”,认为知情权包括知政权、社会知情权和个人信息知情权,因为法人知情权在本质上是经济利益,而不是感情利益,其与公民的知情权在性质上有较大的差别,不宜归入同类,而法定知情权则属国家行政权力、司法权力的体现,是权力而不是权利,也不宜归入知情权;“二权说”,认为知情权包括知政权和社会知情权,个人信息知情权不是知情权的内容,个人知情权应属于隐私权的隐私知悉权能。笔者认为,知情权涉及公法、私法领域,既是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利,也是公民的民事权利,其内容应包括属于公法领域内的事务,同时也应包括属于私法领域内的事务,故笔者比较赞同“三权说”。即知情权包括知政权、社会知情权、个人信息知情权。

  1、知政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知悉国家事务、政府行为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活动,了解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权利。

  2、社会知情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知悉其所感兴趣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了解社会发展变化的权利。如公众对社会新闻、股市行情、商品质量的知情权。

  3、个人信息知情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了解涉及本人的相关信息的权利。如公民有权了解其亲生父母、出生时间等个人信息。

  二、知情权的特征

  随着社会的进步,信息的作用越发变得重要,其价值亦日渐提升,每个人的生活中时时刻刻都离不开各种各样林林总总的信息。人民需要不断地获取各种信息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做出自己的选择,可以说,现代社会可以称之为“信息化社会”。社会中80%以上的信息是由政府机关掌握的,而政府机关则往往从有利于自身管理的角度隐匿所掌握的信息并妨碍公民对政府信息的获取与利用。为了打破政府机关的秘密主义,知情权这一概念便应运而生并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

  1、知情权又称为了解权或知悉权,就广义而言,是指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的自由,是从官方或非官方获知有关情况的权利,就狭义而言则仅指知悉官方有关情况的权利。从内容上讲,知情权包括接受信息的权利和寻求获取信息的权利;后者还包括寻求获取信息而不受公权力妨碍与干涉的权利以及向国家机关请求公开有关信息的权利。同时,知情权这一概念还可以从两个层次上理解,一方面是作为报道活动前提的知情权,这是为了保障信息传递者的自由,与“采访自由”几乎是同义的;另一方面则是信息接受者的自由,即收集、选择信息的自由。这两个层次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有着很大的差别,在当今时代后者的重要性则日渐明显。作为知情权的热心主张者至少包括:

  (1)取得信息的权利,

  (2)不经事前控制而印刷的权利,

  (3)印刷而无须担心非经正当程序受到作为“知情权”的热心主张者,美国的威金斯认为,该权利至报复的权利,

  (4)对于报道而言接近必须的设施与资料的权利,

  (5)传播信息而不受政府或者无视法律活动的市民的干涉的权利。其中第(1)项的权利是最为重要的。而事实上,各种类型的国家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秘密主义的倾向,各类国家都无一例外地想方设法去阻止公民获取和利用与公共事项有关的信息。可以说知情权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这种状况而产生的,是为了对抗政府的秘密主义的。

  2、知情权首先是一种个人权。对知情权的保障,使公民有机会充分获取对个人而言至关重要的各种信息,使得个人发展自身人格以及实现自身价值成为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公民其他的基本权利得以实现的基础,无论信息与思想的社会价值多么低下,对于自由的社会而言,获取信息的权利都是最基本的。1969年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在一项判决中曾指出信息的自由即意味着个人权利,它指出:尽可能从多个来源接受信息、拓宽自己的知识、发展人格乃属人类根本性需求;并且,现代工业社会里拥有信息对个人的社会性地位尤为重要,信息自由的基本权利与表现自由的基本权利一样,是自由民主制度最为重要的前提之一。

  三、怎么加强公众知情权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普及,我国广大民众的民主意识得到提高,其中一个非常显著的表现之一就是老百姓的知情权观念日渐强烈。近年来,关于行政相对人知情权的保护在我国的立法和执法环节均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国家制定并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规范性文件,很多政府部门也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但是,与现实百姓的“知情度”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切实把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落到实处,除在顶层制度建设方面继续完善既有政策之外,着实需要从以下微观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1、充分重视和弘扬网络新媒体的沟通价值

  尽管互联网在我国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成长为当下的“第一媒体”,我国网民的数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并且仍在迅速增长。这种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传播在“质”与“量”上都实现了彻底的飞跃,传播内容的广泛性和传播时间上的即时性是传统的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无可匹敌的。尤其是在互联网的传播模式中,每一个网民都拥有了“受众”和“传播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互联网演变成为“民主”的舞台,一部普通的智能手机成为“民主”的便捷工具,一条微博就会“一呼百应”……这种传播与沟通的效率,使得我们的公共管理主体常常陷于“还没有来得及去想,它就出现”的窘境,以至社会公共管理常常落后于网络,甚至跟着网络在跑。从“网络问责”到“网络反腐”,从“躲猫猫”到“房姐”……网络政治迅速崛起并且势不可挡。事实表明,“网络民主”和“网络政治”不仅带来了政治福音,也暗藏政治危机。这一切无不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智慧,考验着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和媒介素养,同时也要求媒介重新审视自身,发挥其应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就政府管理而言,互联网开辟公众“政治参与”的新渠道,为现有社会管理注入了新的活力。“网络民主”使得社会监督不再是一句空话,它能够使政府管理降能提效,助力政府体制改革,加快我国政治民主化发展的步伐。当然,阳光下总会有阴影。互联网上的“虚拟身份”使得人们“畅所欲言”,必然有人利用这个平台传播不当信息,甚至从事一些非理性的活动。但这绝不能把网络传播与“无序性”画上等号,正确的态度是以更加积极的境界来推动和引导互联网的发展。古人云,“君子性非异,善假于物也。”如何更好地发挥和利用好网络平台的特点,使之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值得我们“思”与“行”。

  2、坚决防止行政主体的刻意隐瞒,在调查详尽的基础上尽快给出准确结论

  尽管互联网是一个信息“海量”的载体,但同时也伴随着严重的“信息污染”。当一条信息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时,人们常常是“良莠不分”的。这就依赖和掌握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能在第一时间调查和核实信息的准确性,并及时向公众披露信息的各方面属性。比如2012年公众最为关注的河南“房妹”事件、陕西“表叔”事件等,当这类事件的最初处理结论映入公众眼帘的时候,受到愚弄的不仅仅是公众本身,更是对做出处理结果的行政主体无形的嘲讽。因为当地政府悖于常理、无关痛痒的“结论”常常是违背一个正常人所理解中的常理。而当地政府部门之所以愿意以这样的调查结论面对公众,一方面是由于其低估了公众的正常智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主动介入案件调查的匮乏和对自身责任的忽视。公众之所以有强烈地向公共机构了解事实真相的诉求,是因为这是它们的职责所在。因为掌握公共权力,政府是最大的信息拥有者,也是信息真实性“最易接近者”。因此当面对公众质疑的时候,行政主体必须要做到切实履行法律和人民赋予自己的职责,对公众关心的事件进行细致详尽的调查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以平复公众的好奇心或不满情绪。同时,也能够使民众与政府一起去分享信息所带来的巨大价值。

  但是,为什么屡屡出现某些政府部门对信息的真实性“顾左而言他”,甚至“欲盖弥彰”呢?从信息作为一种产权来看,现代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实际上是对公共信息产权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在当下我国的公共信息制度安排中,“官僚拥有最大、最多的产权,是现行产权结构体系的受益者,改革既有的模式,建立现代信息公开制度,必然构成对官僚利益的一部分或相当多的剥夺,实质是对现有的公共信息产权结构的重新调整。”正是由于信息公开涉及到政府、公众之间利益的争夺,政府对于信息公开缺乏主动性。因此,为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就必须要防止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刻意隐瞒”和“无理拖延”,以求实现信息公开的最大化,勇于向公众呈现事件的真相。

  3、通过合法途径平息公众质疑,提升面对公众质疑的反应速度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社会,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公共政策。当政府的公共管理行为遭到来自公众的理性质疑时,恰恰是政府公信力建立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借助互联网这个平台,公众的质疑声往往会随着发生质疑的时间不断地推进呈几何倍增的趋势,同时这样的趋势在事件发生之初尤为明显。因此作为保障公众知情权的主体,政府部门必须要做到以最快速的速度来回应公众的质疑,从而在源头上切断恶意传播的信息以及抑制公众的恐慌情绪。诚然,公众的质疑必然会对政府的工作造成巨大的压力,促使政府积极地去改进工作。反之,通过政府工作的改进便会赢得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从而使政府的公信力增强。由此看来,公众存在质疑的过程和政府部门解决质疑的过程都是政府与公众互动的基本的环节。正因为如此,面对公众获取信息的诉求,政府部门不能采取任何非法律途径解决,更不能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敷衍了事。在高度的信息化与法制化并存的今天,只有“堂堂正正“的公开面对,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平息公众的质疑。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人们拥有了快速了解各类信息的渠道和手段。一旦政府部门错过了出面平息公众质疑的最佳时间,再有说服力的解释也难以扭转公众固有的认知。为此,必须重视利用公众质疑的契机。只有及时、透明、客观、全面地公众质疑,才能获得“化干戈为玉帛”的社会效果。

  4、正确处理好“信息公开”与“减少公众的盲目恐慌”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由于客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还是政府的“刻意隐瞒”,很多时候是为了减少“公众盲目恐慌”带来的社会失范和无序。而这样做的结果,又与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形成矛盾。例如发生在2004年的“非典”事件、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都鲜明地反映了两者之间难以平衡的关系。其实,信息公开到何种程度的“底线”是看其对民众生活中影响的程度。也就是说,政府管理过程中对公众知情权保障的缺失,大多情况下与其可能对公众的生产、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对应的。由于受到教育发展条件的制约,我国公民接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低,在国际“HDI”指数排名中我国也处于中下游水平。这就导致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严重缺失。2011年2月,中国科协发布的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比例只占3.27%,相当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正是因为公众对于相关问题科学认识的匮乏,面对各类事件时就会产生盲目的恐慌情绪。甚至基于自身知识和经验的欠缺对相关现象片面解读,并且散布和传播这些信息,最终导致了一轮轮的“绿豆风波”、“抢盐风波”、“世界末日风波”等风波的形成和蔓延。换个角度而言,如果政府“有目的”的不去公开这些信息,又势必会被公众解读为“掩盖”或对公众知情权的不尊重,这又“蚕食”了政府的信用。而公众对政府信任的不足,就会体现在当危机发生之时,公众首先想到的不是求助、求解于政府,而是盲目恐慌和选择“从众”。如何扭转当前的这一局面,最根本的途径无非是提高公众的素养,大力加强科普工作。同时,政府也应调整工作思路。只要我们始终本着对公众负责的理念,及时的、科学的应对所有的“事件”和“风波”,即使短暂造成或出现“混乱”,但很快就会因回归理性而平息,而且还会为政府的信用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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