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当前我国农村地区面临的复杂的治安问题，尤其以“村霸”犯罪现象为代表的农村黑恶势力犯罪活动尤为突出的现象，继2017年1月19日最高检出台《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后，2018年1月16日两高两部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为打击“村霸”势力刑事犯罪，为“村霸”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提供了政策和法律支撑。不过，此文不解读法律意见，而仅就此严打时期，供大家简单了解一下“村霸”势力背后的故事——它究竟是如何在运作？

“村霸”势力究竟是如何在运作？

一、充当基层政府代言人

从“村霸”势力与乡镇政府（以及更高级的政府）的关系来看，两者分别作为乡村社会的非正式权威和正式权威，形成了某种默契合谋的关系。追根溯源，乡村治理自古就有“恶人治村”的策略，即通过“收编”乡村社会中有不良品行的人（包括地痞、恶棍和刑满释放人员等）来操持乡村事物，“用坏人管好人”，监控和管理广大村民。乡镇政府的治理目标主要是稳定和秩序，而“村霸”势力由于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在乡村社会中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使强权和威胁，能够强制性地塑造表面化的秩序，而成为乡镇政府意志心照不宣的“代理人”，比如一些乡镇政府为了能够顺利推行信访维稳、征地拆迁和农业补贴等工作，主动寻求“村霸”势力的合作和支持，甚至直接让黑恶势力来实施或执行相关工作。但这个过程也给“村霸”势力以合法性支持，让“村霸”势力更多地获得乡村治理的支配权，而“村霸”势力也积极利用机会攫取各种资源，不断巩固和壮大自己的“地盘”，从而实质性地掌握了乡村治理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导致乡镇政府对“村霸”势力的默认、扶持和依赖，充当“村霸”势力的“保护伞”。

二、提供权威性资源

农村地区人口多，事务庞杂，意见众多，利益冲突盘根错节，很多矛盾冲突的解决都需要依靠权威性的裁决。尤其是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乡村治理的公共事务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错综复杂。但由于农村社会组织发育滞后，农民大多处于分散的原子化状态，乡村社会的秩序缺乏内在的调控机制，而不得不依赖于外在的权威性力量。由于农民普遍法律意识淡薄，人们很少通过法律途径已发来解决问题，事实上，其也对司法体系存在不信任，因此很多时候会求助于有点威望和影响力的“村霸”势力来摆平事情。就此而言，不应当否认的是，“村霸”势力的发展确实是填补了乡村社会权威性资源短缺的空白，并不同程度地充当了乡村公共事务的调停者和裁决者。在一些涉及到乡村重大公共事务的问题上，“村霸”势力虽然主要谋求非法利益，也一定程度上充当了集体利益的代言人，因而能在与乡村之外的其他利益主体的博弈中获得农民群众的支持，进而有机会巧取豪夺各种集体资源。甚至仅仅是在各种形式的贿选过程中，农民也因为能得到“村霸”势力派发的小恩小惠，聊胜于无，而不得已选择了默认和支持

三、披上合法化外衣

无论是拓展经营领域，不断“漂白”其非法获得的财富，还是大力参与或兴办慈善事业等活动，来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以及通过贿选或买官等进入农村基层组织和乡镇政府等，都反映了“村霸”势力的一个内在需要，即努力为其行为披上合法化的外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村霸”势力不仅加强对其他合法领域的渗透，而且还通过各种途径来包装和遮掩自己。这个过程既保证了黑恶势力不断获取更多的非法利益，提高其生存和发展的能力，比如从传统的采砂或建筑等低技术行业向物流、金融、能源和房地产等新兴行业领域的扩展，也使得“村霸”势力的运作更加专业化和隐蔽化，从而可以更好地逃避法律的制裁。而从一些“村霸”势力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大多“村霸”势力已经告别昔日街头巷尾打斗的活动层次，而是“转型”发展为高度复杂和严密的组织形式，这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化”或“公司化”，即以企业或公司及其经营管理活动来掩盖黑恶组织，同时违法犯罪行为的“硬暴力”日益弱化，取而代之以各种形式的“软暴力”或“非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