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兰当场就急了。作为医生，她“没想到医院会这样”。

　　就在两天前，陈晓兰的舅妈被送进了上海市的这家三甲医院，两天后，舅妈家的表哥哭着给陈晓兰打电话，让她赶紧来。

　　“我一进门就火了”，病床上本来干瘦的老人此时已“胖得跟皮球一样”，原因很简单——本来体重80斤不到的老人在不到两天内被输进了38斤液体，几乎是体重的一半。

　　身为医生的陈晓兰“心里发紧”：在进院前，老人已处于两天“无尿”状态，这意味着肾功能已经丧失，无法排出尿液。按照医学常识，此时应严格控制输液量。

　　让陈晓兰恼怒的不仅是这些：期间老人曾出现心跳衰竭，医生抢救半天仍不见效，后来发现是心电图仪器的电线断了，但此前抢救中大夫已经对衰弱的老人进行了电击；给老人用的呼吸机没有牙垫，医院用注射器替代，这给病人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嘴里全是血，顺着嘴角往外流”。

　　9月21号晚，老人死于感染性休克，算费用时医院算到了22日，但陈晓兰当时拍的照片显示死亡时间是23点21分。

　　陈晓兰问院长是谁，“护士问我是不是认识他，我说不是我认识他而是他认识我，你告诉他我叫陈晓兰”。是的，经过8年医疗打假，陈晓兰在上海医院早已“赫赫有名”。

　　事实上，作为医生的陈晓兰是从不去医院看病的，她的医生同学们不让她去，“怕那些恨我的医生把我弄死”——在一些同行看来，陈晓兰是医生里的“叛徒”，她不断举报那些劣质医疗器械，断了医院和医生的财路。

　　“可是，怎么能眼看着医生害人呢？”这个瘦瘦的女医生说。

　　第9次局长接待日

　　53岁的陈晓兰头发有些白了，她低头地说不愿让记者拍照，因为感觉“特别憔悴”。

　　说这话的时候，这个从1997年开始一个人举报劣质医疗器械的上海女医生正坐在北京西城区一家地下旅馆的床上，这是一个三人间，每晚20块钱，屋里一股霉味。

　　就在前些天的9月5号，陈晓兰受到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位副局长的接待，这是她第9次参加药监局的局长接待日，也是她第32次因为医疗器械问题来北京。

　　这次局长接待日只接待了陈晓兰一个人，会面时负责本次接待的副局长绕过桌子跟陈晓兰握手，“感谢你这8年来的坚持”，副局长说。

　　陈晓兰反映的依然是“静舒氧”的问题，这是一种据称“往静脉里充氧气，以提高血氧饱和度”的医疗器械，但陈晓兰认为这是一个骗局：按常识，氧气是通过动脉和人体组织进行气体交换的，直接一次性输入静脉的少量氧气不可能提高血氧饱和度。

　　这是陈晓兰第6次举报“静舒氧”，之前厂家的人曾和陈晓兰发生过冲突，她这次来北京时就发现“有个人从上海开始一直跟着我，后来跟我住在同一个旅店”。

　　事情似乎有了转机，就在陈晓兰再次举报后的9月29日，国家药监局召开了关于“静舒氧”的专家论证会。论证会进行得很“激烈”，厂家和陈晓兰吵了起来，随后跟专家吵，“厂家代表骂我胡说，我不听，只是不断把准备好的材料递给专家”。之前，她为了取证曾自费去了南京和厂家所在地山东，为了一点资料还跑去过东北，但扑空。

　　这不是厂家第一次指责她，就在今年8月，厂商代表曾一路跟随到处取证的陈晓兰，并在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专门“批驳”。

　　10月11日，国家药监局终于发出了查处“静舒氧”的文件（国食药监市[2005]487号）。这是一个得之不易的结果——从去年十月开始，为了这个消息，陈晓兰花了整整一年时间。8年来，她让7种假器械被取缔。

　　“每次举报完一个我都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可是每次都停不下来。”她坐在地下旅馆充满潮气的床上低声叹气。随后，转过头去。

　　“光量子”骗局

　　陈晓兰还清晰地记得改变她生活的那个日子——1997年7月24日。之前她是上海虹口区广中地段医院理疗科的医生，这是一个让同事羡慕的科室。对于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来说，她很安心于这种平静的生活。

　　这一天，她的一个病人跑过来说医生非要他打“激光针”，但打这种针很疼，病人打了直打哆嗦。因为担心是“输液反应”，陈晓兰赶紧跑去看。

　　这是一种名为“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的输液配套器械，仪器上有一行小字“ZWG－B2型”，陈晓兰知道ZWG是“紫外光”三个字的拼音缩写而不是激光，本来“不想多事”的她还是忍不住告诉病人不要打这种针。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她被医院领导喊去痛批，说她散布光量子不是激光的言论，影响了效益。“我说紫外线本来就不是激光，她说这是上海医科大学陆应石教授发明的，你比教授还厉害？”

　　倔强的陈晓兰开始研究“光量子”，疑问随之产生：根据说明，病人在输液时，瓶中的液体在充氧后经仪器中发出的“激光”照射后再输入体内，但很多药物是要防氧化并避光的，怎么能进行充氧和光照？

　　百思不解的她决定去咨询那位“陆应石教授”，随后发生的事让陈晓兰始料未及：上海医科大学人事处告诉她，该校包括附属医院在内的1万多职工中，根本没有陆应石这个人。

　　如果发明者子虚乌有，那这仪器还能相信吗？上海医科大学两位教授肯定了她的质疑，但此时医院已经“用疯了”这个利润颇高的仪器，对她的反映并未理会。

　　陈晓兰看不过明显有问题的器械却没人管，她找到区委和卫生局，但未能解决。随后去了当时的上海市医药管理局（上海药监局前身），“把情况一讲，办公室的人都转过来看我，说这样干是要死人的。我心想，还好，这里的人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1998年6月，上海市药管局责令广中医院停止使用“光量子”治疗仪，生产厂家被要求停产并回收产品。“本来我们医院每天有2、3万的营业额，结果“光量子”一停下来一天6000元都不到。”

　　从“离职”到“退休”

　　停掉“光量子”显然会伤害医院的利益。就在举报期间，院里专门开会警告说谁要在说“光量子”不是激光就让谁下岗，但陈晓兰并未“知趣”。随后，院方通知陈晓兰说要撤掉理疗科，一个星期一的早晨，上班的陈晓兰发现理疗科被砸。不久，她被院方口头通知离开岗位，“全脱产自学”。

　　这还没完，“光量子”被查处后，医院突然说她之前的“全脱产自学”是旷工，要她立即上班。就在陈晓兰要去上班的当天，朋友打来电话，“他说医院安排了四个人打我，弄昏后送到公安局或精神病院。”陈晓兰未去医院，不久，广中医院声明陈晓兰“自动离职”。[page]

　　已经“离职”的陈晓兰却惊讶地发现，自己仅仅是以“离职”的代价换得了“光量子”在一家医院的停用，其它医院依然不改。迷惑不解的她找到上海市药管局，被告知因为其它医院“没有受害者反映”。

　　“那好，我当受害者。”陈晓兰骑自行车在区里各医院转了一圈，回来“头皮都发麻，各个医院都在用”。此后的几天里，陈晓兰在四个医院接受了“光量子”输液治疗，随后举报。在用“光量子”的前一天晚上，这个已经失去工作的女人躺在床上泪流满面。她说，她也很害怕。

　　1999年4月，上海市卫生局和医药管理局最终通知禁止使用“光量子透射液体治疗仪”。又一年多后，在上海市领导的过问下，陈晓兰被补发工资奖金，调至闸北区彭浦地段医院工作。

　　然而，受了一次“打击”的陈晓兰似乎仍没接受“教训”，就在调到新单位不久，她又碰到了一种名为“鼻激光”的器械骗局。没有犹豫，之前被告知要“好好珍惜这次工作机会”的陈晓兰又开始写举报信，举报假“鼻激光”和其非法变种“光纤针”。

　　2002年12月31日，新年前夕，陈晓兰在寒冷的冬日中再次被院方通知以“工人编制退休”，并说可能无法办理退休手续，因为此前她的“四金”已被原医院“强制封存”。这一年，陈晓兰50岁。

　　被医院提防的大夫

　　诉说这些往事的时候，陈晓兰的情绪不断起落，有时会有一次长长的沉默。她后来说，说实话，自己一开始没想到伪劣医疗器械会这么多，也没想到反映问题会这么难。

　　最早调查“光量子”时，陈晓兰只能假装病人去看病，让医生给开“光量子”，然后偷偷地复印处方，输上液后再让熟人打BP机说有急事。

　　之后她开始和记者一起去调查“氦氖激光血管内照射治疗仪”，每次都是陈晓兰冒充病人，而一男一女两个记者假装成情侣，“男的假装教女的玩照相机，当着护士的面就把治疗的过程全拍下来了。”

　　陈晓兰想多坚持一会，“装得像一些”，可是因为仪器本来就是假的，用了不久她就开始“难受头晕，大汗淋漓”。女记者赶紧把她拉到厕所，帮着把针拔出来，注射器、包装袋放包里带走。就这样，他们一口气跑了三所医院。她还和电视台的记者带着密拍机去和代理商谈“进货”，“对方得意扬扬地把内情全说了”。

　　不过还是经常会被发现，有一次院方说要报警，要陈晓兰掏出身份证，“院长一看说原来你就是陈晓兰啊，然后拉着我的手说要我给他们一口饭吃。”随后就有医院开会，要大家提防陈晓兰。

　　不仅仅是记者在帮忙。最开始陈晓兰去上海药管局举报“光量子”，碰到该局的退休老干部，“我走了老远了他们又追过来，告诉我药管局哪个领导正直些，要我去找”。还有一些帮助更是必要的，比如上海市一位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李葵南，“如果不是她我的生命可能都危险”。在第二次反映“鼻激光”的时候，李葵南就把陈晓兰的举报信带到上海市人代会上，后来一位常务副市长直接派人把信要走了。不久，全市开始整治“鼻激光”。上海市的一位政协副主席，也给了陈晓兰大力支持。

　　陈晓兰感叹说，要反映问题，必须具备“运动员的身体，博士的头脑，侦察员的机灵，但最重要的是无赖般的厚脸皮——被别人赶来赶去而没有脾气”。

　　“像你这样的医生还多不多？”

　　陈晓兰的父母解放前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圣约翰大学上海校友会的副总干事，舅舅做过台湾驻韩国的“大使”。小时候的陈晓兰生活优越，“有自己的裁缝和家庭医生，踢毽子都是拿奶奶的戒指做坠子”。

　　文革后去江西和安徽插队，当“赤脚医生”，16岁的她经常晚上一个人走十几里山路出诊。村民集体械斗，鲜血一片，“我不管，冲进去救人。”江西山区潮湿，生活艰苦，陈晓兰得了风蚀性心脏病，就这样过了8年。

　　后来回到上海，失恋，在父母反对的情况下匆忙嫁给一个普通工人，没有共同语言，“经常被打”。离婚，带着3岁的女儿，白天上班做医生，夜里上自学考试的课程，深夜了“背着睡着的女儿和两个书包回家”。她劈柴生炉子，干着“父母家保姆都没干过的活”。工资低，就给人家缝衣服，修电器，从旧毛衣上抽毛线，手上都是泡。营养不良，贫血得走路直晃，“动不动耳朵就听不见了”，还是咬牙不回父母家，“因为结婚是我自己选的”。

　　然后自费举报假器械，刚来北京的时候“以为药监局很快会解决”，喜好干净的她住的是280元的宾馆，再后来就是100多元的，70多元的，50多元的，直到现在的地下室——本来一晚上应该是30元，旅馆老板见她不容易，主动降到20元。

　　8年中，为了打假要经常在上海到北京之间奔波，为了省钱她就坐慢车。一次从北京回上海，十几个小时的路程她买的站票，车到济南的时候脚肿得站不住了，才补了个上铺，“上铺便宜一些”。到现在，她依然无法办理退休手续，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险。

　　因为经常跑国家药监局，各个办公室的人几乎都认识她，“电梯里经常有不认识的人跟我打招呼，说陈医生又来了。”最后陈晓兰熟悉到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在国家药监局复印材料。

　　国家局的一些领导让陈晓兰感动：在一次局长接待日上，一位副局长曾当面让两位司长把手机号码给陈晓兰以便联系。另一次接待日上，一位第一次见面的副局长走过来说，我只想知道，现在像你这样的医生还多不多？陈晓兰回答，我从来没有孤独过。

　　因为医生诊断失误，她的母亲在2000年去世。去年冬至的时候，陈晓兰在母亲的墓前哭着念着报纸上有关她的报道，老人生前一直都很支持自己倔强的女儿。陈晓兰自己的女儿两年前在她的催促下结婚了，因为“跟我住在一起不安全”。

　　早在2000年6月22日的时候，上海市卫生局以及公检法司等8个部门，曾当面就陈晓兰在举报过程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道歉。信访办的人说，这是上海市有史以来最高规格的一次。“我对道歉的人说，你们不用给我道歉，你去给那些死去的人道歉，看看他们是不是能爬起来原谅你们。”

　　还没说完，陈晓兰就哭了。

　　“医生是医院中最不值钱的”

　　■ 马昌博

　　陈晓兰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药监局管辖的范围。

　　“你把一家正在运行的医院中全部医护人员都撤到医院大楼外面，这时候大楼里的所有东西都归药监局管，因为里面除了药品就是医疗器械。”

　　这个脾气直爽的女医生随后用一连串的高声调问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语气急促。[page]

　　“医生怎么治病？还不是靠他左手拿的药物和右手拿的器械，而这两样都归药监局管。”所以，“要进行医疗改革，降低医疗费用，不仅仅是卫生部的问题，国家药监局也是关键之一，甚至更为重要。”

　　“为什么？还不清楚吗？治病所需要的医生、药品、器械三个因素中，卫生部能管的只有医生，药监局管了剩下的2/3。而现在医生是什么？很多医生被迫变成了药品‘营业员’和医械产品的‘推销员’，医生的专业技能成为医院里最不值钱的，大部分利润所得来自械和药。”

　　说到这她突然停顿下来，随后叹气说现在医患关系紧张，医疗费高是重要原因，而要明白药监局在医改中的作用，就要讲清楚械和药在医院中对利润的巨大“贡献”和漏洞所在。“这就需要剖析医疗费，弄明白医疗费贵在那里，所有问题就都明白了”。

　　交费全流程

　　要剖析医疗费，首先要弄清楚一个病人在医院看病，需要经过那些交费流程。

　　以一个感觉胃疼的患者到北京一家二甲医院看病为例，首先要做的就是交纳挂号费。按照北京市发改委的规定，挂号费分两种，一个是普通门诊挂号费，每个医院都是5元/人次；另一种是特约门诊挂号费，这种挂号费医生是要提成的，分从主治医师到知名专家共四个等级，价格从1元/人次到10元/人次不等，特需门诊另算。

　　事实上，医院在收取挂号费的同时还收取诊疗费，诊疗费按照医院级别收取，一甲医院2.5元/人次，二甲医院3元/人次，三甲医院4元/人次。这样，如果患者要在二甲医院挂一个知名专家的号，需要交纳的挂号费和诊疗费共13元钱，这13元钱被医院模糊地统称为挂号费。此时患者共交了两笔费用。

　　挂号之后到门诊见到大夫，大夫首先要询问病情并进行物理检查，比如听诊，测血压等等。物理检查是医生本身为病人做的检查，没有借助仪器或使用简单的仪器。这一费用包括在诊疗费里，病人之前已经交纳了。

　　如果医生能够通过物理检查做出诊断，就可以直接开药，如果还不能，就要做一个辅助检查，简称辅检。辅检是使用仪器进行的检查，比如X光，心电图和各种化验。就刚才的胃病患者来说，医生如果怀疑是胃溃疡，可以让患者做钡餐照影，这样，患者就要交纳检查费。这是第三笔费用。

　　钡餐照影的检查结果出来后，综合之前的物理检查，医生判断是胃溃疡，并就此处方。这时患者要支付药费，这是第四笔费用。

　　因为病人的胃病导致一些药物无法口服，需要注射或输液，如果要注射的话要交纳注射费和材料费（针管和酒精棉），材料费一般不单列而和注射费算在一起；如果输液那除了上述费用之外还要交纳观察费，这些都统称为治疗费。这是第五笔费用。如果患者不需要住院，注射完毕就可以拿着口服药回家了。

　　至此，一个普通胃病患者共交纳了挂号费、诊疗费、检查费、治疗费、药费共5项费用。

　　“会计为医院创造的利润最大”

　　现在，来分析各个收费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

　　首先是挂号费，一般来说这是体现医院设施和环境的，而其中特约门诊中知名专家的号不过10元。

　　其次是诊疗费，最贵的三甲医院不过4元钱，“可以说，作为医术水平体现的的诊疗费明显偏低，医生是医院中最不值钱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经验不过几元钱，这也是造成医生靠其它途径取得收入的原因之一。”在陈晓兰看来，随后发生的检查费和治疗费是漏洞最多的地方，也是医院赢利的主要途径。

　　“辅检的漏洞是不该检查的检查了，本该是小检查的变成了大检查。”还以刚才的胃病为例，医生本来开一个钡餐照影就可以了，“但是医生也可以以胃疼是腰疼放射过来的为由再加一个腰片；随后还可以怀疑你胃里有病变，再加做一个B超；最后再检查一下血，查血的单子上有多个项目，医生也就一路勾过去把血液项目都查了”。医生的“开单费”是公开的秘密。

　　多开检查和治疗单并不是惟一手段，某些医院还用一些偷梁换柱的方法赚取利润。“比如检查红细胞用的试剂，申报的时候是按最贵的申报，批下来之后却改用最便宜的试剂，但收费还是按审批的价格算。”

　　另外一个普遍的漏洞是拍X光片。“医生只管在单子上写胸片一个，但医生不写明大小，大小是放射科的人说了算。拍片费是按感光片尺寸算钱的，那肯定是按最大的拍，这样利润就出来了。”

　　而治疗费上的“利润”，则和陈晓兰举报的假冒伪劣器械有关，比如“光量子氧透射治疗仪”，这个实际上没有效果的产品被大量使用，一时竟成为某些一甲医院利润的主要来源。其它诸如伤骨愈膜，“鼻激光”等都是医院创收的重要途径。而这些“利润”往往是见不得阳光的，医院只能通过在收费名目上做文章来掩盖。“我们院长曾在大会上公开说：会计为医院创造的利润最大！”

　　至于药品的高额利润问题，虽然国家明令规定医院的药品利润不得超过15%，但一些医院同一药品价格超出药店数倍的新闻仍时有报道。最极端的例子则如陈晓兰所说：某医院先定药品的零售价，然后根据15%的利润换算出所谓“进价”。

　　药监局缺位

　　一个观点是，药监局在处理医疗费攀高上应起重要作用，在医改中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如前面所说，检查、治疗、和药品三项是医疗费高涨的关键，而这三项中所涉及的械和药都归药监局管辖。在医药分家后，卫生部只能管医生而无权涉及药和械。

　　就多开检查和治疗单来说，卫生部能做的是利用其拥有的伦理委员会提升医生的职业准则。但问题是，“一些医院里的医生要么选择做‘营业员’，要么下岗，很多医生都有开单任务量”。

　　事实上，药监局可以通过监督器械和药品的使用，在上述三项收费上拥有广泛的监管权力。如之前提到的某一试剂申报时和真正使用的价格不一的问题，药监局就可以进行查处。“试剂是属于医疗器械的范围，药监局有权监督其使用，药监局可以规定某种档次的检查只能使用对应试剂，使用低价试剂就给予处罚；或者使用低价试剂的，就要降低检查费。”

　　包括故意使用大尺寸感光片的问题，药监局一样可以监管，“它可以监督感光片的使用过程，这样就可以规定一些部位只能拍多大的片子，超过者同样处罚。”一些医院专门低价购买大量即将过期的感光胶片，以降低成本，这更在药监局的查处职权之内。

　　而在治疗中，那些效果微小价格高昂的医疗器械，包括一些假冒伪劣的仪器，药监局在其注册、生产、使用的全过程中都可以给予监管，杜绝这类产品进入医院，成为抬高医疗费用的工具。至于管理药品，更是药监局的本职工作。[page]

　　“医药分家之后，这些产品的销售、使用都是卫生部管不到的，属于药监局的职责，但是因为监管疏忽，这些年器械和药品出现很多问题。”陈晓兰说，“我们过去一提医改就认为是卫生部的事，忽略了药监局。所谓医改，有医就要有药，1/3是医，2/3是械和药，你把后面扔掉只改前面怎么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