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辱母杀人案”中，母亲在为儿子于某某写的一份陈情书里，有这么一句话：

“我们误入高利贷陷阱，害了自己，也伤了别人。”

后果也很清楚，讨债者家破人亡，于某某一家也饱受极大的精神压力。

然而事实是，高利贷的危害，远不止于此。“辱母杀人案”可能只有一起，但被高利贷逼得走投无路的，又何止“苏某某”一家。

当“苏某某”们遇上高利贷

回顾本案，苏某某曾两次向地产公司老板吴某某，总额135万元，双方月息10%，年息高达120%，远超民间借贷的利息红线。

苏某某的借款远不止于此。据透露，除了135万元的高利贷之外，苏某某还涉及近2000万元的借款和担保，并至少3次被列入失信人被执行名单（也就是所谓的老赖）。在借高利贷的同时，苏某某尝试了所有她可用的融资途径，甚至还卷入另一宗非法集资案。

这一切都是为了她的公司：山东某某公司。可即便借再多的钱，也抵挡不了整个行业的颓势。

要知道从2014年起，钢材价格就萎靡不振，连续3年下跌，大批钢贸企业超不保夕，成批倒闭。

这背后暴露的是中小企业面临的资金周转压力。

美国人玩的相对“文明”一点，当然，也只是一点。

在美国有很多短期借贷人，平均一次借375美元，付息520美元，前提是你把工资卡交给高利贷主。这样的借贷成为1200万美国人的刚需，每年都会借七八次。

这意味着什么呢？美国1200万人的月工资基本交给高利贷，换到中国，就是5000万劳动力，8000万人口只能留下最低限度的生活费，全部精力用来给高利贷主打工。

因为高利贷，这些人交出了自己的未来，亲手堵上了自己阶层跨越的最后通道。

最可怕的高利贷借贷者，还要属韩国人。

一开始，韩国高利贷会以低息甚至无息作为借口。一旦超过期限，麻烦就来了。无论人在何时在何地，到了无力偿还的时候，追债者就逼迫你签器官捐赠书，心脏、视网膜、肾、肝，甚至子宫都不放过。

韩国约有17000家注册借贷公司，加上没有注册的，数量超过45000家；韩国借贷市场约有30万亿至40万亿韩元，借贷者有300万至400万人，平均每人借贷960万韩元（约6.46万元人民币）。

放高利贷者很容易得到高额利润。注册的放贷者可以合法地最高收取贷款人66％的年利率，而未注册的最高可收取40％。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韩国借高利贷者通常要还高达200％的年利息。

高利贷真的是要不得……“于欢”这样的悲剧，很可能是国外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

不知道这些经济学家在为高利贷辩护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于欢”他们的感受……

民间高利贷为何肆无忌惮？

类似的于欢案暴力催债事件，在长三角、珠三角，几乎每天都在隐秘中发生……

那么，面对民间高利贷肆无忌惮的嚣张，一些地方政府和警方何以无所作为？

国家规定的合法年息上限不是36%吗？而各种高利贷早已严重超出，有法律界人士评价，吴学占从苏银霞手中获取的大部分本息，已是非法所得，不受法律保护。然而，接获报案出警的民警，面对催债人的恶劣行径，却极其轻描淡写，“要账可以，但不能动手打人”。

事实上，高利贷的获益者，往往不只是放贷人自己，为了保障“非法”生意的安全，这根利益链条常常会把某些官方人士环绕进来。有厚利可图，为“非法”撑开保护伞的那些力量，足以使放贷人猖狂。

民间高利贷侮辱和伤害的，不仅仅中小民企，还有在他们提供的大量就业岗位上勤勉养家糊口的普通打工者，更有正在努力通过脱虚向实、寻找靠谱动能的中国经济。

无数中小民营企业，正在用最草根的力量，拼命支撑起中国的实体经济。很难获得信贷支持的他们，不得不承担高昂的融资成本，却成为解决中国就业的最大功臣。

据统计，我国私营企业超过1598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5073万户，从业人员达2.57亿，民营经济税收贡献超过50%，创造GDP超过60%，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超过64%，提供了超过80%的城镇就业岗位和90%的新增就业岗位。

如此功劳，值得被全社会尊重，更应得到金融业千方百计的支持而不是歧视。但愿，于欢一案，能提醒中国金融界正视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不要在已经脱实向虚的中国经济伤口上再撒盐，更不能在高利贷者身后助纣为虐