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范围扩展趋势之探析

      此外,各国立法在破产争议、消费者争议、劳动争议等方面也呈现出从不可仲裁向可仲裁方向的发展。

      二、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范围的司法实践态势

      (一)关于证券交易争议问题

      前已述及,美国《联邦仲裁法》与《联邦证券法》、《联邦证券交易法》在证券交易争议可否仲裁的问题上彼此存在着冲突,对于此种冲突的解决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而是通过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判例加以确定的。起初,美国最高法院采纳《联邦证券法》的立场,对证券交易争议持不可仲裁的态度,例如, 195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威尔科诉斯旺”(Wilko v. Swan)一案中, [19]确立了“基于1933年《联邦证券法》所提起的申诉是不可仲裁”的原则。但是,美国法院的这种态度在1974年“谢尔克诉阿尔伯托—卡尔弗公司”( Sherk v. Al2berto - Culver Co. )案 [20]中,遭到了否定。美国最高法院在该案中确立了国际商事交易中所涉及的证券交易法项下的争议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即它区别国际证券交易争议和国内证券交易争议,确认在国际领域,美国《联邦仲裁法》比1933年《联邦证券法》和1934年《联邦证券交易法》优先予以适用,但该案还未能推翻Wilko v Swan一案中所涉及的国内证券交易请求权的不可仲裁性。1987年,美国最高法院在“谢尔逊/美国运通公司诉欧杰尼·麦克马洪”( Shearson / American Express Inc. v Euqene McMahon)案 [21]中,又一次重申了证券争议的可仲裁性原则,而且是开始承认国内证券争议也可提交仲裁,尽管并未直接推翻Wilko v. Swan案所确立的原则。直到1989年,美国最高法院才在Rodriguez v. Shearson / American Express案 [22]中最终推翻了Wilko v Swan案所确立的原则,进而确立了仲裁庭对证券交易的管辖权。最高法院指出,对美国《联邦仲裁法》与1933年《联邦证券法》应作一致的解释,根据《联邦证券法》第12节第2款,当事人在争议发生前订立的仲裁条款的效力应予支持。至此,除了某些例外,无论是国际证券交易争议还是国内证券交易争议,都可以通过仲裁方式加以解决。

      (二)关于反托拉斯争议问题

      关于反托拉斯争议,美国法院长期坚持不可仲裁,并且成为一个牢固确立的原则。1968年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在American Safety Equipment Corp. v. J. P. Maguire &Co. [23]案中的判词反映了这一立场。在该案中,法院提出了四项理由说明反托拉斯争议不具有可仲裁性,从而确立了“美国安全”规则。 [24] 然而,美国法院的这种观点在1985年“三菱汽车公司诉索勒·克莱斯勒—普利茅斯公司”(Mitsubishi Motors Co. v Soler Chrysler-Plymouth Inc. )案 [25]中发生了逆转,首次确认反托拉斯争议是可以通过仲裁解决的事项。在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统治美国近20年的“美国安全”规则,驳斥了联邦第二巡回法院在American Safety Equipment Corp. v. J. P. Maguire &Co. 案中提出的否定反托拉斯争议可仲裁性的四项理由。 [26] 此后,美国波多黎各联邦地区法院在1989年11月17日的“GKB加勒比公司诉诺基亚—莫比拉公司和移动电话世界公司”(GKB Caribe Inc. vNokia-Mobria Inc. and Cellular World Inc. )案 [27]中,将三菱汽车公司案的原则适用于纯国内交易中的反托拉斯争议。此外, 1991年意大利波伦亚上诉法院裁定有关竞争法的争议可以仲裁;新西兰法院也倾向于认定竞争争议可以仲裁解决等等。

      (三)关于知识产权争议问题

      关于专利侵权之诉,美国法院一度认定关于专利法和专利侵害的诉由因是法定权利主张而被排除在仲裁之外。但随着1982年美国国会在《美国法典》中规定专利争议可以进行仲裁后,与此法相适应,在以Rhone - Pollens Specialifies Chiniques v SCM Corp. [28]案为代表的一系列判例中,美国法院也肯定了专利侵权之诉可以仲裁。美国法院在实践中还确认了商标争议的可仲裁性。 [29] 至于专利和商标权有效性的认定问题,起初美国法院在Hanes Corp. v. Millard [30] 以及Tire rubber Co. v. Jefferson Chem. Co. [31]等一系列案件中,认为此方面的争议不宜由仲裁解决。但1983年的美国《联邦专利法》和1984年的修正案改变了这种观点,认为专利和商标权有效性的认定问题具有可仲裁性,此后的法院实践也坚持了这种观点。关于版权争议能否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与专利、商标争议等有所不同的是,美国国会并未就此作出立法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美国法院已经确认版权侵害赔偿和版权有效性问题具有可仲裁性。 [32] 例如,在Kamikaze music Corp. v.Robbins music Corp. 案中,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即确认了版权侵权赔偿的可仲裁性;在Saturday Evening Co. v. Rumble seat Press Inc. 案中,美国联邦第七巡回法院也确认了版权有效性的可仲裁性。

      此外,各国司法实践在破产争议、消费者争议、劳动争议等方面均确认可以通过仲裁方式加以解决。

      三、我国的有关规定及其评析

      在我国,关于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问题,《仲裁法》作了原则性规定。该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第3条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 ⑴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 ⑵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可见,《仲裁法》在仲裁范围方面的立法例采用的是结合式, [33]即立法上兼采概括式和列举式两种方式来界定仲裁范围,这既反映了逐渐拓宽仲裁范围的态势,又避免了概括式的模糊,是立法技术上的进步。从仲裁范围的确定标准来看,大致包括: ⑴仲裁主体的平等性,即当事人的地位应当平等,亦即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如行政争议即被排除在仲裁范围之外,只有平等主体之间的民商事纠纷才能仲裁; ⑵仲裁事项的可处分性,即仲裁事项必须是当事人有权处分的民事实体权利,亦即双方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随意行使、主张、变更或者放弃自己的民事实体权利,因此,凡当事人无权自由处分的事项如《仲裁法》第3条第1款列举的婚姻、收养、监护、继承纠纷因涉及不能由当事人自由处分的身份关系而不能以仲裁的方式解决; ⑶争议内容的财产性,即可以提交仲裁的纠纷须为民事经济纠纷,主要是合同纠纷,也包括一些非合同的财产权益纠纷,因此,凡不具备财产性的身份权纠纷或虽涉及当事人的财产权益但建立在身份关系基础上的民事纠纷均不能以仲裁方式解决。据此,在我国下述争议可以仲裁: [34] ⑴合同纠纷。具体包括:买卖合同、建设工程合同、承揽合同等合同纠纷;技术合同纠纷;著作权合同纠纷;商标合同使用纠纷;房地产合同纠纷;涉外经济贸易合同纠纷;海事、海商合同纠纷。⑵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主要指侵权纠纷,包括:海事侵权纠纷;房地产侵权纠纷;因产品质量引发的侵权纠纷;涉及工业产权的专利、商标侵权纠纷;涉及著作权的侵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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