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万元律师费，律师收了吗？
导读：
丈夫涉案被拘，妻子找到律师委托辩护并支付了25万元律师费，谁知丈夫最后未批捕还获得国家赔偿。这已给出的律师费，怎么办？恢复自由身的刘某将律师吴某及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律师费25万元及利息。今天上午，此案在通州区法院开庭审理。
原告：曾花25万请律师
刘某今年58岁，是中国市场学会金融服务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今天上午，他早早来到法庭，为即将开始的庭审做准备。
刘某诉称，2009年8月，他被湖南某个体户诬告，随后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不久后，海淀区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未予受理，刘某被取保候审。直到2011年5月，公安机关以“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为由解除了取保候审。又过了3年，公安机关做出《撤案决定书》。2014年6月，海淀区检察院对刘某进行国家赔偿，赔偿刘某被羁押297天的赔偿金5万余元。
刘某被拘留后，他所在的单位和家属第一时间找到律师吴某为他进行刑事辩护，家属支付了吴某律师会见费1.5万元，后又支付吴某25万元刑事辩护费。刘某的律师在庭上称：“双方没有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吴某并没有将25万元律师费交到当时执业的A律所，没有开具发票，被告涉及偷税逃税。”
刘某表示，受到委托后，吴某来看守所会见了他几次，但直至他被取保候审，吴某未开展任何工作。
录音：“要发票的话税高啊”
如何证明吴某收了这25万元？刘某当庭拿出几份证据。
其中一份关键证据是刘某妻子与吴某的电话录音。在案子撤销后，诬告者继续向刘某提起民事诉讼，在官司准备期间，刘妻想将律师代理费作为自己的损失向法院主张，她于是拨通吴某的电话并进行了录音。
法庭当庭播放该段录音，刘妻问吴某：“你看看能不能开发票？”吴某回答：“那要发票的话税高啊，20%的税呐！”电话中，吴某反复强调税太高没法开，并表示即使向法庭主张也不会得到支持，“开完以后还得起到作用，白开了对吧……”今天，刘妻本人也到庭证实了这段录音。
另一份证据是吴某当时所在的A律所出具一份《证明》，证明该所未收到25万元律师费。
随后，刘某弟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称2009年11月28日，他应吴某要求，到通州某餐馆将25万元辩护费交给吴某。“他叫我不要带人，我不放心，就喊上哥哥的两个同事。”对于刘某弟弟陈述的事实，刘某的两位同事马某、李某也事先出具了《书面证明》。
被告：无法证明律师收了钱
吴某本人虽是律师却放弃到庭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他的代理律师在庭上称：“原告被人诬陷，在羁押期间双方无法签订合同。”此外，原告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收了钱。而且事情过去已经6年，超过法律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
另一位被告是吴某现在执业的B律所。其称，吴某代理刘某一案时在A律所执业，当时B律所还未成立。“律所对吴某进律所前的行为无法监督管理。”
听完录音后，吴某的律师称：录音真实性无法核实，“因为无法苛求被告记得五年前说过什么话。”此话一出，旁听席内传来一阵笑声。B律所则表示这份录音证据与他们无关。
此案未当庭宣判。
庭外采访
律师私自受托违法
“律师私自接受委托，既没有签委托代理合同又没有开具代理费发票，这些做法是我国《律师法》明文禁止的。”北京市天沐律师事务所徐芳律师告诉记者：“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要求返还代理费的请求是合理的。”
被告称原告被限制人身自由，所以无法签合同。“这种理由是不充分的。”徐律师称，原告妻子作为直系亲属可以直接与律所签合同，而且律师在会见嫌疑人时完全可以与嫌疑人本人再签授权委托书。
“即便在电话中与律师已沟通多次，我还是建议当事人亲自去律所与律师面谈。”徐律师称，当事人应当与律所而不是律师本人签订合同，合同中会写明“指派×××律师作为本案的代理人”，交完代理费后要向律所索要发票，这样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权益。
“本案中，当事人除了起诉返还代理费外，还可以向律协举报投诉该律师。”徐律师称。
（原标题：25万元律师费，到底收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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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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