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吕氏乡约到枫桥经验浅析陕西乡规民约的社会活力

    刘晶    陕西学高律师事务所

  摘要:陕西蓝田吕氏四兄弟是宋朝关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四兄弟集体制定并由吕大钧执笔而成的《吕氏乡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非政府组织的乡民自治协议。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枫桥经验”。从《吕氏乡约》到“枫桥经验”集中体现了我国广大农村传统的乡规民约可以把传统优秀道德文化、村庄历史风俗、现代法治精神融入到农村治理当中,在新时代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建设贡献力量。



关键字:吕氏乡约   枫桥经验   乡村治理


      20世纪60年代,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为将绝大多数“四类分子”( 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采取了说理教育的方式,从思想上消除了对立和仇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种做法被毛泽东主席所肯定,毛主席认为:“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改革开放后“枫桥经验”中“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理念被延续下来,并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了新的变化,枫桥镇在全国率先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创建了一套完整的卓有成效的群众民间解决纠纷的机制,有力地防止了民事案件因为不能得到及时缓和进而转化为刑事案件的现象。同时出现了一些优秀调解员、调解模范、“农村老娘舅”,在乡村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枫桥经验日久而弥新,充分体现了农村基层群众的智慧和胆识,体现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独特东方理念,这一理念和我国的传统农村乡规民约治理不谋而合。
乡规民约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有的道德教育形式,历史上曾在乡间地区产生过重要作用。《吕氏乡约》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乡村德行教化文本,《吕氏乡约》的创立者“蓝田四吕”即: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蓝田四吕”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所制订和实施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该乡村道德教化思想呈现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基本要义。吕氏兄弟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的教诲及张载的“礼学”要求,率同乡人,创造性地将儒家经世致用的理论同民间自律、相助、遵法,维护乡闾和谐稳定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创建了以“乡约”为单位的民间组织,为现代乡村自治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乡约制度其实不仅仅是民间规范,一个好的乡约其实历来都是被政府所用,并积极推行的。例如明代时期,明太祖洪武年间,翰林学士解缙建议“仿蓝田吕氏乡约及浦江郑氏家范,率先于世族以端轨”以正风俗。南宋朱熹编写的《增损吕氏乡约》,也以之为课本教诲大众。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据《吕氏乡约》在江西奉行《南赣乡约》也是受《吕氏乡约》的引导而颁布的,他提出的破除迷信与清除陋习教育的方法,以及使民众个别互相监督与集体开会检讨的办法,至今仍有现实的积极作用。随着朱熹弟子们的传播,乡约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治理的样板,而且逐渐演变成官方的规制行为。
     到了近代教育家梁漱溟在山东奉行的“乡村教育”,仍以《吕氏乡约》为范本。历史上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政府实行的“管教养卫合一”的新县制政策实质上也是《南赣乡约》的一种发展。还有当时民国期间长期主政山西的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的村政制度和公道主义,也是在用乡约教化村民,其中主要思想“出入相友,礼俗相交,忍让相处,患难相救”,直接来自《吕氏乡约》。
以至于到了现代,乡约作为一项重要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仍然焕发着青春活力。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枫桥经验”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可以说是中国农村传统的乡约制度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和新创新。     
2013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50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习近平主席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可见我们党一如既往的贯彻学习了“枫桥经验”,尤其是强调要在农村基层的社会矛盾化解与排查解决中走群众路线,就地化解矛盾。
“枫桥经验”所倡导的矛盾就地解决和陕西蓝田《吕氏乡约》中所提到的利用乡约村规化解乡村矛盾的出发点不谋而合,体现了陕西蓝田四吕兄弟传的智慧和现代和谐乡村治理的高度和谐。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落脚点和突破口。《吕氏乡约》被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誉为中国人的精神宪法”。蓝田《吕氏乡约》具有丰富的乡村教化思想,不仅在吕氏族里实施而且还在整个关中地区推广,最终成绩良治实效,即“关中风俗为之一变”,及至民国,《吕氏乡约》经梁漱溟吸收后,形成独树一帜的乡村建设理论,其思想进一步影响到新时期的乡村建设工作。《吕氏乡约》发起人吕氏四兄弟正是张载的学生,继承了关学“经世致用”的务实风格,也就是说《吕氏乡约》有着极为强烈的实践倾向,在农村生活中有着强烈的乡土实践,是在丰富的农村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来源于最朴素的日常生活中家长里短,根植于生活的这一方土地,有着浓厚的乡土情谊。“蓝田四吕”创制出的《吕氏乡约》,将先贤智慧的结晶化作三千多字的细则,如同一道泉眼,将千年文华化作涓涓清流,流入田间地头。其中,“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这十六个字,成为《吕氏乡约》中的精华。
“德业相劝”, 规定族人行为处事须遵行道德操守,多行善事义举,知礼知节,劝勉共励,是为“以德立本”。
“过失相规”规范了六种犯义之过,四种犯约之过,五种不修之过,并有解决细则说明,是为“矩则劝过”。
“礼俗相交”,“一曰尊幼辈行,二曰造请拜揖,三曰请召送迎,四曰庆吊赠遗”。以详细条款规范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处事的礼节习俗,是为“以礼勒行”。
    “患难相恤”则是典型的民间自愿互相接济的一种形式,是为“守望相助”。这些内容无外乎是规定处理乡党邻里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规定乡民修身、立业、齐家应遵循的道德法则。可以看出乡约乃是以四大纲领为目,建构了一个社会和谐的思想体系,《吕氏乡约》开拓了一条对于民众进行教化的新渠道。它同政府组织的基层教诲内容相似或相同,方式却更加亲民,对于乡民的约束力也更强。《吕氏乡约》虽然不代表国家管理,也不会像政府基层组织和官吏那样,采取强制性措施来对待乡民,但它在乡民自教、自救,在基层社会治理上的优势,却是国家基层组织所不能替代的,其辅助国家治理、减轻政府管理成本、提升基层社会保障的作用也显而易见。这些看似简单的东西,却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和政治意义。例如《吕氏乡约》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四兄弟在自己家乡就是被人称颂的‘乡贤’,由他们来发挥教诲乡民、反哺梓乡、泽被乡亲的作用,有利于激发农村传统资源和群众的主体作用,凝聚人心、促进和谐、重构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也是探索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载体。
“四吕兄弟”和《吕氏乡约》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千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荡向前,农村社会生活和矛盾化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又于20世纪60年代孕育出了符合群众路线,深得群众喜爱,符合农村实际的“枫桥经验”。从《吕氏乡约》到“枫桥经验”都是传统乡约文化的时代发展,是乡约的进化和现代化,也是乡约和社会主义基层治理和尤其是农村治理的有机结合,是继承之中的发展,也可以理解为是独特的社会主义基层治理中国化进程。
      在2013年迎来毛泽东同志批示推广“枫桥经验”50周年纪念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重要批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枫桥经验”在坚持法治与自治结合的基础之上,正在全面吸收陕西蓝田四吕兄弟的乡村民约。这种乡村民约的自我治理理念,即团体自治属性,就是世代比邻而居的村民们,自然地结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教育。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村规民约通过把传统优秀道德文化、现代法治精神以及村庄历史风俗融入到村规民约的具体内容中,并在村庄治理中依照村规民约引导村民活动,有利于促进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尽管现代乡村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变迁,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存在于广大农村中,传统文化依然影响着村民的日常实践。
    陕西蓝田的《吕氏乡约》发扬关中礼学经世致用、躬行礼仪的优良作风,以《周礼》、《礼记》为文本依据,设计了乡村道德建设的理想蓝图,以期教化乡里、劝善改过、和睦人际、救急纾难,共同构建和谐稳定的乡村秩序,通过实行乡约制度,劝善惩恶,宣讲乡约,使伦理道德深入到乡村,逐步内化于民众的心灵。《吕氏乡约》不是自上而下的宣讲法令,乡村自治体现了传统农业文明背景下乡村治理的智慧,在当时的农村起到了传承儒家道德思想、教化民俗、稳定社会的独特作用。
     “枫桥经验”之所以长盛不衰,其重要原因就是它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文化中的乡村民约,依靠自治的力量来完成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在中国古代,活跃在农村的乡约、里正起到基层政权很多职能,里甲长、乡约除了协助钱粮征税事务,也承担了一定的社会管理职能。县以下的基层社会主要是由民间乡绅、宗族、行会等乡里、宗族组织来进行管理和运行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发动群众自行解决矛盾、化解矛盾非常重视。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强调“调解”和大力倡导“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希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的反映。在这一点上,“枫桥经验”是与其一脉相承的,体现了“枫桥经验”与我党基层矛盾化解当中的历史承续关系。“枫桥经验”强调各地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纠纷,以及社会治理上存在的困难尽量由地方自己努力解决。这种自己事情自己解决,“坚持矛盾不上交”的理念和陕西蓝田的《吕氏乡约》中发挥乡贤“德业相劝”的功能本质上市一致的。“枫桥经验”是基层干部群众智慧的结晶,乡规民约是基层农民的智慧结晶,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当前,有些农村的问题很多,群众意见很大,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不是如鱼如水,而是剑拔弩张形成对立。究其原因,是当地的干部对群众管得过宽过紧,不相信群众,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参与管理,形成助力,与群众的距离拉得远了。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充分学习“枫桥经验”,利用“枫桥经验”的好做法,同时把乡规民约用起来,用好了,通过走好群众路线,把问题和矛盾解决在基层,才能确保基层真正的稳定。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几千年来中国农村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吕氏乡约》依然有可供借鉴的文化价值。蓝田的吕氏四兄弟作为著名思想家张载的高足,张载所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道出了吕氏四兄弟写《吕氏乡约》的思想动机。吕大钧等乡贤大儒在老师张载的指导下发起实施的《吕氏乡约》,便是关学“经世致用”精神的表现。《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乡贤领导地方民众主持和起草的乡民公约法则,被后世尊为中国乡约之祖,影响极大,甚至还被传到朝鲜、日本等国。政治学家萧公权对中国农村建设颇有研究,萧公权本人给予其极高评价:“《吕氏乡约》于君政官治之外别立乡人自治之团体,尤为空前之创制”。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之一,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制胜的法宝。“枫桥经验”唤起群众的自觉,激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化解矛盾、破解难题,实现长治久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深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法治创建活动,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以《吕氏乡约》为代表的村规民约,到“枫桥经验”中的群众路线,这其中草蛇灰线一脉相承,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博大,也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时过境迁,古代乡村社会早已不复存在,但是如果我们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这些道德资源,就会发现乡规民约中倡导的一些精神对现代农村基层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枫桥经验”可以大胆借鉴中国传统的文化,借鉴人民群众在生活实践中总结的有益社会的乡规民约,在借鉴中创新,更有效地协调社会关系,化解各种矛盾,那么“枫桥经验”定能与时俱进,中国和谐的农村社会一定会实现。


参考文献:
[1] 《吕氏乡约》与宋代民间社会控制[J].杨建宏.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05)
[2] 乡规民约与新农村伦理道德建设[J].陈振亮.科学社会主义2013(01)
[3]学习借鉴新时代“枫桥经验”[N].刘海.上海法治报. 2018-02-12(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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