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权缺失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11月30日，法制早报社与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邀请了对婚姻家庭问题有研究专长的部分法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就“杨海容寻子现象”召开了研讨会。
与会专家对“杨海容寻子现象”进行了“会诊”，并就相关社会和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专家们强调——
巫昌祯：监护权存在法律空白
核心提示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因为孩子监护权发生纠纷，我国法律尚无明确规定，但是一方有意剥夺对方正当监护权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有这样一个例子：夫妻离婚时，法院把孩子判给了女方。而丈夫却把孩子偷走了，拒不执行判决，对于这种情况，法院对男方给予了相应处罚。
而在杨海容这个例子中，他们还没离婚，还是夫妻关系，双方都有监护权。如果有第三人把孩子骗走了，父亲或者母亲都有权利把孩子要回来。但是如果父亲或母亲一方，把孩子带走了，这怎么办？这是法律上的空白，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在美国，男方违背女方意志带走孩子，侵犯了她的监护权，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起诉。
《妇女法》修改以后，明确了子女抚养权的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享有平等的监护权，如果父亲死亡了，或者在其他的情形下，母亲的监护权任何人不能干涉。
子女的归属问题上，法院有内部要求，离婚的时候尽量判给母亲。可能杨海容的丈夫也了解，孩子如在杨手上，肯定不会判给他。我觉得杨海容监护权不能行使，是对方有意地剥夺的结果，杨应该以这个名义起诉。
赵晓耕：《婚姻法》中的监护权缺乏可操作性
核心提示
各有关部门不能有效配合，往往使当事者陷入尴尬的境地，他们可能要陷入两害相权的艰难抉择中。这种艰难抉择的根源在于法律条款规定的泛泛而不可操作。《法制早报》曾经报道了这样一个案子，有一个少女被强奸了，但是她要生下这个孩子来证明是不是被这个人强奸了。她把孩子生下来后，孩子要上户口，我们的计划生育部门人员的说：这个孩子没有确定的生父，也就等于来历不明，因此不能落户，这太荒唐了！
每个部门都在执行自己的权力，好像都在依法办事，但是大家都不能够相互整合，不知道我们是用了这套社会制度追求的是什么目的，我们在一个个案当中看到了所有掌握权力的部门，都有理由不给当事者帮助，还振振有词。
正如杨海容的案子，公安、法院、妇联如果能够相互配合，事情可能就不是这样一个结局。[page]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杨海容要想获得法律救济，就要接受一个并不愿意接受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有可能离婚后，抚养权仍然判给男方。到了这一步，她才可能会见到孩子。
这是一种两害相权的选择，但为了见到孩子，杨海容也可能是没办法的选择。
诉讼中，男方婚后生活的这样一种态度，包括他接走孩子前后的过程等等，其实对杨海容是有利的。如果到法院打官司，杨海容如能证明男方这样的一些做法和生活状况，不利于一个弱小孩子的成长，可能会获得法院的支持。
尽管我们很多法律上都规定，父母对孩子有共同的监护权，但女方的监护权跟男方完全一样吗？在这种情况下，要指望通过杨海容这样一个个案，获得法律规范有利的解释，恐怕不太现实。无论是把这个任务交给哪个律师，都很难。
现在就有可能是形成这样一种状况，杨海容可能还有种种其他更好的设想，但是实际上这样拖下去，对她会越来越不利的，因为孩子年龄越大，要回监护权的机会就越小。
杨海容可能为了最低的诉讼目标，会选择离婚，这样起码会得到一个探望权。但要想维系婚姻关系，单独地主张监护权，现在的法律是很难救济她的。
法律规范不过是一套最不坏的规则，并不能够满足人们所有正当的利益需求，为了要得到一个探视孩子如此正当的权利，非要跟对方离婚，这就是现在法律给我们的一个逻辑，这让当事人非常尴尬。
《婚姻法》告诉我们老百姓什么呢？结婚没几条，一旦离婚了，里边有很多条。你看看我们的监护权，法律规定的多清楚，但都是缺乏可操作性。
所以，我想，这个案子虽然发生在杨海容一个人身上，但是它确实是一种社会性的问题，我们觉得像《法制早报》等媒体的关注，恐怕是一个更好的办法，这反而还能够促进我们的这些立法部门、执法部门，能够看到这样一种立法上的缺陷。
胡晓琳：探望权难执行
核心提示
探望权有法可依，但当对方违反法院判决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执行机构却很难去为当事人实现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权利。如果杨海容遭遇到法律上最不好的结果，抚养权判给了男方。但这个时候杨海容在法律上获得了合法的探望权，如果不让你探望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些合法的依据，去强制执行
另外，如果杨海容找到了孩子，孩子抚养权还是判给男方了，杨海容还有权利向法院起诉，要求变更抚养权。
在我们的律师执业过程中，涉及到孩子的探望权问题太多了。针对杨海容的事情，我觉得只有一个途径：就是要下决心和男方离婚。然后，杨海容可以获得法律明文规定的探望权。[page]
在中国，基于《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父母对于孩子的监护权是平等的，但是不能以此直接起诉，我国法院不会受理。而在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都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是可以的。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怎么来实现这个探望权，在我们国家基本上属于空白。《婚姻法》还是一个部门基本的法律，对于具体的实施细则，目前还是一个空白。
离婚后，《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对怎样实行探望权都有规定，但是在实践中执行起来，探望权是无法实际操作的。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和谁长期生活，他就跟谁的感情比较近。
我们国家任何的法律都遵循儿童利益最大的原则，如果强制执行是不是会伤害孩子呢？等孩子再大一点，强制执行会更加困难。所以即使离婚，抚养权和探望权有法律保障，但是在现实当中也难以实现。
夏学鉴：寻子现象体现法律执行不力
核心提示
《婚姻法》有“六个禁止”的规定，违反这些规定，法院都应该受理，但现实是法律执行机关不能有效的利用这些规定。《婚姻法》中明确写明：禁止重婚、禁止已婚同居等6个禁止，杨海容的丈夫犯了三个禁止，为什么因为双方没离婚，我们的法律就不保护？为什么非要走离婚这条道路，才能取得探望权？她丈夫本身已经违反了法律，为什么不能去起诉他？对于有些法律而言，不是杨海容遭遇法律的空白，应该说是遭遇了法律执行的不力。
我们有些法律就是一纸空文，纸上画画、墙上挂挂，对弱势群体权益保障不够。在杨海容案中，首先，杨的丈夫没有履行夫妻的义务，并且强行剥夺了她的监护权；其次利用了杨的母子亲情，不让杨探视，那不就是精神虐待吗？
《婚姻法》有精神虐待和遗弃，我说婚姻法的“严禁”既然有规定，当违反了这条法律的时候怎么办呢？有没有惩罚的方法？没有，法律在这时很苍白无力。
像杨海容这样的案子，我主张先通过起诉，获得合法的权益，然后再离婚。
陈一筠：杨海容案件法院应当积极调解
核心提示
杨海容“寻子事件”有法律层面的意义，还有社会层面上的意义，另外还有生理上的意义。法院应当本着具体案件具体对待的原则，积极适用调解原则，化解这种家庭矛盾，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法律规定的层面上。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法制早报》组织这样一个讨论，我觉得真的是具有非常突出的必要性，此案中领走孩子的一方同时侵犯了母亲和孩子两方面的权利。我们都希望找到一个最终的出路，我想有法律层面的意义，还有社会层面上的意义，另外还有生理上的意义。[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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