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精神损害是因侵权行为而给被侵权人所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以及精神利益方面的损失，它对人们的身心健康有着相当的负面影响精神损害是因侵权行为而给被侵权人所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以及精神利益方面的损失，它对人们的身心健康有着相当的负面影响。为此，各国一般都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希望能够以金钱这种方式来对被侵权人受伤的精神加以慰藉。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更是侵权行为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在各国民法普遍确立了本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情况下，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也对侵犯他人名誉权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做出了规定，该条规定初步表明了我国立法对精神损害问题的重视。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现行《民法通则》的上述规定无疑已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在民事规制之外，我国《刑法》也对精神损害问题有相当的涉及，如：专门规定了以造成他人精神伤害为构成要件的侮辱罪与诽谤罪，将附带侵害他人精神活动的抢劫罪、强奸罪、绑架罪等犯罪作为重罪加以惩处等等。这些都进一步表明了我国立法对精神损害问题的重视。

　　关键词：精神赔偿 行政立法

　　精神损害即精神权的损害，是指公民正当的或合法的精神权益因受他人不法侵害而造成的损害，通常表现为痛苦不安以及其他心理上的异常，如恐惧、震惊、忧虑、羞辱、意志消沉、绝望等。精神损害是因侵权行为而给被侵权人所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以及精神利益方面的损失，它对人们的身心健康有着相当的负面影响。

　　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精神损害赔偿是协调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属于民法调整的范畴。

　　精神痛苦的来源就有两个：一是侵害公民人体的生理损害，二是侵害公民心理的心理损害。精神利益的丧失或破坏，是指公民、法人维护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的活动受到破坏，因而导致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造成损害。精神损害赔偿是指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受到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精神损害赔偿在损害赔偿法上具有其独特的性质，包括：作用多元性，存在独立性，存在单一性，赔偿请求专属性和赔偿请求易于消灭性等五大特征。精神损害赔偿作用多元性就是指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是经济补偿，但仍具备填补损害、抚慰受害人和制裁违法的功能。对此又可称之为调整功能、抚慰功能和惩罚功能。精神损害发生时，被害人所感受到的是痛苦，就赔偿而言，精神损害赔偿并非直接对被害人所感受的痛苦的消除或减轻，而是以金钱的给付作为赔偿的方法。所谓的填补也就是着重于直接或间接重建原来外貌。精神上的痛苦是无形的并且难以确切衡量，直接填补就没有可能，间接填补也不存在。金钱作为一般等价物，有其购买力，用其购买力所换取的对等给付或是物或是权利或是劳务，以满足被害人的其他方面的需要，从而消除或减轻痛苦的感受，这就相当于一种间接的补偿。所以填补损害不如称之为调整功能，即在无法填补损害消除痛苦的情形下，以金钱给付的方法另行创造舒适、方便或乐趣等享受，使被害人调整外环境来掩盖损害事实所引起的痛苦。精神损害赔偿的抚慰作用是与调整功能相联系的，既然精神损害赔偿只是对被害人的痛苦进行填补，那么也只能以金钱手段满足被害人其他的精神需求，以慰藉其精神损害。这也是民法唯一可以采用的给受害人以满足的方法。

　　精神损害是因侵权行为而给被侵权人所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以及精神利益方面的损失，它对人们的身心健康有着相当的负面影响精神损害是因侵权行为而给被侵权人所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以及精神利益方面的损失，它对人们的身心健康有着相当的负面影响。为此，各国一般都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希望能够以金钱这种方式来对被侵权人受伤的精神加以慰藉。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更是侵权行为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在各国民法普遍确立了本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情况下，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也对侵犯他人名誉权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做出了规定，该条规定初步表明了我国立法对精神损害问题的重视。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现行《民法通则》的上述规定无疑已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在民事规制之外，我国《刑法》也对精神损害问题有相当的涉及，如：专门规定了以造成他人精神伤害为构成要件的侮辱罪与诽谤罪，将附带侵害他人精神活动的抢劫罪、强奸罪、绑架罪等犯罪作为重罪加以惩处等等。这些都进一步表明了我国立法对精神损害问题的重视。

　　但从目前看来，我国民法及司法解释时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规定尚很不全面、具体，保护范围显得过窄，许多案件中出现的当事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而未能得到妥善解决，这显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法制要求。

　　在此，有必要针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问题谈几点笔者的看法：

　　(1)、侵害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人格权是法律赋予权利人以人格利益为内容，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人格所必须享有且与其主体人格不可分离的权利。人格权于出生时取得，死亡时消灭，是基于人的生存而存在的权利，如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自由权等等均属于人格权。人格权有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之分。一般人格权是以权利主体全部人格利益为标的的概括性权利，它包括人身自由、人格平等与人格独立等全部人格利益。它普遍存在，是各种具体人格的抽与权利主体的人身密不可分，只能由权利人自己行使，不可转让或抛弃。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般人格权的范围会更加广泛，内涵也将更加丰富。具体人格权就是法律对具体人格利益规定的人格权。我国《民法通则》对生命健康、姓名、肖像、名誉、婚姻自由等具体人格利益做了专门规定，体现为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婚姻自由权等。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因此，对侵害人格权的行为，受害人有权请求赔偿。侵害行为既可能造成财产损害，也可能导致权利人遭受精神痛苦。对于侵害行为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权利人应获得赔偿金，而对于所造成的精神损害也应给予财产赔偿，这既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也符合民法发展的趋势。

　　目前，我国对人格权的司法保护还很不充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意见的解释》中作出对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格自由权乃至隐私权等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时予以法律保护的规定，这些规定在审理医疗事故、道路交通事故、触电人身损害等纠纷时已得到了实际运用。即使如此，也明显不足以保护丰富多样的人格利益。我国现阶段立法针对人格权作出的规定尚很不全面、体，例如：某市邮政局编印电话号码簿时，由于工作上的失误将火化场电话号码错印为某市民住宅电话相同的号码。此后，某居民家经常接到要求派灵车的电话，严重干扰了该居民的正常生活、休息，给其带来精神上的痛苦，该居民为此向邮政局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居民被侵害的权利属于人格权范畴，但法律对其属于何种具体权利并无明确的规定。为更好地保护自然人的人格权利，今后应借鉴先进国家的做法，尽可能对具体人格权的范围作出全面。明确地规定，并加大对具体人格权范畴的保护。

　　(2)、侵害身份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所谓身份仅是权利人基于某种特定的身份享有的民事权利。它存在于一定的身份关系之上，只有权利主体从事某种行为或因为婚姻家庭关系而取得某种身份时才能享有。如亲权、配偶权、亲属权等。

　　民法理论界对于身份权的性质及内容有着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身份权不是对特定人的支配权，而是基于某种身份关系的相互之间权利。物亲属权是因婚姻、血缘、收养而产生的由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所形成的身份权，表明人们之间互为亲属的身份利益，由权利人享有、支配，此外的任何人均不得侵犯、干涉。另外亲权、配偶权等身份权也属于此类，这些权利在受到侵害时都可能产生精神损害。另一种观点认为身份权并非指身份关系上的一切权利，它是对特定人的支配权，其实质在于对人的支配，凡不以对人的支配为内容的民事权利，虽然是身份关系上的权利，但仍非身份权。如法定继承权等，就不属于身份权。身份权不符合人类社会文明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身份权也受到了制约，而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更加速了这一进程，最终导致家长权和夫权的消亡以及亲权在性质上的改变。身份权已不被现代法律承认和保护，在我国《民法通则》人身权制度中并没有规定身份权，而只是规定了人格权。身份权既然不为法律所保护，也就谈不上精神损害赔偿了。

　　且不论身份权的性质如何，在现实生活中与身份密切相关的各种权利和利益是实际存在的，亲权、配偶权、亲属机等均属于身份权的内容。亲权是父母基于其身份对未成年子女人身、财产方面管理和保护的权利。配偶权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与妻作为配偶间的一种身份权。亲属权是父母与成年子女、祖父母与孙子女、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身份权。这些权利在受到侵害时会产生精神痛苦，受害人对所受到的精神痛苦应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就被监护人因非法侵害行为脱离监护致使亲属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作出保护监护人受损害精神利益的规定。这一规定的适用范围虽然很小，但已反映出立法界对身份权遭受非法侵害时会造成精神损害观点的认同，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3)、侵害财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财产权就是不同于人格权的具有财产内容的权利。如债权、物权、知识产权等均属于财产权。与前面所述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的后果一样，侵害财产权同样可能造成财产损害或是精神损害的后果。因财产损害所形成的损失，法律上规定应予赔偿。那么对于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应否予以赔偿呢?通常情况下财产权受侵害能够得以恢复，但某些特殊时候却并不能得到实际恢复，这使得财产损害具有无法恢复的特性，而造成精神损害这一后果往往是因为受损害财产无法得到恢复引起的。

　　因侵害财产权而产生的精神损害在法律上也应当得到赔偿。例如：如某一对新婚夫妇到黄山旅游结婚，照了一卷胶卷，回家将胶卷送到像馆冲洗，而照像馆将胶卷丢失。从形式上看这对夫妇只是损失了一个胶卷，但实质上他们因此所遭受的精神痛苦远远大于此，照像馆只同意赔偿一个胶卷的损失是无法弥补这对夫妇精神痛苦的。在此情况下，对于这对夫妇向照像馆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应予支持。同样，其他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如情侣之间的信物、家族祖传物件等等，均具有寄托物品所有人情感的重要价值，非法侵害使它们永久性灭失或毁损，定会使其所有人产生精神痛苦，受害人就此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应受法律保护。同时还应注意的是并非所有财产权受侵害，都应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受损害财产应仅限于无法恢复原有内在价值的财产。

　　(4)、侵害婚姻关系的精神损害赔偿

　　婚姻关系与每个人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影响着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就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因此，立法者对因婚姻关系而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格外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1、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无过错方因受到上述行为的侵害而有权提出的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赔偿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由以上法律规定可见，因配偶权受侵害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侵害婚姻关系的精神损害赔偿中具有代表性。配偶权虽为一种身份权，但具体体现在婚姻关系之中。它是基于合法婚姻关系而在夫妻双方之间发生的，由夫妻双方平等、专属享有的要求对方陪伴生活、钟爱、帮助的基本身份权利。它包括同居权、忠实请求权、相互协助请求权、日常家事代理权等等权利。其中同居权是男女双方以配偶身份共同生活的权利，反映同居关系这一夫妻关系中最基本、最具特色的身份关系。忠实请求权既有夫妻双方在性生活上互守贞操、保持专一的内容，也包含不得为第三人利益牺牲、损害配偶利益的内容，它不仅是一夫一妻制的基本要求，更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需要。同居权与忠实请求权又是相互联系的，有过错的配偶一方违背同居义务的同时也往往违背了忠实请求义务。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无疑就是对同居权及忠实请求权的侵害，侵害行为导致婚姻破裂，会造成无过错方极大的精神痛苦，其所受伤痛可能终身无法抚平。法律规定受害方配偶有权请求侵权方配偶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正是对配偶权予以保护的体现。

　　鉴于我国婚姻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婚姻关系中的财产处理问题规定得较全面，而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虽已有涉及，但还很不够，笔者认为，在今后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应对此作出更多具体规定。如可以考虑规定：以有过错一方配偶与第三者为共同侵权人，对无过错方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不以婚姻关系的解除作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允许无过错方在特殊情况下仅向第三者索赔等。

　　(5)、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

　　对于侵权行为造成他人造成物质损失的，侵权行为人应当给予赔偿，这是我国《民法通则》早已明确规定的，但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这一规定虽然对涉及“四权”方面的精神赔偿予以确认，但范围过窄。为此，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1、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2、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3、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从这次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7号司法解释来看，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范围进一步扩大。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但《刑事》及《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和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均排除精神损害作为附带之诉。

　　我国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看，建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制度十分必要。一是贯彻民事法律有损害就有赔偿基本精神的需要。侵权行为人侵犯被害人人格权、健康权等权利的同时，大多数给被害人精神上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这种精神上的损害，有些要比物质损害严重得多，如果仅对物质损害予以赔偿显然是不公正的。二是保证刑事法律规范与民事精神赔偿制度互相衔接、协调一致的需要。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已被立法所确定，更被司法解释所明确，因而完全有理由而且应该将民事诉讼中能够得到处理的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一并审理。同时，这样更能体现附带民事诉讼经济、方便的原则。三是有利于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精神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如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能同时追究被告人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精神损害的经济赔偿责任，对严厉打击犯罪，全面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必然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对于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不予受理的规定，司法界曾有这样几种主张：一是精神损害赔偿的作用是抚慰作用，犯罪分子已经受到刑事处罚了，犯罪分子受到了刑事处罚对于受害人来说是最好的抚慰，所以也就不需要什么精神损害赔偿了。二是我国目前经济不够发达，被告人往往是贫穷缘故而实施犯罪行为，犯罪嫌疑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无经济赔偿能力，如被告人被判处死刑，无遗产可供执行，或因被告人判处徒刑被收监执行无经济收入等。法院即使判了，也等于是“法律白条”，放弃该项权利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三是受害人诉讼成本比独立民事诉讼低。附带民事诉讼中，目不识丁的农妇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在没有律师帮助下就成功索赔。在基层人民法院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主要事实方面的举证责任几乎都由公诉机关承担，受害人在法庭上不须承担太多举证风险，需要证明的只有相关的财产损失，完成这项工作，被害人不需要有太多的法律常识，很少会因为程序上受挫而丧失请求权，而且不需要交纳诉讼费、支付律师费。所以，消灭受害人一部分权利也是合理的。四是按照不告不理原则，一部分自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当事人可以放弃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单独提起民事赔偿诉讼，就可获得精神伤害赔偿。

　　普遍认为，对犯罪分子的刑罚，对于受害者来说是一种抚慰，但这种抚慰不能代替经济赔偿，比如说，过失致人死亡的被告人，被判二年缓刑，或者三年实刑等，作为犯罪分子向国家承担了责任，法律给予否定评价，但受害人精神伤害没有得到实际解决，象强奸、奸淫幼女、毁人容貌的受害者，虽然被告人受到刑事处罚，但对于受害人心身伤害却永远无法得到抚平，用金钱赔偿损失也许是最好办法。目前，好多刑事自诉案件，受害者本来打算提起刑事附带事民诉讼，但受害人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赔偿，不得已放弃了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而只提起民事诉讼，从某种角度讲，就放纵了犯罪，违背了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刑相适原则，同时也违背我国犯法必究的法制原则。

　　附带民事诉讼就是民事诉讼一种特殊形式，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附带民事诉讼中既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同时也适民事法律规范。所以《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应适用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对于受害人要求精神赔偿一律不予受理不符合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适用原则。

　　(6)、违约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

　　长期以来，法学界对于违约责任中能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存在着很大争议。多数学者从传统民法角度将违约之债与侵权之债按照不同的责任原则、构成要件及承担方式加以区分，通常认为违约责任中的损害赔偿范围限于财产上的利益。笔者认为，从民法理论上看，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是两种平行责任。受法律保护的某种权利因行为人的侵权行为而受到损害，则形成侵权责任。如果该权利反映在合同之中，当违反合同的结果侵害该权利时，也应有违约责任存在。因此，当侵害生命、健康等权利时，以侵权责任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以违约责任也应当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以财产为标的的合同在履行中经常会出现违约行为，赔偿损失是违约的必然结果。违反合同并不一定都造成财产上的损害，也可能产生精神损害，最具有说明力的就是服务合同。在旅游服务合同中，旅游活动组织者的义务应当是向旅客按时、按质、按量提供包括饮食、住宿、交通及其他服务在内的所有服务。如因旅游活动组织者的原因未能提供约定服务，对旅客造成精神损害结果的，组织者应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例如，由于可以归资于组织者的原因造成旅游活动无法如期进行，旅客无法在假期出游，因而遭受精神上的打击。或是由于组织者提供的服务质量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标准，旅客因住宿环境太差而无法人睡、因食物有问题而感觉身体不适，以致产生精神痛苦。在这些情况下，旅客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我国《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因为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这一规定，只解决一部分加害给付的问题。如果债务人的加害给付不仅对债权人的合同利益造成侵害，同时也对债权人的其他固有利益造成侵害，则不论当事人选择违约责任请求权还是侵权责任请求权，单独救济均不能补偿债权人所遭受的损失。因此，在违约损害中包括部分精神损害，在违约责任中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允许当事人对合同利益中的财产损害与合同利益外的精神损害提出共同的损害赔偿请求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做也符合国际上立法的潮流。如 1994年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就规定：“此损害可以是非金钱性质的，例如包括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欧洲合同法委员会1996年《欧洲合同法原则》也规定：“可获得损害赔偿的损失包括：非金钱损失和合理的将会发生的未来损失。”

　　当然，针对违约责任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并非对所有违约情况都适用。其适用仍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必须符合以下条件：首先，精神损害结果必须客观存在，这是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当事人受到了精神损害，则不直认定精神损害存在。其次，精神损害结果必须是因为合同一方的违约行为造成的，这是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客观基础。第三，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经预见到发生精神损害结果的风险，其主观上存在过错，这是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观基础。对于违约方是否预见，则需要综合考虑违约方的心理、个人能力以及合同的性质、类型等各方面情况加以判断。只有在上述条件均具备的情况下，受侵害方才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虽然目前因为合同一方当事人违约而由对方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案例尚不多见，但相信随着人们自身精神利益及自我保护意识的不断加强，此类型案件必将增多，立法及司法解释亦有可能对此作出相关规定。

　　鉴于以上6种行为已经对受害人造成了精神损害，那么。对于受害人要求的精神损害赔偿笔者认为有一定赔偿的必要性与有限性，理由如下:

　　(1)、赔偿的必要性

　　对精神损害予以赔偿，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其一：金钱尽管不是主宰人民的万能之主，但是在商品社会中，它确实起着任何其他物质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二：受害人可以使用所获得的赔偿金进行一些有利于自己身心健康的活动，如旅游、休闲、娱乐、购物等，从中得到乐趣，达到消除或者减轻精神痛苦的目的。其三：由加害人承担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具有一定的惩罚性，无论是对加害人本人还是对其他社会成员都具有警戒和教育作用---侵权是要付出沉痛代价的。

　　(2)、赔偿的有限性和辅助性

　　虽然精神损害的金钱赔偿是必要和正当的，我们仍坚持以金钱赔偿作为精神损害的民事责任方式为辅助性，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较轻微的精神损害或者受害人不要求赔偿的精神损害，不一定判决赔偿，在任何侵害具有精神损害的损害后果案件中，对受害人的民法救济首先应当是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在只存在“名义上的精神损害”的情况下，予以较低数额的赔偿，在受害人能够证明受到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况下，予以较高数额的赔偿。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标准，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主要是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所以往往出现了不仅是不同法院，就是同一法院不同法官在受理同类案件时，其结果都不一致。还有些性质相同、情节相似、后果亦类似的案件，其赔偿的差距也很大。而且从此类案件的审判结果来看，普遍都存在当事人请求赔偿数额与判决赔偿数额悬殊太大的问题。这些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都说明我国立法在这方面的缺陷。

　　遇到这类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有一定的原则供遵循，并考虑相关因素，以期减少法官的自由性，做到合情合理、平等的保护被侵害者的权利。而这些原则和相关因素则应以法律的形式作出规定。笔者认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遵循的原则和考虑的因素主要是：

　　(1)、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原则

　　1、物质赔偿与非财产赔偿并重原则。这是笔者的观点。有的学者主张金钱救济的有限性与辅助性，认为“只有金钱赔偿对于受害人的受到侵害的精神和心理状况之恢复正常确有必要时，才应当考虑金钱赔偿。”[2]但是对于这个“必要”怎样认定时，却在司法实践中也很难操作。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追究精神损害的民事责任，一般主要先考虑非财产责任方式，即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方式，其次再根据需要考虑要不要适用财产性责任方式。但是我认为，我国的这种“主用式”[3](主要适用非财产责任方式)的原则，并不能很好的维护受害人的权益。简单地来说，法律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惩罚性。如果受害人通俗地讲只是要讨个说法，要求侵害人赔礼道歉，而侵害人迫于法律或舆论向被侵害人并不诚恳的赔礼道歉，其实这对于受侵害人的精神损失可以说无任何意义。而对于侵害人来说，这种假意的赔礼道歉对他来说也并没有什么损失。而采用金钱赔偿的法律救济手段，更加突出体现了法律的惩罚性，也给侵害人以警戒。

　　按照“主用式”的解释，既然精神损害是一种无形损害，就很难用物质尺度来衡量其受损害的价值，受害人由此要求获得财产权利无法做到等价有偿，这就导致难以根据精神损害的程度来相应地、准确地确定赔偿数额的大小。所以，处理精神损害纠纷首先必须考虑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非财产责任方式，其次才考虑要不要适用赔偿损失的财产责任方式。其实，这一理由却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不完善，在实践操作中的无依据性。

　　2、精神损害数额应逐步提高原则。我国目前普遍存在判决赔偿数额过低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悬殊的问题。为更好地体现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解决这一问题，应对赔偿数额有所提高，而不能只是象征性的给予一点补偿。当然提高数额也是有限度、有根据的。审判人员不能一味的满足受害人的漫天要价，但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实应当有所提高，并确定一个基数。在这个方面，广东省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先行一步，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起点数额是5万元人民币，应当说，这是个很有意义的尝试。

　　3、法官自由裁量原则。这一原则赋予法官在处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的自由裁量权。由于精神损害并不象财产损害那样容易判断，所以，在进行精神损害量的评价，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就必须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按照这一原则，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可以根据法律和事实情况来合理的确定赔偿数额。

　　对赔偿数额的确定，审判人员在按上述原则指导操作的同时，还应着重考虑案件中的一些相关因素。这些因素有法定因素也有酌定因素，确定赔偿数额时，应考虑以法定因素为主，酌定因素为辅，两者互相结合，不可偏废，才能做到公平合理，否则有可能显失公平。

　　(1)、法定因素

　　1、侵害人过错程度。侵害人的过错主要是指侵权人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一般而言，在因过失、无知或无意侵犯他人精神利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失的情况下，侵权人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比故意或恶意侵害他人精神利益造成同样严重的精神损失时要轻一些，即后一侵权人比前一侵权人应支付更多的精神损害赔偿费。

　　2、侵权人是否获利，获利数额多少。

　　3、侵权行为的方式、场合和范围。这主要是指侵犯精神利益的行为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的场合和范围内实施，会对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多少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在朋友间或家庭中等小范围内侵害他人精神权益与在单位中或公共场所侵害他人精神权益之间;用口头散布与用大小字报、报刊杂志散布侵权言论之间，后一类侵权行为的侵权人应比前一类侵权行为的侵权人承担更多的数额。

　　4、受害人精神受损害的程度和后果。即受害人精神痛苦的轻重。对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害作出相应的损害赔偿数额，以示公平合理。

　　5、侵权行为的社会后果和社会影响。如果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大或社会后果严重，则应多赔;相反则少赔。

　　(2)、酌定因素

　　1、当事人主体的类别。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侵权主体，其致人精神损害的后果和影响，比公民要严重的多，一般应多赔;知名人士或新闻传播者致人精神损害的后果和影响，比一般公民要严重的多，一般也应多赔。

　　2、社会状况的影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展呈现出各式各样的社会状况。改革、开放的格局使我国物价、工资、公民的收入等可能不断变化。社会现状的诸种因素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影响。因此，它或多或少会反映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问题上来。

　　3、诉讼时当地的经济状况。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精神损害赔偿纠纷若发生在经济较为不发达的边远山村，几十元的赔偿数额可能就会平息纠纷。反之，若发生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类似的纠纷，裁判上千元的赔偿数额，受害人亦不一定能够服判息诉。所以，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要因地制宜，酌情考虑诉讼时当地的经济状况，结合其他因素，合情合理地确定一个具体数额。也有人把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即其经济状况作为确定赔偿数额时应考虑的因素[4]。笔者认为，加害人的经济状况不能作为考虑因素，不能因为加害人经济状况条件差，就赔的少，同时，也不能因为加害人经济条件好就赔的多。另外，受害人的社会地位也不宜作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标准或参考依据，否则，将在司法实践中造成鼓励人格不平等的既定事实，这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是相违背的。

　　以上关于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原则和考虑因素也只是一些原则性的定义，只是作为司法实践原则性指导。为了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笔者认为虽然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一个统一标准目前比较困难，但是在地区范围内确定一个统一的赔偿数额标准却是可行的。各地区可以通过地方性法规，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限额。比如说，经济发达地区可以经济欠发达地区也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另一个赔偿标准，从而形成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在一定地区的相对的统一性。

　　以上论证使我们不难发现，当前，无论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法律制度，还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刑事法律制度，抑或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行政法律制度，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立法欠缺。随着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人们对立法要求的日渐提高，完善我国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经成为现代法治社会人们的一个普遍呼声。

　　针对上述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缺陷，笔者以为，要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工作：

　　民事立法方面，应考虑以下两种矫治策略

　　首先，要在我国现行的补偿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之上，建立一种补偿性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结合并用的赔偿制度。与单纯的补偿性赔偿相比，惩罚性赔偿具有很强的预防作用。英美侵权行为法理论认为，惩罚性赔偿能够削弱侵权行为人的经济基础，防止他们重新作恶，以及防止社会上其他人模仿侵权行为人的行为。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法律行为始终是成本与效益之间的搏弈，当作出某种行为所需的成本大于其所预期的收益时，这种行为就将受到抑制。而惩罚性赔偿无疑是一种很高的成本，若当事人意识到此点，必将有所顾忌，有所收敛，从而使法律权威，以及秩序和安全得到了有力的维护。当前，我国在精神损害的民事赔偿方面，依旧遵循着传统且单一的补偿性赔偿原则，惩罚性赔偿的做法虽为理论工作者所倡导，且其意义也在相当程度上为立法者所认识，但却迄今仍未为我国立法所明确认可和接受。笔者以为，在精神损害的民事赔偿方面，无论是补偿性赔偿还是惩罚性赔偿，都各有其合理之处，从功能上来说，二者是相互补充的。单采其中之一的做法只是在某一社会发展阶段上、基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或经济背景而采取的权益之计，从长远角度而言，都是不可取的;兼采二者之所长，建立一种补偿性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结合并用的赔偿制度，才是治本之道。为此，在我国现行补偿性赔偿制度的基础之上，溶入现代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内容与理念，使这两种赔偿制度相辅相济，应当是完善我国精神损害民事赔偿制度的一项先期工作。

　　其次，要承认法人的精神利益和精神损害，明确承认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如前所述，精神损害的最终表现形式是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减损或丧失。尽管法人没有生命，不存在生理上、心理上的痛苦，但对法人名誉权的侵害却会导致法人精神利益的减损，并进而导致其财产方面的损失。例如，某法人采用诽谤手段侵害另一法人的名誉所导致的客户大批退货，就显然是一种精神利益中的财产损失。而对于法人的这类损失，假如法律不予保护，则不但不利于维护法人的合法权益，有失社会公平，且不利于企业法人的健康发展，有碍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所以，笔者认为，对于法人的精神利益，我国立法也应当明确加以认可，对于法人的精神损失，立法也应当加以保护。这是完善我国精神损害民事赔偿制度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再次，刑法方面，应修改现行《刑法》第36条及现行《刑事诉讼法》第77条的规定。具体言之，要修改《刑法》第36条第1款的规定，使之与《刑法》分则规定的涉精神伤害犯罪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相一致。在这一方面，意大利刑法典的规定很值得我国借鉴。意大利刑法典第185条规定，“根据民法，任何犯罪将导致赔偿之债。如果犯罪引起了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损害，不法行为者应根据民法的规定由对其行为负责的人予以损害赔偿。”笔者以为，这样规定的好处在于：(一)将精神损害赔偿也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之内，可以从刑事与民事两个方面对犯罪人加以惩罚，做到双管齐下、双面预打击和防犯罪;(二)“应根据民法的规定由对其行为负责的人予以损害赔偿”，将公务犯罪中所涉及到的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主体和未成年人犯罪中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以及教唆犯罪中的教唆犯等等也作为对犯罪人不法行为负有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从而扩大了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范围，使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更能够获得保障，不致因犯罪人本人财产状况的限制而导致索赔不能。笔者以为，我国应当借鉴意大利刑法典的上述规定，将我国《刑法》第36条第1款规定的“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修改为“由于犯罪行为而致被害人遭受物质或精神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有关损失”。

　　另一方面，要修改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扩大到精神损害赔偿方面。从法理上来说，立法之间关系的协调是一国法律体系完善的需要和保障，也是有效保障法律发挥其应有效力的关键所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附带民事诉讼中排除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不仅使得该法与我国《刑法》在对待人们精神权益保护方面的价值取向相违背，且与我国民法的规定相矛盾。这一点，已经成为我国民、刑立法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方面的一个显性冲突。当前，就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立法规定来看，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倾向于“民刑同归”，即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要与民法的规定相一致。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对受害人请求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范围规定并不仅仅限于物质损失，而是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范围依民法的规定。而依民法的规定，则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两方面。不法侵害他人的身体、健康、名誉或自由的，被害人虽非物质上的损害，也可以请求相当的金额。澳门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也未作限制;既为民事损害赔偿请求，则其范围也依民法规定而确定。这样一来，就比较有效地防止了立法之间的冲突，维护了法律的应有权威，保障了法律的实效。因此，我国也应当适时地修改《刑事诉讼法》，将精神损害赔偿也纳入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之中。这是完善我国精神损害刑事赔偿制度并进而完善我国部门立法的一个重要要求。

　　最后，在行政立法方面，应考虑将国家机关也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范围之内。“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立法的完善从来都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首要标志。这就要求立法要具有良好的内容，能够成为良法而为人们所遵照和执行。但同时也需要各个部门法之间保持默契的配合与协调，在基本价值趋向和内容方面求得一致，否则，即便是良法，也很难为人们认同为完善的立法。” 具体到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精神损害赔偿不仅包括民事赔偿与刑事赔偿，还应包括行政赔偿，亦即国家赔偿。在精神损害的国家赔偿方面，国家赔偿制度是经历了一个逐步拓展的过程的。起初，国家侵权损害的可赔偿范围只限于物质方面的损害，且要求直接物质损失。后来才逐渐扩展到非直接物质损害并进而扩展到非物质损害领域，最后，随着国家公权力频繁运作所导致的国家侵权现象的日渐增多以及观念上的突破，精神损害赔偿也最终被纳入国家赔偿制度的范畴之内。以法国为例，法国行政法院在建立之初，赔偿范围仅限于能以金钱计算的损害，对于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精神损害，如对名誉、感情等的侵害，国家不负赔偿责任。但最终，法国行政法院的上述态度也得到了改变，其在侵害名誉、感情等的国家赔偿方面也获得了突破。“在国家赔偿的初始阶段，只有物质才是可赔偿的对象，其后逐渐发展到人身非财产损害领域以及有碍生存的损害领域，最后被适用于精神损害领域。” 现在，随着国家侵权行为的日渐频繁，精神损害赔偿已经越发成为国家赔偿制度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在我国，现行的行政立法包括《国家赔偿法》以及《行政诉讼法》等都还没有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内。这不但使得我国国家赔偿制度未能较好地体现现代国家赔偿制度的发展趋向，也使得我国司法机关在处理有关的行政纠纷时遗留了大量的隐患。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修改我国现行的《国家赔偿法》等相关行政立法，将国家机关也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这既是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客观需要，也是完善我国现行国家赔偿制度的理性选择。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注重物质生活的同时会更加重视精神世界的充实，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也会进一步增加。确立精神赔偿制度也正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为此，我国必须尽早地完善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为依法治国奠定基础，中国早日实现法治化的目标而努力。

　　参考文献

　　陈月林：《〈国家赔偿法〉的一项“空白”——精神损害赔偿》，中国律师集团。

　　参考尚勇、韦军、高远的文章：《精神赔偿误区种种》，2000年1月5日《文汇报》。

　　参见曹惠良：《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适用的规范化》。

　　摘自2001年03月16日 10:55 CCTV经济半小时对最高人民法院唐德华院长的专访。

　　参见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85页。

　　摘自2001年03月16日 10:55 CCTV经济半小时对最高人民法院唐德华院长的专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