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非常重要,关于这项规则在实际运行中存在怎样的问题呢?对于这些问题应当如何更好地完善呢?下面由法律快车刑法小编为您详细介绍,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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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多重价值冲突和妥协的产物,由于相关配套机制、环境等的不完善,该规则在司法运行中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一)对非法证据的适用范围较宽。目前,真正对犯罪嫌疑人采取赤裸裸暴力手段进行取证的方式已不多见,更多地表现为不规范、不文明的审讯方式方法。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将非法证据排除范围扩大化的趋势。比如,有的把侦查人员对被审讯对象的长时间审讯作为非法取证手段看待;有的把被审讯对象人格遭受一定的贬损作为认定非法取证手段的依据;有的把侦查人员对审讯对象作出的某些承诺未能兑现作为衡量非法证据的因素;有的把侦查人员在审讯中的一些不文明行为视为非法取证手段,等等。

  (二)被告人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门槛过低,且滥用行为比较普遍。被告人在一审乃至第二审程序中都有权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且没有次数的限制。同时,该规则并没有规定被告人滥用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行为后果。司法实践中,不少被告人都以遭受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为由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甚至不惜编造侦查机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事实、情节等,企图利用排除规则混淆视听,达到排除合法证据逃避罪责的目的。

  (三)排除非法证据审前程序机制尚未有效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了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但没有明确其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及其效力,影响了检察机关依法行使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使许多本来可以在检察环节解决的非法证据问题转移到审判环节,从而加大了审判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压力。

  (四)检察机关公诉部门承担证明取证合法性的机制不健全。目前,在侦查中心主义机制下,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介入知悉侦查活动的渠道不畅、机制不健全,其往往仅通过事后审查、书面阅卷的方式来评判刑事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即使在审查起诉过程中获悉了侦查机关(部门)违法取证的线索,其启动法律监督调查往往因事过境迁、场景变换、证据灭失、关键证据毁坏、犯罪嫌疑人无法有效提供非法取证的线索或证据而难以全面客观收集、固定侦查机关(部门)违法取证的证据材料。同时,侦查机关(部门)自身出具的取证合法性的书面材料以及侦查人员出庭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的证言,其客观性和证明力不强,无法有效证实侦查取证行为的合法性。

  (五)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条件不成熟,极易引发不当炒作。现阶段,面对刑事犯罪高发频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多重压力,一方面,侦查人员重打击轻保护等传统执法观念仍然存在,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有的侦查人员的侦查谋略、讯问技巧以及依法收集证据的能力尚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侦查机关(部门)的侦查技术与手段尚不适应犯罪手段现代化特别是职务犯罪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加之秘密侦查等技术性侦查措施以及公务员财产申报等制度机制尚不健全,有的侦查人员不得不把案件突破放在获取口供上,否则,案件就破不了、诉不出、判不了。在相关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健全的情况下,要求侦查人员出庭证实自身侦查取证行为的合法性,通常是一方否认刑讯逼供,另一方认定存在刑讯逼供,双方各执一词,法院难以居中裁判,庭审效果不好,往往成为社会炒作焦点,给公正规范执法带来不良影响。

  (六)未赋予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调查核实非法证据的诉讼期间。现行法律规范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调查核实非法证据的诉讼期间,公诉人不得不在现有审查起诉期限内挤出一定的时间来完成调查核实侦查取证工作。一旦被告方在庭审中突然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公诉人往往不得不申请法庭延期审理,以便对侦查取证行为是否合法进行调查核实,使得庭审活动不当迟延。

  (七)非法证据审理和案件实体审理合二为一弊端明显。在司法实践中,同一合议庭先后进行非法证据审理与案件事实审理,侦查取证合法性审理与案件事实审理事实上合二为一,使得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相互混淆,出现了先审侦查人员、后审被告人的尴尬局面,这既不利于有效排除非法证据,又严重影响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指控、举证质证与辩论。

  (八)非法证据的裁决机制尚不健全。由于法院行政指导作用的加强,合议庭的职能受到削弱,法庭审理活动呈现庭上功能弱化、庭下功能增强的趋势;加之客观真实、实体正义仍然是民众对司法的主要价值要求,实践中合议庭通常未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当庭裁决,而是将非法证据审理与案件事实审理合并进行,再一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使证据合法性问题未能及时得到裁决,给被告方、旁听群众带来诸多疑惑,庭审效果大打折扣。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完善

  基于以上分析,要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启动相关立法与司法解释工作完善相应的程序规定,充分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明确违法取证手段的范围。从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将刑讯逼供限定为使用肉刑或变相使用肉刑的范围;将暴力取证界定为使用殴打、捆绑、违法使用械具等恶劣手段获取证言;将变相刑讯逼供严格限定在与刑讯逼供具有同等性的其他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范围内。对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不规范审讯方式方法,如通过宣讲政策法律、进行政策攻心或者宣示不利后果施加一定的心理压力所取得的证据,以及通过承诺一定的事项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等,不宜列入非法证据的范围;建议明确每次审讯时间的最大限度,以及限制两次审讯间隔时间,充分实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二)明确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在启动方式上,可以采用依职权启动或者依犯罪嫌疑人申请启动两种方式。在排除非法证据过程中,检察机关可以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关于侦查取证是否合法的意见,必要时可以主动调查核实,依法作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