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人员在办案中何时才能树立“无罪推定”的意识

                                                -------从一桩“诈骗”案的成功代理想到的

让我们先来看一份上海市公安局××分局的一份《释放证明》：

××区看守所

释  放  证  明   书

沪公××刑释字[2008]××号

兹有王某，性别女，年龄××岁，住址：××，因涉嫌诈骗罪于2008年6月8日被拘留，现因检察院不予逮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之规定，经上海市公安局××分局决定，予以释放。

　　　　　　　　　　　　　上海市××区看守所（章）

二０0八年七月十五日

事情是这样的：2008年7月初，我们接受了安徽来沪务工人员王某丈夫的委托，为涉嫌诈骗一案的王某在公安侦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

在办理委托手续时，我们了解到：来沪务工人员王某在某小区为一老者李某家做钟点工，李某的老伴因身体原因经常住院。王某在为李某买菜、做饭、洗衣的服务过程中，服务比较体贴，加之李某比较孤独。在王某到李家服务了一个月后，李某经常要求王某陪其到外面散步。由于双方都比较健谈，使得李某感觉比较开心。

一天，李某要求王某在上海银行开了一个存款帐户，李某亲自为王某的帐户中存了3万元钱。王某收到该款后，比较高兴，在以后的服务中更加体贴周到。而李某对此产生了非分之想，他要求王某给他一些“温暖”。王某对李某讲：“我们之间属于忘年交，我也是有家室的人，不可能会发生其他的关系”。

这番话没有能够打消李某的欲念。

两个月后，李某又向王某的帐户中又打入了2万元。此后，李某对王某的要求越来越苛刻，他趁其老伴不在家的片刻时间，都要与李某与其单独见面。王某对李某的行为感到十分的害怕，在2008年春节回家后，就没有在回到上海。

李某在同王某联系不上后，感觉：“付了那么多钱，自己吃亏了”就同其老伴一起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2008年6月，上海公安机关在安徽将王某拘留后带到上海关押。王某家属在办案机关向李某退还了5万元钱。

接受王某丈夫的委托后，我们立即前往办案机关了解案情，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王某。办案人员介绍了案情，但是指出：由于该案已经移送检察机关报请批捕，律师会见请暂时等候。

我们又立即前往检察机关，要求与检察官沟通本案。由于当时该案件尚未分案到人，使我们要求与检察官会面的愿望不能实现。

我们立即以书面形式向检察机关阐述我们律师的观点。我们认为：王某不构成涉嫌诈骗犯罪，因为：李某的好色，他为王某帐户打入共计5万元纯属个人自愿，在民法上属于赠予行为。李某在反复纠缠王某的情况下，致使王某无法承受，她才回家后拒绝再来上海。李某纠缠、骚扰王某的证据可以从李某向王某的无数次通话清单上显示。

2008年7月15日一早，我们办案律师再次前往办案机关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阐述我们律师的观点。办案人员态度很强硬地讲：我们办案机关坚持认为王某构成诈骗犯罪，如果检察机关不予批捕，我们马上放人，但是我们律师还是保留“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的观点。

当天下午1：30，检察机关“不予批捕”的法律文书送达到了公安机关，当晚，王某被释放。

这就是本文开头的“释放证明”。看待此“释放证明”，作为一名职业近二十年的律师，我的感慨颇多。

短短的两年时间，上海市××区公安机关已经从该看守所释放了1万余人，排除这1万余人中包含有在看守所服刑到期人员、判决缓刑人员、免于起诉人员、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人员，大部分都是检察机关不予批捕或公安机关立案审查后又撤案的人员。

如此大数量的人员被公安机关关押审后又释放。我们试问：公安机关在对控告控诉案件立案前，是否认真地核实了追究犯罪的证据？

我们再来看一下该“释放证明”的表述：“……，现因检察院不予逮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之规定，经上海市公安局××分局决定，予以释放”。

从此不难看出：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不予批捕的决定还是不认同的，只是由于不予批捕，才决定放人的。公安机关对此态度强硬，我们公安机关认为你有罪，检察院不批捕就把你给放了，一旦有证据可以再立案追究你的责任；或者你敢对公安机关申请国家赔偿，我可以随时再对你立案。

“无罪推定”原则在我们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中毫无意识。

“无罪推定”原则何时才能在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的意识当中，真正地落实。

“无罪推定原则”简单地讲：就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都应当视其无罪。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追究对象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在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当推定其无罪。

“无罪推定”原则，产生于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保障人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被世界上法治国家所普遍确认。

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意味着，在法院依法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处于有罪公民的地位。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被追诉者在被法院判决前处于犯罪嫌疑人的地位，避免将其视为“有罪者”。
  二、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公诉人负有提出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义务。
 三、疑罪从无，即公诉人不能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人的罪行，经过法庭审理不能查明被告人有罪的事实，那么就只能判定被告人无罪。

作为承担侦查任务的公安机关，也必须遵守法定的程序，不得违反法律程序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引诱、威胁、欺骗等方式和其他非经法定程序收集证据，包括控诉举报等传闻证据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通俗地讲：办案机关应当首先认定被追诉人无罪，只有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经人民法院审判才可以定罪、量刑；而不应当首先认定被追诉人有罪，围绕被追诉人有罪来收集有罪的证据。

1996年，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无罪推定等先进的思想，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从而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有罪推定”的历史。这标志着我国真正进入了法制社会。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我国已经实施十余年了，“无罪推定”原则在各办案机关中真正地能够贯彻落实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