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工资集体协商机制 收入增长就不会是奢望
导读:
“你敢直接向老板提加薪吗?”接受记者采访的20多位农民工无一例外地给出了统一回答:“不敢”。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30多位餐饮、环卫、铸造行业的农民工,绝大部分人从进入企业到离开,都没有涨过工资。
而集体协商开始让他们感受到了改变,尽管这条路并不平坦。
协商赢得30元工资增幅
2010年下半年,杨浦区长白地区总工会开展了一次针对辖区内街面商铺的“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涉及企业241家,职工1920人,其中近90%为农民工。
这场集体协商前后耗时4个多月,动用街道所有工会工作者,最终使该区域内职工的最低工资从1120元的“市标”提升到1150元,增幅仅30元。
有人质疑:工会投入精力那么多,最后职工月薪只“象征性”地涨了30元,到底值不值?在面对质疑的时候,长白地区工会干部们快速回忆了4个月来的辛勤工作,不禁百感交集。
46个公章敲了两个月
王赉英在长白街道控江路18弄小区居委会做了7年的小区工会主席,说起今年六月底开始的小区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她一开口就连说两个“很吃力”。
“我们小区工会只有两个人,一家家店上门跑,一个个老板上门找,不管天有多热,不管雨有多大,找不到老板就誓不罢休。”该居委会共有街面小店46家,王赉英以工会主席的身份挨家上门给老板确认职工工资调查报告,这是工资集体协商最重要的前期调查。按规定,每家小店都要在调查报告上敲一个“法人代表章”。于是,麻烦来了。
“没有一家店痛痛快快地给我敲章,他们的理由千奇百怪。”有一家店,第一次说“财务没来”,第二次说“公章忘带”,第三次说“老板不在”,最后干脆说“就是都在,你来了也白来。”王赉英想不通,今年初,她以居委会党总支书记的身份到这些企业去签订《综合治安治理合同》,那时一个上午能敲几十个章,没有老板拒绝她,但同样是这些店,她的身份换了工会主席,工作怎么就这么难做了。
该居委会有一家饭店,老板5次拒绝王赉英的敲章要求,第六次看到这位“退休发挥余热”的工会主席时,被深深感动,于是拿出公章,一边敲一边对王赉英说:“卖你面子啊,如果换了别人,我绝不敲的。”
46家街面商铺46个公章,王赉英从七月初一直敲到八月底,那是上海最热的两个月份,她磨破了脚,磨破了嘴皮。
老板:加一元钱,也是“肉里分”
延吉东路166号有一家“元觉经贸有限公司”,号称公司,其实就是两个门面宽的一家杂货铺。老板丁元相今年77岁,经营杂货铺整整10年。
店里有4个职工,每月工资1120元,多年来一直“严格”执行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
丁元相说,他店里利润最高的商品是一把仿皮的靠背椅,卖一把赚20元,一个月卖不了一把。利润最低的是热水瓶塞子,5毛钱一个,卖一个赚8分钱,一个月卖不了十几个。中等价格的商品是热水瓶,卖一个赚2元钱。一个月下来,杂货铺的营业额大约一万多元,扣去所有成本,实际利润2000多元。
4名职工每人加30元,总数120元,对于丁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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